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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色彩写实性与写意性比较

时间:2024-05-04

支素文

色彩作为最富有表现力和影响力的艺术语言,在近现代中国画艺术革新的浪潮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发展既受到西方文化和现代审美思潮的影响,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中国画色彩观的影响,形成了当代中国画色彩写实性和写意性的不同风格。研究中国画色彩风格形成的不同文化根源、艺术表现及发展方向,对于未来中国画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写实性色彩与写意性色彩是在不同文化体系与审美观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色彩表现形式。写实性色彩立足于科学色彩观,根源于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即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所产生的现代科学理论;写意性色彩则立足于哲学色彩观,根源于东方的古老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五行以及儒、道、禅的哲学思想。

意象色彩是中国传统美术在中国哲学思想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色彩文化系统,是艺术家用色彩创造出的物我兼容、情景交融的色彩认知和运用体系。“五行说”是中国文化中影响深远而广泛的学说之一。“五色”作为五行学说的一部分,将色彩归类为玄(黑)、白、黄、赤(红)、青(蓝)五种基本颜色,并将色彩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赋予色彩以广泛的社会象征意义,与“五行”“五方”“五音”“五味”等一一对应,将天地自然宇宙万物进行了有序的组织。五行色的审美观是汉民族色彩观的奠基石,是中国绘画色彩的始源性资源。

儒家将文化、伦理带入到色彩观念里,提出正德正色的合“礼”之色彩、文质兼备的合“度”之色彩及“绘事后素”的色彩思想。儒家色彩观不仅体现在绘画上,而且对色彩心理结构的形成也有着根本的影响,其将尊礼、和谐、纯正的色彩观固化、审美化而成为中国人源远流长的传统。

老庄所建构的“道”家哲学对儒家孔子所持的价值观予以怀疑、批判、解构。面对儒家的文礼隆盛、五色绚丽,老子解“文”饰作为道家色彩观的逻辑起点,提出“五色令人色盲”、“知白守黑”的色彩观念,并发展出“虚”、“无”、“空”的本体论色彩观;庄子对待色彩如老子一样,不求色彩绚烂,但求纯白素朴,提出了“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因此,“虚”、“无”、“空”的本体论意义的黑白是道家色彩观的核心。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魏晋时期得到广泛传播,佛学的沉思内省、安宁静穆的思想与道家哲学相结合便产生了佛学禅宗。禅宗崇尚“空”的哲学,提出“无念为宗”、“色就是空”的思想,色彩承担的是“道”与“空”,赋彩讲究的是“意尽不求颜色似”。道家的色彩观与佛学禅宗对以后中国画的色彩走向特别是文人水墨画影响深远。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色彩理论重视色彩的伦理象征意义和哲学价值,不仅上升到宇宙秩序的高度,也深入到古老的人生哲学,是一种哲学色彩观。

写实性色彩最初源于西方古典艺术。在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形式逻辑——“科学文化都必须以世界的实体性存在为前提”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模仿论”的影响下,西方美术具有强盛的“模仿说”传统,认为“艺术模仿自然……绘画混合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颜料,描绘出酷似原物的形象”,“绘画是对所见之物的描绘……借助颜色模仿凹陷与凸起,阴影与光亮,坚硬与柔软,平与不平,准确的把它们再现出来”。在这样的理论下,色彩在画家手中是再现客观现实的,色彩的表现完全服从于严谨的造型的需要,讲究客观性、感官性。

文艺复兴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画家们对色彩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科学的研究,由光学派生出来的色彩科学成了现代西方绘画色彩的基础。研究表明:光是色彩产生的原因,没有光就没有色彩;色彩是人眼和大脑对光产生的感觉,是一种纯粹的视觉感应;日光由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色光组成等等。在现代色彩科学指引下,西方印象派对自然界的光色变化规律进行研究和实验,强调特定条件下物象与物象之间、物象与环境之间色彩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强调对光源色、固有色、环境色三者复杂关系的再现,建立了现代西方写实色彩体系。

色彩作为基本的视觉元素,与人的情感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色彩可以表达不同的情感信息,不同色彩关系可以体现不同的性格特征。写意性色彩重视画面“气韵”的表现,为创造特有的情绪氛围常常会打破物象固有的色彩关系,以情造景,对客观物象进行主观色彩的抽象、组合、夸张、变形,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写实性色彩关注物象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努力客观的呈现特定条件下物体自然的色彩风貌,体现了自然世界的客观性。

“随类赋彩”作为中国画基本的色彩运用原则,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是传统中国色彩观念发展的产物。关于“随类赋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其中对于“类”的解释歧义最多,也是最为关键的部分。如果把“类”视为物象,那么“随类赋彩”可解释为根据物象固有色或类似固有色用色,这在唐宋绘画中多有表现,如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以及宋人院体画等等,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画色彩运用原则初步形成,其色彩表现主要源于主体对客体的真实反映,应该看作是一种写实性色彩表现。

如果把“类”视为情感,那么“随类赋彩”可解释为随画家的情感来用色,画家喜则色彩鲜艳跳跃,画家忧则色彩寡淡;如果把“类”视为意境,那么“随类赋彩”可解释为根据画面意境表现的需要而选取颜色,画面意境清幽则用色清淡雅致,画面气氛欢悦则用色华丽多彩等等。无论是随“情”还是随“意”,其色彩的表现都源自于主体情感的抒发,是一种写意性的艺术表现形式,这在元明清时期的文人水墨画中有充分的体现,如郑板桥的墨竹、徐渭的墨葡萄、八大的花鸟等艺术形象都是他们个人心境的抒发和自身境遇的反映。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以及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当代中国绘画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积极借鉴西方的科学文化成果,发展了色彩作为绘画元素的表现形式及功用,表现出色彩语言的丰富性、多样性。

一方面,当代中国画的发展延续了传统中国哲学、美学的思想文化,以东方哲学色彩观为核心,注重色彩的意象表达;另一方面,当代画家将西方现代色彩科学运用于绘画中,从意象色彩的特点去选择性的运用科学的色彩规律,并借助科学色彩原理更恰当的表现个人情感,突出表现画面意境,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如当代工笔花鸟画家金纳的作品《阳光下》,为表现画面整体氛围,整幅画面采用了暖色调,并且利用色彩的明度和色相变化强调光感和空间感,产生了一种光的效应,体现出阳光下灿烂、热烈的感觉;而在描绘植物的花、叶时,则选取物象的固有色,运用工笔画层层晕染的方法来描绘;整幅画面体现了色彩写实性语言和写意性语言的综合运用,更好的表达了画者对自然物象的理解和主观感受。

总之,情感的表现离不开色彩,色彩的基本规律要遵循,既要掌握、运用科学的色彩知识,又要学习本民族优秀的色彩文化,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色彩体系。当代中国画家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对于科学色彩观和哲学色彩观、写实性色彩和写意性色彩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入的、全面的认识,对于色彩系统的具象与意象、写实与写意的语言形态,表现出了客观与主观、自然与心灵、理性与感性的不同侧重,呈现出具有当代审美特征的不同的绘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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