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吾徒

朱晓军

师傅

第一次见师傅是在十二岁那年。我路过齐齐哈尔滨建筑公司动力站看见一位个子高大的人，头戴报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手敲着铮明瓦亮的铜锣，边走边合辙押韵地念叨：“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我凑过去看一眼，牌子上写着：“大地主、大土匪李文玉”，再抬头看看那人，灰黑的脸上挺拔着正直的鼻梁。

富拉尔基实在是小，几年后我跟他的儿子成为同学，又过几年，我成了他的徒弟。师傅有俩绰号，一是“李大个子”，二是“大老李”，师傅就是驼背弯腰身高还超过一米八十多。我没跟师傅提过看见他“悬崖勒马”的事，也没跟师傅探讨过地主与土匪的关系，怕有碍师道尊严。我认为，地主和土匪是势不两立，听说过穷人被迫当土匪打家劫舍，绑架地主，没听说地主改行做土匪的。我认为师傅在地主、土匪之间只能择其一，不能熊掌和鱼兼得。我也有过豁然开朗：师傅可能先当土匪，聚财后当了地主;也可能当地主破产了，索性跑到山上当了土匪。可是，这种猜测须臾就被否定，师傅在东北解放时还不足二十岁，就算当土匪的话也是个小喽啰，不可能劫财购地当地主;后一种猜测也不大可能。

在我看来师傅的历史是一笔糊涂账，可是在汽车修理上却绝对权威，单位里随便哪辆车从门前驶过，他不抬头就能猜出来;几辆车发动起来，司机轰几脚油门，他就能判断出哪辆车的第几个缸不干活;对气门间隙，有的师傅拿塞尺还对不准，师傅不用塞尺就知道差多少道！有人说师傅眼神儿尖，可是师傅一出门就被木头墩子绊个大跟头。有人笑他：“气门间隙差几道你都能看见，那么大个木头墩子却看不见。”我知道师傅的视力很差，戴着老花镜都看不清楚图纸。

俗话说：“师徒如父子。”俗话还说：“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不论学徒选师傅还是读书选导师都至关重要。师傅和导师有名气和地位，徒弟自然也会被高看一眼，打狗还要看主人呢，别说徒弟了。师傅和导师也要选准弟子，别让他丢自己的脸，弟子要是有了出息，师傅和导师也会跟着沾光。徒弟要是在单位当了厂长、总经理，师傅哪怕不当官也有地位;徒弟要是强奸犯，师傅也抬不起头来。我师傅有几位高徒，没当厂长、经理，在车队还是有影响的，可是，他们对师傅却不大尊敬，有的见面如同陌路，有的冷言冷语。那时，“文革”还没结束，谁愿意说自己跟地主分子、土匪“李大個子”学过徒？尽管师傅已“悬崖勒马”，被放出牛棚，还准许他带徒弟，那也没人自找麻烦。

有人跟我说，“你师傅——李大个子那小子才坏呢！”我却觉得师傅不坏，只是不圆滑，不会顺情说好话。比方说出了什么事故，别人都说几句好话，帮助肇事者开脱，师傅却总要一语中的，点出实质。

师傅年轻时脾气不好，“悬崖勒马”后收敛许多，甚至有点谨小慎微，胆小怕事。可是，这不影响师傅嫉恶如仇，不影响他对某些事看不惯，看不惯就窝在角落生闷气，这时不论谁跟他说话都不吱声。

有一次，师傅却跟一位在车队红得发紫的司机发了脾气。那天，我跟师傅修完了一辆解放牌卡车，司机让我给他擦车。我是修理工又不是擦车工，我白了他两眼，转身走了。在当时有好多人，那小子感到很没面子，恼羞成怒地拽住了我的衣襟。

