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与《大淖记事》中女性形象表现的对比分析

谷 雨 周婧婷

翠翠与巧云是沈从文《边城》和汪曾祺《大淖记事》中着墨表现的典型女性形象,作者都给她们设置了不可抗拒的人生际遇,但奏响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命运交响曲。尽管从叙事结构来看,《边城》与《大淖记事》有着相似的模式和格调,但又因沈从文和汪曾祺各自创作心境和美学追求的不同,所描写的地理区域性和民族差异性显著,从而在外观上显现了完全不同的瑰丽奇彩。

一、叙事基调的“悲哀”与“欢愉”

一位是文体出众的“多产”老师,一位是“早熟晚成”的衣钵弟子。在乡土爱情的记叙中,尽管均有传统爱情模式的痕迹,但却不难感受到两位作者在叙述人物命运时“悲哀”和“欢愉”的基调。《边城》采用了全知叙事[1],父母的爱情厄运一开始就埋伏在翠翠的故事里,祖父时常会体察到这样的悲剧,但他愿意用自己的努力来换取更美好的结果。然而叙述者却全知全能,不仅是两兄弟都对翠翠心有所属却彼此不了解对方意图,而且翠翠对于碾坊陪嫁的女子抱有些许醋意但装作若无其事,哥哥失爱而丧命,弟弟亲情爱情难调而出走。翠翠的命运就是在每个峰回路转时都下降一次,直至像望夫石一般立在水边等待那个外出的心上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也不会回来。

巧云的命运却是在限制叙事中一步步展开[1],虽然每一次打击都让读者为巧云的遭遇叹一口气,但这个坚强的女子表现出来的却是少有的“果敢”与“执著”:她拒绝妥协,也压制卑怯,大胆地“约”了相爱的人,在爱人被打伤后勇敢地担负照顾他和残废爹的重任。汪曾祺用他“调谐”的笔触将原本惨烈的命运画出明快的颜色,在结尾,当巧云也加入挑担的姑娘媳妇的队伍中时,“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与风摆杨柳似的穿街过市的挑担姿态”再次出现,这种厄运来过,却丝毫动摇不了人们勇敢生活的信念。

二、表现手法的“隐忍”与“开放”

在叙事的“分道扬镳”后,沈从文专注地用“忧愁”来值守“美丽”,因为他心目中但凡美好的都不容易长远地存在。而汪曾祺则用儒士般的“洒脱”和宗教般的“宽恕”来享有“和平”与“圆满”。

无论是茶峒还是大淖,都拥有迷人的自然景观。茶峒沉静而清澈,大淖浩渺和丰产。在两文的开篇各自一段关于四季的景色描写中,同样是“隐忍”与“开放”的表现:

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

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

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

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晾

晒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

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

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

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

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非常愉快。

——(《边城》)[2]

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

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

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

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

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

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

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

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

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

——《大淖记事》[3]

在近乎相同的笔调中,茶峒的四季一直隐于两岸的高山之下,藏在一片静谧之中,而大淖的从春至冬则完全暴露在人所目及的沙洲上。这样的自然景观描述当然带有作者的用意,因为在其中长养的女性,如翠翠和巧云,会耳濡目染将“隐”与“放”的性格铸化在自己的生命里。翠翠每次遇到倾心的二老,无论是正面接触还是侧面谈到,大多是失语状态来传达内心的羞涩想法,其表现经常是抿着嘴笑着,一句话也不说,或脸发着烧不便作声。翠翠不是不接受二老的爱,但是她却没有表白的勇气,甚至对相依为命的爷爷也不能透漏半点。“隐忍”或许还可以用“退让”来形容翠翠对爱情的态度,也是对她在边城生活的一种态度。

而巧云的出场已经到了《大淖记事》的下半段,命运的车轮快速地旋转,让她与小锡匠邂逅在自家门前的柳阴下,看似是共同工作,一个织席,一个化锡;也互帮互助,巧云帮忙拉风箱,锡匠帮着织席,实则一种相互依靠的情愫在劳作中渐渐产生。一起谈心甚至是“好心”带来的“亲密接触”——十一子帮巧云吮吸被划破手指头上的血,另一次“意外落水”更使他们的爱情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别人的街头巷议,自身的无意理会,到发觉对方的存在。“十一子的心怦怦地跳”,巧云看着“真好的月亮”,将心里想的“你是个呆子”说了出来。然而命运继续升级着巧云的苦难,被破了身子的她一次又一次强化了对十一子的感情,当爱人被打伤后,巧云把十一子带回自己家里,丝毫没有“明媒正娶”的“束缚”。这种“开放”建立在“情愿”基础上,“保持着以正常人性为出发点的道德标准和价值标准”,表现了人性对自由爱情的一种向往和渴望[4]。

三、内心独白的“等待”与“担当”

除了翠翠和巧云性格上的“隐忍”和“开放”之外,作者还各设置了一个隐蔽下的物象,一个是边城茶峒的“碾坊”,另一个是大淖的“保安队”。“碾坊”是翠翠爱情上的一个障碍,那是家世的比拼,是门当户对的最好证明。当端午节看龙船竞渡,看到拥有碾坊陪嫁的“情敌”并听到人们对于“碾坊”和“渡船”的评论,心中五味杂陈。她清楚和爷爷摆渡为生的日子比不过“碾坊”的富足,而不得不被迫同生于船总家的傩送划出了一道天然的距离。

而大淖的“保安队”本应是为保一方水土平安而设立的,但拥有武器的他们除了靠着有绝对优势的设备偶尔打击一下水上的土匪,平时则从不出操,只是随心所欲地在淖里“混日子”。所以当或来自政治或来自阶级的势力倾轧爱情时,巧云作为女性刚强的一面开始顽强反抗。从约十一子到沙洲开始,到坚定地说服锡匠们将受伤的十一子抬到家中,再到为照顾两个躺在床上的男人而挑担穿街过市,眼神中更加坚定和深沉。

汪曾祺运用一连串的苦难“挖掘出了笼罩在小人物身上的一种柔弱而刚强、宁静而浑厚的人世间最朴质的生活底色;挖掘出了这些小人物顺其自然的宿命主义深处,无时无刻不洋溢着的生命的激情和对命运非暴力性的抵抗”[5]。而最终这样的反抗取得了胜利,并肯定了未来生活的信念。汪曾祺在结尾处有意模仿了沈从文《边城》的模式,“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只是因为能够“担当”而意味更加坚定:“十一子的伤会好么?”“会。”“当然会!”她将老师提出的那个疑问做出了响亮的回答,“自我承担”的生存方式是追求人性自由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沈从文.边城·湘行散记·湘西[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

[3]陆建华.汪曾祺文集(小说卷)(上部)[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4]张川平.悲悯众生 追慕和谐——论汪曾祺及其文学世界[J]. 商洛学院学报,2007(3):53-64.

[5]胡迟. 迷惘·沉溺·升华——从沈从文、汪曾祺、刘亮程与苇岸的乡土文学创作看“诗性家园”的演变[D]. 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作者简介:谷雨,河北大学;周婧婷,河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