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瞳

李郁葱

不须开口问迷楼

——闲读历史之李绅

瘴烟长暖无霜雪，槿艳繁花满树红。

每叹芳菲四时厌，不知开落有春风。

——唐代·李绅《朱槿花》

一

因为写作《白居易》就关心了一下和他同时代的李绅，他在后世的名声大致走向两个极端：一极是他和白居易、元稹等人所倡导和发扬的新乐府，以《悯农》等诗表现出来的情怀；一极是当官后的极奢穷侈。这些故事大抵为世人所熟知，但细细去读取分析，却又往往会有不以为然之意，就像颇受后世攻讦的元稹一样，元稹的爱财如命一方面出于他的性格，另外也和个人的经历有关。

而李绅的极奢穷侈多少有点莫须有，至少是被故意放大的，这个我们后面慢慢说。

李绅是世家子弟，字公垂，曾祖李敬玄曾任职中书令，公元七七二年出生于现在的湖州，当时这座江南小城叫乌程，他父亲是乌程县令。他出生后的生活却有点凄惨，六岁时他的父亲李晤就过世了，说是家道中落并不为过，但李绅的母亲卢氏承担起了教他识字读书的任务，可想而知是大户人家出身。

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教育，会带入到他成年以后的世界里，会成为他在这个世界里的一种内心秩序，坏人变老了和好人变老了是同样成立的。

也许是营养不良吧，李绅个子很矮，属于浓缩型的精华，江湖人称“短李”，这“短李”文采风流，短反而成为一个醒目的标志，后来与李德裕、元稹并称“三俊”。在《新唐书·李绅传》中说李绅：“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时号‘短李”《旧唐书·李绅传》中说：“绅形状渺小而精悍，能为诗歌。”

李德裕和元稹这两个人，尤其是李德裕，牛李党争中的一方，是李绅仕途的贵人，也是李绅仕途坎坷的缘由，因为李绅的一切都被烙上了李党的印痕。

人的一生中，有些相遇也许是注定的，一开始你以为它很美丽，但事实上犹如一条毒蛇盘踞，比如李绅和李逢吉，在后世的传说中，说李逢吉偶然间成就了李绅的《悯农》三首并不为过，这个故事的开始也是友好的。

这个故事我也是偶尔看到，说李绅二十七岁中进士（事实上当年李绅是落第的），李逢吉和他同榜，之后数年，李绅是清贵的翰林学士，李逢吉是浙东节度使（这官也升得太迅速了）。这一年夏天，李绅回老家亳州探亲，恰好逢李逢吉路过。这样的邂逅自然是欣喜的，两人携手登临城东观稼台。顾名思义，观稼台就是能够看得见田野的高台。

其时李逢吉正是意气风发之时，远望长安之方向，云影渺渺，李逢吉感慨：“何得千里朝野路，累年迁任如登台。”言下之意自己在登云梯上蹿得还不够快。而李绅此刻的目光却关注着另一件事，他所看见的是在田地里劳作的农夫，他们仿佛是被束缚在了灼热的阳光里备受煎熬，一首流传千古的小诗就此诞生：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逢吉还是识货的，对于这样一首微言大义的诗，他当然是大声喝彩，而李绅意犹未尽，他的思绪还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总觉得还有表达，在沉思间他又写：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写的无心，不过是表述了一种社会现象，而听者却有意，你讽刺的是朝堂，那宝座上的至尊和衮衮诸公听到后会是何等的愤怒，这岂不是我邀功的好机会？

文字狱的产生大抵如此。

让李逢吉如获至宝的第三首《悯农》，也就是《锄禾》，在非常长的一段时期里，属于一段公案，人们知道有这么一首诗，但不知道它到底写了什么，也不清楚它为什么会被李逢吉利用。

直到近代，在敦煌石窟的唐人诗卷中，人们发现了这首诗，比前两首更加大胆和直白，诗是这样的：“垄上扶犁儿，手种腹长饥。窗下织梭女，手织身无衣。我愿燕赵姝，化为嫫女姿。一笑不值钱，自然家国肥。”

李逢吉带着赞赏的表情拿着李绅的诗，悄无声息中像一片阴影游弋，在长安城的海底暗礁中，去向武宗皇帝邀功。“短李”在那一刻，差点承担后世和他一样五短身材的宋江题写反诗的后果，好在武宗并不责怪，事实上，在大乱初平的当时，民不聊生的场景处处可见，高居于庙堂顶端的武宗或有感触，甚至给李绅升了官。

