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化因素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荩刘 莉

精神文化因素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荩刘 莉

第二语言习得通常指母语习得之后的任何其他语言学习。影响二语习得的因素主要有语言因素及非语言因素等。而个人的学习经历、年龄、动机、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知识、文化背景等非语言因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其中的文化因素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作用举足轻重。如何在习得二语的过程中避免因母语与目的语不同而导致的负迁移，并充分利用二者的相同之处实现正迁移，在语言学界一直见仁见智。

英汉文化的对比分析很重要，因为跨文化交际中的失误许多都是由于交际者缺乏母语与目的语文化差异的意识造成的。语言学家拉多（Robert Lado）在《语言教学：科学的方法》一书中指出过：“我们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可能教好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真正学到语言。”因此英美文化中的社会习俗、文化背景等知识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只有通过对比分析其中的差异，才能在运用目的语时摆脱母语的习惯思维模式，减少母语的负迁移干扰。

传统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每一个社会体系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体系，这套体系直接影响人们思维的方式，交往的规则，对人们的社会生活起指令性作用。对于隶属于某一文化的人来说，行为受价值观的支配，在语言上也打下了价值观的烙印。文化不同，价值观也存在着不同。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是“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是处于统一和谐的整体结构中，表现为人对自然的顺从与崇拜，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整体的一部分，体现在语言上就是整合型句式，它首先重视整体形象，然后在注重细节，先整体后局部。而西方文化坚持“天人相分”即“主客相分”的哲学观点，认为人是万物的中心，人与自然相对分立，人应处于支配和改造自然的地位。体现在语言上就是分异型句式。如汉语的“房间里有一个女孩”（先整体后局部），译成英语则是“Thereisagirlintheroom.”（先局部后整体）。

价值观的不同势必造成价值取向的不同。中国人认为个人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推崇社团和集体价值，强调社会群体的统一和认同，是一种社会价值至上的价值取向。而西方文化则是个人价值至上，它推崇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存在价值，崇尚个人奋斗，每个人体现个性化的自我。在语言上表现为，西方人致谢时会自信地说“Thank you”,而中国人表现为“过奖，过奖”。表现能力时西方人会说“Ican…”而中国人会说“恐怕……”

美国语言学家海姆斯（D.H.Hymes）认为，一个学习语言的人不但应该有识别句子是否合乎语法规则的能力和造出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的能力，他还必须懂得怎样恰当地使用语言，即对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使用不同的语言。因此，二语习得者的交际能力应得到锻炼和培养。

思维方式不同。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语言表达各异。西方人较注重抽象思维，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注重哲学思辨。而汉民族却偏向形象思维，运用形象的表达手法描绘抽象的概念。体现在语言层面，英语多用抽象表达法，汉语多用形象表达法。英语大量使用抽象名词，同时，英语是构形语言，有丰富的词义虚化手段，如词缀；英语中介词的使用频率远远超过汉语。而在汉语中，常用具体表抽象。“如果说中国有抽象名词的话，就只有这极少数的几个了”。同时，汉语也不具有构形形态。

思维风格不同。焦点思维与散点思维语言表达各异。英民族在表达思想时，逻辑严密，先陈述主要思想，再延伸出去。英语句子先说出主要信息，然后介绍其它辅助信息，如时间、地点、原因等。英语有严谨的主谓结构，主谓结构统领全局，提纲挈领。英语句子就如一棵树，由树干延伸出去，形成无数的分叉。因此，英语句式呈“聚集型”。而汉民族是散点思维，思维按逻辑事理，时间顺序，因果关系排列，如行云流水，洋洋洒洒，但形散而神聚。

思维指向不同。客体思维与主体思维语言表达各异。英民族严格区分主体与客体，强调用客观、理性、冷静的态度对待客观世界，寻求自然规律，探索科学真理。连淑能指出“理性主义将主体作为旁观者，对客体尤其是本质世界进行探究”。而汉民族的传统思维注重主体意识，常常以“我”为视角，以“我”的情感、态度、观念为依据做出价值判断，以“我”为认识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这种思维差异在语言上体现为英语重物称，汉语重人称。英语中有很多句子，不以人做主语，而以抽象名词或事物名称做主语，而汉语经常用表“人”的词、词组、短语作主语。

思维侧重不同。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语言风格各异。英民族注重形式逻辑，而汉民族重辩证思维。表现在语言上，英语用各种形式连接手段，而中国文化历来注重意合，“刘勰所谓‘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就是说意思受思维支配，语言受意念支配”[4]汉语很少或几乎不用形式连接手段，汉语中少用虚词，只是将句与句排列起来，让读者去了解其内在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几种思维差异并不是绝对的，不能以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差异。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不同思维和语言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上述差异只是指某个民族更侧重某一方面而已。

社会文化会影响不同文化间人们的交流。当学习者学习目标语时，应同时学习它的文化。而在学习过程中，比起所学到的语言知识，人们学到的文化知识往往更少。那就是为什么当你想说配偶时，却说成了“lover”。

教育培训在很大程度上以正式引导的方式影响着语言迁移。如果二语教师熟悉学生的本族语及目标语，他们就可以通过对比分析，为学生提供更多关于语言异同点的信息，以促进二语习得正迁移的发生。另外，合适的教材和其它学习资料、教室和教学环境也能增强学生形成识别两种语言及其文化异同点的意识。

社会上流行元素对二语习得也有影响作用，特别是对年轻学习者影响更大。年轻人爱追随潮流，喜欢模仿明星的语音语调和用词。近几年中国流行的哈日族、哈韩族，对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有着不少的影响，时尚的网络语言也日渐走进二语课堂。学生的口语和日记上经常会听到或看到一些流行词汇。

学生在最初的英语学习过程中，通过具体可感的图像、声音、动作等获取一定的英语知识和技能。但学习中还有很多未知的没有预见的隐蔽的问题，需要逐步去认识了解，这就需要进行思维。而理性思维是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教学实践证明，多引导学生进行理性思维，可使学生从练习英语的技能中对问题进行探讨研究，加深理解，形成自己的观点，从而发展学生的个性。通过引导学生对诸多学习问题进行理性对比分析，可帮助学生理解英汉两种语言并非格格不入而是息息相关，在二语习得中努力做到触类旁通，提高学习效率，实现顺向正迁移。

综上说述，精神文化因素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不容忽视，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会不自觉地受其影响。因此，要想提高效率，学到真正地道的外语并在跨文化交际中得体的应用，必须重视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精神文化因素的影响，尽量避免母语的负迁移，实现顺向正迁移。

注：该文系2009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二语习得中影响语言迁移的文化因素研究”（09CWXZ32）成果之一

刘莉，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