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鼻子》看芥川龙之介的矛盾心理

潘新艳 袁明昕

芥川龙之介，1892年3月1日，生于东京，原姓新原，父亲经营牛奶业。出生后九个月，因其母亲精神失常，无奈被寄养在舅父家中，改姓芥川，作为养子长大成人。芥川家世世代代都有人在将军府任文职，这良好的文化氛围使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与熏陶，在中小学时代就涉猎了大量的文学名著，十八岁时进入东京大学英文科学习，他博古通今，记忆力超群，不但有极深的英文素养，对汉文化也十分精通。他的这种良好的文化知识储备，让他可以充分地从历史和典籍中获取创作素材，并把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其中，从而弥补了他在人生阅历方面的欠缺，这也成了芥川文学的特色。读书期间芥川与著名作家菊池宽、久米正雄等相识，共同创办了第三次、第四次同仁杂志《新思潮》，组成了日本近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派别——“新思潮派”，芥川龙之介是这一文学派别的重要代表作家。1915年，芥川发表了处女作《罗生门》，次年又创作了短篇小说《鼻子》，发表在第四次《新思潮》的创刊号上，文学大家夏目漱石对此十分赞赏，这使芥川一跃成为文坛最耀眼的新星。1916年7月芥川自东大文科毕业，随即进入海军机关学校任教，一年后加入大阪每月新闻社，由此逐渐走上专业文学创作的道路。早期的小说创作多为历史题材，但晚期作品逐渐转向表现个人内心世界，写下了一些自传体作品，这与当时急剧变化的社会背景、自身身体状况，个人家庭的情况和他在艺术上、思想上感到极度苦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27年身体病弱的芥川怀着对未来“说不清的不安”服安眠药自杀身亡，他的死可以说标志着近代日本文学的终结。

《鼻子》的主人公是个叫禅智内供的和尚，他自入佛门以来，一直为自己的鼻子而苦恼。他的鼻子长五六寸，从上唇一直搭拉到下巴，其状如香肠，从脸的中央一下子搭拉下来。因为有了这样与众不同的鼻子，给禅智内供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不说别的，单说吃饭，就不能一个人吃。吃饭时必须有一个小和尚站在旁边，拿着一块儿一寸宽、两寸长的木板托着他的长鼻子，否则鼻尖就会掉到碗里去。后来上京城去的一个弟子听到一个秘方，就是把鼻子用热水烫、用脚踏，再把油脂去掉。禅智内供虽然不很情愿，但还是按照弟子说的方法去做，没想到治疗效果却非常成功。禅智内供抚摸着变短的鼻子，脸上现出了多年不见的轻松愉快的笑容。可是人们比以前更加露骨地嘲笑他，而且显然带有恶意。他们对从不幸中解脱出来的禅智内供，抱有明显的敌意。为此，禅智内供天天闷闷不乐。好不容易把鼻子弄短了，反而增加了自己的烦恼，这是他没想到的。一天夜里，禅智内供的鼻子又充满了水气，像原来一样了。于是，禅智内供一去烦恼之情，又愉快起来。并在心理低语着：“再没有谁嘲笑我了!”可见他的自尊使他无时不刻地在意别人眼中的自己，使他竭力掩饰自己内心的一切，他人的讪笑，他人的议论，他人的同情，使内供愈发急切地要摆脱鼻子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但一旦鼻子恢复正常，世人脸上的冷笑，目光中的嘲讽却并未消失。

可见，这是一篇描写心理矛盾的小说。芥川注重对人和人生的观察，从旁人对内供的态度看，他们同情弱者但又嫉恨弱者变强，以同情作为平衡心理的法码，利己自私。从内供自身来说，他过分意识自我，时刻以他人的言行作为修正自己的参照从而丧失自我。从芥川的“鼻子”的既诙谐又幽默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内心矛盾的挣扎。

