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带着伤口飞翔

当下中国社会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近三十年市场经济深度介入个体人的日常和精神生活，这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情感和思维方式。日常生活的温饱和精神生态的平庸乏力并存，物质欲望的勃兴和生存压力互为表里，经济繁荣带来个体与民族自信力的增强，同时个体与当下、历史与未来的不确定性关系乃至虚无主义成为一种流行思潮。人之为人，对于当下的中国人来说，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物质主义与精神生活，而更多纠缠在对于乡土社会、现代社会和各类新媒体信息茫然与辨识的混沌之中。与此同时，深度植入日常生活经验三十年的中国文学也在休生养息的平静中呈现出了新的特质。“时代新人”与常态社会的现代人格建构、“人的文学”和“人道主义”分别是上个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中国文学提出的重要问题。而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个体大多解决温饱之后，“人”的主体性才有了一个较为稳固的现实基础。在生活欲求获得基本满足条件下，现代中国人终于可以在非战争、非饥荒、非政治斗争的社会语境中开始“现代人”的选择，这也是现实生活对于中国文学提出的新命题（传统中国社会有着一套完整的修齐治平的人生路径，个体人在消融于群体的行为方式中，最终以获得道统认同为最高的价值诉求。近现代社会中，人在饥饿、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命运遭际面前的选择是逼仄而极端的，这类选择有着对于人本质最为直接的拷问，人更多和群体、国家互为表里，个人命运的选择关乎家国大义，更多是在外辱、内乱、战争和政治斗争中的挣扎和呼喊）。然而，作为一个仅仅解决了自身温饱又面临着物质主义和资本全球化语境的中国人，该如何处理自我、他者、世界的关系？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当下和未来？

当一个人真正明白“死亡”是人类的宿命，那么他才能在向死而生的层面上去看待自己的肉身和灵魂。荷尔德林曾经说，“有时，天才会变得黑暗，沉入内心的苦井”。和荷尔德林一脉相承的保罗·策兰四十五年前从米拉波桥上纵身跃入塞纳河，实践了他在接受毕希纳文学奖致辞时引用的一句话：“死亡作为自我解放到来了。”死亡是作家极其钟情的一个文学母题，无论怎样的文本，一旦和“死亡”粘连，无疑就带着对于尘世无言的愤懑和无尽的哀怨。尽管面对死亡和对于这种终极的言说不一定带着哲思和诗意，但是却如保罗·策兰所说：“已学会/用伤口飞翔”。

李浩《夜晚的鼹鼠》以自己一贯的写作方式将欲望隐匿在黑暗的爬行中，将血腥及其隐喻放逐在人和动物移形的魅影之中。小说依然在死亡与时间的罅隙中寻找着生存的真相，而对于俗世坚硬生活的闪烁其词让文本在巨大的虚无中显得绵软无力。王族的《恐惧》则是旷野中面对真实死亡的一种硬汉式的抗争，人与狼的对峙更多是一个物种与另一个物种对于内在坚韧和自信的一种呼唤，恐惧与其说来自外部不如说来自内心深处。东紫的《地狱来信》则假借死亡之外壳来言俗世之情，往生现世的纠缠终究是为了一个不舍的“执念”，对于地狱和天堂来说，恐怕都容不下属于肉身的情爱。作家们用文学想象面对死亡，以叙事和言说对抗生命的无常。作为人类精神的行吟者，或许正如卡夫卡所言：诗歌即病……只有等我有能力将这世界带入纯净、真实与永恒之境才会有幸福可言。

对于吟诵“死亡赋格”的文学来说，死亡并非结束，而是想象开始的地方。然而，大多作者更加钟情于叙述“人性的枷锁”。这让我想起了毛姆，他是一位擅长讲故事的作家，他更愿意讲述一些龌龊的故事，诸如贫民窟、通奸之类的题材，他更愿意把人物快速推向麻烦的境地，适应大众时代普遍猎奇和喜好刺激惊悚的癖好。毛姆非常了解人性的普遍弱点，写爬满谎言的婚姻、情欲控制的狂热和软弱以及男人在美貌面前的无力自持……人性和婚姻的枷锁在毛姆笔下成为一种炫目的叙事刀锋。他曾经嘲笑维多利亚时代小说所要寻求的“教益”，他这样评论亨利·詹姆斯：“他作品里的人物都是些没有心肝，也没有性器官的人……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就像那古老房屋顶楼上的蜘蛛网，复杂、细腻，而且优美，但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有常识的女佣用扫帚一通扫就给清理干净了。”毛姆心中，人这个概念从来就跟“伟大”不相干，人都是一些卑鄙的生物。