但这个故事大抵是虚构的，李绅和李逢吉有交集，作为文人，两人肯定有相互的欣赏，也有相互的伤害，就像后来李绅和韩愈的关系一样，但在这个时候，两人都还在为前程努力。

而一首诗，让一个人坠入深渊是有可能的，让一个人青云直上则几乎是不能企及的神话，李绅之前的李白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这一点：皇帝再昏庸，但处于他的位置，也不会凭一些文字来推断一个人的能力，并赋予他重任。

那只是民间公众所喜闻乐见的臆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几乎是一个神话，看起来破绽百出的政治架构，实际上都有其隐秘的秩序。

可以推断并肯定的是，《悯农》三首大体是在李绅二十七岁前后所写，而第三首因为它的讽刺可能当时就被和谐了，直到很多年后才重新浮现出来。时间让一切变得模糊，就像迷宫，但终究有一些可以探究的东西，我们说到《悯农》时一般都说两首，而第三首的出现使得李绅的故事更显扑朔迷离，大概是出于一种嘲讽和暗喻。

二

到了八○四年，李绅再度赴京赶考，依然没有考中，唐朝的科举制度设计得非常地复杂，这里我们不展开说，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考证一下。但“短李”这回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友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元稹。

其时，元稹正好在写《莺莺传》，李绅读后大为赞叹，作《莺莺歌》，后来保存在《西厢记诸宫调》中。

中进士是两年后的事，元和元年，也就是八○六年，李绅中进士第，被授予国子监助教，这是一个比较清贵的岗位，事实上，很多我们熟知的唐朝历史人物的仕途起点都在国子监，但李绅不，“不乐，辄去”，年轻时谁会没个脾气啊，尽管李绅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他跑江南去看小桥流水了。

我个人觉得，这一段空白非常有意思，當时安史之乱造成的影响还在余波荡漾，政局中的混乱估计让李绅觉得无法展现自己的抱负，所以他决定退。这种退有时候也是一种策略，一条终南捷径，我们现在很难明了李绅当年的想法，但终究他挥手告别了帝都。

也许是“短李”的江湖名声太大，当时的金陵节度使李锜闻讯大喜，这是一个有想法的节度使，大概是被安禄山他们的王霸之气传染了，他的小算盘挺多。“短李”降临，李锜想的是，这样的名士都能自投罗网，怎么可以错过呢！差不多是三顾茅庐，我们可以脑补一下，他半胁迫半虔诚地拉了李绅上船，当了他的“书记”，就是幕僚长，智囊。

但李绅很快发现，李锜不是一个有操守的官吏，而更像是一个黑帮老大，他试图去劝说他，而一个权力欲极端膨胀的土皇帝怎么听得进去，拉人上船不过是用名士装点门面。后面发生的一件事彻底让李绅认识到世道的险恶：

出于种种考虑，朝廷决定征召李锜入京，就个人而言，利弊都很明显，李锜不想去，他说自己生病了，但有人想他去，比如他的副手王澹。可能王澹早就对节度使的位置垂涎三尺，也可能是对李锜这样一个强势的上级心有不满，也可能就是脑回路与众不同，王澹早早的开始给李锜张罗着送行，但奈何李锜不想走啊，这个就是触犯了领导的逆鳞了。

李锜一发火，后果很严重，他让人暗杀了王澹，杀了还不解恨，切成碎块煮熟吃掉。

然后，李锜找上了李绅，让他给朝廷上表，用他的锦绣文字，用人民的名义挽留（这种拙劣的把戏在时间中屡见不鲜，可见利令智昏有它顽固的市场），恳请朝廷继续让李锜担任金陵节度使。李绅的风骨在这时得到了一次集中体现，他先是假装害怕写不成字，把笔掉地上或把纸涂污，后来看看实在装不下去，索性就说，你杀了我吧，这表我没法上。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李锜见刀斧加身的威胁也没用，只好把李绅先囚禁起来再说。等到李锜被诛杀后，李绅才得以脱身。

三

在老家无锡读了几年书，到元和四年（809年），李绅又回到了长安，给他的官职是校书郎，也就是图书管理员。这一次在长安，他声名大振，和元稹、白居易等志同道合者共倡新乐府诗体（史称新乐府运动），有《乐府新题》二十首等诗流传。

到元和十四年李绅升为右拾遗，而前面故事里的翰林学士直到元和十五年他才担任，李绅的年龄也到了不惑之年，他后来任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要职，他是李德裕的好哥们，自然打上了李党的烙印。