“你干什么？把手撒开，还反了你了！凭什么给你擦？”没想到师傅却冲过来，掰开那小子的手。

“李师傅，没什么，我们闹着玩呢！”那小子被师傅镇住了，不过这人也真有本事，千里冰封的面孔转瞬间就“春风杨柳万千条”了。

我从小就呆头呆脑，满心感激也不会表白。师傅也许不需要我说什么。我知道师傅很喜欢我，许多技术性强的活儿都让我干。我也很钻研，天天下班看汽车修理方面的书，琢磨明天的活儿怎么干。刚开始时，我一出手师傅就厉声问道：“谁告诉你这么干的？”我告诉师傅是从书上看的，他就不吱声了。我知道他并不在意“谁告诉”我的，而是在意我这么干有没有根据。我随师傅到大庆八三工程的工地修了两年车，施工队的头头想进几辆车弄不到指标，托人从大庆的汽修厂采购来部件，让师傅和另一位姓薛的师傅组装汽车。两位师傅带着我们两个徒弟组装了三辆车，两辆吉普，一辆解放卡车。组装后两辆时，师傅多数时间是坐在一旁看着我干。师傅高兴时就弄点儿酒和菜，我们四人喝几杯。师傅的酒量很小，喝一两酒就得上床睡觉;他吃得也不多，越是好东西吃得就越少，总想给别人送去点儿，不知这到底是“土匪作风”，还是“地主风格”。

我也让师傅过操心，一次我跟几个徒疙瘩爬到车间的房顶晒太阳，突然听说队长来了，顺着柱子出溜下来，结果被逮个正着。我没事轮胶皮锤子玩，一使劲锤子砸在缸体上，在反弹力作用下脱手而出，掉下来砸在别人头上。还有一次，我跟薛师傅的徒弟小张把刚修好的车开了出去。小张开车在大草甸子兜了几圈之后，以为自己真就会开车了，一把舵把车开上公路，档挂到顶，油门到底，车像受惊野马似的狂奔起来。突然前边出现一个镰刀弯，这小子回舵慢了，车冲下公路，撞在电话线杆上。车受重创，前轮推置车腹;线柱像狂风中行走于沙漠的纤弱姑娘，竭力前倾上身，头发凌乱不堪。

师傅闻讯后赶到现场，脸色铁青，一声没吱。临走说句：“我不管你这事，有本事就把车修好，别耽误明天出车！”时值中央首长正在大庆视察，上面有话：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故一律按政治事件处理。薛师傅连现场都没去，捎来一句话，“不论组织上怎么处分小张我都没有意见。”薛师傅的家庭出身也不好，在这种时候就是出身好也没人给别人当盾牌。

我和小张找人把撞坏的车拖了回来后就被停职了。小张没太当回事，他家庭有背景，他的师傅也没当过“土匪”。我则不然，要是说我这个“土匪”的徒弟有意搞破坏，那事就大了。我越想越惶恐，怕师傅跟我受牵连，再去“悬崖勒马”。

师傅害怕了，晚饭都没吃，扛根长长的杆子走了。他到肇事的现场，把要倒的线柱支起来，用杆子把缠绕的电话线拨开。我尾随其后，远远地看着师傅干完了这些。然后，师傅又赶到车间修了一通宵的车。“车，你先开两天，过后我再给你修！”次日一早，师傅对司机说。那位司机姓肖，是部队转业回来的，人也很好，把侧棱膀子的卡车开了出去……

有人告诉我，小张的师傅没给他说一句好话，我师傅却多次找他的当领导的徒弟给我说情，并且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真不知他哪来的勇气？那时“文革”还没结束，要把他扯进政治事件，恐怕不是“悬崖勒马”了，还不得坐牢？我和小张被停了三天工作，不知哪味药起了作用，此事不了了之。

几个月后，高考恢复了，我对师傅说我想考大学，师傅看了我半天说：“你小子去考吧，读书是个有出息的事。”在高考前，我怕考不上，对师傅说：“我不想考了，万一考上内蒙古大学草原专业，将来跑去放马，还不如跟您修汽车。”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就考个大学给我看看，哪怕草原专业，我也请你喝酒！”师傅说。

我考取了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机械专业。师傅将我约到酒馆，点了几碟炒菜，两盘水饺，几碗啤酒。师傅端起酒杯，流下了泪。第一次看见师傅流泪，我震惊了。我知道师傅有很多难心的事，受过很多委屈，他都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地趟了过来。

那天，师傅喝了两碗啤酒，喝得满面通红。从酒馆出来，师傅挥挥手，他西我东，师徒相别。我伫立黄昏中，望着师傅那高大而有些驼背的身影，泪漾出来。师傅没有回头，消失在人群中。我知道，我走后师傅会很舍手，他视力不好，需要看图纸时都是我看说给他，多数都是他动口，我动手。

大二那年暑假，听说师傅为让子女顶替接班提前退休，去一家汽修厂打工了。我跑去看他，师傅老了许多，话更少了。他对我变得客气了，让我很不好受。我想跟他说，师傅，我哪点儿做得不对，你就说就骂，千万别跟我客气。可是，我嘴很笨，没说出来。

