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画品·精神家园——方济众艺术旅程探寻

吉武昌

方济众（1923-1987），笔名雪农，陕西汉中勉县人。著名山水画家，长安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生前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陕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国画院院长、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代表、陕西省第六届政协常委。

活跃于20世纪50年代未至80年代中期的方济众，其人生旅程、艺术行为与当代长安画坛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历史跨跃到21世纪，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方济众的艺术生涯，有助于我们重温长安画坛的过去，梳理长安画坛的现在，展望长安画坛的未来。同时，方济众创造性的艺术风范，又为其故乡汉中的泥土和汉水文化赋予了新机。因此，从文化视角出发，探寻、标识方济众，对开掘、研究西部地域文化及汉水文化有着特殊深远之现实意义。

传薪者的使命

70年代后期，方济众携全家重返西安。其时先生已过不惑之年，真可谓“十载先劳目在前，重来须鬓己苍然。”回归故乡汉中生活近十年，虽为下放，却真正地让先生徜徉于家乡山川的感怀里获得精神空间在艺术本体的纵深拓展，实现了心灵物我之洞然了悟。先生人格愈显纯正崇高，画风已见清新成熟。

而此时陕西美术界可谓满目疮痍，昔日那种锐意进取，蓬勃向上充满生机的精神已淡然消尽。长安画派那种“豪放酣畅的笔致与雄壮奔腾的气魄”，则只能成为一种无法唤回的历史印痕与精神象征了。赵望云遭受非人折磨不甘心地离去，石鲁于精神肉体所受的极大摧残已到无法支撑之地步；而画坛其他主将的先后离开客观上已使陕西画界丧失核心凝聚力而无轴心运转。作为“长安画派”主将的方济众，由于其在画坛的威望以及人们所敬仰的人格魅力，为了“使过早夭折的长安画派的艺术精神继续，面对人去楼空的严峻形势[1]，强烈的责任感使其不得不承担起重振长安画坛昔日雄风的历史使命。方济众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主持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日常工作，与修军一道为恢复美协正常工作秩序，不辞辛苦；多方奔走反复呼吁申请资金，先后主持兴建了省美术家画廓、省美协家属楼；于省政协大会上与罗铭先生共同提案，后经省政府批准于1 980年亲自主持创建了陕西国画院，并首任院长。在创作队伍建设方面，先生“真对毕业于艺术院校的中青年画家强于素描基础，而弱以笔墨为象征的中国艺术观念和绘画功底的现状”[2]，亲自制定计划并促成一系列有战略远见计划之实施。最引人属目者当如，征得省政府支持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并具有极高学术品味的“中国画研究进修班”，亲自出面从全国各地请来一大批文艺界名人比如吴冠中、何海霞、刘文西、陆俨少等，为画院和来自全省的中青年画家义务讲课。先生本人更是经常性地演讲示范，“培养大家习惯于用一个中国画家的眼睛去看，头脑去想，用中国画的独特语言系统去表达”[1]。由于先生的卓越努力和辛劳付出，短短几载，长安画坛再次显示出一股清新的活力，具有了良好、平和的创作氛围。繁忙琐杂工作之余，先生夜以继日地创作，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延续“长安画派”的精神脉络，用那质朴自然，清新婉丽，墨浓色饱的笔墨，构建起那一幅幅蕴含着深沉人生感悟，充满平淡、恬静般田园诗化的意象世界。“1987年夏天，当一代新人渐渐成熟，挑起大梁，新老交替工作有了好的结局的时候，这位传薪者燃尽了手中最后一点火，告别了他一生为之奉献的长安画坛”[2]。

书香世家

由勉县西行二十里，便是闻名远近的武侯乡。武侯乡因诸葛亮而得名。武侯乡方家坝那是养育方济众的家乡。方家坝依山傍水，几百户人家松散地分布于一个由北而南渐次而下的山坡上。这里青山绿野，景色诱人，周围层层梯田环抱，郁郁树林合围；山脚下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曲回由西而东默默地流向汉江。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和谐、雅静，如若不是远处川陕公路那偶而漂来的汽车鸣叫声，还真能让人品味到一番“诗意桃园”来。这也许便是方先生作品中根性所寄寓的精神栖息地了。1923年7月，方济众在这里出生。其时方家大小十几口人，居住在一个不算宽裕的四合院里。方济众三岁时，其父因病去世，于是全家生活重担压在叔父方锡德身上。方锡德温良谦恭，勤俭朴素，廉洁自重，饱览群书，其从办教育起家，为人正直，思想进步，是地方名副其实的开明绅士，晚年还被推荐为县参议长。方家也因此成为勉县四大名望家族之一。方锡德同时还治家有方，这治家不是体现在田财的聚敛，而是体现在培养子女、智力投资上。在方锡德的教养下，方家堂兄姊妹不但能和睦相处，而且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可谓书香世家。方济众堂兄方济胜、方济浦、方济英还执迷绘事，其中方济甫早年毕业于武汉美术专科学校。方济众从小自然内秀、温良、聪慧，在家庭的影响下，年少志高，勤勉好学，习诗作词。而于画事特别钟爱。先生一生接受教育的最高学历为高中，学校即在家门前，乃叔父创办。因而可以说，其接受文化教育的直接信息来源于父兄，根系于家庭。先生之青少年时代，勉县相对于古城汉中，亦无古时战事之喧嚣。“故乡的清风明月与山林农舍，凝结在他的血肉躯体中，而那田园般的境界及那种与世无争的耕读之情，与他那天授的怡然宁静之淡泊一道，注定了他的艺术因缘”[3]，年少故土于方济众，正如一条长河的源头，一座大山的根基。青少年时代之生活环境及成长过程，无疑是促成其个性人格、画风形成之基础。