李党得势时，当然是青云直上，而李党失势时，也是坎坷颠沛。

长庆四年（824年），李党失势，李绅被贬为端州司马。此后一直到太和四年（830年），李绅辗转于江州刺史、滁州刺史、寿州刺史。

而到了太和七年，李德裕为相，李绅否极泰来，任浙东观察使。开成元年（836年），任河南尹（管理东都洛阳的长官），又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宋毫汴颖观察使。

开成五年，李绅任淮南节度使，后入京拜相，任中书情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继又晋升为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封赵国公，居相位四年。

会昌四年（844年），七十二岁的李绅因中风辞位。后又出任淮南节度使和河南尹。会昌六年病逝扬州，终年七十四岁。

牛李党争的残酷在于朝云暮雨，而且杀人不见血，在李逢吉扳倒元稹、挤走李德裕后，想推举牛党的旗杆人物牛僧孺入朝为相，但当时刚烈敢言的李绅还在朝，李逢吉用阳谋设计了个圈套，你李绅不是脾气耿直吗，我给你找个性格和你一样的来打擂台。

李逢吉给李绅配置的对手是韩愈，对，就是那个昌黎先生韩愈，他也是个性格执拗之人，那个时候，白居易和韩愈也不对付，到了晚年，韩、白两人才冰释前嫌。

韩愈出任京兆尹（管理京城一带的政务、治安），还兼任御史大夫。这样两个人就很容易杠上了，而脾气急躁的人，往往容易偏執，韩愈和李绅，后人去看，并没有实质性的矛盾，甚至在文学大方向的追求也有一致性，但就是莫名其妙的对上了，还互不相让，而得利的渔翁正在后面偷偷笑。

到了后世，韩愈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啊，仰之弥高的“一代文宗”，和他相比，李绅有点不够看了，和韩愈作对的自然就是奸佞小人了。历史中的韩愈反对朝堂对佛事的虔诚，也反对在奢靡中迎奉佛骨，而这一点世界观上李绅和韩愈也是殊途同归，有一个故事可以反映出李绅的思想。

在贬为瑞州司马后赴任途中要过康河，而康河水浅难以行舟，当地传说涨水要看龙王的意思，让李绅去拜祭一番，李绅不信这个邪，在龙王塑像前写下：“生为人母，犹怜其子，汝今为龙母，不独不怜一方子民，反效尘世贪官恶吏刮民骨髓，岂不耻为龙乎……倘不，吾当上表天庭，陈尔劣迹，定伐鳞革甲，汝不惧雷霆耶？”当地人当时都吓坏了，恰巧此时汹涌大水从祠后滚滚而出，片刻之间，康河成了十几丈宽，深不见底的大河。

这样两个性格相近的人，尤其都是固执己见的人，坚守于自己的理想，要成为朋友很难，但成为敌人其实也很难。

政治的肮脏在于它的无所不在，它是一种生活的本能，然后用本能去玩弄试图掌握它的人，“绅、愈果不相下，论诘往反，诋讦纷然”（《新唐书》），终于，李绅一贬再贬，一直贬到广东端州做司马。

白居易的“江州司马青衫湿”又何尝不是写给李绅的。

但高位对于男人而言就是上好的春药，一个个都像扑火的飞蛾，这和智商无关，和情商也无关，有的就是对自己定位的确立。

很多事，我们应该从另外一面去看，或站在主角的立场去看，比如成语司空见惯的产生，是出于刘禹锡的诗句，这诗是写给李绅的。需要说一下的是，李绅和刘禹锡也是长安城里经常在一起混的好哥们，诗的题目叫做《赠李司空妓》，李司空就是李绅，诗是这样的：“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说刘禹锡到李绅家赴宴，李绅招来家妓歌舞助兴，刘禹锡被其中一个女子深深吸引，这女子让他心生向往，于是写此诗表达倾慕之心。李绅看到刘禹锡这首诗，莞尔一笑，就把这个家妓送给了他。

实际上，在当时的时间点上，这无疑是段佳话，但政敌所非议的也不是他们的生活作风（当时风尚如此），而是隐晦地说李绅生活的豪奢。

这就成为了让韩愈和李绅对垒的那个迷局，我们无法去解开其中的奥妙，在白脸和红脸之间，人们总归要给人分配一个色彩鲜明的面具以表达爱憎。

四

和李绅相关的故事很多，有些自相矛盾不合逻辑，有些又匪夷所思荒诞不经，比如那个传播甚广，但不见诸于正史的吃鸡舌的故事，说他一顿饭的饭钱就多达好几百贯甚至上千贯，每顿饭都要杀三百多只鸡，他家院子后面宰杀的鸡堆得像座小山。

