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稿·人

韩少功

我一直很赞同董宇峰在《诺贝尔宣言》一文中对韩少功的评价，其文发表在《书屋》一九九六年的第三期上，只有两句话：“其人的天才不止是聪明一点。他的思维不是一个加工厂而是一片农田，让读者能得到新鲜的稻米。他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不知道这件事的人去读他的小说，会误以为他只比自己聪明一点。”那么，韩少功的语言独特在什么地方呢？由于文体的限制，董宇峰没有详说，我这里来补充一下，那就是理性和感性的很好结合。

韩少功的作品很多，我们不扯远了，只说他在《书屋》一九九五年第一期发表的一组短文。其实，也不用说，说起来啰嗦，还不如就摘几段我以为能表现他这个特点的句子来得直观和实在：

如同文学中良莠混杂的状况，佛经中也有废话胡话。而《六祖坛经》的清通和睿智，与时下很多貌似寺庙的佛教旅游公司没有什么关系。（《圣战与游戏》）

追求完美的最好思辨，总是要发现思辨的自限，发现心灵无法在思辨里安居。六祖及其以后的祥学便大致如此。无念无无念，非法非非法，从轻戒慢教的理论革命，到最后平常心地吃饭睡觉，一次次怀疑和否定自身，理論最终只能通向沉默。（《圣战与游戏》）

我们无须夸张故乡的意义，无须对文化的地域性积累过分地固定。我们在不可逆的时间里远行，正在卷入越来越范围广阔的文化融汇，但我们无论走出多么远，故乡也在我们血液里悄悄潜流，直到有一天突然涌上我们的心头，使我们忍不住回头眺望。回望故乡，是每一个人自我辨认的需要，也是远行的证明。（《远行者的回望》）

从根本上说，文学不是什么实用术，不是一件可以随时更换的大衣。把文学当成一件大衣暂时穿一穿的人，大衣下面必定没有文学，不会有多少人气。（《为什么写作》）

我的某些作家同行只是一些操作感很强的卖客，文场上屡屡得手却骨血里从来没有文学，就像在情场上屡屡得手却从来没有爱情。（《为什么写作》）

只有苏醒的灵魂，才不会失去对语言的渴求和敏感，才总是力图去语言的大海里洁净自己的某一个雨夜或某一片星空。我不想说，我往后不会干文学之外的事情。我也怀疑自己是否具有从事文学所需要的足够才情和功力。我与那位知青时代的朋友一样，可能一辈子也当不了作家，当不了好作家。但这没有什么关系。作为职业的文学可以失败，但语言是我已经找到了的皈依，是我将一次次奔赴的精神家园。因为只有美丽的语言可能做到这一点：一旦找到它，一切便正在重新开始。（《为什么写作》）

怎么样？是不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我看他的这些句子或者说他的语言真的是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这就是他的语言特点。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他的这个特点也许更适合随笔一些，写随笔会更好看，也会使更多的读者受益。

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一点个人的感受而已。《书屋》关涉他的文字，我的印象还有很多，比如《齐人物论》之中，就有下面这么两段：

《马桥词典》曾经引起相当无聊的风波。博尔赫斯认为，他一生都在重写同一个故事，甚至所有的作家都在重写同一个故事。作家总是要受前辈大师的影响，无法想象不受影响的作家会是大作家。即便没有读过，但只要知道某部书存在，你就可能受影响——只有从来不写故事的“批评家”才会不受影响——但影响的焦虑并不影响有自信的作家依然可以独创，把一个地老天荒的故事写出新意来。我认为韩少功做到了这一点，《马桥词典》是国内近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马桥”成了一个有自足意味的语言岛。作家借用词条分离的天然合理性，成功地打散了传统小说的完整叙事，实现了挣脱“主线专制”的初衷。但作家在借用对词条进行释义的天然合理性时，却加入了过多的议论。在引用经典时也有两个小疵：一、把孟子的“君子远庖厨”误归孔子名下。善于藏拙的当代作家则习惯于统称“古人云”。二、把“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误注为《庄子内篇第十》（实为外篇第十），须知《庄子·内篇》仅有七篇。

为什么还没有人将韩少功称为大师？在当代中国，论综合素质，韩少功也许最为全面，单项指数也个个居高不下。能在小说、散文、评论、翻译诸领域全面出击且均有不俗斩获，中生代作家群中，正舍此不作第二人想。他是值得寄予厚望的，如果他能深得更邃，出得更来，固得更执，洒得更脱。瞎想一下，张承志即使拥有韩少功的综合素质，仍是张承志;韩少功一旦具备张承志的孤标胆气，顿会一飞冲天。

当然，这也只是说说而已。谁知道呢？凡事只要涉及命运，大多只能听天由命。那种所谓的掌握未来，不是盲目的骄傲自大，就是麻木的自娱自乐，只能当作一种自慰。

蔡测海

我原以为蔡测海在《书屋》只发过一两篇稿子，不想，一查，竟有七篇，吓我一跳。而且，还是谈理论，你想，一个小说家谈理论，可怕不可怕？可怕。不过，讲句良心话，我还是很喜欢他所发的一些论调，比如：

一个人的思想上，原本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才会把它们很有限地读出来。

这本书，从严格意义上讲，《三世界》是表达我个人思想的一种读物，它更多地不像一部小说，一位自称为小说家的人因为要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写出了一本不像小说的书，这最不以为然的借口便是，写作是为了某种表达，而不是借文字或某种文学体裁消磨时光。

我们谁也不是神，不是最高法则，我们只是对世相百态表示一个态度，仅此而已。

一个人要长年累月地装模作样，这是一种常年的病痛，我说这是一种风气的侵害。我们虽然没有病痛，要健康地长年累月地活着，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我在进行自我阅读的时候，是一种自我调节和锻炼，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保健操，使自己心智健全，体格健壮，不被某种风气侵害。