毛姆是我们时代伟大的前行者，专号中的众多文本无疑闪现着毛姆一样的叙事刀锋，让我们看到人性及其枷锁对于“生”的折磨。沈念的《错过一场拳击赛》细腻地摹写了男主人公精神情感上的伤痛，婚姻暗疾中的人游走在人性荒芜的边缘地带，然而却有着几分宽容中的不忍与体恤中的温良。于晓威的《工业催化》则直逼人身体欲望的内核，现代日常经验的平淡无奇中，因为偶然不经意的欲念，常态的生活被疯狂所占据，人性的恶和人生的悲剧由此展开。小说更多探讨了人性之善变与欲望之间发生裂变的可能性。黄孝阳的《老鬼》以镜头闪回的叙事方式，重现了上个世纪某个时间节点不良青年的嘚瑟神韵，扑克牌、赌博、一两个女孩和暴力等因素构成了泛黄的影集，叙述了村镇中学不良少年及其隐秘的生活史。贺小晴的《陶爷爷和他的挂面》则在儿童视角的怀旧中叙述了一个关于命运的悲剧，侧面呈现出戏剧般的场景和人物，儿童投入的情感体验和父母旁观者的冷静淡漠构成对于历史场景的张力落差。历史在当事者眼中往往平淡无奇，即便是生死离合这样的大事也只是平常样的无奈和淡漠。曾剑的《疯狂的传单》则让老实勤勉的农民在无端的欺压和侮辱中进行了某种谐谑曲式的反抗，带着辛酸和屈辱，老汉的这种抗争在疯狂中透着黑色幽默的荒诞与悲凉。李学辉的《有一道菜叫汉奸》用本色的文字表达凸显作家一贯独特风格的追求，巴子营的叙事在历史夹缝中展开，演绎出中国乡土社会中关于粮食、阶级斗争和人与人之间的恩义情仇。黄金明的《标兵》则从对于中学时代校园生活的追忆和重新叙事中，反观时代对于少年心性的侵蚀与伤害。在一个精神贫乏情感逼仄的校园里，少年的情感和灵魂都无法找到可以皈依的对象。小说试图在追忆性的回溯中清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个体和群体的塑形和逼压，从而凸显出作者不同于一般写实主义的文学追求。周瑄璞的《零虚构》恰恰是在另一个维度去看待庸常生活本身，现实生活的坚硬冰冷深入场景中的每一个角落。作者以白描手法呈现出同一个场景中影影绰绰的各色人等，零度叙事观照下，文本摹写公共场所中所有的人几乎都可以用“面目可憎”来形容，可以将张爱玲的一句名言加以修改：人生如一件并非华丽的袍子，里面却长满了虱子。如果是这样，我们生而何为？瓦当的《碧园书》则纠结于情感的漩涡中，自恋的作家和暗恋的倾慕者构成物质时代某种不合时宜的暗讽，人的软弱、伪善和颓败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叙事中缓缓浸入冰凉的暗夜。范晓波的《甜蜜的事业》叙述了这个时代蛰居婚姻中男男女女的不安分，荷尔蒙依然旺盛的已婚成年人时时有着从现实生活里工作、家庭、抚养孩子的压力中“越狱”的冲动。小说通过主人公的一次无聊外出，凸显和放大了婚姻作为牢笼和港湾的矛盾存在。“甜蜜的事业”无疑是带着一种真诚的反讽，婚姻家庭无疑有着甜蜜安适的一面，同时对于躁动的身心来说，布满诱惑的围城之外似乎才真正有着某种难以言表的魅惑力。

新写实以来近二十年的当代文学，更多在个体庸常经验的生活层面回应市场经济时代物质和欲望的表达，作为被抛入历史中的人和人的生活来说，先天设定这种生活状态的合理性，通过削平深度、消解崇高来解构曾经异常强大的诗道传统和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干预。近二十年，当代文学日渐趋向文学写作自身的独立性，同时也不自觉地远离“人的文学”及其人文传统。因此，在这二十年中，文学多是“时代庸人”的一地鸡毛，时代庸人成为文学所建构的“中国人”自画像，群体性的功利主义和矮化人格竟然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共识。随着常态现代社会的日渐形成，更多中国作家开始反思“时代庸人”与个体人格、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面对这样的时代，现代个体该有着怎样独立和自主的选择和判断？如何在新的社会政治文化情境中建构“时代新人”？本年度几位“时代新人”体现了中国作家对于中国人现代人格精神的文学想象，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作家对于“人的文学”和“人道主义”等重要文学命题的重新思考和现实回应。

