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四期》的史传境界、道义精神与英豪气象

刘起林

抗战题材文学创作的具体审美追求和文本蕴含自然千差万别，但从根本性质上看，这类创作具有一种历史文学创作的性质，所以，衡量一部抗战题材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呈现了怎样的历史真实和体现了怎样的思想观念当为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

以此观之，何顿的长篇小说《黄埔四期》审美意义的重要性就充分显示出来。在历史认知层面，《黄埔四期》以全景性的历史生活视野和激昂与悲愤兼而有之的笔调，建构起“战争” “战后”“女人” “儿女”四大故事情节板块，谱写了一曲“抗战老兵”的英雄礼赞与命运悲歌；在思想观念层面，《黄埔四期》则气势恢弘地呈现出意义框架的史传境界、历史审视的道义精神和人物形象的英豪气象。两方面有机融合，共同构成了《黄埔四期》审美蕴涵的开拓性和历史认知的丰厚度。

一

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的历史真相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在文学创作中也未曾得到充分的反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抗日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抗御外侮的民族英雄们方才逐渐获得了国家和社会的承认与敬重，聚焦抗日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也迅速地繁荣起来。长篇纪实文学中邓贤的《淞沪大决战》和《大国之魂》、余戈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和《1944：腾冲之围》、张洪涛的《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长篇小说中都梁的《大崩溃》、邓贤的《父亲的1942》、范稳的《吾血吾土》，长篇电视连续剧中的《中国远征军》《长沙保卫战》《二十四道拐》，等等，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何顿是一位较早在小说创作中涉及抗日正面战场历史的作家，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他就开始了对这一题材领域的审美发掘。他的长篇小说《来生再见》以一个猥琐、懦弱、自私甚至不无农民式狡猾的底层小人物黄抗日为中心，表现了湖南常德保卫战和衡阳保卫战的历史情形；《湖南骡子》聚焦何家老少所体现的湖南人的集体性格、“骡子”精神，富有开创性地再现了四次长沙会战的壮烈场景。这两部作品都引起了全国性的巨大反响和高度赞誉。

相对于前两部作品，长达近八十万字的《黄埔四期》则全景性地展开了对抗日正面战场的历史考察与审美呈现。作品以“黄埔四期”学员贺百丁、谢乃常的人生轨迹与抗战历程为中心和线索，将国共双方众多的真实历史人物都编织到小说的故事情节之中，有效地建构起了一种展现历史全局及其内在复杂性的审美制高點。然后，作者以扎实的史料功夫和严谨的实地勘察感受为基础，逐一描述了抗日正面战场的众多重要战役，浓墨重彩地展开了忻口会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徐州会战、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兰封会战、长沙四次会战、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桂南会战的“战壕真实”与“战役全局”，包容丰厚而层次分明地表现了抗日正面战场的战争格局与历史进程，构成了一种史传色彩鲜明的文本审美境界。在具体的描写过程中，作品呈现出纳整个中国抗日战场于笔端的辽阔视野和对一个个重大战役进行具体写实的丰厚层次。一方面，作者连篇累牍地描述了军队官兵们在战场上拼死反抗和群体阵亡的场景，有力地表现了中国抗日军队前仆后继、为国捐躯的男儿血性。另一方面，作者也尖锐地揭示了残酷战争对于人心的改变和人性的扭曲。战场指挥员贺百丁甚至有意不记住士兵的姓名，因为这大群的士兵也许几分钟后就变成了尸体，记忆深刻则思之更为悲伤。众多这类惨烈细节的描写，从反面强化了文本审美境界悲怆苍凉的战争氛围。