世界变了，人也变了，其实，一切都如昨天一样，新包装了的些许人事，并没有变。

学问不是资料拥有的满足感，而是思考的快乐。如果思考越透彻，这快乐也就更快乐。

随便问一部时下的小说遭遇，看斑斑涂染便知当代小说批评手段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主义说完了，就说主义主义，派说完了，就说派派（派派，一种牛奶的品牌），代说完了，就要说世纪了，先锋说完了，就说后后了，后后不是主义，是学，叫后学，也和主义差不多。小说尽管冷笑，尽管生气，尽管愤怒，尽管打官司，批评还是那个批评，流行的歌唱，你有什么办法？

时下说人，要说好话，只说某某先锋就行了，以余之见，先锋营里，也云集不少傻瓜与轻薄儿，先锋品牌既败坏如此，这帽子也不好送人了。好在永厚先生非先锋前卫新潮一类，有回看永厚先生的画作，说你这是新文人画，永厚先生不悦，用凤凰土话驳我，说你莫拆我的烂屋，意即我予其极糟糕的评语。他接着说，我画的是正宗的文人画！他画的是文人画是勿容置评了。加个新字，把永厚先生的艺术变成一种时尚，这还不是拆烂屋？

我看了就想笑，特别是他说永厚先生，想讨好却没个好，反被人斥为拆烂屋。由此，我还想起了，上個世纪八十年代，我和他还年轻的时候，我在《湖南日报》上写过一篇说他的文章，说他在沈从文之后，应该如何，应该如何，但愿我没拆他的烂屋。不过，这也很难说，谁敢保证呢？年轻时候喜欢乱说，老了未必就会改正。后来，我还写过一篇，当然也是多年前了，不好意思，算一算，也是一十四年前了，我是这样开头的：

好久未看蔡测海的小说了。好多年了，都说不清了。

前两天看了一本，新出的，长篇，《非常良民陈次包》。还是觉得好。与以前一样好。还是那么有精有髓。

蔡测海写了些什么呢？小说的封底这样介绍：

“老百姓最好的归属是做良民。良民是老百姓最好的护身符。否则，就遭杀身之祸，牢狱之灾，永世不得翻身。三川半的陈次包，有那些许的草民智慧，他充其量只能做个良民，他还不够做公民的资格。林肯或者甘地，离他都很远很远，他无助、无援、无方向，而且很难说他有什么信仰。他的生存下来，全靠运气。他的处境比好兵帅克要艰难得多，他面临的恶人、恶势力比好兵帅克遇上的那些要野蛮得多。他的运气不算太差，捡粪捡回来金子、美人。很难料定他就此捡回了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帮一帮那些‘良民。”

这篇介绍前面蛮好，只是末尾那一句：“让我们帮一帮那些‘良民”——让我发出一声叹息：奈何，奈何，陈次包，想帮你也帮不上呀！即使我们是林肯，即使我们是甘地，即使你是好兵帅克，我们也无能为力的！何况你不是，何况你只是个良民！谁叫你只做个良民呢？若你不仅做个良民而是还做一个干部（虽然他后来当了干部却是个不像干部的干部），那情况可能就不同了，那我们就好帮助你了，那你可能就不需要我们的什么帮助了！弄不好还能反过来帮上我们一两把呢！三川半出了那么多“长”——里长、保长、村长、乡长，为何你就不能够当个像模像样的“长”呢？凭着你的聪明智慧和你每赌必赢的运气，应该完全不成问题。可是，你却不，这你就蠢了。你看那个因搞女人而被开除公职的乡长转眼就当了牲口贩子。当乡长，有麻烦，当牲口贩子就简单多了，一些模模糊糊的东西很快就变得明明白白：你买我卖，你卖我买，能赚多少都是自己的。当乡长搞女人吃饭喝酒叫腐败，当贩子赚了大钱吃吃喝喝玩女人叫消费。有了钱吃好的酒菜玩好的女人。以前是偷女人，现在是买女人。花钱买春，拿住了不算通奸，叫嫖娼，罚款了事。大不了算贩运路上死了几只羊。不当乡长当贩子就成了真的老板了。当过乡长的这个老板比不曾当过乡长的老板那可就要厉害多了。不可同日而语的！

能够同日而语的，只是一个字，就是我们平日说的那个所谓的大写的“人”字。同样都是人，都是爹娘生，都是父母养，命运却是大不相同。有的人生来就享福，有的人生来就受苦。有的人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却没翻身，有的人经济上翻了身政治上却没翻身，有的两者都翻了身，差别就有如此之大。谁说人生来平等呢？陈次包命苦生在农村，他就只有农村户口（虽然以前当过少爷却不是个终身的少爷，老爷就更谈不上了）。无论他做怎样的良民，他都只有农村户口，他都只能待在农村。他要转成城市户口，变得和我们一模一样，那就只能看运气了，那祖坟就真开坼了。人穷确实是会思变，怎么变却很难说的。一张白纸是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也可能会画出最旧最丑的图画。这等人事，古往今来，我们看得还不多吗？用陈次包的话说就是：“这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命运。命运是什么？命运就是一个人关于他自己的事，不关别人的事。”连陈次包都这样说：不关别人的事，那——又关我们什么事呢？我们又该如何做才能真正帮助他呢？无可奈何，无可奈何，除了奈何，还是奈何！我们就像一个鲁迅，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最后，就连我们自己也成另一个陈次包了。我们是另一个陈次包吗？一个城市的陈次包？想来很多方面真是。

我这没有拆烂屋吧？好像没有拆。是否补了呢？好像也没补。蔡测海也没要我补。再说就是拆烂污也不是那么好拆的，也是要有点本事的，不是哪个都能拆的。

何立伟

那天，应是一十八年前了，应是一九九九年，我突然收到了何立伟寄来的一封信：“周实兄：好！俺现在沪上，好玩编一本杂志，顺便在洋场上混一混。偶尔发鸡爪子疯，写几个文字，玩一点心情。寄一篇康笑宇的文章来，此人的漫画我很喜欢，于是给他捧个场。你还好么？”看着他的这个“？”号，我还真的愣了一下，是啊，我还好么？我还真的不曾想过。不过，不管我好不好，他的稿子是要发的。于是，立即就发了。他在那篇文章中，大夸康笑宇的漫画，说康笑宇画的漫画与丰子恺的略近之，夸到最后结论说：“这世界没有康笑宇的漫画，人们会生活得很好;这世界有了康笑宇的漫画，人们会生活得更好。”当时，我想，这句话送给他自己也蛮好：这世界没有何立伟的漫画，人们会生活得很好;这世界有了何立伟的漫画，人们会生活得更好。后来，我还就真的写了一篇小小的短文，说了一说他的画。我是这样说他的：