这个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故事基本属于臆想，我们可以按照正常的情况去考虑整个事，当然也有可能有时在非正常的情况下，但人生大体总是处于正常情况。

我们先说几个李绅之恶的故事。

在《云溪友议》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李绅发迹之前，经常到一个叫李元将的人家中做客，每次见到李元将都称呼“叔叔”。李绅发迹之后，李元将因为要巴结他，主动降低辈分，称自己为“弟”、为“侄”，李绅都不高兴，直到李元将称自己为“孙子”，李绅才勉强接受。

关于李绅的薄情还有一个故事，崔巡官与李绅有同科进士之谊，有一次去拜访他，刚在旅馆住下，其仆人与他人争执，李绅将那相斗两人都处以极刑，并派人把崔巡官抓来，打了二十杖。

又说李绅为官酷暴，当地百姓常常担惊受怕，很多人渡过长江、淮河外出逃难，当下属向他报告本地百姓逃走了不少时，李绅漫不经心的说：“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饱满的颗粒总是在下面，那些秕糠隨风而去，这事不必报来。”

诸如此类的故事还很多，比如在他担任地方官时，有一年闹蝗灾，民不聊生，而李绅竟然还给皇帝献祥瑞，说蝗虫飞过他管辖的区域，一点都没有吃他那里的庄稼。说他大冬天逼迫老百姓下到河里去挖蛤蜊给朝廷当贡品。天气严寒，水中湿冷，老百姓苦不堪言，连当地的地方官都看不下去了，出来劝谏，他才停止。

理性的去看这些故事，很多就像现在网络上的段子，以讹传讹罢了。

关于李绅的为人，如果我们去看他自己的文字，或者在白居易的笔下所能够呈现出来的，和前面的故事完全不同。

比如他当过五年的宣武节度使，而宣武镇乃是当时帝国疆域内最难治理的藩镇之一，在这五年里，李绅“捍大患，御大灾，却飞蝗，遏暴水”。五年后，李绅离开宣武，前往淮南任节度使时，宣武的老百姓都带着酒食夹道相送，为他饯行，而听说他要来上任的地方，又是人人欢歌相迎，高兴于他的到来。

在白居易等人的笔下，这样的事在李绅身上一再发生。而这，也许有一定的夸张成分，出于友情和共同的政治抱负，但一定是有迹可循，而并非像那些抹黑他的故事那样完全是镜花水月。在正史的记载中，李绅与人为善的故事也不少，如他对同年进士武翊黄，常遭人非议，李绅却一直为他辩护，直到所有人都容不下他了才无奈放弃。

另外像他赠刘禹锡家妓是出于友情，那么另外一起同样事件则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了。

在他淮南节度使任上，与他素有间隙的张又新被罢官，人倒霉时喝凉水也会硌牙，还乡时船翻了，张又新两个儿子都被淹死。张的老家在李绅管辖之下，他怕李绅报复，而李绅听闻此事后说，年轻时的争论很正常啊，过去的事我早忘了。

李绅在家里请张又新喝酒，当然是要请出歌姬助兴，巧的是，出来的歌姬正好是张又新曾经相好过又劳燕分飞的女子。四目相对，前尘往事袭来，在李绅起身更衣之际，张又新手指蘸酒写词在木盘上，歌姬记住了词，李绅回来后，这歌姬便唱了张郎中刚写的词：“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今来头白重相见，还上襄王玳瑁筵。”

张又新酩酊大醉，李绅问了歌姬，知道情况后，让她扶着张又新一同归去。

这种人格上的矛盾和分裂在李绅的故事中随处可见，让人怀疑他是否拥有多重人格，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短李”是李党的中坚分子，同时也是一个刚愎暴烈之人。

这一点，他一生未改，据说他晚年出任河南尹时，当地的问题青年慑于他的威望，望风而逃，纷纷变身为良民。

五

“短李”的一生，到他任河南尹时，无论怎么去评说他，尽管过程一波三折，但看起来都是成功的，而河南尹任上的一桩公案，却让他在死后都不得安宁，也成为后来说他是非的一个证据。

在李绅去世的前一年，当时的扬州江都尉吴湘受贿，并强娶民女，罪是犯了，却罪不至死，李绅却将他论罪处死，关键还不等秋后复议，在盛夏季节就急急开刀问斩。

这也成为后世的一个疑案，李绅如此做，是为了什么？

在宋代编写的《册府元龟》中说，李绅欲夺民女献给李德裕，所以要干掉吴湘这个绊脚石。但这个其实不靠谱，按照当时李绅和李德裕的身份地位，要得到一个女子还需要这样费尽心机吗？何况在当时，两人都已是白发老翁，还能有多少这样的“雅致”？