恩师赵望云

1947年，方济众怀着求学的目的来到了古都长安。家乡的山川林泉给予了他胸中的自然丘壑，点播下他躯体中生命渴求美的原始基因，父兄、师长的潜在影响不断孕育着他灵魂中于艺术的原生律动。流连于长安街头赵望云先生的画展前，方济众硬是把望云先生的画作全部描摹了下来。于是，方济众凭着血液里所浸蕴的于艺术的蠕动和骨体里依附的于绘画的粘连，终于迎来了他一生中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期。赵望云先生接纳了他。认识望云先生乃方济众的幸运，赵先生的人格、气质正好暗合了方济众血液里潜流着的家乡父兄传承给他的个性基因。生命本体对艺术的渴望使他从赵先生身上看到了张扬个性的精神契合点。1946年9月以后，方济众和赵望云全家生活在一起，成了望云先生家庭的一员。赵先生那慈父般的关爱，于人生艺术独特的超前的见解，于国画本体语汇娴熟精湛的把握，特别是那“从生活中找出路”、“真正的艺术家，不是产生在象牙之塔，而是产生在十字街头”的艺术主张，深深地烙印于方济众的脑海里，给这个年轻学子以最初的启蒙……诚如他自己所说：“从师学画，我已在西安生活了1年零8个月。一年多来，我至少看老师画了400余幅作品，从构思到构图，从观察生活到艺术处理，从艺术见解到从艺生涯，总算比较深入地了解了我的老师。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另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画画？”[4]赵望云是方济众眼前的一盏灯，这盏灯指引方济众跨越最初对艺术的原始律动，直接触摸到艺术人生的精髓与本真；这盏灯同时点燃了方济众精神堂庑的炽热和艺术灵性的融动。炽热催化艺术的激情，融动消解了笔墨视觉的陌生。于是，在方济众眼前展现出了一片艺术人生中最纯至美的春天。这一年，方济众25岁。

长安画派

20世纪40年代，一代大师赵望云定居西安。赵先生以其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关注，描绘关山高原山川粗犷、雄浑质朴的独特画风，再次令沉寂了3000年的长安画坛酝酿着更大的辉煌。1949年10月，随着新生政权的确立，中国迎来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曙光。“社会主义需要在更高层次上展现自己的文化成就，时代迫切需求着把发扬民族传统风格，具有中国气魂的形式与社会主义的革命理念、情感内容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作品”[5]。社会主义建设的需求，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令置身其中的艺术家骨子里充斥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情调，笔底下生发出清新的感觉。从50年代起，身为长安画坛风云人物的赵望云，以其崇高的威望，宽厚朴素的人格，团结新老美术志士并得以沟通和融合；以石鲁为首的来自“圣地延安”的藉借昔日圣地理想延伸到灵魂栖地所固守的信念，对弘扬延安精神所表现出的挚热、眷恋、赞美，以及凭借雄壮奔腾的“怒吼吧、黄河”式的革命英雄气概的支撑，从而使当时的长安画坛由两股力量的交融而充满无比生机。以赵望云开拓性创造的反映西部沉雄、苍厚、浑朴并孕育着浓烈的长安文化精神的画风作为基奠，有石鲁那寄托崇高革命理想并充满“阳刚之气”的精神来张扬，终于使长安画坛迎来了新时期明媚的春天。1961年初，当一切酝酿成熟之时，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成员，赵望云、石鲁、方济众、何海霞、康师尧、李梓盛携作品在新落成的中国美术最高殿堂——中国美术馆展出。展出作品整体风格“气魄雄伟”且“充满时代新情新意”，因而很快饮誉京华，令中国画坛震撼。人民日报以《长安新画》为题刊发了他们的作品并发表了评论文章。此次展览的成功促成了“长安画派”的来由。王朝闻先生当年高度赞誉道：“这个展览集中表现了一种新气象，在我国绘画创作中有种看来还不太普遍但却很重要的特色……”他认为“西安在中国画方面的成就很显著”[4]。

