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中乐舞图像的视觉呈现

胥 昊

敦煌壁画作为敦煌石窟艺术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与石窟建筑、彩塑共同构成了以“神性”为中心的立体视觉艺术。它集成了敦煌本土文化、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等多种文化渠道的形象体,承载了众多文化信息,特别是佛教文化,直接将那一段逝去的历史以具象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一、敦煌壁画中的乐舞图像

敦煌石窟共870窟,壁画约5万平方米。在有壁画的500余敦煌石窟中,几乎壁壁有乐舞图像,其内容丰富、形象生动,壁画渗透着浓厚的乐舞韵味,所呈现的“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飞动”之美让人印象深刻。“飞动”从本质上蕴含这动感的生命节奏,从而成为“乐舞精神”的直观体现。画面上所呈现的曼妙舞姿形态各异、飘逸灵动、婀娜多姿。在这些乐舞图中,乐伎和舞伎生动呼应,乐与舞相互统一。虽然以画面的视觉感知为主,但乐符号的听觉效应却强化了视觉表达。听觉以内在节奏将人们的视觉感官从表象推向更深层意义,将空间画面拓展为时间的延伸。如果说文有“文眼”,诗有“诗眼”,那么,画也可以有“画眼”。敦煌壁画中的画眼就是“飞天”与“反弹琵琶”舞姿形象,作为敦煌壁画所塑造的两大美神,其生成机制与视觉传达蕴含有丰富的意义[1]。

二、“飞天”形象的视觉呈现

“飞天”是敦煌文化中经常出现的形象,其已经成为一种标志性符号,以典型话语表达乐舞精神所拥有的全部意味。主要呈现出“飞动之美”和“人体肉身之美”,其后也较为深刻的文化根源和意义。

飞天形象的灵魂在于“飞”,飞动感的创造与表现是飞天形象的关键。其飞动多变的姿态,主要表现为翻飞和俯冲的飘曵[2]。飘逸的线条表现了人物的飞动和飞动中的内在节奏、韵律。飞动造型是通过人物形体的变化,如身体的扭转,四肢的伸展,衣裙飘带的风动,以及背景纹路的曲向,使画面中的人物造型具有流动的仪态。从而体现出由力量和速度构成的动态之美,体现出飞动的节奏与韵律。

如敦煌飞天第327窟,飞天皆束发髻,戴珠冠,项戴璎珞,臂饰宝钏,面容丰满,眉目清秀。一身手捧花盘,一身手凤首箜篌,在天宫栏墙上盛开字形,逆风飞翔,衣裙飘曳,长带飞舞,飞天身上,鲜花纷落,飞天身下,彩云飞旋。[3]以虚实相映的流动仙台;丰富绚丽的色彩;装饰夸张的形态,表现出飞天的那种飘逸灵动和飞腾上升的力量。除了本身形体所带来的飞动感,那用潇洒飘逸的线条所描绘的飘带,大大加强了在空中辗转翻飞的意态。人像给我们的视觉感受便是她仅依靠飞动的飘带就造成了轻盈的动律,飘向理想的天国。

画匠们为什么要选择“飞”这一动作?“飞”给我们传达了什么文化含蕴?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华夏文化早期就有“龙飞凤舞”的精神和“羽人、飞仙”的意识。飞天的出现不但提供了恰当的形式载体,还提供了深具民族特色的形象的传达技巧。飞天单单依靠衣裙飘带就能自由飞翔,挣脱了地心引力的沉滞感和肉身的坠滞感,飘然出世,飞向天外。充分表现了画匠和世人的浪漫主义,他们以这种理想主义的幻想表示他们的精神解放,成为一种激励与愉悦人们的精神力量。象征人类渴望征服自然,对未来、自由、和平的向往追求,也象征了人类积极、洒脱的心境,是一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想。

此外,图像中飞天形象取决于源自本土文化的哲学根源——“天人合一”。 即视天道与人道,天与人,天性与人性是相通的,可以达到本质统一与协调[1]155。飞天形象经历了由神到人,从天上到人间的清晰线索,为“天”与“人”之间连接起了桥梁,体现了宗教为了其传播的接受性不断世俗化的过程,服务人间社会的需求日益强烈。随之而来的是现实和理想的结合更加紧密,在天人合一的哲学根基上生成的敦煌飞天壁画中的“飞动之美”。