还有一种说法是吴湘的叔父吴武陵，当年得罪过李德裕的老爸李吉甫，所以处死吴湘是为了取悦李德裕。不知道这个得罪到底有着多深，居然连家属都被株连了。

我个人的看法时，到了李绅的晚年，对世界的认知已经有他根深蒂固的想法，处死吴湘，可能是他对于当时风俗的一次矫枉过正，乱世用重典，这也是河南问题青年梦魇的根源，或者说，这是李绅一贯的偏执所结出来的虚妄之果。这当然只是我的一种揣测，事实如何，我们并不知道，唯一能够确认的是，这为李绅埋下了祸根。

到了八四七年，“吴湘案”被平反。此时李绅已去世，按照唐朝的律法，李绅成了滥刑枉杀的酷吏典型，因此，李绅在死后受到了“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的处罚。

政治斗争的残酷让人不寒而栗，而李绅身上那些莫须有的污点真的有吗？或者说，它们是不是被故意和有意中给放大了？就像《悯农》的第三首，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它的湮没隐藏着什么秘密？

许多年前，李绅写过一首《宿扬州》的诗：“江横渡阔烟波晚，潮过金陵落叶秋。嘹唳塞鸿经楚泽，浅深红树见扬州。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

诗说的是前朝隋炀帝的旧事，隋炀帝当时在扬州造有迷楼，也就是迷宫，不知道的人往往走不出来，李绅大概是说隋炀帝在欲望和享受之中迷失了自己，而我们去读李绅之时，遭遇的也是一座迷楼：我们无法判断事件的真伪。李绅的善与恶，李绅的能和拙……这一切都犹如迷楼。

但有一点，“短李”至少拥有一个精彩的人生。

我最怜君中宵舞

——闲读历史之毕再遇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明朝·杨慎《临江仙》

一

在我们的公众记忆里，似乎南宋就是个经济繁华而军事软弱的朝廷，偏安于江南一隅，整个就是一个苟且求安的形象，但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从中兴四将开始，南宋的名将层出不穷，像我们所熟知的陈亮、辛弃疾、余玠、孟珙等。

也有一些我们并不熟悉，却在史书上有着偌大名声，端的是威风赫赫，比如毕再遇（约1147-1217），他是一个观察南宋军事非常独特的标本：

冷兵器时代的武将，大抵少年成名，这和战场上主要靠的是勇力有关，但毕再遇声誉鹊起之时已经将近六十。

南宋的名将中，像我们熟悉的韩世忠、岳飞都精于诗词，晚一点的辛弃疾、陈亮等更不用说了，而畢再遇就是一个武夫，但这个武夫又不一般，他在战场上的那些计谋，后来被罗贯中拿来放在了《三国演义》里，让后世的人看得如醉如痴，信以为真。

毕再遇的前半生基本上属于蹉跎，属于生活中多数人的常态。他是南宋将二代之一，其父亲毕进，在建炎年间跟从岳飞护卫八陵，转战江、淮之间，积官至武义大夫。在岳飞帐下，毕进不是那种光彩夺目的主角，在我的记忆里，《说岳》中似乎没有毕进的名字，但应该是立下了战功的，只是为人低调容易被忽视。

毕再遇仕途的起点不低，因为父亲的缘故，以恩庇补官，隶侍卫马司。最主要的是他有能力，他不是酒囊饭袋，而是冷兵器时代武将的标配，在宋孝宗召见他时，毕再遇展现了他超群的武艺：徒手能拉开二石七斗的弓，反手能拉开一石八斗的弓，徒步能射二石，骑马能射二石五斗。

宋孝宗看了当然高兴，有这样的猛将江山当无忧，就赐给毕再遇战袍、金钱，在帝王时代，这样的遭际可谓荣耀之至，但人是有机遇的，对于毕再遇这样的猛将而言，战争是他驰骋疆场的舞台，没有战争，有再大的能耐和才华也会被湮没。

而一杯茶泡好了，不去喝，管它是明前还是雨前的，最终都是被虚无泡废。毕再遇的青年时代就这样碌碌无为，毕再遇的壮年时代也这样碌碌无为，世人就当他是一个武夫，一个将二代，一个平庸的混世者。在漫长的和平时期，毕再遇的消遣大抵就是模仿他所膺服的战神狄青，打造了一个铁面具：在面具之下，有另外一个人的壮阔和情怀。