寒假回家，父亲告诉我，师傅病逝了。我的心像窗外的雪野白茫茫的一片。我感到有许多话憋在心里，想跟师傅说。我跑到嫩江边上，想冲着冰封的大江喊一声：“师傅，我想你！”可是却没喊出来。我在江边走来走去，在雪地踩出一条路。在这个世上，已没有路能让我与师傅相逢了，

若干年后，不论我到了哪座城市，只要见到身材高大又驼背的男人，都会追上去看一眼。我多么想邂逅师傅，就像四十八岁的女人明明知道再也回不到十八岁了，还要相信“今天二十，明天十八”的说法。

弟子踪啸

第一次被人称老师时，我像触电似的手足无措，那时刚到期刊社当编辑。事后一想，我把這“老师”当真了，其实这不过是个尊称，如中国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里称穷困潦倒、无严可尊的男人为“先生”，或者像“文革”时不论见谁都尊称为师傅。

我当了十几年编辑，也没当出“老师”的感觉来。后来的感觉缘于一位作者。那天，他携三五壮士来到编辑部，像绑架似的把我弄到一个足以摆下三五十张桌子的餐厅。这位作者小我十几岁，生得膀大腰圆，体重百十公斤，善舞刀弄棍，据说三五个汉子休想近身。他的部件都是大号的，只有鼻子和眼睛是小号的，尤其是眼睛细细小小，近乎搞笑。不过，那双眼睛却很有震撼力，令人莫名悸动。有位人称黑社会“老大”的人谁见了都打憷，可是这位“老大”他见到这作者后却不敢再见。“老大”老老实实地说，这哥们儿像杀手，眼里有股匪气和凶气，让人发悚。

那天，那位作者叫上一桌上等酒菜、两箱啤酒，然后频频举杯，将泛白沫的啤酒一杯杯地灌进肚里。我跟他相识不久，只知道他出身贫寒，少年丧父，命途多舛，在农村种过地，在城里打过工，为书商写过武侠，折腾了十几年，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背一身债，最后携在武侠里磨砺的笔锋闯入纪实圈子，靠写稿养家糊口，偿还陈债。

酒过三巡，他蓦地站起，倒跪于地，连叩三首，高声说道：“老师，请受弟子之拜。”

我蒙了，长这么大没见过这种架势，好似被人当头一棍，立马找不到了北，端着啤酒不知如何处置。餐厅里三五十个食客纷然起立，一脸惊异。

当我缓过神来，他早已落座，端起酒杯说：“从此往后，你就是我老师了。”

“你这玩笑开大了。” 我说。

“这只不过打个招呼，哪天把人码齐了，打个场子，给老师做件长袍穿上，弟子再正式拜师。” 他说。

我搜肠刮肚也想不起能教授他什么。我不过是个编杂志的，这个他肯定不学。

他说，老师写的纪实我全都看过，甚至能背下来。我不信，他一连说出五六篇我最近写的稿件标题，又背了其中一篇的一段。我大悦，看来听到赞美就张开嘴巴的不一定都是乌鸦。

他已行过拜师大礼，我又还不回去，只好认下这个弟子。命运是条可爱的上蹦下跳变数复杂的曲线，不经意间与他人撞个满怀，从此改变了走向和轨迹。一杯酒的工夫，我居然当上了老师。

看来我与“匪”有缘，遇到两个沾“匪”的人，一个成为我师傅，一个做了我弟子。师傅粗识文字，言谈举止却像学者;弟子能码出魅人的文字，却匪气十足，这个世界真是不可思议。

有了弟子我才发现自己已不年轻，冬天路滑，弟子总不忘搀扶我一把。一日，街遇一位朋友，在马路对面一个劲儿地冲我打手势。我走过去，他斜扫弟子一眼，手攥着手机紧张问：“用不用报警？”他以为我被绑架了。

误会的不仅他一人，几天后一位同事问我：

“你雇个保镖啦？”

“还没呢。唉？我雇保镖干什么？”

“保护知识产权哪！”

“有雇保镖保护自己知识产权的吗？没听说过。”

“你可别跟那哥们儿在一起了，万一哪天你自己上街，黑社会还以为你忘带了保镖，把你掳去，你掏得出赎金吗？”一位同事半真半假地警告道。

这我还没想过。黑社会的脑袋不至于比我简单吧，绑架前总会查一下银行的账号吧？

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们师徒二人在一起总有点儿不伦不类。

我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每当师生相聚，我时常想起自己是老师，不忘对弟子示以关爱。弟子对我则恭敬有加，酒后抢着付账，然后打车送我回府。弟子拮据，我很不安，可是又拒绝不得，似乎这是规矩，不这样不行。我时常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寐，觉得得之过多，付之太少。偶尔想起师傅，陡生上欠师傅，下负弟子之感，惭愧不已。