在此基础之上，作者着重描述了贺百丁、谢乃常“战神”般卓越的军事才干、非凡的战场号召力和辉煌的战绩。以他们各不相同的战争人生轨迹为线索，作品对战争内部丰富性的描写也显得更为错落有致、多姿多彩，更具历史的纵深感。对于贺百丁、谢乃常希望凭辉煌战绩和谋略才干获得地位升迁的人生追求，以及他们因派系斗争和嫉妒心理而屡遭排斥的命运，作品也进行了真实地表现，从而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军队内部的矛盾复杂性。作者不断地描述贺百丁关于“战役成败”的种种假设性议论，来表现他对于宵小群中英雄失意、才干谋略得不到施展的强烈愤慨；对于谢乃常身陷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而误失了大好前程的个体人生命运，以及他油然而生的遗憾与郁闷，作者也进行了具体详尽的艺术表现。这就使历史复杂性之中所包含的社会与人性的黑暗，也得到了尖锐而透彻的暴露。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周梅森、张廷竹等作家的小说中，中国的抗日题材创作就出现了从中共党史军史叙事到国家民族史叙事的位移，随后，这种位移以纪实文学和长篇小说局部情节的审美形态，逐渐得到越来越丰富的表现。《黄埔四期》则全景性、写实型地逐一展现了抗日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役，令人血脉贲张地谱写了一曲“抗战老兵”的英雄礼赞，从而引领了长篇小说表现抗日正面战场的风骚。这一方面的相关蕴涵，构成了作品最为重要的社会历史价值。

《黄埔四期》的文本意义框架，还拓展到了呈现“抗战老兵”战后命运的辽阔历史时空。作者以双线推进、交错展开的叙事结构，将“抗战老兵”浴血抗战的辉煌历程和悲怆憋屈的战后生态，呈现为对比鲜明的情节板块，进而以兼具不平之气和批判意味的笔调，尖锐地揭示了“抗战老兵”们战后命运的悲剧性。

在政治意识形态至上的时代环境里，贺百丁、谢乃常等和平起义的抗日有功将领在长期被“闲置”，个体生存空间严重丧失，处于虚度年华、动辄得咎的生存状态，贺百丁甚至因直言招来了牢狱之灾。直到英雄暮年，贺百丁、谢乃常虽然拥有了某些神性的光环，人生的悲怆与失落却已无法改变；而且，“忠诚”气节的亏欠及由此形成的报应性后果，又成为了他们晚年的心结，贺百丁不肯原谅实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陈德，就是不肯原谅自己的心理折射。最终，他们只能在心境凄苦与愤愤不平之中悄悄离开人间、结束自己悲剧性的人生。这种悲苦、屈辱的命运与他们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为国家民族立下的功勋相比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反差。作者对这方面社会历史内容的正面书写，则构成了《黄埔四期》在历史认知层面最为突出的思想锋芒。

“抗战老兵”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个数目庞大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历史功绩令国人不能不既引以为豪壮，其战后的人生命运却饱含着我们民族的深刻创伤与无尽隐痛。《黄埔四期》聚焦“抗战老兵”历史功绩和人生命运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史传般的坦率、真切与翔实，对其进行了全景性的呈现和全方位的反思。在抗日正面战场的历史功绩逐渐得到主流意识形态承认和尊重的当今时代，这种审美发掘无疑既开风气之先、顺应和引领着时代的趋势，也具有深厚的社会与文化土壤。《黄埔四期》在历史再现层面的意义和价值，就由此充分地体现出来。

二

在文本主题框架和审美重心的建构过程中，《黄埔四期》鲜明地表现出一种以人道关怀、公平正义为基点的道义精神和不平则鸣、仗义执言的叙事姿态。

《黄埔四期》虽然大篇幅地描述了抗日正面战场的历史景观，但作品的审美重心并未停留于发掘与再现历史本身，通过对“历史现场”令人血脉贲张的描写，作者着重表现的是“抗战老兵”为民族存亡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赫赫功勋，以及贺百丁、谢乃常在战场上所表现的卓越军事才干。正是以此为基础和前提，作者对“抗战老兵”在和平年代所承受的不公平待遇和坎坷、屈辱的命运，才表现出格外强烈的愤慨之情和申诉之意。由此，一种颇具古道热肠色彩的、为“抗战老兵”鸣不平的道义气概和情感倾向，就在文本整体意义的建构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在具体的描述过程中，作者所遵循的其实是有功必酬、国家功臣应获重用和礼遇这样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则。在抗日战场上，贺百丁曾纵横捭阖、所向披靡。但是，在战争年代，贺百丁因自恃才高、锋芒太露而引起同僚的嫉恨和上峰的猜疑，结果只能是功高不显、才雄位屈；在和平年代，贺百丁也由于对位居虚职心怀不满，才在“大鸣大放”时语惊四座，最终落得个坐牢的下场。正因为有功必酬、有诺必信属于最基本的社会道义，贺百丁对自我人生的这种失意状态始终心有不甘，才显出社会公道和历史正义层面的充分合理性。作者以此为中心展开浓墨重彩的描述，则鲜明地体现出一种直面历史和世道不公平状态的肩担道义、仗义执言的叙事姿态。