这个面具，一直戴到他近花甲，戴到熟悉他的人都觉得他这一生可能就这样了。在舞台向他打开之前，他只是区区武节郎，趋于宋代武将官阶下级之职。

二

平地一声雷，在这雷声滚滚里，毕再遇突然化作了鹰。

开熹二年，也就是一二〇六年，宁宗当政，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一方面由于金国国力衰竭，政权危机重重，另外一方面也是国内主战的呼声高涨，于是，北伐战争开始，兵分四路开始与金国开兵见仗。

殿帅郭倪招抚山东、京东，毕再遇的机会来了，郭倪委派他跟随统制陈孝庆攻取泗州，陈孝庆是他的直接领导。

毕再遇要当前锋，要当敢死军，要快马追回自己已逝的岁月。

郭倪给他八十七人，这就是毕再遇的班底。招抚司限定进兵的日期后，金人关闭了榷场，阻塞泗州城门防备。

毕再遇第一次展现了他的军事才华，他对陈孝庆说：“我们要出其不意进兵，金人知道我们进兵的日期，肯定会有所防范，那么我们就提早一天。”陈孝庆同意，大概他和毕再遇朝夕相处的这几日对毕有了信任。

毕再遇召集了他的敢死军，从物质和精神上都给予了鼓励：刀剑无眼，吃饱喝足才有力气杀敌，毕再遇用酒食招待士卒，同时在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中，用忠义激励将士为国效力。在隔着时间的纱幔去凝视这一日的场景之时，在席间，毕再遇估计一碗酒下去，会朗诵岳飞的《满江红》，慷慨激昂的言词会沿着酒气化作勇敢和果决遍布他们高矮胖瘦不等的躯体。

泗州有东西两城，毕再遇观察城池后，先攻打西城，他身先士卒，快六十岁的人依然动如脱兔矫如游龙，一队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登上城墙，杀数百敌人。

金兵为之胆怯，守城的人打开北门逃走。这时西城仍在坚守，毕再遇打出大将旗，大喊：“大宋毕将军在此，还是中原遗民的可速来归降。”

淮平知县见大势已去，遂献城投降。泗州两城很快就被宋军收复，毕再遇是首功，郭倪要犒劳他，授予毕再遇御宝刺史牙牌，但毕再遇推辞了，而且推辞得很有技巧，也没让郭倪难堪，他说八十一州才收复两州，不能这样重赏。从这一点上去看，毕再遇知分寸懂进退，或许，是多年的冷板凳让他对世事有了顿悟。

北伐在继续，毕再遇的传奇刚刚拉开序幕。

三

毕再遇的铁面具在后来的战争中，终于被他演变成了一种力量，一种威慑敌人的力量，而在这面具的遮掩中，毕再遇他们化身为征服者。

故事得从攻取宿州开始，郭倪派的将领是李汝翼和郭倬，又派陈孝庆等接应他们。而毕再遇还是先锋，但此时率领的是骑兵了，共有四百八十名，任务是攻取徐州，路上却遇到郭倬、李汝翼的兵卒带伤而回，并说，宿州城下大水环绕，攻方失利，连统制田俊迈也被擒获了。

毕再遇催麾下骑兵疾驰，到了灵壁凤凰山一带，遇到陈孝庆的部队，陈孝庆正准备撤退，毕再遇说：“我奉招抚的命令攻取徐州，借道到此，此时兵败，大丈夫当死在灵壁的北门外，不死在灵壁的南门外。”

此刻，五千多金人骑兵分两路追来，毕再遇令敢死军二十人守灵壁北门，自己率兵冲入敌阵。

这一次他带上了自己的铁鬼假面，当他的将旗猎猎招展之时，泗州之战带来的威名，使得金军大呼“毕将军来了！”人的名，树的影，何况面具下的毕再遇宛如盛年，手挥双刀，渡水追击，当者披靡，一口气杀出三十里。有些人天生就是为某些场合而生的，一将成而万骨枯，有人功名马上取，自然有人成为牺牲品，比如那个手持双铁锏的金将，被毕再遇一刀砍于马下，成为记载毕再遇事迹的一个符号。

宋军撤退，毕再遇却是在灵壁留守多时，有点像张飞独挡长坂桥的豪气，但天一亮，他率手下徐徐撤退，并火烧灵壁城。

手下将士问为什么晚上不烧而现在烧？毕再遇说：晚上点火让敌人看清我们的虚实，而白天的烟尘可挡住敌人的视线。

兵易进难退，这是熟谙军事之将领的常识，但人们往往会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就像南宋发动的这场举国之力的北伐，毕再遇作为先锋克复泗州初战告捷，然而抗金名将吴璘的孙子吴曦投降了金人，导致川陕战区的兵力全部转移到淮南战区及中原战区，而中原战区的皇甫斌以及淮南战区的李爽连连被击溃。