当年师傅为我跟别人吵架，我却从没为弟子跟别人发生冲突。我不是没有勇气，而是没有那种机会。我所听到的都是弟子打别人，还没听说过他吃亏挨打。一日，弟子说，他把一位小有名气的年轻作家打了。我大为惊诧，那作家也是我的朋友，长得单薄文弱，不是惹事的主儿。

弟子说，他们在一起喝酒，那人怠慢不敬。弟子大怒，喝道：“别人惯着你，老子可不惯着你！”于是性起，抓对那位作家，“鸟人！你是码字的，老子也是码字的，你有何牛？今天，老子这个码字的就打你这个码字的！”话落拳出，三拳两脚，将人家从包房打到街上。

我了解那位作家，文字灵光，人较内向，话语不多。我批评弟子，人家不是傲慢，只是性格使然;打人肯定不对，你要给人家赔礼道歉。弟子答应了。

数日后，我问及此事，弟子愧疚地说，老师我去了……我又把他打了一遍。

“为什么？”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弟子说，我去请他喝酒，想在酒桌上跟他道歉。他却说什么也不跟我喝酒。杀人不过头点地，我找你道歉，你还这等×样。我一气之下，又把他当沙袋练了。

我感到内疚，若不劝弟子道歉，这个疙瘩也许还能解开，这下却成了死结。

我的思维是座城市，有着规划的通衢和胡同;弟子的思维是一望无际的北大荒旷野，可以任意驰骋。我根据报纸的线索去采访时，发现报纸发的是假新闻就自认倒霉，放弃了。弟子却按照报纸上的假新闻写一篇。说：“我这是跟党报保持同一口径！”他写的纪实稿件有真有假，可是假稿他从不给我。

弟子与社会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称兄道弟，来来往往，有时会领着莫名其妙的人来见我。

“非典”时，街上人流车流已断，编辑部却突然闯进二人，脸戴口罩，手戴橡胶手套，脚上穿着橡胶水靴，直奔我来。同事陡然色变，以为我得了非典，防疫人员找上门来了。那两人走到我的桌前，摘下口罩，其中一人竟是弟子。弟子坐下没过五分钟原形毕露，口罩、手套丢进垃圾桶，嚷着要去喝酒。看那架势，别说是“非典”，就是出门就砍脑壳这顿酒都不能耽误。我想，他肯定又有稿费到账。这小子自称“酒徒”，腰包揣不得二两银子，有点儿钱就笑逐颜开地码人喝酒。弟子有着一种浓厚的“无产者”意识，有钱大家花，没钱时也希望别人能洗囊共享。

那天，两杯水酒下肚，弟子像蒙古摔跤手似的手舞足蹈地说，他领来的是个木匠，说是他的弟子。他的思维一向像特大的变焦镜头，随心所欲地拉来推去，哪怕天边的景物也能一下子收进来，我哪里跟得上他？尤其是酒后，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不过，他让我思维跟不上的话，统统被我视为酒话，一笑了之，不置可否。

“我怎么没听说你当过木匠？” 我问。

“老师，我不教他码家具，教他码字！”他认真地说，弟子从不跟我开玩笑。

我只见过木匠码家具，没见过木匠码字。木匠码的字会是什么效果？是否像桌椅板凳、衣柜茶几那么板板正正？

几个月后，他又领木匠来见我，递上一张报纸，上面有木匠码的字——“本报记者陈XX”，木匠已被《生活报》聘为记者。

“老师，怎么样？我把木匠培养成了记者。”弟子得意地说。

“你最好还能把记者培养成木匠。”我对他说。

在都市，弟子像匹荒原的狼行走在鋼筋水泥的森林，他不想改变自己。他的野性也许就是他那旺盛的生命力，这决定他难以变成像狗那样的宠物。他喜欢厮杀格斗，有血性的事。好几次，弟子酒后问道：