《黄埔四期》将审美视野延伸到“抗战老兵”儿女们的身上，则更突出地体现了作者人文关怀视野的深广度。谢乃常、贺百丁的儿女在血统论的阴影下，都被摁倒在社会底层的最阴暗、潮湿之处，过着比他们父辈更受欺凌与屈辱的生活，以至一个个在命运的动荡与恶人的摧残面前遍体鳞伤。在贺家，贺百丁才华横溢的儿子贺兴、贺强都被迫失去正常升学的权利，走向了当下乡知青的道路，但辗转于偏远的山乡，贺兴最后成为了傻子和杀人犯，贺强则在残疾之后长期作为护林员困守孤山。贺百丁的侄女贺娣也长期受到公社书记的奸污。在谢家，曾追随谢乃常浴血抗日的儿子谢国民被活活饿死；谢乃常的女儿谢文青决绝地与家庭划清界限而成为样板戏主要演员，却因身为高干子弟的丈夫负心而神经错乱、变成了疯子；谢乃常与马沙丽的私生子，则始终拒绝承认他这个父亲。悲苦无奈的儿女们一个个将父辈视为难以原谅的罪孽之源，结果，曾威风一时的贺百丁、谢乃常在自己家中也长期抬不起头来。这就超越其自身命运而从“祸延子孙”的角度，更有力地强化了“抗战老兵”们的人生灾难之深重。

在探究人物悲剧性命运的成因时，作者还表现出对人性邪恶与丑陋的深刻洞察和愤怒谴责态度。《黄埔四期》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工人丈夫对杨凤月的摧残，公社干部对贺娣的淫欲以及转嫁給贺兴的丑陋，高干子弟对谢文清的自私与薄情。在这类描写中，作者不仅揭露人性的恶毒与丑陋达到了相当深刻的境地，对于种种人性恶的愤怒情感也达到了相当强烈的程度，作者甚至以杨凤月、贺兴冤冤相报的方式，让杨凤月的工人丈夫和迫害贺兴的民兵营长都不得好死，借以表达对他们以人性恶摧残美好情感、践踏人格尊严的强烈义愤。

《黄埔四期》以对“抗战老兵”既热烈赞颂、又深切同情的情感倾向为基础，来层层推进和拓展地建构有关其人生命运的情节结构，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人文关怀和道义精神为逻辑动力的文本意义建构姿态。

三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黄埔四期》表现出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趣味与精神传承，于是，作品主人公不仅是政治历史层面的英雄形象，更体现出一种人生姿态意义上的英豪气象。

贺百丁形象的英豪之气，主要表现在他那血性男儿桀骜不驯、豪爽率真的个性上。在人生的顺境中，贺百丁总是睥睨群雄、豪气干云，甚至坦率中不无莽撞，好作缺乏城府但卓具战争谋略的大言；面对命运的危机和人生的屈辱时，他虽然左支右绌、捉襟见肘，却仍然显出一副“虎死不倒威”的苍凉悲怆之态。作品在众多对官场、政治性场景的描写中，着意张扬的却是贺百丁身上那种人生疆场上失意英雄的硬汉气概。

