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亲情

奶奶

我不知道奶奶年轻时候的样子。上个世纪30年代初闯关东来到东北的山东掖县农民的媳妇，也不可能会有一张年轻时候的照片。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奶奶就是一个满头银发，慈祥中又带有一丝威严的老太太。

至今，奶奶虽然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五年了，但她的样子在我的记忆里仍十分清晰。奶奶个子不高，长着挺白净的一张瓜子脸，两只眼睛亮亮的挺有神，一头白发从来都是一丝不苟。无论是缝了多少次补了多少次的旧衣服，在她身上总是利利索索。由于从小就裹了脚，穿着一双只有十几厘米长的尖头小鞋，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凭这一双小脚，从遥远的山东家来到东北，定是历尽艰辛，也坐下了毛病，所以不到六十岁就拄上了拐棍。

算起来，奶奶应该是清朝光绪二十年生人，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正好大我一个甲子，所以和我同属马。奶奶家姓丁，但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名字。听老一辈人讲，奶奶姐妹两个嫁给了我爷爷他们哥俩儿，所以姐儿俩都叫程丁氏。这也是在新中国户籍上留下的旧时代的最后一批印记。

由于我的亲爷爷去世比较早，奶奶領着大姑二姑和爸爸艰辛度日，吃尽了辛苦，也确立了她一家之主的地位，家里的大事小情都由她决断。 听爸爸说，奶奶没有文化，认不了多少字，但全家人没有一个人不佩服她的超人脑力。不要说全家人和所有亲戚的生日记得清清楚楚，每个农历的节令应该怎么过记得明明白白，就是后来家里面做加工糕点的生意，一本账也全在她的脑子里面。该付谁家多少原料钱，糕点店还欠着家里多少货款，一批货做完了能挣多少钱，都算得一清二楚。这可能也是爸爸和我智商水平的基因来源吧。

我的记忆，就是奶奶在老房子里的一些事了。每天早上，她总是把一头银发打开，梳得丝滑柳顺，在后脑勺处盘起一个发髻，再扣上一个黑色的塑料发卡。一双小脚仔仔细细地缠上白色的裹脚布，裤角还要用黑色的布带扎起，再套上她那双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小鞋。我小时候最好奇的一件事就是看奶奶裹脚，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奶奶除了大脚趾之外的四个脚趾都要缠到脚底下，直到懂事以后才知道那是旧社会对妇女残害的结果。

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坐在正北面南的炕沿上，给我和妹妹拿吃的，给全家人夹菜，活脱脱一副母系社会的族长形象。我老爸直到现在还没改过来的这个习惯，肯定是从奶奶那里继承过来的。

奶奶喜欢养花，每当春天到来时，她总要在我家唯一一个朝南的窗前煤箱子上摆上一些花盆，种上凤仙花、地瓜花、蜘蛛花、玻璃翠、爬山虎等各种草本花卉。花开季节，她就会护花使者一样，一天不知巡视多少次。每当看到我蹲在煤箱子上摆弄她心爱的花草，她就会大呼小叫地颠到屋里窗前，做着要打我的手式，直到我跳下煤箱子逃走。

由于从我爸爸到我这辈儿，我们家都是一个男孩，奶奶对我从小就不错眼珠地看着。记得妈妈和我说，我小时候有一次把奶奶吓坏了——到了吃饭的时候屋里院里都找不到我，奶奶拄着拐棍都跑到大街上去了，全家人也都出去四处找我。可回来一看，我正蹲在厨房的锅台上一声不响地研究灶王爷呐，吓得奶奶连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刚上学的时候，奶奶每天都是看着我吃好饭，帮我穿好衣服，一直送到大门口，看着我上学。每天下午，我快放学了，奶奶都会拄着拐棍到大门口等我回来。院里的邻居一看到我奶奶站在大门口，就会打趣地说，又等大孙子回来呐？

