母亲的星星

李公顺

母亲喜欢数星星，有的星星在她眨眼的工夫就丢了，母亲说那是在与她捉迷藏，她就一边数着一边寻找。母亲喜欢看太阳还未升起时的星星，那时的星星会眨眼睛。当东方泛出鱼肚白，母亲还能看见满天的星星拉扯着西天边的月牙不撒手，像是拔河，谁也不愿先松手，精疲力尽还笑逐颜开。

那时父亲在黑龙江佳木斯一火车站工作，二十六岁的母亲在老家拉扯着我八岁的哥哥和三岁的姐姐，还得在生产队干农活。爷爷奶奶去世得早，家里一旦有重大的事情发生，母亲就踮着那双半大不小的脚，到我姥姥家或我姑姥姥家求助，我那一个亲舅和四个表舅就是她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救星。

姥姥像有先见之明，放任母亲小时候对裹脚的自由。白天母亲把脚裹得松松的，晚上睡觉干脆在被窝里解开裹脚布，这就让她有别于那些纯小脚的女人。母亲可以风风火火地前行，那些纯小脚的女人只能用脚后跟走路，二三十岁的年纪硬生生地走出了七老八十的姿态。

那年风调雨顺，是村里少有的丰收之年。地瓜大得把沟垅拱裂了缝，盼着农人把它们刨出来显摆显摆；高粱羞红了脸、水稻笑弯了腰，都很成熟地低着谦逊的头，却成了麻雀的主战场；大豆粒挣脱了豆荚的束缚跳到了地上，又轮回成豆芽。庄稼们不知道，那年农人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忙，要修水利，炼钢铁，哪里顾得上它们？

于是，庄稼就只好继续成熟着、轮回着，继续做着农人来把它们收回家的春秋梦。

那年头丰产没有带来丰收。世间凡夫没能理会上苍的善意，酿成了不可挽回的痛苦。

我姥姥选择在俺村抢收地瓜最要紧的时候给我二舅完婚，就影响了我母亲在村里干活。母亲去参加二舅的婚礼，她知道找干部请假白瞎，便在二舅结婚的头天晩上悄悄去了。母亲的不辞而别，着实让别人恼火，他们就以我母亲逃避干农活为由惩罚她。

母亲说，村里惩罚她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我在东北工作的父亲时不时地往家寄钱，汇款单来了，母亲不识字，让别人看，就有人知道我母亲有钱，懒得干农活了。

母亲当时并不知道，村人是因为这个原因惩罚她。

当时青年们结婚都是在水利工地或工厂生产车间里，身着中山装或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胸戴大红花，举行完简朴而又隆重的结婚仪式后，发发喜糖，散散香烟，接着继续干活。这种婚礼就像是大家在工作休息间隙一个插科打诨的段子，对结婚者来说却是莫大的幸福和荣耀。

我二舅为什么不采取这样的形式呢？

我姥爷、大舅和大姨先于姥姥走了，姥姥一手拉扯着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生活。打我记事起，我看到的姥姥就是一只眼睛一道缝，另一只眼窝瘪瘪的被眼皮覆盖着，好像里面从来就没有过眼球，泪水却时常零星地往外流。我不敢问母亲，姥姥的眼睛为什么成了一只？我怀疑是姥姥悲伤的泪水过多，消蚀了她的另一只眼球。

我长到十几岁的时候还不知道曾经有一个大舅，一直以为二舅就是独苗，见着二舅就喊舅。大舅留下的一个女儿随她的母亲改嫁了，有時候还到我们家来看她的三姑，母亲就告诉我她是我大舅家的大姐，叫她春姐。我就纳闷，是谁家的大舅？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二舅作为赵家唯一传承血脉的人，要担负起传宗接代的责任。姥姥也许没有见过新事新办的婚礼，再穷她也要一本正经地为二舅搞一场体面的婚礼。

母亲没有请假擅自去参加我二舅的婚礼这事就大了。队里的人将地瓜一车车推进俺家院子里，摞了一米多高，让母亲锼完晒干。陆续推来的地瓜堆在大门口，母亲出出进进都得爬地瓜堆。

这样的活计是不好到娘家搬救兵的，这活，也没规定时间。母亲隐忍着无助的伤心，锼了几天几夜，将小山般的地瓜蛋一块块锼成了小山似的地瓜片；母亲总是前半夜锼地瓜，黎明前将地瓜片用柳条筐挑到地里摆弄好。母亲的手指肚被锼子锼去了肉，就到村里药铺（门诊所）用碘酒消消炎再干，她不愿把手指头用纱布包扎起来，那样影响干活。地瓜的汁液粘在母亲的手上，不一会便成了黑黑的胶，洗都洗不掉。母亲说这样好，省了胶布了。

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八岁的大哥和三岁的大姐就会被母亲从热被窝中唤醒。他们不敢违背母亲的意志，无辜地揉着惺忪的睡眼，极不情愿地随母亲一起晒地瓜干；初冬的太阳未升起之前哈气成霜，母亲怕和她同样早起的两个孩子犯困、受冻，便教他们数星星，母亲就觉得那是星星在帮她哄孩子。一旦星星消失了，大哥和大姐就会机械地摆弄瓜干，就会喊冷、喊饿。

母亲就很喜欢这些白昼的星星，母亲希望太阳不要把它们融化了。

季节越来越深，庄稼地里的麦苗钻出了地皮，夜露晶莹地戳在上面，像星星点点的琥珀晶晶莹莹。地瓜片子不能在这样的地里晾晒了，一是怕踩坏了刚露出地皮的麦苗，二是早晨麦苗上的露水会把头一天晒得半干不干的瓜干再濡湿。