认识何立伟已经很久了，久得就像他说的是“解放前的老朋友”了。回想那些“亲爱的日子”（这是他的书的名字，他也喜欢这样说），他现在已经是一位亲爱的老先生了。当然，我也很老了，老得他碰见我都不由得不惊呼：“不认得了！不认得了！”只差没叫我周老了。

亲爱的老何现在画画（以前写诗写小说且以小说出了名），而且到处开画展，开了一个又一个，最近听说要开到位于太平洋那边的美国的旧金山去了。

他画的是些什么呢？画的只是一些日常。比如画抽烟，他就题字说：“有思想的云。”画写作，他就说：“拿起笔来我怕谁，放下笔来谁怕我。”画葫芦，他就说：“哈，长这么大啦！”画悬崖，他就说：“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停止一切眺望。”画太阳，他就说：“太阳晒着我的背，暖暖的又痒痒的，几多舒服呀！”画骑车，他就说：“我的生活只比天上的云朵快一点点。”画撒尿，他就说：“没有我们哪来的太平洋！”画鹦鹉，他就说：“太太回来了，你不要学我跟隔壁赵小姐说过的话！”画刷牙，他就说：“邻居老张，晨起刷牙，真是神气，仿佛那不是刷牙，而是在拉小提琴。”画搓麻将，他就说：“一桌麻将到天明，四人皆说无输赢。”他是个又画又说的画家，或者说他是个善于说画的画家，或者说他是个善于绘话的画家。他就这样又画又说，又说又画，画得真的有味道（笔虽拙有巧思），说得也很有意思（话确实像白开水但那水里面有盐还有糖）。

他还照相，哦，不，不不不不！不是照相，是摄影，是“扫街”，是“抓拍”，到处开专栏，《南方周末》《文汇报》，很多报上开得有。一些寻常的人间景象，经他那么咔嚓一下，就显得有点不寻常了。

他还说：“一切逝去的都是美好的。”听他这样说，我的心就想，那没逝去的或将逝去的又会是些怎样的呢？是否如他常说的都是一些亲爱的呢？想来应该是的了。他的画笔描绘的，他的镜头捕捉的，都是他老何亲爱的。

亲爱的老何，继续吧，把画展开到五大洲去，让我也穿着“故乡的拖鞋”跟着你到全世界散步去。

我对他总怀着这样美好的祝愿，即便我并不能真的穿着我的拖鞋跟着他去世界散步。我还曾经为他的小说写过这样几句话：“何立伟的小说读过不少，在我的印象中，他是讲究韵味的。比如《小城无故事》《苍狗》《花非花》等。如果没有韵味了，那就不是何立伟了。”他真的很韵味，随么子都要韵一下味。

残   雪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残雪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有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来，她一直在写，已不知她写了多少，就像在做《趋光运动》。

她之所以写这本书，在我看来主要是目前所有对她的评论都不能够使她满意，都是“评论家的误读”。

是啊，谁又能够评论得让她感到满意呢？那都是她体内的东西。恐怕只有她自己了。于是，她决定自己来写，用自己的童年生活告诉读者和世界：她是谁，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她写到底写了些什么。她写到底是为了什么。她表白得非常好，不但细致而且充分。此书确实值得一读，读起来也非常好读。

比如，她说她自己：“我的眼前有一个捂着双耳飞奔的長腿的小姑娘，她的步伐那么急促而野性。那个时候，她一点也没有料到她会要将这种行为艺术一直扮演到死，她只是出于强烈的本能一次次地演出，在她后面追赶的，是她永远都不能接受的东西。”

比如，她说自己的作品：“我的作品里，是没有消极、颓废和死亡的位置的。我自认为我的作品是生命之歌。由于与生俱来的极度的恐惧，我才选择了这种死亡演习的写作。我的每篇作品里头都有死神，也有那些绝不放弃、绝不低头的怪人或奇异的小动物，他们身上凝聚着千年不死的东西。这两方面的争斗一直在花样翻新。我不要听那爆竹的一声巨响，我也不要看亲人的残骸，即使听到了，看到了，我也要将它们排除出我的记忆。我绝不让它们来主宰我的生活。时间一长，不要看不要听的东西便被对象化了，以越来越狰狞的面貌出现。所以我的每一篇小说都是危机四伏，它们那催命的鼓点越敲越紧，但表演的，不是死神的战胜，而是生的希望和生的光荣。”

比如，她说自己的故乡：“当我的灵魂还处在混沌之中的时候，外婆的故乡其实就是我的故乡。那个时候，我看到过最多的灵魂的风景，我看不明白，也没打算弄明白。那是我们祖孙两人的漫游。然而返回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啊，十几年？几十年？永远？我不知道。确切地说，人是不能返回的，人只能开拓，只能在开拓中去不断打通。当然，这就是返回。可是有一天，完全出乎意料，你发现自己站在了那个故事的中心。茫茫的沙地里，几代人的足迹若隐若现，是你的劳动使得那个故事的结构崭露，使得它在千万年里头第一次发声。空阒的旷野便以嗡嗡回声来应和，惨淡的天穹也似乎有了一点色彩。如果你不成为艺术工作者，故事就不具有结构，它们只是一些冥河中的碎片，人们不断地打捞，又不断地丢失。”

比如，她说自己的特点：“由于缺乏模仿能力，我对表面事物的观察从来就不是细致的，有逻辑性的。在我眼里，人也好，事也好，往往都是混沌的，边缘不清晰的。我最做不好的事就是那些手工活，技术活。我脑子里面完全没有先后的次序（时间），也没有具体的安排（空间）。我拥有的，只是一腔盲目的热情，和不切实际的预期。”

比如，她说自己的精神：“你在同一个地方看见了蛇，蛇复活了，那么美丽的鳞，那么强盛的欲望。毒药毒不死它，它反要以毒药维持生命。隔代的对话就这样出现了，精神从那里诞生。”