我永远忘不掉的，是奶奶的两件事。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由于口粮不够吃，全家每月的粮食都要算计着用，经常要吃掺了甜菜渣滓、榆树叶子或菜叶子拿不成个儿的玉米面窝窝头。等到放寒假的时候，家里连往玉米面里掺的东西都没有了。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奶奶端上来几个药针盒大小的玉米面饽饽，告诉我和妹妹，家里这个月的粮食不多了，得省着点儿吃。每人分一个小玉米面饽饽，今天早晨和中午要分两顿吃。只知道贪玩的我和妹妹哪管那些，我们两个一商量，早晨都吃了，咱中午就不吃了呗，三口五口就把那个小饽饽吃了。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出外疯玩了一上午的我面对着那一碗稀溜溜的苞米面粥才有点儿傻眼。这时，奶奶又从干粮筐里拿出了一个小玉米饽饽，从中间掰开，给了我和妹妹一人一半儿。等我们大口小口地吃完，才想起来问奶奶，你怎么不吃呐？奶奶说，我不饿。我这才明白，我和妹妹吃的是奶奶早晨和中午的口粮！虽然那时我只有七岁，心里也感到了一阵莫名的颤动。

令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为了考上大学没日没夜地复习，几乎拼尽了全力。已经病重卧床的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唯一能做的只能是经常叮嘱我千万注意要“劳逸结合”，别累坏了。两轮考试结束，全家人都在紧张地等待考试结果，奶奶也进入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到1978年初的农历腊月，奶奶病势愈加沉重，随时好像就要离我们而去，可支撑她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和全家人一块儿等我的大学录取通知。她一天不知要问爸爸妈妈几次，孙子考上没有啊？大学的通知来了没有啊？这不仅对她是一种煎熬，对我是更大的煎熬。就这样，从腊月，到第二年正月，她每天都是在这样地问着，一直问到一阵明白一阵糊涂了。爸爸妈妈最后和我商量，奶奶恐怕真的等不到你的考试结果出来了，就告诉她考上了吧。没有办法，我只好怀着忐忑的心情，假装欣喜地告诉奶奶，奶奶，我考上大学了！奶奶听罢，攥住我的手突然间号啕大哭起来：我的孙子终于考上大学了！我们家也有大学生了！我的孙子没白挨累呀！我不禁也和她一起声泪俱下了。

从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奶奶好像松了一口气，人也进入了弥留状态。两天之后的凌晨，终于永远闭上了眼睛，离我们而去了。而那一天正好是农历正月二十，我二十四周岁的生日！

我并不迷信，但我永远搞不懂，是不是奶奶自己选了这样一个日子离开我，好让我记住她这个最疼最爱我的人！

爷爷

从稍稍懂事开始，就有一件事令我非常迷惑。那就是为什么爸爸、妈妈管我和妹妹的奶奶叫妈，却管爷爷叫叔叔。等长大一些才明白，原来奶奶是我们的亲奶奶，爷爷却不是我们的亲爷爷。（这快赶上《红灯记》戏文了）我的亲爷爷很早就故去了，现在的爷爷是和奶奶后走到一起的。

爷爷叫张紫臣，很文气的一个名字，但人却不很文气。中等身材，白净脸膛，少言寡语，脸上总是带着和善的微笑。由于从小就在河北老家学徒做点心，很早就驼了背。听奶奶说，解放前，我们家就是一个糕点作坊，爷爷做出来的点心，都是挑挑儿送到“老鼎丰”去卖。由于做生意实诚，各种真材实料从不打折扣，无论是各种京八件儿点心还是川酥、枣泥各种月饼都做得远近闻名，成了“老鼎丰”长年的供货点。解放以后，公私合营，爷爷成了老鼎丰糕点厂第一代的点心师傅。

爷爷对我这个长孙可以说比奶奶还偏爱。在最初的记忆里，我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爷爷下班。因为他常常会从那油渍麻花的黑棉袄兜里掏出一块油纸包着的小点心，偷偷塞给我，然后低声告诉我，快点儿吃，别让小惠儿（我妹妹的小名）看见。可惜好景不长，爷爷很快就退休了，我再也没吃到过他亲手做的点心。可他还是经常悄悄地买回一点儿炉果、饼干等小点心，放在炕上最高处的一个小纸盒里，晚上拉上幔帐睡觉前偷偷递给我一小块儿。（估计我龋齿的病根儿也是这么做下的）这好景，也就维持到三年自然灾害之前。

由于我和妹妹就差不到两岁，所以爸爸、妈妈管妹妹，我从小就和爷爷、奶奶睡觉。爷爷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老一辈人口口相传的故事还是知道不少。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闹着让爷爷给我讲故事。从孔子门徒会鸟语的公冶长，到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大闹天宫的孙猴子，每天晚上他都会给我讲一段，直到我乖乖地睡去。