在“死亡赋格”与“人性枷锁”之外，文学依然承载着情感表达的功能。《诗经·小雅·四月》曰：匪鹑匪鸢，翰飞冲天。匪鱣匪鲔，匪潜逃于渊。山有蕨薇，君子作歌，唯以告哀。作歌以达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字的抒写是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需求。王方晨的《嘎达梅林》是一部非常奇特的作品，低吟回旋的语气和节奏赋予文本真挚纯净的叙事风格，那只名叫格里的狼徘徊在恩人塔娜的帐篷周围，一生一世地向着人和人性的温度靠拢。在一个依然相信人性善、甚至于狼性也会因为人性之善良而有所变异的虚构故事中，悲剧的诗意油然而生。冷硬的物质生存中，这个文本让我们重温1980年代人道主义的宽厚和人性的温暖。鬼金的《环形山》是以一个郁闷者的失踪来言说庸常生活对于人精神的凌迟，其中又缠绕着身体欲望和人性道义的丝丝缕缕。对于其中的女主人公沈书枝来说，老康的确是一个让自己无法安稳生活的存在，然而一旦意识到庸常背面依然有着更为饕餮的人生宴席之后，即便卑微如沈书枝这样的女子也无疑会对生活之上的空间投去深情的一瞥。李骏虎的《六十万个动作》则基于道义和良知来叙述打工者维护自身权益的艰难，以及自身劣根性导致的悲剧命运。任林举的《当时光之水流过合川》以大历史来观照时光罅隙中人对于命运的选择，在人性的光耀中，合川成为一个令人惊讶的异数。文清丽的《维以不永伤》通过家庭婚姻的矛盾来架构一个青年的成长，当我们对往事深情回眸却坦然释怀的时候，生活则呈现出不同面相，而此时，就是我们趋于成熟之际。

专号的散文随笔才情各异，任意挥洒自如中，尤显“趣味文学”之义。跳蚤之于文人墨客的谐谑滋味，书与写书之人在生活重压下的异质和荒谬，蔡琴女声荡气回肠于怀旧的时光中，而坐在房间中的那个人其实就是自己心像的投影。时光练习册中操练的是被日常打磨的人性，而两个至亲之人的隔膜与冷漠穿透几十年的光阴，揉碎了三代人的血脉亲情。在从容和淡定中，对于一个地方和一朵花的了解可以穿越时间而历久弥新。异乡作为一个孤独的意象，可以在转经、转山和朝拜中走向某种永恒的神迹，然而，一转身，我们依然生活在充满烟火气的人间。

《飞天》2016年1月、2月推出的鲁28专号汇聚了三十位作家的小说、散文随笔，文本呈现出多元芜杂的生活镜像和迥异的精神价值取向，在当下资本和大众文化的时代语境中，无疑显示出了某种标本性和符号性。其中一些作品是作家早年的“旧作”，无论是当下的写作还是“旧作”，这些文本都凸显着近十年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和精神烙印。小说写作虽然故事各异，但是却都呈现出整体性的怅惘和茫然，时代庸人在日常生活流中滑动攀爬，却永远只能如失重般漂浮在身体欲望之中，无法找到精神的出路。身体在温饱之后，耽于思想的庸常与精神的弱化，徘徊在自恋自伤的情景剧中，苦闷和彷徨也由此沾染了时代阴郁的底色，呈现出某种时代抑郁症的倾向。近二十年当代文学塑造了大量“时代庸人”形象，这是对市场经济时代价值体系和物质主义的沉溺与认同。这种认同使得文学人物的个性消融于大众文化的平庸与浅薄之中。同时，这种认同带来作家自身少有价值判断的倾向性，面对芜杂纷乱的现实经验，小说往往缺乏有力度的精神叙事。由此，对于当下小说创作来说，现实经验零度叙事应该有着某种适度的后撤。在1980年代先锋终结三十年的时候，还应重拾先锋精神对于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双向探索。对于“死亡赋格”来说，中国式俗世生存经验的非宗教性，使得这类叙事行走在一个相对逼仄的时空隧道中。文学的精神力量在于真正的“向死而生”，时间意义上的终结最终带来空间的移位和人的异质性。我们在处理“终极问题”的同时，无疑要有着和终极问题对等的“终极关怀”，文学中的死亡不是背景音乐，或许这样，才是对于死亡的真正“赋格”。在解构“人性枷锁”的时候，还应理解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人的婚姻家庭所具有的伦理重负和沉重的肉身一起给“人”以枷锁之感，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伦理风俗带来人类的文明和开化，肉身欲望给人类以生趣和种族繁衍的必要。如何在生理、物质、风俗、文化心理、情感、理智、心性乃至灵魂的多重视角去看待人性乃至人性的枷锁，才是时代赋予“人性”真正开阔的路径。人臭皮囊之下固然有着一切隐私和阴私的肮脏和龌龊，可是同样也蕴含着比星空更为深邃的心胸——而人之为人，灵肉两端都不可偏废。

由此，在一个过于喧嚣又寂静无声的时代，文学依然成为某种最贴近心灵的言说。

郭艳，笔名简艾，安徽舒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评论家，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研究员。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之余从事文学写作。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小说评论》和《文艺报》等核心报刊上发表论文数十万字。出版批评专著《像鸟儿一样轻，而不是羽毛：80后青年写作与代际考察》，长篇小说《小霓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