看着她的这些表述，我想起了四个字：“异端境界”。这是我在编《书屋》时，她开设的一个专栏，她在那个专栏里，表演着她的“艺术复仇”。

她是一个文学家也是一个哲学家，只是我们还没看到她所写的哲学著作，我想我们会看到，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她是否会“哲学复仇”？

她是清醒的，尤其是她写作时，那就格外的清醒。她认为写作的最高境界，就是在理性的控制下调动潜意识来创作。

在时间的长河之中，在她发表的文字之中，如果你能定睛凝视，你就一定能够看见一个个的时间段落（即使如她所说的那样没有先后的次序），并能在那些时间段中看见她是个什么样子。

徐晓鹤

徐晓鹤即赵无眠，也就是后来在美国写历史文化随笔的赵无眠，也就是现在北京宋庄搞艺术的赵无眠，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因为我曾收到过有他作品参与的Q空间年度沙龙展的邀请函。

徐晓鹤这个人从来都是有争议的。尤其他以赵无眠这个笔名写的随笔《百年功罪》等文集，那就争议更大了。不过，他在《书屋》发的《假如阿Q还活着》《废话的力量》《话说屁股》等专栏随笔却得到了诸多好评，并经读者推荐获得《书屋》的年度读书奖。

《齐人物论》的庄周先生曾这样评论他，我以为是评论得有道理的：“旅美小说家赵无眠，近年别创一种‘流寇型散文（并无贬意），笔走偏锋，文思佻荡，挥洒自如地运用时空蒙太奇，忽而思接千年之遥，忽而妙想万里之远，突梯滑稽，仪态万方，于博学巧思之中运斤如风，千里走单骑地长途奔袭，妖刀一闪，兵不血刃，轻取上将首级于百万军中。以准小说的方式悬想‘阿Q生活于当代之种种可能的悲喜剧，正是本篇特色。”

他是如何得色的呢？千评万论不如一抄，也就是用其文说话：

阿Q糊里糊涂被人从土谷祠里捉去枪毙了，使我们这些当惯了看客的中国人老大不舒服。总觉得以他的名气，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不该这么英年早逝。近翻鲁迅全集，见《〈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知作者原不堪编辑催稿之苦，才故意让阿Q“渐渐向死路上走”。“我那时虽然并不忙，”豫才先生抱怨说，“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可见文人草菅人命起来，理由是不需很充分的。（《假如阿Q还活着》）

除了哑巴，人都要说话。要表达意愿，交流思想，讲道理，聊闲天，要陈述科学定理，要牙牙学语，背书念咒，要谈情说爱，造谣传谣，吹牛拍马，吟哦唱诵，自言自语，一张嘴巴两片皮，每天都忙得很。然而绝大多数说的是废话。譬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就是一句典型的废话。这還用说吧？过去的当然只能让它过去，能揪住不放就不能叫“过去的”了。又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当然不是请客吃饭。请客吃饭那叫做生意，虽然革命到头来终不免一窝蜂都去做生意。再如，“民主比专制好”。民主不比专制好，干吗专制者都说自己一贯最主张民主？（《废话的力量》）

综观中国的打屁股史，可以总结一点，都是地位高的打地位低的。长辈打晚辈，上级打下级，牢头打犯人，官家打平民，皇帝打大臣，主人打奴仆等等。至于有的打出名气，有的打出豪气，有的打出千娇百媚的情态来，那是始料未及的。而地位高的屁股，慢说是打，就是碰碰摸摸掐掐，也都不行。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地位越低，越重面子而不重屁股;地位越高，则越重屁股而不重面子。或许这样说更合适：只有这看重屁股，舍得拿它去百打成钢的，才会越来越有面子;只有不重面子，即不要脸的，其屁股才会越来越显赫重要。常言道：“打天下者坐天下。”不论用何种形式打得的天下，都是只能用屁股去坐的。（《话说屁股》）

他先前是写诗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小有名气了，有的还被译到国外。后来转笔写小说，一口气写了十多篇，题材之广泛，手法之多样，有点令人眼花缭乱。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刊发在《人民文学》的《残局》和《老狼》，刊发在《青春》的《野猪和人》，刊发在《湖南文学》的《水灵的日子》，刊发在《上海文学》的《相识夕阳间》，刊发在《收获》的《达哥》以及《院长和他的疯子们》。

我的印象中，他写的小说大都不太注重情节，特别喜欢写那些令人难以思议的事情。比如什么被猎人的铁夹铐住了腿的野猪自己咬断了自己的腿，比如人们对那只打不死也毒不死似乎永远都活着的老狼敬供如真神。就是这样一些事情，你说不太可能吧却又显得合情合理：那野猪要逃生就一定要自己咬断自己的那条腿，那老狼打不死毒不死当然只好供起来。小说的构思虽然荒诞，细节却是无可挑剔。他就专门写这种合乎情理的不可能，或者将话反过来，不合情理的很可能。

当然，有时也有例外，比如《院长和他的疯子们》。他在这篇小说中，将一大串无法用逻辑联系的客观事物别有深意地排成一列，使你极难判断推理，可你一旦读完全篇却又觉得感受倍生，你不能不掩卷赞叹他笔下的浓缩工夫，那么短短的几干字里竟然蕴含着那么多历史的现实的暗示、警示和启示。

他很善于把人物投入到生活的洪流之中，沉浸到种种关系之中，去挣扎，去随波，去击浪。而且这人物，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很喜欢表现群体。即便有时候他的小说也会冒出单个的人物，或者某种单个的声音，但很快，这人物，这声音，也会淹没在群体之中。因此，在我的眼里看来，表现群体在他的心中是占有统治地位的。

至于他的小说语言，那些使得长沙话也变典雅了的语言，虽然有时仍有点“故意”，甚至有点尖酸刻薄，但那尖酸刻薄之中却也柔软地蕴含着一种令人心动的温情。这温情倾注在那个执拗的猎人身上，也同样地倾注在那头被追的野猪身上。

他是质朴的，比如写月亮，就写：“窗外，有个月亮。”