三、“反弹琵琶”形象的视觉传达

如果说“飞天”腾跃于云间,那么“反弹琵琶”就是跃然于壁间。“反弹琵琶”乐舞形象与“飞天”形象交相呼应,传达出天上人间的整体共鸣。

(一)“反弹琵琶”的S形肢体符号

敦煌壁画乐舞动作几乎都有一种共性特点:勾脚、出胯、扭腰、以及别致的头颈姿势和多变的姿势而形成韵味无穷的曲线美。每一个舞姿一般都是由一条或数条近似S形曲线所组成。“反弹琵琶”更是对S形肢体符号的绝妙运用。在中唐112窟的反弹琵琶舞伎图像中,舞者发髻高耸,富有质感的纤腰,丰满的胸部,夸张前倾的躯干,标准的“三围”起伏曲线形成女性丰腴肉感的S形曲线。一条柔软的丝带,从肩上滑过手臂,卷曲成优美飘逸的S形曲线垂落于地面。左手高扬按弦,右手反抬拨弦,在头部后上方呈现出一个奇特的反S形,与躯干的S形前后映照,图像线条流畅,色彩和谐,画面充满了韵律与动感的S形体态[1]300-301。

(二)飘带的动势——S形肢体的延伸

飘带作为舞者身上的饰物,其在舞者翩翩起舞时,呈现飞舞的S形与舞伎们的S形肢体相互映照,具有强化S形符号的功能。它在舞者手中,无形地释放了手臂,成为上肢动作的一种延伸。飘带以生动的动态变化,左右回旋,上下飞舞,在动作的提沉间,将肢体形态进一步延伸,更加强化了“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视觉效果。

(三)反弹琵琶的视觉传播

女性的躯干显“△”形,重心偏低,由此导致运动发力方式“以胯为轴”。敦煌壁画的基本舞姿是由头、肩、胯的“三道弯”形成的,支撑点在胯上,它的基本动律是“胯部的扭动”加之以头、颈、腰、膝、脚及肩、肘、手的配合,而形成的和谐性动作。壁画舞者的女性“△”形人体特征的舞蹈支撑点与S形肢体符号形成密切相关[4]。

中国造型艺术主要是以线条的运动轨迹来展示物象的,而S形曲线是所有线条中最美的线条。曲线的躯体构图激起了我们观看者潜在的“移情”效果,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暗合之处。从S形运动轨迹分析,和中国的太极图中关键的那一条曲线十分相似。在太极图中,阴阳各半,以黑为阴,以白为阳,一边从小到大,另一边从大到小,此消彼长S形曲线,动静合一,是视听觉合一,时空合一的典范,人体的肉身与衣着装饰在“线”的引领下,沿着太极图中的S形曲线延伸,划出了一条富有动律的上升曲线,充分体现了虚实相生与气韵生动。也就是说敦煌壁画的S形肢体独特的运动魅力,即流动于人体的阴阳的虚动力量,抽取了宗教内容的本质,又与中华民族的“圆形周转”的运动时空观相协调。此外,S形曲线又使我们想到了“龙图腾”“凤图腾”“龙凤飞舞”的S形动态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来教义与文化在进入华夏之后世俗化的过程。

作为乐舞图像的“飞天”和“反弹琵琶”不仅是佛教文化的形象展示和理想投射,同时也体现了为宣传佛教广泛接受,其形象与本土、中原文化相结合,不断世俗化的过程。可以说,从乐舞图像中,我们不仅以视觉冲击直观的方式看到了美神,也看到了其背后文化蕴含和生成机制。

【参考文献】

[1]易国存.敦煌艺术美学:以壁画艺术为中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04.

[2]张闻闻.试析敦煌飞天之姿态的世俗化依据[J].美术大观,2007,(9).

[3]李东风.吉祥美好的化身——敦煌飞天美感论[J].作家,2009,(2).

[4]曹佳坞.敦煌壁画舞蹈“S”形肢体符号研究[J].敦煌研究,2008,(2).

(作者简介:胥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