退了休的爷爷承担起了给全家人做饭的任务。无冬历夏，每天早晨不到五点钟，他第一个起来，点炉子做饭，赶在爸爸、妈妈上班之前做好早饭，再招呼我起床，全家人一起吃早饭。记得1961年之前，市场供应还充裕一些，鱼呀、肉呀、菜呀、副食品呀还不缺，家里的伙食也还不错。等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啥都凭证、凭票了，家里的伙食自然也“水落船低”。吃饭的时候，爷爷总是很少吃菜，老是冲着咸菜、酱豆、豆瓣酱使劲。奶奶、爸爸、妈妈劝他多吃点儿菜，可他总是笑眯眯地说，我口重，吃咸的有味。

爷爷最大的爱好，就是偶尔到街口的水果商店买一杯“比瓦”（俄语啤酒），买一小块儿粉肠，给自己改善一下生活。记得我也就是六七岁的时候，爷爷递给我一个白色的大搪瓷缸子和一点儿零钱，让我到街口的水果商店给他打杯“比瓦”。我买回来后，看着爷爷无比舒服地喝着不禁好奇起来，问他“比瓦”好喝吗？爷爷说好喝，你尝一口。我捧起搪瓷缸子不管好歹就喝了好几大口，那又苦又涩又杀舌头的味儿呛得我直咳嗽，又打了个大嗝，把爷爷逗得哈哈大笑。不大一会儿工夫，我的脸就红了，晕晕乎乎地跑到屋里炕上就躺下了。奶奶过来看到我满脸通红，吓了一大跳，还以为我感冒发烧了，一问才知道爷爷给我喝了“比瓦”，气得奶奶把爷爷好一顿数落，怎么让这么点儿的孩子喝酒呢？惯孩子也没有这么惯的！（由此得知，我先天酒量极差，后来能喝点也是生练出来的）打这以后，我再也没碰过“比瓦”，等再喝啤酒，已是工作以后的事了。

爷爷不愧是做糕点的师傅出身，在家里做饭绝对是一把好手。无论是蒸馒头、蒸窝窝头，还是烙饼、擀面条、擀面片，都做得十分可口。我最喜欢看他贴大饼子。家里还有大铁锅的时候，锅里炖上汤菜后，爷爷把和好的玉米面团成扁圆形，朝锅边一个挨一个地甩着手贴上去，等炖菜好了，大饼子也好了，用铲子把大饼子铲下来，那金红色的渣儿别提有多香了。

就这样，爷爷承包全家的做饭任务一直持续到1969年的冬天。那年的冬天，特别的冷，爷爷有一天早晨没有起来做饭，他突然发起了高烧。到医院看病后，医生说他得了肺炎，开了一堆连打带吃的药。但从那天以后，他昏昏沉沉地卧床不起了。大家都以为他这次可能逃不过这一劫了。可一个多月后，他突然自己在炕上站了起来，麻利地穿好衣服，说要出去到同记商场取订做的帽子。全家人都傻眼了，不知道这是出了什么状况。没办法，奶奶只好让我跟着他去了同记商场。到了商场柜台前，他就向营业员要他订的帽子，弄得营业员一头雾水，反复向他解释商场没有订帽子这个业务。

我好说歹说才把爷爷劝回了家，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爷爷“糊涂了”。我不知道这种高烧后的“糊涂”是不是现在说的老年痴呆症，反正从那以后爷爷就管奶奶叫妈、管我叫二哥了。 糊涂后的爷爷除了再也不认识所有的人，身体其他方面反倒恢复了正常，只是性格一反从前，一向和善的他在院里经常提着拐棍吓唬小孩，弄得院里的孩子见着他就跑。在家里除了对我和奶奶从不发脾气，听我俩的话，对其他人都没有好气儿。一次，妈妈在屋里调豆腐粉做的豆浆准备做豆腐脑，他从外边回来看到盆里被搅得冒泡的豆浆，抡起棍子照妈妈头上就是一棍子，嘴里还恶狠狠地骂着，想要药死我们哪？

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了，也从爷爷、奶奶住的炕上搬了出来，自己住一张木床。干了一天的活儿本来很累了，可爷爷天天凌晨两三点钟就在炕上喊，关老爷来了！日头爷快出来吧！弄得全家天天睡不成囫囵觉，他自己的身体也一点点地衰弱了。

这样的日子，我们家过了好几年，直到又到了一个寒冷的冬天，他早上又一次沒起来。这次，也是他永远起不来了。

父亲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记事的，但在我记忆的深处，总有那样一个“画面”挥之不去，像压在心头的一片阴影。