李元洛

我一直都固执地认为精神就是精神的事，物质就是物质的事。精神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虽然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还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有的人生活在精神的世界，有的人生活在物质的世界。如果你觉得这样表述把事物说得太绝对了，那我换个说法表述，有的人专注于精神世界，有的人专注于物质世界。

一个人从他生活的世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是要有点本事的，要有一点特异功能。我认识的李元洛，或者说，接触过的元洛兄，就有一点这样的功能。他能从他的物质世界转入他的精神世界，而且开始他的旅行，开始他的唐诗之旅，继续他的宋词之旅，完成他的元曲之旅。你不能不感佩他的这种时空旅行：

幼时我就喜欢吟唱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大学毕业后远去西北，对王维这首名作就不仅是心历而且是身历其境了，几年之内都没有从他的诗句中走出来。后来回到江南，得到一盒音乐磁带，其中就有《阳关三叠》，这是一阕古琴曲，全曲分段，王维此诗作为主要歌词在曲中反复三次，故称“三叠”。我常常边侧耳而听边击节而和：“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诗中所写的“渭城”，就是长安西北渭水北岸的秦朝咸阳故城，“安西”，则是唐代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龟兹城，即今日新疆的库车。唐人从长安远去西域，一般都是在渭城折柳送别。王维当年也是在这里为他出使西域的故人饯行。他这首诗字字可解，但诗的主人公“元二”却反倒名字阙如，如果让我们不但知道他的尊姓也知道他的大名，那该多好，假设“元二”当时有一首和诗，那就更妙不可言了，而现在，却如同绘画中的留白，音乐中的休止符，只能让后世的我们去把卷低回，凭空想象。（《书屋》1996年第2期《佚名之憾》）

祁阳城外湘江之畔的这群山石和这条溪水，原本都寂寂无名，直到元结光临，才给它们举行了命名礼，如同置于暗角的珍珠宝玉，直到阳光临照才熠熠生辉。元结对这里的溪石情有独钟，他将溪水称为“浯溪”，将最高的石山名为“峿台”，将山上所建之亭叫做“垍亭”。“峿”、“垍”这两个字，都是他继仓颉之后的独创，它们和“吾”一样，其义都是“我的”。然而，这个“吾”并非一己之私，而是一以表示深情挚爱，一以显示天下为公，取“人皆得而吾之”之意。今天，我们不是常常情动于衷而呼告“我的故乡”、“我的家园”、“我的祖国”吗？（《书屋》1996年第6期《浯溪忧思》）

一千多年前，籍贯河南的韩愈为重修滕王阁写记文，开篇就追忆往昔：“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这篇记文，写在他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任上。韩愈后来亲临滕王阁与否，我没有去问他，但今古同心，我数十年前初上乡间的中学，语文老师是前清秀才，教我们背诵王勃的《滕王阁序》，当时年纪虽小，然而对唐代那位青年才子已是心向往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雕刀一样一字一句镂刻在我的心版上。……王勃当年登楼作赋，一说是十四岁，是他南游吴越而路经南昌之时，一说是他远去交趾省父而路出名區之际，那也不过二十七岁。“二十七”，对于诗人真是个不祥的数字，俄国的莱蒙托夫，英国的济慈，中唐的李贺，他们的生命都是在这个数字之前怆然止步。王勃是在什么年龄写出这篇千古名文的呢？历来聚讼纷纭，真要明镜高悬，只有请王勃自己出面断案。不过，断与不断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为“初唐四杰”名居榜首的人物，他和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一起，走到前台，在时代的聚光灯下庄严报幕：中国诗歌正在走向盛唐，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金灿灿的帷幕，已经徐徐开启。（《书屋》1997年第6期《走向盛唐》）

唐诗中的板桥，名声最著的是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那一座：“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商山，在今陕西省南部商县之南，原名楚山，旁有楚水，现名刘家峪水，这里远古时也是楚国的发祥地之一。这首诗的声名远扬，主要得力于颔联，十个字写了六件事物，创造了一幅凄清的有声有色的乡野秋日早行图。犹记幼时正逢抗日战争，一家人在湘西的山野流亡，清晨出发的足迹，就曾叠印在落满白霜的板桥之上，只是童稚无知，全然不晓千年前温庭筠早就写出了相似的情景，及至年岁已长，他的诗才唤醒了我童年的记忆。

同是板桥，白居易、刘禹锡和稍后的李商隐，就写得风光旖旎得多。“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若为此路重经过，十五年前旧板桥。曾共玉颜桥上别，不知消息到今朝。”这是白居易的《板桥路》诗。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交善，时称“刘白”，他的《杨柳枝》可能是“檃括”白诗，然而有出蓝之美：“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旧板桥”是全诗的中心意象，也是诗人过去的绮事与当时的绮思的焦点。物是人非，鱼沉雁杳，生活中的那座板桥，虽然因时间风沙的吹刮早已磨损坍塌，今天已无法追寻，但另一座板桥至今却仍然渡水凌波，浪漫在刘禹锡的诗里。接踵而来的李商隐，也写了一首罗曼蒂克的奇丽情诗，名为《板桥晓别》：“回望高城落晓河，长亭窗户压微波。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写他人还是写自己呢？众说纷纭。真正的答案，只有长途跋涉去唐朝请教李商隐了。（《书屋》1998年第3期《诗中的彩虹》）

还有他写水与宋词，《请君试问东流水》（《书屋》2000年第11期）：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揭开《诗经》的封面，只见一片北方的水色河光，照人眉睫;“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翻开《楚辞》的篇页，你会看到南方的湖波江浪，浸湿了屈原本就涕泪交侵的诗行。先秦时代的水流，流过汉魏六朝，流过唐代划分为初盛中晚的诗人的篇章，在宋词中也波光潋滟，浪花飞扬。

