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艺术形象成因探析

赖晓瑜 李 莉

丁玲是现代文学史上极具特色的女作家,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和复杂的创作,使她成为现代文坛一个独特的个体存在。评论界对丁玲的认识及对其创作的研究也是褒贬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综观丁玲的作品,对女性经验的体察,对中国不幸妇女的爱,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深刻思考,是丁玲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缠绕在她心中难解的疙瘩。她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篇交织着爱恨两根琴弦的作品。

这部作品讲述了发生在抗日根据地霞村里的一个名叫贞贞的女孩的故事,丁玲着意刻画了在战时非常态的生存环境里一位心灵负着严重创伤的农村年轻姑娘的形象。贞贞先是不幸被日军掠去沦为“慰安妇”,后来受党指派借助其特殊的身份为抗战工作获取情报。但回村后人们对贞贞的态度是轻视、不屑、指责和自我优越感,这使贞贞在身体的伤痕累累之下更添了一层心灵屈辱。由于丁玲笔下女性形象的那种特殊魅力、丰富而深刻的内心以及作品内蕴的挑战性,作品问世以来就倍受读者和批评界的关注。贞贞艺术形象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原因,这是我们每一位读者应该深思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都是性别惹的祸。我们很清楚,失身于敌人的贞贞是不幸的,但回家后受封建传统“名声”、“贞操”、“清白”等观念毒害的父老乡亲对她的冷嘲热讽与轻蔑歧视,恐怕是她更大的痛苦和不幸。杂货店老板之流对她恶语相击,“亏她有脸面回来,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而那些妇女们也“因为有了她才发现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就是她的父母也因为有人肯娶她而高兴万分,急急地想把她推出家门。贞贞用自己的身体作了枪炮,可想而知,若是男性的话,她定是人人羡慕的英雄,定会获得极高的荣誉。可偏偏她是女性,是女性就该如此!我们很不解,对一个以身体的被践踏为代价直接惠及国家民族、间接惠及乡亲的弱女子,人们为何如此痛恨且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大约就是鲁迅所说的旧道德杀人的本质。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只有女子对男子的贞洁,从来没有男子对女子的贞洁,女子在性问题上始终处于压抑的地位,这对中国女子是极不公平的。同是女性的阿桂,从她的反复感叹“作了女人真倒霉”,“我们女人真作孽呀”的语言中,可以看出连她也流露出对女性性别的歧视与作为女性的不满和怨愤,更不用说去探究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封建道德观是罩在贞贞头上的枷锁,也是罩在千千万万中国女性身上的枷锁。小说体现了丁玲的女性意识以及对社会关系中女性所处弱势地位的不平与抗争。

其二,社会角色与人性的冲突。美籍华人学者梅仪慈在《不断变化的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一文中指出:“她的肉体被战争双方野兽般地糟踏过,一方利用她的肉体,而另一方则把这作为搞到对方情报的手段。”贞贞最初被掳去时,她的身体被日本人利用,她成为鬼子发泄的工具,这是女性的耻辱,更是中国人的耻辱。后来贞贞跑回来过,但她又回到了日本人那里,她接受了边区政府的使命,利用自己的身体为抗日战争服务。贞贞的身体又一次被利用,这一次是国家、民族战争对贞贞肉体的利用。对于她们,不管哪一种利用都是以她们肉体和人格的受伤害为代价,革命中的女性“靠出卖自己的身体而获得某种‘崇高的利益,女性的身体始终是一种可供交换、牺牲的资源”,对于女性自己而言,她们只是工具,没有自我可言。人,首先是作为“个体”的自我,然后才是社会、国家中的“我”。为了崇高的使命,女性的身体被当作祭品献给敌人,这不能不说是以民族的解放代替甚至抹杀人性的解放。我们不禁思考一个问题: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革命有没有保护女性?革命有没有解放妇女?有论者指出:“当一种绝对合理的革命事业和相对合理的体制不能为参与其中并为之‘献身的女人的行为提供相应道德支持的时候,这种革命的合理性便应该受到责疑。”这不能不令人担忧,“女子救国”的药方,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贞操充满性禁忌的国家,又会给女性带来什么后果呢?贞贞就这样陷入一种空前的孤独与尴尬处境,这种境遇展示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女性身体特殊的存在方式,以及这种方式中女性自身的价值与国家利益的 、民族利益的冲突。