那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晚上。平时热闹的家里寂然无声，爷爷奶奶一句话也没有，妈妈闷坐在床上，妹妹乖乖地偎在她身旁。家里所有的灯都没有开，只有里屋门口对面的那张桌子上的台灯开着，爸爸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台灯只照到了他脸的下半部。从后面看去，他的身子像就是一个巨大的阴影。

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是1958年的4月28日。一个决定了爸爸的一生和我们家几十年生活轨迹的日子。这一天，我爸爸正式被学校宣布为“右派分子”。

稍稍懂事以后，我才知道“右派分子”是什么。

爸爸从第四中学的团支部书记、第一入党积极分子，一夜之间被划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营里。中学三级教师被拿下，取消了他深爱的历史教学资格，下放到校办工厂。工资也从一百零一元降到了七十元。

妈妈由于爸爸的事也受到了牵连。入党积极分子的资格被取消;政治工作队成员被拿下;已经是全市小学著名教学骨干的她，消失在了公开教学的课堂上。性格温柔、情感脆弱的妈妈从此得上了一种怪病，只要稍受刺激就会呜呜大哭，继而抽搐昏厥。医院后来诊断为较严重的精神官能症。这是为什么？爸爸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爸爸对外人是讳莫如深的，但只要家里来了真正的亲戚和朋友，他却像祥林嫂一样，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痛说他的冤屈历史。所以我对他说的这些“冤屈”也耳熟能详了。

那是反右斗争的末期，各单位都在按照上级下达的指标落实右派分子的名单。可大多数地方的指标还没有完成，只好再次发动“大鸣大放”，加大力度“给党提意见”。当时第四中学的领导找到了时任团支部书记的我爸，让他再次组织广大团员给党提意见。我爸当即召开了一个团员骨干会议，号召大家敞开思想给党提意见。我爸现场做记录，连自己提出的意见和团员提出来的有价值的意见整理成一篇稿件，回家后用毛笔写成大字报，第二天就在学校张贴出去了。

用我爸的话来说，这张大字报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呼声。意见引经据典地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从19世纪开始，沙皇俄国就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1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列宁同志在其著作中也对沙俄的这种野蛮行径进行过谴责。现在中俄两国交好，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党应该向苏联领导人申请领土权利，要求苏联归还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为了“显示”他的专业素质，老爸还特意手绘了一幅中国地图及三个不平等条约侵占的部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内容被扣上了“破坏中苏友好”的罪名，和爸爸一起提意见的两个历史组的老师也被打成了“右派言论”。

十年之后，我爸祥林嫂似的倾诉又碰到了一个爆发点。1968年中苏边境发生争端。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开始以后，我中央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我爸1958年给党提意见大字报的内容。文章义正词严地谴责当年沙皇俄国利用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领土的罪恶行径，连配发的地图都和老爸当年所画地图毫无分别。我老爸拿着登有这篇文章和地图的报纸，脑袋晃得像拨浪鼓一样：怎么我当年说这些事就是右派，现在报纸上登这些又是正确的了呢？

虽然爸爸1959年第一批就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可无形的“帽子”却让他和我们全家又戴了二十年。包括我和妹妹，从此也被贴上了“右派子女”的标签。

“文革”期间，我们家最担心的就是“旧账重算”。虽然学校里大字报的批判没落过儿，大院里的木门上也被写上了“打倒大右派”的粉笔字口号。但大院里的邻居们没有挑事的，学校里的学生领袖喜欢爸爸的教学，尊重他的学识，硬是把他从批斗名单中拿掉了。当时学校一个红卫兵领袖还曾找到我爸，跟他说，你历史问题的档案我们都找来看了，你当年提的意见没有错，不应该是右派。老爸作为一个有历史问题的历史老师在学校没挨过批斗，我们家也没被抄过家，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从我上学、参加工作填写的第一张登记表开始，在“有无家庭历史问题”一栏里，我都要老老实实地填上，父亲在1958年被打成过右派。就是因为这一“家庭历史问题”，不仅我爸爸自此与加入中国共产党无缘，我妈妈虚挂了十八年的入党积极分子，连我也是党组织甚至是团组织慎重考虑的对象。

我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上进心比较强”，这可能是“胎里带”的毛病。可我爸的历史问题，却让我一步一个坎儿。到第一工具厂当工人以后，我三个月就离开师傅，一个人独立操作把床子干活了，而且成品率在班组里名列前茅，可新徒工入团的名单里总排不上我。等到好不容易入了团，也当上了车间团支部副书记，入党积极分子的名单里还是排不上我。直到我大学毕业到哈尔滨日报工作后，1985年8月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我已经三十周岁了。