在《鼻子》中清清楚楚地表现出了作者对人的软弱和丑陋的叹息，对人生的怀疑，对利己主义人性的绝望，字里行间反映了作者老成和诙谐的人生观，很难使人想到这是一个初登文坛的年轻作家的第一篇成名作，这就与芥川的生长环境有很大关系。

第一，来自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芥川家庭的变故，如母亲的发狂，寄人篱下的生活，后来失恋的痛苦，都对他以后的写作产生深刻影响，所以芥川注重对人、人生的观察，洞悉市民阶层的弱点，在作品中刻意对此进行讽刺、剖析、批评。人之初，性本善。人都有其善良的一面，当看到别人陷入不幸时，人们都有同情心。人们不仅要表示同情，甚至要伸出援助之手，使陷入不幸的人脱离苦海，并为帮助了别人而感到欣慰。因人的这种善良本质使人世间多了许多光明和温暖。但人性中的丑陋，也不能忽视，当看到不幸的人脱离苦海获得成功和幸福的时候，人们又在内心希望这个人再次陷入不幸，回到让人同情的地步。该作品使我们看到芥川笔下人性的双重性，也表现出了作者芥川对人生的怀疑，对旁观者利己主义人性的批判。

第二，无法冲破的资产阶级束缚。自从产生阶级社会以来，文学史上出现过奴隶主阶级文学、封建阶级文学、资产阶级文学，它们都是阶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芥川龙之介毕竟是资产阶级作家，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他只能看到人的两重性，如“鼻子”中旁观者利己主义和内供自尊心的愚蠢，不可能写出内供对社会评论的反抗。这是由作家世界观、人生观、立场观所决定的。芥川是不可能冲破本阶级对他的束缚的。今天，我们评价芥川的文学作品应该看到他的两个方面，既要看到他在文学创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要看到他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灰暗、消极的东西。芥川龙之介在日本文坛上留下了不朽的艺术杰作，成为日本文坛上闪烁着不朽光辉的文学家，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的多数作品以理智压抑感情，对现实采取客观的批评。但是，他没有变革现实的积极性，常常与现实妥协，芥川在一些作品也表达过“看到了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罪恶”等观点，但不知道如何去反抗，他们的人生观是根植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合理主义之中。在文艺观方面，认为作家“站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上描写人生”，“恐怕并不总是美好的”，所以作家的创作“尽了人力之后，除了听天由命，别无他法”，这就是资产阶级文学作家的在文学创作上有光辉的一面，又有用资产阶级人生观看待问题的一面，这是芥川矛盾心理形成的主要原因。

20年代末期，日本社会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芥川是被评价为是个“神经脆弱到门前有人咳嗽都会大吃一惊”的人，动荡的局面使他深感不安。他越是接触社会，越憎恨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他虽对现实不满，却又不肯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他曾这样自我反省过“你为什么要攻击现代的社会制度？”“因为我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某傻子的一生》）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流血的革命。

芥川自己这样描述自己道“我在气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人生观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依稀看到未来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说：“贵族不是已经让位于资产阶级了吗？资产阶级也迟早要让位于无产阶级。”（《文艺的，过于文艺的》他甚至承认：“社会主义不是是非曲直的问题，而是个很简单的必然问题。”（《澄江堂杂记》）然而他又坚持自己的悲观论点：“我相信，在任何社会组织下，我们人类的痛苦也是难以解救的。”（《文艺的，过于文艺的》）

正是小资产阶级这一软弱、动摇的性格，使他们面对阶级对立日益尖锐化，而采取一种消极保护自己的态度，将自己封闭在孤独的世界里而深感“默然的不安”。芥川龙之介于1927年抱着“希望已达到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鲁迅语）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就典型地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及其文学的必然结局。芥川龙之介在肉体生命上的完结，都是由于他终究是在既存社会的结构内，不堪忍受软弱的自我和社会的重压，而又无力反抗（或无意反抗），最终企图在妥协的局限之中来实践他的人生意义和文学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