其三,国民劣根性。批判“国民劣根性”自鲁迅开辟这一传统以来,一直便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旋律和特征。丁玲受鲁迅影响很深,在《鲁迅先生于我》一文中,她曾说过:“他对于我永远是指引我道路的人,我是站在他这一面的。”《 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文里,乡亲们对贞贞的回来有多种议论,其中“怕什么,不也是人么,更标致了呢”,“有人告诉我,说她手上还戴得有金戒指,是鬼子送的哪”,“说是还到大同去过,很远的,见过一些世面,鬼子话也会说哪”,这些话颇有意思。村民们在鄙弃贞贞,视其为异类的同时,各人心底却又滋生出了种种羡慕与嫉妒。因为那些在于她们,或许是一生都无法企及的梦想。同样遭受日军凌辱的贞贞与《泪眼模糊中的信念》中的陈老太太,在当时人们眼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形象。陈老太太用自己的屈辱激发出村民的斗志,贞贞是用实际行动实践着对国家民族战争的奉献。陈老太太得到的是乡亲们的同情与钦佩,而贞贞得到的却是谩骂和诋毁。这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就因为陈老太太是个老婆子而贞贞是一个十八岁的年轻女子?青春是梦幻、充满诱惑的季节,人们便不由得联想到与身体欲望有关的种种猜测,这或许是中国人骨髓里难以去除的污水。丁玲在这里所要展示的,不仅仅是封建意识,还有人的劣根性在作祟。

其四,女性自身的原因。贞贞这一形象之所以光彩照人,不仅仅是因为她顽强的生命意志与革命献身意识,更因为她自觉的女性独立意识。然而,她的这种反抗仍然带有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烙印。当父母反对贞贞与自己相爱的人结合时,她便跑到教堂去要做“姑姑”,不惜为爱殉葬。贞贞可以采取别的方式去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怎么就如此轻易放弃?贞贞后来对“我”说:“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可见,表象坚强、自信、乐观的贞贞,还是被传统思想吞噬着,她内心仍保持着对传统贞洁观的认同。贞贞的出走只是受人“安排”,她只是想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倘若没有“安排”,贞贞的出路又在哪里呢?贞贞真的能“重新做人”吗?女性真正的自我意识就在于既对抗不公平的命运遭际,又服从内心真实的召唤。她的最终走向远方,与其说是对革命的憧憬,不如说是对现实绝望后的逃避。也许丁玲看到了女性的生存境况,对女性的真正解放感到绝望,才知其不可而为之,为贞贞设计了一个似乎是无限光明的未来,从而最终从女性话语走向政治话语。

透过丁玲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这一形象的分析,中国女性的崇高与伟大让人折服和惊叹,而中国女性的处境与命运又如何不令人扼腕和担忧。在走向文明的现代化的今天,“贞贞”的故事不会重演,然而女性在解放途中还需要加强后天理性修养,因为“女性的彻底解放不仅在于父权制文化的解构,在于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还在于自身文化人格中理性品格的融入”。单一的女性个体如何获得主体性,获得自主和独特的支配自己行为的能力,这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华夫.丁玲的“复仇的女神”——评《我在霞村的时候》[N].文艺报,1958-08-12.

[2]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A].丁玲选集[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3]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A].杨桂欣.观察丁玲[C].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

[4]丁玲.鲁迅先生于我[A].王晖.丁玲文集[C].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4.

[5]王喜绒.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赖晓瑜,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莉,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