唐诗人许浑喜水，他的诗中多用“水”字，人称“许浑千首湿”。宋词呢？除了水柔，友情之情与爱情之情也柔，许多宋词之所以被水打湿，还因为在宋代的词人之中，南方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宋词特别是其中的婉约词，更是典型的南方文学，而从地理环境观之，南方是所谓水乡泽国，尤其是南方中的“江南”。在水乡泽国这样的大背景前演出的友情与爱情，当然更是水灵灵而水淋淋的了。如王观的《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苏东坡的《虞美人》就要沉重得多，据说，此词是他在淮上和秦观饮酒话别之作：“波声拍枕长淮晓，隙月窥人小。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于泪。谁教风鉴在尘埃？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苏东坡慧眼识珠，对秦观逢人说项，揄扬引荐不遗余力，秦观对苏东坡也深怀知遇之情，绝不像现在某些文学青年之过河拆桥，见利忘义。

南宋末年的蒋捷是一位颇具创造性的诗人，他写于南宋灭亡之后的《虞美人·听雨》，自是千古传唱的于个人于时代都是丰碑式的作品，他的《一剪梅·舟过吴江》呢？写水与漂泊，写漂泊与离愁，也是青钱万选之作：“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登山临水而放眼时代，宋词中的代表人物当是辛弃疾。人称有“词人之词”与“志士之词”，辛弃疾不仅是笔花飞舞的词人，更是心忧国家与民族的志士。他登高望远，临水伤怀，他写水的词章，水光如镜，映照的是时代的苦难，水流如歌，吟唱的是志士的心声。如“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寓指时局的艰危;如“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念奴娇·书东流村壁》），抒发身世与家国之恨;如“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送人》），写有志者处处掣肘甚至横遭陷害，真是古今同慨;“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指斥当政者的庸懦苟安，抒写对英雄功业的向往，悠悠不尽滚滚而流的是江潮，不也是他自己的心潮？他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更是如此：“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

是啊，是啊，他是诗人，这是毫无疑义的，以上的文字即可证明。

是啊，是啊，他这诗人，好像是没写过诗，只说诗，只用诗的语言说诗。

每每当他说的时候，他的笔就超越时空，进入那些诗的灵魂，还有诗人们的心中。

能够如此，还要如何？可矣，足矣，无须再多。

当然，你还可以想象，或许，他也写过诗？或许，他也写写诗？只是没有意愿发表，或者很少公开发表？至于他为什么这样，那就只有去问他了。

弘   征

又收到了他的信：“周实兄：久未通候，良以为念。兹有传媒大学李频兄选录部分师友写弟之文辑成一书，内选有我兄大文，现谨奉上样书一册，并致谢谢！同时奉上拙著一本，杯边杂什，本不足观，敬乞暇时一哂。即颂 文祺 弟 弘征 顿首 4.24日。”

两本书，一本是他说的“杯边杂什”《文史艺漂》，一本是李频兄编的《弘征：人与书》。不过，我的那篇“大文”大也只是题目大，《弘征先生》，其实只是一篇小文，只有六百一十九字：

线装版的《弘征词翰》确实非常漂亮的。

说它漂亮，并非艳丽，恰恰是它不艳不丽。

一函两册，一册吟草，一册书法，可谓双璧，抚之摩之，令人羡慕，可喜可贺。

回想初识弘征先生是在未央先生家里，那是三十五年前了，那时我是二十一岁。弘征先生也不大吧，也就三十七八岁吧，应该不到四十岁。记得未央介绍说：“他最懂诗了！”他连忙就否认道：“哪里，哪里……”摆着手。

那时，他还是个“右派”，正在打着“机械流”，是个有名的冷作师傅。

后来，听他谈过诗，是他作为一个诗人，到我读书的湘江师范，来做关于诗的演讲，可惜声音太小了，耳朵不竖起，很难听得到。

后来，还和他编过诗，是为当时的湖南省作家协会选编的，不是公开出版的，只是内部的阅读资料，那是我第一次做编辑，当然只是助理编辑。

再一晃，是十年，也就是一九八五年，我从湖南日报社调到湖南文艺出版社。我和他，再相见，是在社里的走廊上，那时他已经是社里的副总编辑了。他编的《丑陋的中国人》（柏杨著）是他那时的“代表作”，那是需要眼光的，也是需要勇气的。

再后来，他当社长，他所编的《野火集》（龙应台著），他所引进的三毛系列以及李敖的《千秋评论》，以及《当代杂文选粹》，甚至他的《青春诗历》，都可见出他的追求和他对书的经营能力。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他在那个八十年代，所做过的一些事情。

我读他的这本词翰，自然想起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现在看来，虽然显得已经遥远，听起来也不甚宏大，但在那时却并非什么人都想得到且愿做也能做而且可以做得好的。

文雖小，话却真，是我心里的实在话。

于是，又去翻旧信，结果却只找到一封，而且没有了信封：

周实兄：

您好。

那天谈及已故师友的书信，近日清理，已经有近四十人了，伤哉！

从中选了卄人，主要是包括各方面而读者均熟悉，内容涉及文艺、编辑方面而不主要只涉及我个人。信件都复印了原件，字迹不易认的，我另抄了一遍。也有的是印刷品，如萧殷信是从《萧殷文学书简》中复印的。倘可赐刊，建议手迹可多用一些，一是书法佳，二有真实感（如三毛书法虽不佳，或读者愿识其手迹）。为节省篇幅，有的只要印手书就不排印了。贵刊读者皆是有层次的人，一般的行书都能识别，不另排或更可增加阅读时的兴味，不知兄以为是否？所有排印件皆可由弟校对，故有的虽未另抄写，也可在校样时改正误排。当然，如觉不适用，则更可先省去抄写之劳了。

专此即颂

编安

弟 弘征 顿首

二.卄日

由于没有信封，信又没落年份，我真不知这封信他是写于何年了。

从信中所说的事看，他所复印的师友书信并没有在《书屋》刊出。这么一想，我的心里顿时也就充满内疚。

估计还是因为调离，此事才会搁下的。我原想为他的这些信件开一个专栏的。

他一定也遗憾吧。真是对他不起啊。

他现在又怎么样了？我想的是他这两年。本想打个电话问问，想想还是又放下了。想到自己都这么老了，那他也就更老了。老了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说多多保重了。