谢乃常的英豪之气，则更多地表现在他那精明变通地掌控世事的人生风度上。大鸣大放时，谢乃常离会出去与女人厮混，反而躲过了“反右”的一劫；红卫兵抄家时，他因自己曾是杨虎城部下，干脆谎称是中共地下党、当年还抓过蒋介石，从而镇住并顺利地哄走了红卫兵。在他人危急的时刻，谢乃常的精明变通又与一种军人式的仗义和担待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早已离异的原配田贵荣戴着地主帽子，谢乃常知道后马上找到公社书记，执意要求改换到自己的头上。贺百丁政治上有危机，他为之上下奔走、曲意辩护；经济上遇难关，他慷慨解囊、赠给战乱年代积存的金条。贺兴面临被开除的危险，他又打着校友林彪的旗号，巧妙地游说学校负责人改变了主意。在诸如此类的描写中，谢乃常形象甚至颇具江湖游侠潇洒纵横的人生风度。

不过，贺百丁与谢乃常形象的传统英豪之气，更突出的表现是在他们与一个个婚外女人的交往上。

谢乃常虽然家有苦苦追求方结成良缘的佳偶，身边却总是婚外的女人不断，显示出非凡的魅力和影响力。上海滩舞女陆琳本是当地军界贿赂给谢乃常的情人，却因他的个人魅力，变成了生死相随、最终牺牲在滇缅战场的抗日女军人；前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杨凤月在丈夫逃往台湾后的孤寂中偶遇谢乃常，随后就温情深厚，同其他男人结婚后还无法割舍，仍然与谢乃常频繁地往来；女画家马莎丽对自己哥哥的老上级久怀敬仰之心，虽比谢乃常年少许多，却主动投怀送抱，还因与谢乃常的私生子而受尽磨难；还有那云南白族的女人，虽长期在谢家中近乎佣人身份，却至死都将谢乃常当作天神一样看待。谢乃常对这些女人，也总是有情有义。陆琳惨烈牺牲后，谢乃常长久地怀念；杨凤月不堪工人丈夫的虐待而杀夫获刑，谢乃常满脸泪水地为她收尸；对于红颜知己马莎丽，谢乃常更是在“文革”岁月也做地下工作一般地冒险关怀着。作者浓墨重彩地展开对所有这一切的描述，自然不是要表明谢乃常是一个下流坯子或风流情种，而是要展现他在坎坷命运和艰险世道面前的潇洒、坦荡情怀，要展现他那种“是真豪杰自风流”的人生境界。

贺百丁与谢乃常一样也是风流不断，但他的一段段人生风流，最后却总是成了一个个被人抓住的“把柄”。酒楼老板娘吴姬在贺百丁驻军遵义期间主动亲近他，并在他明确表示“不外娶”之后仍然跟着走，贺百丁于是心有不忍，将吴姬带回了西安，但转眼就面临妻子的压力，只得将吴姬配给了副官陈德。明为军统、实为中共谍报人员的女机要员秦云从总部来到军中，贺百丁又一次无法抵御美色的诱惑而与她如胶似漆，结果造成国军两个旅的损失，受到军法的严惩。这一桩桩过后回想起来令人忍俊不禁的人生“错误”，恰恰鲜明地体现了贺百丁秉性的任情与率真，这岂不又是一种豪杰之士的人生境界？

《黄埔四期》出现大量贺百丁、谢乃常与女人们交往的故事情节，存在两方面解读的可能性。从历史认知的角度看，这类情节有可能被解读为通俗文学性质的“战争与女人”的类型化叙事；但从人生命运与生命境界的角度看，这种描写恰恰有力地呈现了作品主人公人生的真性情和人格的英豪气概，进而将文本审美境界从充满传奇色彩和论争气息的历史叙述，转换到了一个以传统文化观念为价值基础的、有情有义的日常生活世界，由此反而有力地强化了作品的世俗精神和文化共鸣度。

总体看来，《黄埔四期》犹如中国南方恢弘壮阔的大江大河一般，表面看起来河宽水满、清澈明白，实际上却暗流奔涌、丘壑纵横。以意蕴建构的史传境界、历史阐释的道义精神和人物形象的英豪气象为价值支撑，《黄埔四期》既充分显示出对抗战历史和“抗战老兵”命运艺术开掘的广度、深度与厚度，又呈现出在整个当代抗战题材文学创作领域审美意义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