最让我屡受打击的就是厂里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我很早就是我们车间的青年技术骨干，车间领导和师傅们都非常喜欢我的聪明和好学，认为我是技术上的好苗子，所以一有机会就推荐我上大学深造。可年复一年，名单报上去很快就被刷了下来，原因就是我有“家庭历史问题”。我们车间主管技术的副主任曾到厂长办公会上据理力争，还是没有办法。和我一起入厂的徒工，当上工农兵学员都大学毕业返厂了，比我知识水平差而政治条件比我好的师兄弟也上了大学，我还是在工厂的机床上“摇摇把儿”。这种压抑，这种气闷，岂是用语言能表达清楚的？

邓小平“拨乱反正”，彻底为右派平反之后，我们家才真正从“家庭历史问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时隔二十年之后，爸爸、妈妈用他们半生的努力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爸爸已五十三岁，妈妈四十七岁。打那以后，我们家的日子才算是“咸鱼翻身”了。那时，我已经考上了大学。爸爸入党当年就被推选为“优秀共产党员”，并很快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妈妈也当选“市劳动模范”，并首批被评为哈爾滨市的“特级教师”。院里的邻居们都说，你们老程家这两年真是喜事一个连着一个呀！ 可我们全家都知道，我们家的好事是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分不开、是和改革开放分不开、是和小平同志分不开的。

表妹

我一直在犹豫是不是写这样一篇东西。因为写了，等于在表妹的伤口上撒盐，她看了肯定要难受。可不写，她是最后一批离开大院的住户，也是大院里身世和经历最离奇最坎坷的人。好在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表妹虽然说不上现在已心静如水，但她钢丝一般的神经在经受了这些磨难之后，已变得更加坚韧，现在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了。

表妹1954年生人，和我同龄，是二姑和二姑父的女儿。但她是在六岁时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记得她刚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时候，穿着一件毛衣外套，戴着一顶毛线织的圆形小帽，进屋不久就喊着要“洒水”，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南京话“洒水”的意思就是要尿尿。好几天，我和妹妹见了她就顽皮地喊：我要洒水！

我突然多了个表妹，妹妹突然多了个表姐，我们两个当然都很兴奋。爸爸妈妈跟我俩说，二姑和姑父一直没有小孩儿，二姑父在南京的三弟家孩子多，就把他最小的女儿过继给二姑、二姑父做女儿。在山东人的老习惯里，兄弟之间过继孩子是很正常的事。对表妹来说，大大成了爸爸，爸爸成了三叔，也只不过亲人的位置换了一下。

表妹从小长得就不算漂亮，一看就是一个南方小女孩儿，但性格却像个男孩子。到了我家，很快就和我和妹妹“打成一片了”。在院里玩儿的时候，她和女孩子在一起玩儿的时候少，却和男孩子一起疯淘的时候多，什么跑楼梯，抓人儿，跑起来一般的男孩子也追不上。她到我家以后很快就到附近的育民小学上学了，可这个女孩子上学还真是不太让人省心，到了学校里和人打起架来，男生女生都不在乎，隔几天就让老师把家长找到学校一回。她叫盛兰军，院里的孩子后来给她起了个外号叫“齐天大圣”。一个女孩子能得到这样一个“封号”，能淘成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但表妹在家里和我和妹妹相处得却非常和睦。表妹来之前，我和妹妹就是对立面儿，表妹来了之后，就是“会儿”，今儿个跟我一伙，明儿个跟我妹一伙，三个人打打闹闹地更热闹了。冬天出不去屋的时候，我们三个就是玩伴儿，写完了作业，有时在二姑的家里一玩儿就是半天。二姑和二姑父老来得女，对表妹这个女儿格外宠爱，院儿里的孩子们也都知道，这个大院里唯一的独生女是老盛家抱养的孩子，谁也不欺负她。那时候，表妹应该是大院孩子们中最享福的了。不用说别的，一直到都工作了，表妹不管啥时候回来，都能喝上二姑和二姑父晾好的放了白糖的凉白开。