长安画派是时代的产物，是个体意识自觉地融入群体意识并依靠集体智慧精神驱使实现其个体精神动力所寄寓的社会理想之外化结果，因而艺术家的个体风格是隐性的并处于从属地位。也即是说，长安画派于当时形势支配下，注重开掘时代生活之客体特质，在笔墨趣味上强调服务于客体，服务于内容，强调功能对形式的决定性，因而不自然地忽视了艺术之本体、艺术家之主体精神。但长安画派“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以及站在艺术革新前列的超前逆向取值意识和探寻“野、怪、乱、黑”生辣独标风骨的胆识，却永远地给后来者以跨越时空的有益启示。方济众因长安画派而成名，长安画派产生的巨大且强烈深远的影响由此也奠定了方济众在陕西画坛的显著地位。但圈内明眼人已经感到，作为“坚守人民性、自然生态性和平易含蓄性”[4]之长安画坛奠墓者赵望云及其得意弟子、性格平和温厚的方济众，二者个性成分中的精神气质，与长安画派的旗手石鲁那“真理高于美术，行动高于文墨，内容高于形式，这一点始终贯穿”的精神气质有比较大的反差[6]。长安画派倡导“雄强博大”的风格中所隐喻出的生活载体，乃是黄土高原典型之自然物象，所依托的精神载体乃长安丰厚的人文资源；而其内核风骨中折放出的“阳刚之美”却让生性平和温良的方济众多少有些局促和勉强。刘熙载《艺概》云：“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方济众生命本真中所期的于艺术本体的根性挖掘、朴素内秀的品格中所注重的于艺术本心的自然抒发，显然是无法在长安画派这个集体阵容里求得共鸣，继续延伸乃至定位。

回归家园

1971年，方济众全家被遣放回到家乡汉中。离开了长安，使方济众避开了文化中心地带蛮横的文化专制带来的令人窒息的精神束缚，避开了“文化革命”狂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带来的对人格主体和肉体的扭曲残害，避开了赵望云、石鲁两棵参天大树之荫遮所带来的艺术再造空间的狭小，避开了长安文化博大雄浑厚重的精神外力时时压抑带来的个体风格的抑弱和艺术追求的被动。于是，流放便成了一次回归一一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回到生命意义中根性所在的精神家园。流放再次使方济众回归到自然，精神灵魂与故乡山川的重逢，使先生重新追觅到失迷许久的精神基点。这正好恰合了老庄之道。当时乖运蹇之际，先生不得不在这“道”的“见”“藏”之中作自我调节控制，“无为而无所不为”。于是，主观上遁世完成个人价值的感悟，从而实现精神失落后的再复位。通过复归自然实现精神上的自我调节和价值上的自我确认。复归自然最终导向追求自由创作精神和人之主体意识而进入“无所不为”的自由境界。

方济众全家最初被安置在洋县白石乡。此间，先生布衣素食，躬履清俭，清心寡欲，和乡亲劳动在一起，他感到无比之畅快和放松。劳动之余他“居山林间，常危坐终日，纵目四顾，以求其趣”（范宽《画跋》）致身于故乡山川林泉中，先生之心境自然平淡，“淡是文之真性灵”，《庄子·刻言》“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先生画了大量人物、山水速写，研习书法，精读诗词，感悟笔墨，品味人生。无职无位，生活清苦，但他很乐观。虽居陋室每天却能执笔绘事。卧居山林，先生精神上得到了极大满足。1973年，方济众被借到地区文教局上班。当时的汉中文教局专门让先生去北京购置了一批画材，划拨二间房子用于先生画室，行政上没有安排任何职务。详和的气氛，相对良好的条件，充足的时间，平淡的生活，家乡人的热情坦诚，使先生真正地感觉回到了家；岁月轮回几载春秋，先生之足迹踏遍故乡的山山水水。他以独特的思维品味着故土山川的质朴、平淡、宁静。“汉水巴山乃旧乡，笔砚生涯忘愁肠，最是江村堪眺处，稻谷丛里鱼米香”[7]。故乡汉中天时、地利、人和，真正地使先生心灵获得自由洒脱；时空的推移，故乡山水的灵秀滋润，让先生真正地完成了生命主体里精神家园的回归。笔的灵动所生发出来的画韵，已无昔日之霸气；墨的激情所抒发的已是质朴自然、清丽明快、充满机趣、灵性的新山水画风。先生由此完成了生活与艺术的自然融合，完成了艺术对生活真实和人性真实的价值回归。方济众之人格与画格已浑然一体。

[1]程征，朱卫兵.前言[A].长安中国画坛论集·上卷[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

[2]光辉历程[N].文化艺术报，1999-07-18.

[3]陈绶祥.方济众画谱序[A].荣宝斋画谱[Z].北京：北京荣宝斋，1997.

[4]王宁宇.论“长安画派”[A].中国画论集·上卷[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

[5新意新情——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座谈会记录[J].美术，1961，（6）.

[6]刘骁纯.在历史的转折点上[Z].手稿复印本，1990.

[7]方济众题习画诗[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