母亲有办法，她把村外宽一点的道路两侧用爪钩钩起土来，待阳光将土晒出白头，再把地瓜片子晒上。

那时候的天气预报几乎是反的，老百姓看云识天气都成了预报员。如“月亮带风圈，一连刮三天”“云彩往西披蓑衣，云彩往南雨连连”等。我母亲也懂这些，可她干活快不过老天的变化，就经常被雨淋。

母亲生病怕打针。头疼感冒她熬上两碗姜汤，挖上两勺红糖，凉到温度适当一口气喝上，再盖上两床被子睡上两个小时，捂出一身大汗就好了。

母亲得干活，轻微的感冒挺着，重一点的才用捂被子发汗的办法。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看看剩下的地瓜不多了，母亲干脆将锼好的地瓜片子撒到房顶上。这种晒法人们怕踩坏屋草，便站在屋檐下手拿筢子将成摞的鲜瓜干搂开，不搂开，下面的就会晒不干，地瓜干上就有黑斑，有了黑斑的地瓜干烙煎饼会有苦味。

晒好的地瓜干收回了家，母亲将紫花槐条子编制的粮囤从乱草堆中扒出，放在几块大石头上面，把地瓜干倒进去。粮囤里的地瓜干有了尖，母亲旋上用高粱秆的外皮编织成的摺子，越旋越高，直到实在不能再高了，就用稻草或麦秸编织成的苫子旋转着苫盖好。这样雨水淋不透。

家里有了地瓜干就算有了粮食，母亲就想自己煮一点吃，找找自家吃饭的感觉。这个念头产生了，却发现家中已经不具备做饭的条件。母亲后来看到一坨坨半铁半土的球蛋时，就会激动地说，这里面也有俺家的铁锅铁勺呢！

村里有人形容我母亲是“辣椒嘴，豆腐心”，看不惯的人和事就直说，全然不顾及当事人的尴尬，事后某一个场合又与人家说话，不搭理她，才知道得罪了。还有人说我母亲是“磕三个头，放六个屁”，好事做了不少，又被她一句话抵消了。我们深有体会。

我家隔墙的大娘从我记事起嗓子就不清楚，拉风箱似的直着脖子喘，我母亲说那是“饿痨”，是饥饿落下的病根。大娘的脾气和我母亲不相上下，我见过她俩在街上对过时，就像谁也没看见谁一样，谁也不给谁说话，但是脸上表情很柔和，很平静。我见过她俩在一起干活也不说话，可谁先干到地头却会悄无声息地再转回头来帮忙。那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让人觉得她俩就是亲姐妹。我有时跟在母亲身后碰到大娘，叫大娘不敢，不叫大娘又怕人说我不懂事，很纠结。只要我单独见着大娘，老远就停下脚步，温情地瞅着她叫一声大娘，大娘就答应得很甜。

与母亲小不几岁的二婶子跟别人说过，她俩人都有一个心结，可能为一件事、一句话误会对方了。我想，如果婶子能给她俩打开就好了。

在艰苦的岁月里，西院的大娘一家生活困难，母亲就悄悄包一包地瓜干夜里扔过去。大娘知道是我母亲接济她，心存感激又不好意思直接对我母亲说感谢的话，第二天就叫着我哥的小名，说我家的鸡在墙头上下蛋了，赶快拿去，别让风刮下去摔了。母亲知道是大娘家的鸡蛋，母亲就时不时地晚上扔一些地瓜干过去，哥姐就时不时地吃个鸡蛋。

母亲有个爱好，说媒。她比不上媒婆会说，却比媒婆成功率高。经母亲的手输入输出的媳妇到了对方家中，往后的日子里都不会留下后遗症；即使到了日子过得不好的人家，也能慢慢把日子过好。

其实，任何时候婚姻双方都讲究门当户对，有不讲究的也要看人品。会过日子的人家，有一点米面能让全家人吃香的喝辣的，有滋有味；不会过日子的人家，家里几乎无隔夜粮，日子在他们家就显出了苦味。最怕的是家中有病人，会拖累得一家人走不出泥坑，连孩子找对象都难。母亲把娘家村里一位我应该叫表姐的女子，介绍给了俺近门的一位大叔，大叔家老人身体不好，日子一般，表姐有些犹豫。母亲告诉她，男方有文化，人品好，你还怕以后过不好？

为了撮合成这门婚事，母亲把西屋的地瓜干装了大半箢子，上面蓋着红笼布来到娘家。母亲给她的娘留下一些，余下的用笼布一包，提着来到了表姐家，说是大叔家让送来的。还说，少是少了点，这个时候能有这点东西的人家也不多。

表姐的爹娘想想也是，就答应了，并应承做表姐的工作。表姐见过大叔，父母同意她也就同意了。

表姐嫁给大叔后，我们对她的称呼也随之改了，她还叫我母亲三姑，我们弟兄姊妹就叫她大婶子。起初她不适应，拗不过我们也就默认了，但我们叫她大婶子时她从来不答应。后来大叔当了会计，再后来又当了村小学老师。到我上学的年龄，我的学名是大叔给起的。

母亲今年九十三岁了。聊起那年秋天晒地瓜干的事，她都会沉思许久。

“这也是天意吧！”母亲默默地念叨。

母亲一生引以为骄傲的是，她把娘家村的闺女说来俺庄十人，吃饭一桌还有点挤。当然，她直接说来的只有四人，间接说来的有六人。每当她们聚在一起，母亲就会被众星拱月般地坐在正位。母亲就说：“你们是夜晚的星星，天越暗越亮；我是白天的星星，太阳一出就找不见了。”

这好像是一句宿命的话。

其实，母亲还是很难忘记给她带来磨难和幸运的过往岁月。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