毕再遇在这场撤退中，还贡献了一个空城计的典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记载：金宋大营相邻，近到能够听到对方的军鼓之声，金兵听到宋军军营一天到晚鼓声不断，应该是为了鼓舞士气。在宋营的击鼓声中，金兵调兵遣将，准备和宋兵决战。但几天之后，宋营鼓声渐弱，莫非宋军士气大减？当金兵冲进宋营时，傻眼了，宋营早已是一座空营，而每一面鼓上都吊着一只羊，羊的两只前蹄顶在鼓面上。羊挣扎时两只前蹄不停地乱踢，于是击响了战鼓。

鼓声掩护着宋军在不动声色中撤退。悬羊击鼓并非毕再遇首创，战国时，齐国公孙小白在鲍叔牙护送下准备回临淄即位，而鲁国国君鲁庄公在管仲带领下（护送公子纠）也准备回国即位。两军在淄河相遇。小白被围困在山上，人困马乏，粮草断绝。危急时刻，有士兵探知山的东南有一小路可经青州赴临淄。小白大喜，命手下兵卒捉来十余只山羊，拴住后腿，吊在树上，前蹄下置一面战鼓。又命士卒在山上挖出战壕，将饥饿的战马放置在战壕中，自己率兵悄悄下了山，沿山路经青州回到临淄登基坐殿，小白就是后来成为霸主的齐桓公。

毕再遇是活学活用，用古人的智慧戏耍了金军一回。

浩浩荡荡的北伐大戏变成了喧嚣过后的泡沫，也唯有铁器罩头，胯下苍龙战驹，掌中双刀，宛如神鬼之将的毕再遇成了北伐中的亮点。

毕再遇回到泗州后，因軍功从武节郎超升为武功大夫，被任命为左骁卫将军。但不久泗州被朝廷放弃，命令毕再遇回盱眙，并任盱眙军知军，不久改为镇江中军统制，仍任盱眙军知军，同时被授予达州刺史。

在一年的时间里，毕再遇的官职一升再升，仿佛他之前的平淡是一种蛰伏，一遇风云便化龙，但遗憾的是，个人的力量并不能改变大局，大势如此，让人扼腕长叹。

四

由南宋发起的北伐突然间攻守易边。到了这一年的冬天，金人共七万步兵和骑兵，乘着五百多艘战船渡过淮河，驻扎在楚州、淮阴之间，宣抚司传檄文让毕再遇援助楚州，派段政、张贵代替他守盱眙。

这里还有个插曲，在毕再遇离开盱眙后，段政等惊慌溃退，金人进入盱眙；毕再遇又收复盱眙，被任命为镇江副都统制。

到了楚州，探知金兵有三千人在淮阴看护粮草，又有三千艘载粮船停泊在大清河。毕再遇命部下从小路奔淮阴，晚上二更时士兵口中含枚，鸦雀无声地到达敌营，他们每人携带火种潜入，听到哨声就点火。

火烧连营，但毕再遇非常清醒，他提兵赶赴淮西六合，理由是楚州城坚兵多，而敌人粮草已空，一定会集全力攻打关键地六合。金兵到达距离六合不远的竹镇时，毕再遇登上城墙，但偃旗息鼓，在南土门设下伏兵，弓箭手排列在土城上，金军刚接近堑壕，宋军众箭齐发，出城迎敌，听到战鼓声，城上旗帜并举，金人慌忙逃跑，宋兵追击，大败敌人。

《三国演义》里草船借箭的故事，多半是从毕再遇守六合城时敷衍出来的：金国万户完颜蒲辣都、千户泥庞古等率十万骑兵进兵围六合城数重，想烧毁堤塘木，决开堑壕的水，毕再遇部用强弩射退敌人，不久城中箭已用尽，毕再遇命人打开青盖往来于城上，金人以为是宋军统帅，争相射箭，一会儿城墙上的箭像刺猬一样，宋军得到二十多万支箭。

当时，毕再遇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罗贯中可能据此演绎出“草船借箭”的故事。

之后毕再遇又玩了个类似空城计的故事，因为当时金军增兵，营帐绵延达三十里，毕再遇令属下在城门口奏乐，表示宋军很悠闲，给人成竹在胸的感觉。而管弦之声不绝于耳，城中守军听到音乐，情绪轻松，人心稳定，金军却莫名其妙，不知宋兵何为，但等金军有懈怠时，却又派奇兵骚扰，让金军昼夜不得休息。之后，一路追击金军到滁州，获骡马一千五百三十一匹、鞍六百套，很多铠甲、旗帜。