“老师，你想打谁？你说打谁我就打谁！” 那种厮杀的欲望在他血管里奔涌着，难以自持。

“打谁？打谁都犯法。你要手痒就打老师好了，只有打老师没麻烦。”弟子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有时，我的拘谨也会被弟子的不羁剪断。一年盛夏，我被弟子拽去喝酒。那天弟子一个劲儿码人，每人过来都要先敬我两杯，喝来喝去就有点多了。酒后，我和弟子在一家金店门口的台阶坐下。神智像断断续续的片头，有一段没一段的;听到的话也像被剪辑得乱七八糟的配音，断断续续的。突然发现太阳汗流浃背地坐在我的对面，飘来飘去的话不知是太阳说的，还是弟子说的。也许谁都没说，是我在说;也许我也没说，大家都在沉默坐着，但绝无尴尬。突然，弟子变得像阳光似的白花花的一片。似乎有人说一句：“别这样，你赶快变回来，要不太阳下山了，你就掉进太平洋了。”

最后，不知是太阳先走的，还是我先走的，也不知分手时我们都说了什么。醒来时，我在床上，记忆是一筐碎屑底片，越渴望越拼接不上。电话响了：“老师，我被记者拍照了，说要登在报上。”弟子说。

“你是见义勇为了，还是又打人？”惺忪的思维还懒散着。

“不是。”弟子解释说，在我们坐在金店门口时，他感到内热，脱去T恤。有人拍拍他，说要给他拍张照。他半醉半醒地说：“好好，那我穿上衣服。”那人说，“不用，我是报社的记者，我们想发一组街头‘膀爷的照片……”后边怎么样，弟子说不清了。

“老师，我一介粗野之人，不怕上报。可是，老师您坐在我旁边呢，要是把您跟‘膀爷登在报纸上，那就麻烦了。不行，我得把这事摆平。”他焦急地说。

“没关系，我看到那份报纸就说，唉，这‘膀爷旁边的那个人怎么这么像我呢？”我笑道。可是，放下电话，心却不由地紧张起来，那些日子上班先翻报纸，连翻两周，不知是弟子把事摆平了，还是报社取消了这一策划，或者那不过是弟子的幻觉，总之没在报上见到我和弟子的照片。

虚惊过后，我深为自责，我哪里是他的老师，除了跟他讲些酒话、醉话、废话和无聊话，教过他什么？再这样下去，我不就成了酒徒？

此后，我和弟子喝酒少了，谈书论作多了，探讨有关做人的话题多了。

自由撰稿人大都不讲规矩和信用的，常常是一稿十投八投，可是他们与弟子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弟子是一稿百投千投。但弟子给我的稿却是首发稿，从来没给我找过麻烦。对他的稿子，我都尽己所能，多给他做点稿费。他生存得很不容易，一支笔支撑着一家人的生活。

一日，弟子说：“老师，自从跟你在一起后，我变得文明了，还读了许多书。”我又惭愧了，有许多书是弟子说后我才读的。弟子身上有许多我所不及之处，他写的纪实有一种武侠风格;他对纪实选题了如指掌，谁发了什么，发在哪种报刊，可以倒背如流。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有头脑的撰稿人，他编了一份“剑谱”——联络图，上面有近千位他所结交的编辑……

师徒相处久了，好像打通了血脉，聚时如手足，分别常思念。

一日，我在酒桌上对弟子说，我要走了，要离开这座城市，去杭州当老师。弟子惊诧地看着我，看着看着，泪聚眼眶。他连连问我数遍：“老师，你走了，弟子怎么办？”

杭州是个高消费城市，靠写稿养家糊口，怎么承受得了？

“北京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师徒难分，又不得不分离，我说。

“老师，我听你的。”

我以为，他只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第二年真的就去了北京。

到北京后，踪啸时常打来电话问候。有一天，他告诉我已在北京买下房子，家也搬了过去。后来，又来电话说，他在北京办了两家汽车修理厂，还有一家大学生就业指导公寓。他很适合北京，或者说北京很适合他，这让我深感欣慰。

一天，一位家庭杂志的编辑打来电话：“我没当编辑时挺佩服你的，当了编辑就——更佩服了。”她曾是我的作者。我想这种恭维不必当真。

她又说：“你说吧，特稿圈里那几个驴性霸道的谁都敢骂，怎么就不骂你呢？这次笔会，有好几个作者一个劲儿念叨你，还说你是他们的恩师。”

这话我信了，那两个人一个是踪啸，一个是东升。

弟子东升

东升是2018年去世的。噩耗传来，我的心在一瞬间就被掏空了。

近两年过去，我时常想起东升。我想他时，他就活了，坐在我的对面，谦卑地称“老师”……

东升小我八岁，姓张，父母给取大号“张东生”，他自己改为“张东升”，一字之差，寓意截然不同。或许，他希望自己像早晨的太阳冉冉升起来，谁知在八九点钟的方位就不动了。我始终相信他总有一天升起来，爬上想要的高度。

