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剧《越狱》的格雷马斯符号学分析

一

2005年8月,美国福克斯公司推出的电视剧《越狱》,一举在美国创下1800万的淡季收视率新高,而在中国的网络收视率更加无法估量。《越狱》成为08年度不可忽视的影视作品和文化现象。

《越狱》断断续续共推出了四季,以第一季最为切近“越狱”的主题,也最为引人入胜,第一季以后的三季收视率逐渐下降。《越狱》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由盛转衰的趋势,与其编剧和拍摄的方式不无相关,每周一集的播出速度,可以让编剧充分照顾观众的心理,从而适时地修改剧本。然而,这些为追求收视率和应对突发事件而对剧情和演员所作的调整,不但没有吸引更多的眼球,反而弄巧成拙,失去了原创的生命力。相比之下,第一季因为较少地受到观众的影响,在更大程度上保持了编剧的创作初衷和原有剧本的逻辑连贯性。本文希望通过对第一季做一个完整地叙述学分析,窥探深层叙述结构产生的力量。

《越狱》的主线故事非常简单:Lincoln被诬入狱,因涉嫌谋杀被判死刑,Lincoln的弟弟Michael Scofield经过精心策划,准备赶在死刑执行前协助哥哥越狱,然后一起远走高飞,再谋他计。随越狱计划的展开,情形逐渐复杂起来:越狱并非易事,需要其他狱友的协助,而每个人心怀鬼胎,难以掌控;副总统因担心阴谋败露企图加速死刑执行,派遣秘密特工施加压力,无辜的人纷纷受害;监狱改建,越狱计划几欲流产……高墙内外、利益勾连、计划成败、迷雾重重,这些构成了越狱复杂的情节构架和叙事阐述。可以说《越狱》是“以多条情节线索的平行发展建构剧情,不断增加人物线索以支撑情节发展”,其“情节结构方式是交叉叙述”[1]。

二

法国结构主义语义学家格雷马斯在其《结构主义语义学》中,试图建立一个普遍的叙述分析模式,这种尝试可以追溯到索绪尔对语言共时性/历史性和语言/言语的二元对立研究,试图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叙述中寻求一个普遍有效的“结构”。尽管这种普遍性的努力常常遭受诟病,但面对诸如好莱坞这种已然将影视作为一种可操作的“工业”大肆生产的制作机构,我们不难看到这种理论得到良好的具体实践的例子,如美国影片长盛不衰的“双线叙事”就是对此理论的绝佳操作。

格雷马斯借用古典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有两类命题,一类是矛盾,一类是对立这一说法来讨论意义的细微构成,提出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形式[3]。图示为:

其中A与B、-A与-B是对抗性关系,A与-A、B与-B是矛盾性关系,A与-B、B与-A是互补性关系。所有的叙述本质上都由一个对象或价值从一个“参与者”(actant)向另一个转化构成。由此产生了基本的符号模式:A:B::-A:-B(如:生:死::非生:非死)。所以所有的叙述都能被看成由四个“语义素”(act-ant)以及其行为转化而成[3]。当然,这种模式只是一种呈现,文本借助这种框架得以将各种关系条分缕析,从而显露出深层意义。

简言之,《越狱》是一部关于正义与邪恶对抗的作品,根据这个基本的主题,我们很容易建立起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格雷马斯的“意义矩形”:

正义 邪恶

非邪恶 非正义

在这一矩形中,我们可以看到端点的各个元素均有明确的所指。

正义:在《越狱》中,Michael Scofield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尽管他为了拯救哥哥而故意犯罪以求入狱,但是并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Michael善良、机智、富于同情心,如果说拯救哥哥还只是一种个人行为,那么当他知晓副总统背后的利益集团的阴谋,并为之付出努力而积极对抗的时候,可以说是他已经成为“正义”的化身。另外一个角色是Lincoln的前女友Veronica Donovan,如果说Michael是出于对司法系统的失望而踏上了协助越狱的险途,那么她则希望通过合法途径为Lincoln洗脱罪名。

邪恶:副总统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公司”为一己之欲迫害无辜、制造冤狱,视社会正义于无物,他们象征了彻头彻尾的“邪恶”力量。

非邪恶:Lincoln这一形象设计的相当巧妙,他本人原是黑社会组织的一员,并不清白,然而却因陷害入狱,背负不属于自己的罪责,他不能算是正义的化身,亦正亦邪的身份以及在入狱这件事情上的绝对的无辜,我们不妨称其为“非邪恶”。具有同样身份的还有其他几位狱友,Fernando Sucre,为买钻戒而去抢劫,因爱而入狱。他浪漫、善良,没有案底;Benjamin Franklin,美国军人,因揭露美军虐囚事件而被逐出军队,又因私运货物而判刑,他心底纯正,爱惜家庭。这两人的犯罪都是无奈之举,他们对自由的渴求更加强烈。

非正义:“公司”的一系列恐怖活动必须有执行者,他们本身的身份和情感、价值被忽略,完全是执行指令的棋子,第一季中的Paul Kellerman和第二季出现的Alexander Mahone就是这样的角色,在情节的推进中可看出,他们本身所具有的人性、情感、价值与其执行的冷血任务产生了矛盾,在做一枚棋子的同时他们内心也经受煎熬,相当痛苦,他们不是完全的邪恶力量,可以称之为“非正义”力量。

三

透过这一矩形,叙事更加清晰地摆置在我们面前,当我们将角色一一对应,各个元素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相当明显了。其间的关系也成为制约或推进剧情发展的重要力量。《越狱》的主线是整个“越狱”计划策划、操作、实施的全过程,主要集中在“正义”和“邪恶”这一永恒主题的斗争关系中,而这一主题并没有通过流俗的方式进行正面阐释,而是通过“非正义”与“非邪恶”这一关系来侧面烘托,为交代和展现这一关系,《越狱》使用了大半的篇幅,并透过紧张的“越狱”过程,凸显其中的矛盾和冲突。应该说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这一永恒的主题模式也许是固定的,但是其表现方式却可以层出不穷,《越狱》恰恰捕捉到这一点,剑走偏锋,并因此获得巨大的成功。

欣赏者由于其审美意向和知识背景的不同,倾向于从不同角度阐释作品,而符号矩阵理论如果仅就文本深层结构来看,给这种多样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接受平台。它抽象出故事的基本语义素和其间的关系,对分析文学作品深层结构意义重大。

至此,我们似乎都在展现格雷马斯的这一结构模式的应用效果,并未涉及到剧集本身的意义。事实上,这源于结构主义本身的局限性,结构主义并不讨论形而上问题,文本的意义是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被确定的。结构主义相信,每一文本都具有“深层”的意义结构,这一结构是相通的,是完美的,这也就意味着,任何文本在这种“完美”的结构统摄之下也是完美的,结构主义通常分析的文本都是经典之作,然而,并非每一部具有完美结构的作品都能够唤起我们审美上的愉悦。如果说词/物表征着一种语言和意义的链接关系,符号则自成体系,不再去管“所指”背后的意义了。如果没有最初的审美冲动,那么我们真正喜爱越狱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参考文献】

[1]陈岩,李玲.美剧越狱的叙事策略研究[J].电影文学,2008,(20).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二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作者简介:李贤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