多多保重，弘征先生。

鲁之洛

《鲁之洛文选》三大本，放在案头好久了，不时翻翻，不时放下，也会不时想想。

我看文选所选的作品大多是新时期以来的。所谓新时期，若从时间看，也就是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到今天，掐指算一算，已近四十年。我读鲁兄的这些作品也是在这近四十年。近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先是朦胧诗，接着就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非主流的有实验文学、现代小说、现代诗以及武侠小说等等，真可谓是五花八门。鲁兄呢，则不然，既不好归入各种主流，也不好归入非主流。他虽然也写了伤痕，写了反思，写了改革，或者其他，但要归入，却难归入。他只写他自己的。写他自己所见的人性，写他自己所感的人心，写他自己所爱的人情。

我第一次读鲁兄的作品，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是读他的长篇小说，小说的名字叫做《路》。我之所以读，是因我也曾修路，而且也和鲁兄一样是修湘黔支柳铁路。鲁兄修的哪一段呢？鲁兄好像对我说过，但是我却记不得了。我修的是辰溪一段，修得确实不容易。鲁兄修路写了《路》，我也写过《小石头》。鲁兄写的是长篇小说，我所写的是长诗。那是一段苦闷的日子，也是一段火热的日子。那时的我十六岁，那时的我很单纯，所写的，也单纯，看看我写些什么吧：“小石头呵小石头/你可记得分手的情景/为了多快好省地修建铁路/我们一队往西，一队往东//一队往西，一队往东/分手时的挑战我牢记心中/‘喂，跟我竞赛你会输个精光/‘哼，跟你竞赛我会变成英雄//如今我是否变成英雄/人家说盖棺才能论定/但我却想做个诗人/你可别笑我头脑发昏//别问我写的是阳春白雪/还是地道的下里巴人/要问你就自己看吧/里面充满了热爱忠诚//我知道写诗相当艰辛/可写首好诗又何等欢心/祝福吧，愿我有地震一般的力量/祝福吧，愿我有海浪一样的激情//我真希望这些诗行/像那手风琴上的风箱/既能扩展，又能收缩/得到读者的共鸣回响//我真唯愿这些诗句/忘记自己是一些铅字/成为闪亮向前的铁轨/成为枕木、道钉、石子//如果读者打开书皮/就像到了沸腾的工地/就像和修路人住在一起/那我又是多么惬意//如果诗里有些大话/还请读者包涵一下/这些大话还有点价值/因为它是用生命证实//从这首不伦不类的诗里/我更加清楚地了解了自己/逝去的岁月像进军的旋律/鼓励我走向目的地//我真想不停地写下去呀/写修路人纵横交错的命运/写痛苦发出的每一个声音/写欢乐经历的每一个时辰//可诗中永远看不到止境/诗的结尾和瀑布相通/目光追不上奔腾的浪花/心里总有不断的诗情……”傻吧，现在看来有点傻，那时的我就是这样。那时的鲁兄什么样呢？当然比我要老到，要深刻，要会写，看看他所写的《路》吧，我想你就知道了。

第二次读鲁兄的作品是在湖南日报了。那时，已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那时，我在报纸的湘江副刊编散文。鲁兄的散文写得多，写得好，发得自然就不少，内容多为日常小事，文字清新，富于韵味。为其散文画插图的，是我的朋友莫湘怡，现在他已去了澳洲，已是有名的好画家了。散文对于鲁兄来说，是他最拿手的文字，细细写来，从心而出，一笔，一笔，好似缝针。如果未见鲁兄本人，你会把他想秀气的，把他想成江南文人，纤细，小巧，亦不为过。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是我那时对他的感觉，后来见到鲁兄本人，不但精壮，而且高大，这种感觉就没有了。

第三次读鲁兄的文字，我已在编《书屋》了，已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的中期。他投过来一篇评论，题目是《〈秀色〉能“永远”吗？》直接点名批评铁凝所写的短篇小说《秀色》是一篇生编硬造的作品，同时还说崔道怡对这篇小说胡吹乱捧。文章的最后這样写道：“铁凝是名人，崔先生是文学圈内的权威人士。名人胡吹名人误导作用大，权威人士胡吹名人，误导作用更大。当前文学创作中的胡编乱造的现象太多了，再出现这种权威人士的误导，后果是严重的。崔先生说：‘我从前说过，她的《香雪》是永远的;现在我要说，她的《秀色》也是永远的。这一句话，我基本上同意上半句，因为《香雪》确是纯美的，但不同意下半句，因为《秀色》不秀色，不‘高尚，也不‘纯美，岂能‘永远？”文章虽然相当尖锐，但却写得有理有节，《书屋》当即就发表了。发表后，《新华文摘》又转载了。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从这篇文章也可见出鲁兄有怎样的性格了。

至于鲁兄对我的帮助，要说的话，可说好多，于我也是非常重要。自我不编《书屋》之后，写了酷刑系列《刀俎》，鲁兄很快就写了评论，表扬我，鼓励我，并将作品介绍给台湾的一家出版社。后来，我又写了一部不大好说的《性比天高》，鲁兄也是充分肯定，于是，我又遵循前例，又给了那家出版社。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候，有人帮助总是好的，鲁兄就在这个时候，给了我最为重要的帮助，我的心里是明白的。我后来所写的作品，鲁兄也都及时评论，给予可以鼓励的鼓励，给予应该肯定的肯定。

鲁兄的心是热的，是能给人温暖的。他的温暖自然而然，被温暖也自然而然。鲁兄现在出文选了，也是这样自然而然，文学对于鲁兄来说就是这样自然而然。这个世上还有什么能比自然而然好呢？这个世上还有什么能比自然而然美？文学只有自然而然才能成为静水深流。文学能够静水深流才是好的文学吧？我是这样看文学的。我想鲁兄也这样。