那年六月，我出差广州，想起了东升，给他打个电话。这时，我在酒楼等鲍十。鲍十过去是黑龙江的作家，他的《我的父亲母亲》被张艺谋搬上银幕后，名声大振。在哈尔滨时，我俩没有过接触过，通过“第二渠道”——彼此的夫人传递相互的信息。几年前，我到广州办事，作家刘元举听说后从东莞赶过来看我，并约了调到广州作协的鲍十，我们见了面，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东升听说我要去肇庆，说：“老师，本该我去看您，可是今天那部书出厂，离不开。”

过去，东升说我是他的老师，我起先还更正一下，后来也就默认了，甚至还有点欣欣然。

“老师，我找车去接你！”

广州朋友要送我过去，我都没接受，还能让他找车接我？他漂泊在外也不容易，说好听的是作家，说不好听的跟打工仔也差不到哪儿去，没有户口，没有稳定工作。

东升问我什么时间到，我说和朋友吃完饭就动身。东升说，老师，把您的朋友一起带来吧，我来招待。我说，看看吧，他们不一定有时间。

我和東升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末，谁介绍的已记不清了。那是大雪纷飞的日子，东升穿件深蓝色呢子大衣。那天是我请客。编辑招待作者是市场化期刊的惯例。不仅如此，每年还要开一两次笔会，甚至还要境外游。东升进酒店时，我已点完酒菜。我上下打量一下这哥们儿，像山里抬木头的，浑身上下散发着侠气与匪气，连百分之一的文人气质都提炼不出来。他的出现使包房里热闹起来。

散局时，东升叫喊起来：“怎么，朱老师请客？怎么能让朱老师请客呢？这也太丢长春人的脸了！不行，这顿饭我请！”

我勉强把他拉住，告诉他账已结了。他当即表示，明天打个场子，我请朱老师喝酒，今天在场的都要去。

相识之后，我每次到长春，他必请我喝酒，每次都选一个颇具特色的酒家，且不忘把我那帮白吃白喝的作者也都请来。几场酒下来，我对东升有了了解，他的人生不大顺，刚工作时在吉林一林业局的宣传部，官至副科后，却跟妻子去广东淘金。广东是天堂，东升赚了很多钱。天堂的隔壁是地狱，东升闯进去，结果钱没了，妻子也离开了他，无奈只得回长春当自由撰稿人。他又找了妻子，据说是四平铁路上的，认识他后放弃了工作，来到长春。

后来，东升成为我最忠实得力的作者之一，每有好稿他首先想到“朱老师”，有的稿明明可以投给《家庭》和《知音》，多换些钞票，他却想也不想地发我，让我很是感动。东升写过诗和小说，文笔不仅流畅，而且用词非常准确，常常让我惊叹。他在写作上又特别卖力，编辑稍不满意，他就主动提出重写。他的纪实作品不仅很有刚性，而且角度独到，风格独特。尤其标题制作恰到好处。我知道东升很不容易，不像其他作者有一个稳定工作，他是靠稿费生存，所以凡是他的稿子我都尽量编发，稿费争取上限，甚至为他的稿件跟头儿争论不已。

东升的生活渐渐稳定下来，贷款买下了房子，我以为他总算走出逆境，谁知突然患了心脏病，手无缚鸡之力，连稿都不能写了，那个妻子也离开了他。那段时间，我很惦念他，先是打电话还能找到他，后来他为治病卖掉了房子，像断线的风筝似的不知道飘落何方。接着，我跑到杭州教书，每天像狗撵似的忙于工作和科研，也就没有再找东升。

去年，我们又联系上了，东升的身体奇迹般地康复了，又离开东北漂到广东肇庆，还写了一部报告文学《先行壮歌》。这段时间我们有时通个电话，聊聊写作。东升的写作能力不在我之下，甚至他的功底比我还好，这点儿我心里很清楚。我觉得写报告文学跟写小说不同，对选题能力和写作水平入围的作家来说，得奖就像打麻将和牌是种运气，不和也是种运气。我可能前一运气好些，得了一些奖，东升这一运气差些没有得奖。可是，不得奖并不说明他没有这一实力，尽管他口口声声称我为师，我却很敬重他，不敢视他为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