这次的追击也有故事，说毕再遇探知金兵撤退后，率领部队绕至敌后，把事先用香料煮好的豆子撒满地面，然后开始进攻。金兵追来时且战且退，将金兵引入预定地点。此时天至傍晚，正是人困马饥的时候，金兵马匹闻到豆香就驻足吃豆，任凭怎么抽打也不肯舍下美食。金兵因此阵容混乱，宋军伏兵齐出，大获全胜。

因战功，毕再遇被授予忠州团练使，这虽然是个荣衔，却标志着毕再遇已经步入高官序列。到了一二〇七年，又被任命为镇江都统制兼权山东、京东招抚司事。他回到扬州，又被授予骁卫大将军。

此后，毕再遇解去楚州之围后，兼任扬州知州、淮东安抚使。

毕再遇因军功而兴，作为将二代，此时他的官衔已远远高于其父亲，勇猛善战是一回事，他的韬略也非同寻常，比如之后毕再遇对铠甲的改造，使得铠甲从笨重变得轻便：长不过膝，袖长不过肘，头盔也减轻重量，马甲换成了皮革的……在沉寂中度过大半生的他，短短的这两年宛如烟花灿烂，成为半壁江山中绚丽的那一抹。

但毕再遇毕竟上了年岁，许多年后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无疑是真理，又过一年，也就是在一二○八年，毕再遇上书要求解甲归田，不允，让其担任何康军承宣使，不久又让他带职奏事，提拔为佑神观。到了一二一三年，转任提举太平兴国宫。一二一七年，任命为武信军节度使，晚年在遂宁辞官归居颐养天年。

对于毕再遇这样的功臣，南宋朝堂是优渥有加的，在毕再遇七十岁（1217）过世后，被追封为太尉、太師，谥号忠毅，而此时金人的铁骑再度南下。

五

残山剩水，满目疮痍，毕再遇面对这样的江山，纵然有激荡之情怀又能如何？

就像他那匹失去主人后的战马“黑大虫”，烈马神骏，一般人无法驾驭，在毕再遇死后，“黑大虫”被铁链拴在马棚，有一天正好碰上岳庙迎神，金鼓之声由远而近。

“黑大虫”初闻金鼓声，即振奋不已，以为要上阵杀敌，后不见有人为它解索，长嘶奋迅，极力挣踏，竟然挣断了铁链冲上大街。毕家人急令十几个家人去追，好不容易才把它牵回来。再把它拴好时，家人对“黑大虫”说：“将军已死，你也没仗可打了，千万别再跑出去惹事。”

这马侧耳倾听，突然间眼泪喷涌，长嘶数声后倒地而亡。

《毕将军马》这个故事记载于宋代周密的《齐东野语》，也许真，也许假，在这匹脱缰狂奔的战马身上，或许藏着那个时代的民意和热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北伐成就了毕再遇，但北伐的倡导者韩侂胄被史弥远等人杀害后，被当时的史书大加鞭笞，与秦桧一起打入《奸臣传》。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韩侂胄的头颅被主和派献给金国，如果毕再遇有知，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倒是对手金国人佩服韩侂胄的气节：“韩侂胄函首才至虏界，虏之台谏文章言侂胄忠于其国，缪于其身，封为忠缪侯。”（《贵耳集》）还将韩侂胄的头安葬在其祖先韩琦的墓旁边，以示对其的尊重。

历史的谲诡之处或在于此，它时常会有黑色幽默般的微笑，仿佛时间之途的错综复杂，我们陷身于其间之时，并不知道它的走向，也无从摸准一个时代的得与失，这正如毕再遇，当他以为一生就这么庸庸碌碌过去之时，他的才智突然被点燃，他也为他的时代烧尽了自己。

而毕再遇的故事此后渐渐不为人所知，像是一种宿命，布罗茨基写过这样两句诗：“在一个二流的时代里/我是一个忠诚的二流臣民”。个人的遭际和时代的关系大抵如此，南宋苟全于一隅，毕再遇的武功就会被忽视，当我们去读这一段历史时，仿佛“黑大虫”还在虚空中高蹈。

周密在他的另一本书《武林旧事》中说：“西溪路毕公师圣墓，毕再遇父子皆葬于此。”也就是说，杭州城西的西溪路上有毕再遇的墓地，但我查了很久的资料，不知所踪。

这，大概就是时间的灰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