叶   梦

一九九五年《书屋》创刊时，我约她为“名著重读”专栏写一篇读后，她很快就发来了，《灵魂的最后游历——读〈脚印〉》。文字不长，七百来字，我在这里引一下：

我也收藏着一个这样的传说，不过我的家乡人称之为“收脚迹”，内容和王鼎钧的“捡脚印”是一码事。小时候，常听大人们绘声绘色地说起某新鬼于某处收脚迹的种种行状，说者活灵活现皆亲眼所见。我听了吓得毛骨悚然，若是常来我们家坐的某位邻居亡故，我总要惊吓好多天，连那新鬼生前坐过的我们家的凳子也不敢走近，生怕无意中撞到了他前来收脚迹。然王鼎钧笔下的收脚迹鬼，却是那么浪漫，那么富有诗意，人生前走过的任何地方，脚印永远不灭。纵然原来走过的桥塌了，原来坐过的船沉了，原来经过的河岸已成水坝。一旦鬼魂重到，他生前的脚印便会一个个浮起来，在清明透亮的空气中，你看不见的鬼，他正在长街闹市，在森林湖底，在车上桥上路上捡他一生的脚印。多么潇洒的鬼哦，纵然肉体消亡，灵魂却不曾离去，还要忙着捡拾生前脚印，还要来一次这样总结性的人生回顾展。难怪作者说：“我一想起这个传说便激动。”

《脚印》给我们传达的已不仅仅是感冒一样温柔的乡愁，而是对生命的宏观把握。由于作家特殊的人生经历，他的乡愁不是滥情的吟唱，而是对生命的理性的分析，那些散漫不经心的文学掩饰不住他所站在一个特殊的角度看取生命的历程，因为这样，王鼎钧的文字独具魅力。想象中的“捡脚印”何尝不是一次悲壮的人生巡礼，人生的种种滋味尽在这些脚印里了。王鼎钧把人的一生浓缩为高楼上跌下来的一瞬：一个小女孩从高楼上跌下来，落地即成老妪，既然生命真如这一瞬的干脆利落，那么还有什么时间来嗟叹人生苦短呢？

读罢《脚印》，感觉是来不及犹豫了，赶紧把要做的事做完，然后打起行装，重赴山水风尘之间，做一次模仿鬼魂的收脚迹行动，提早把散落在人间的脚印收拢了，不要留下任何痕迹。免得以后成了鬼魂，还要四处奔波。

同一期发表的还有蒋子丹的同题读后《浪漫的鬼魂——读王鼎钧〈脚印〉所想》

我相信每一个懂得生活的人都会找到一种声音与你的生命同在。那个声音可能是蝉嘶或者鸟鸣，可能是高山流水或者空谷回声，可能是雨打残荷是雪落荒郊，可能是深巷里苍凉的叫卖，是夜窗外孤寂的足音，我不能一一列举，但我知道它们一定如同把把形状各异的钥匙，可以开启我们各自尘封盈尺蛛网密布的记忆之门，让往事幽深的温泉沿着岁月的九曲长渠涓涓渗淌而出，如霭如烟如诉如泣如血如髓。当我们找到了它，就找回了童年之欢青春之梦，找回了故乡之恋故人之情，找到了自己，找到了生命里一切最值得珍爱的时光，于是我们说，我们懂得了生活。

现在我想告诉你，在一个风的夜里，我找到了那一个属于我的声音。

那夜我在灯下读着这篇题为《脚印》的散文，读到了一个有关鬼魂的浪漫传说：人死了，他的鬼魂要把生前留下的脚印一个一个都捡起来。为此鬼魂要把生平走过的路再走一遍，车中船中，桥上路上，纵然桥已坍，船已沉，路已翻修铺上柏油，河岸已变成水坝，一旦鬼魂重到，他的脚印自会一个一个浮上来。

这时候，风来了。海的风，带着我曾经陌生的气息，从我不知该如何标志方向的远方吹过来，在窗前椰子树宽大飘逸的树叶上走过，留下阵阵绵长回应，一如旅人疲惫的叹息。这是个辛劳的鬼魂，我毫不犹豫地想……

风格真是完全不同。一个“土”，一个“洋”，一个偏感性，一个略理性，这大概也是因灵魂不同的缘故吧。两人的来路完全不同，走向自然也不一样。叶梦的灵魂是善感的。后来，她又投来了《今人不识汤海秋》：“我从民国末年编的益阳乡土资料上第一次读到汤鹏的诗《梦游浮邱山》，心頭蓦地一惊，遂有一种被融化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读李白苏轼的时候才会有。仅仅一首诗，我便与汤鹏结缘，仅仅一首诗，那种磅礴的气势和浪漫的才情使我久久感动。我感到与诗人心灵的一种投契。因为一首诗，便很想知道汤鹏其人，偶然知道益阳师专老教授王子义先生校点过汤鹏著作《浮邱子》，而图书馆存有一册，便想借来一阅。乙亥年七月初七上午，我去益阳市图书馆，顺利地借到《浮邱子》一书，一抽卡片，上面一片空白，汤鹏的这本书在家乡还没被人借过，心中略有一丝悲凉……”

百度上这样介绍汤鹏：（1801-1844），字海秋，自号浮邱子，清道光年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与同时期的龚自珍、魏源、张际亮同被誉为“京中四子”。清嘉庆五年（1800）生于益阳沙头。他自幼聪敏好学，二十二岁中举，二十三岁进士及第。初官礼部主事，因文章“震烁奇特”，被选入军机章京，转达贵州司员外郎，旋擢山东道监察御史，以勇于言事，触怒清室，不一月即令仍回户部供职。此外，做过陕甘正考官、记名知府等闲官，逝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仅四十四岁。

叶梦边写边如此感叹：“我感叹汤鹏老乡的太天真，他误以为当朝皇上是一代明主，他把全部的生命都致力于国家的政治改革，他抑愤而作的长达二十二万字的《浮邱子》乃是他的全部政治见解也是他生命的结晶。四十四岁早逝的汤鹏不能不说以他的生命作出了抵押。二十岁以后的汤鹏有时间做诗与做学问，他在诗歌上的成绩已有前人评定。可是汤鹏的悲剧在于他不甘只是作为一名诗人，一名平庸的官吏。他的政治抱负不得施展，以至郁郁而死。他的早逝以至他根本没有机会参与政治改革。汤鹏在后人心目中，名声尚不及魏源和林则徐。魏源的《海国图志》与林则徐的《四州志》知道的人就比较多，他们的政治主张多少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产生了一定影响。”

她写得是那样投入，像是在为汤鹏“收脚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