时间过得飞快，我们三个在大院里长大了。妹妹和表妹都长成了身高一米六八的大姑娘。我到第一工具厂工作以后，妹妹到道外钻石工具厂工作，表妹也到了道外金属表带厂工作，哥儿仨全成了“工人阶级”。 那时候的金属表带厂虽然只是三轻局的一个厂子，规模不大，但经营得也还算衣食无忧。表妹性格直爽、干活泼辣，很快成了工厂里的骨干工人。由于她生性好动，身体素质好，很快成了工厂女篮队员，经常出去打比赛。就这样，很快和厂里男子篮球队的一个小伙子好上了，这就是我现在的表妹夫刘克静。

表妹是我们哥儿仨中第一个谈婚论嫁的，妹夫家也是老道外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妹夫家人口多房子小，没地方给他们结婚。二姑父和亲家商量后，把一室半的旧房子硬是间壁出两间小屋，表妹和妹夫就在我们大杂院儿的老房子里成亲了。表妹是1979年结婚的，第二年就给我们家添了个大胖小子。紧接着，妹妹1980年也结婚了，第二年我亲外甥也出生了。我是1981年在老房子里结婚的，儿子也是第二年出生。就这样，我们哥儿仨挨肩儿给大杂院添了三个第三代的男丁，只不过我这个当大哥的，儿子却成了小表弟，表妹和妹妹的儿子成了大表哥、二表哥。这三个小子从一个门儿里晃晃悠悠地跑出去的时候，大院里的邻居都羡慕不已：你看看人家，这孩子咋都这么会养呢？

1985年，二姑父去世不久我们就搬出了大院。表妹和妹夫伺候着逐渐衰老的二姑仍然生活在大院里。那时候二姑已经一时明白一时糊涂，有时竟神经兮兮地说家里土暖气的管子里藏了什么东西。但我和媳妇每次去去看她的时候，她看上去十分清醒，拉着我的手家长里短地问个不停，还直张罗着给儿子拿吃的。

以后，表妹和表妹夫工作的金属表带厂经营越来越差，最后关门儿倒闭了，我表妹和表妹夫双双成了下岗工人。他们两个又分别找了临时工作，供着上学的外甥，伺候着年老多病失去了自理能力的二姑，生活越来越艰难了。

就在表妹和妹夫和命运抗争的过程中，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96年，她在南京的爸爸去世了。可当表妹悲痛地赶到南京为她的爸爸送葬后，却又知道了一件更为不幸的事情。大姐吞吞吐吐地向她说，有一件事现在必须告诉你了，其实我们的爸爸也不是你的亲爸爸，你是曾经做幼儿园长的妈妈在幼儿园门口捡回来收养的一个弃婴。我实在不敢揣测表妹听到这件事情是什么心情？她一直以为是亲生父母的人，居然也是她的养父母！

2001年，我已经搬到井街胡同报社新盖的一栋小楼里住了。那是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回到家，见客厅里还没有开灯。表妹和我媳妇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不知在说什么。见到我回来了，表妹流着眼泪哽咽着跟我说，哥，我今天在道外四院检查出胃癌了，我还没有告诉克静和兴华，这可怎么办呐？我一听也急了，这怎么搞的，怎么突然就得这个病了呢？她说，这半年多就总是胃疼，可干临时工作的地方活儿又忙，没时间去看。最近疼得厉害了，到四院去检查，今天出来结果大夫就问我，你家属呢？我一听就不是好事儿，就跟他说，我没家属，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大夫这才直接告诉了我检查结果。我跟表妹说，你先别急，道外四院检查的结果也不一定准，咱们再找个地方好好查一查，然后再决定怎么办。

第二天我就找了省医院最权威的胃镜检查专家给她再次做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和四院的检查结果一样，“低分化腺癌”。再也没有什么说的了，只能尽快手术。我让同事帮着找到了当时肿瘤医院的院长张启凡，也是全国胃癌手术的专家，向他说了表妹的家境，请他尽量帮忙，亲自给她做手术。可一个胃癌手术至少要几万元的医药费，表妹家两个下岗职工如何承受得起？我主持了我们家的家庭会议，我妹、我妈、我堂妹、堂弟都伸出援助之手，各出五千元钱，我岳母和内弟听说也拿出了一笔钱，我和我媳妇拿出两万元钱，给表妹凑齐了住院费用。手术的时候，张启凡院长和庞达副院长两个顶级专家为这个下岗女工一起上了手术台，手术相当成功，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扫荡了已经有些转移的淋巴腺。

要不说“屋漏偏逢连阴雨”。表妹住院手术事情我们没敢告诉二姑，大家在医院忙活表妹的时候家里没人了，表妹夫的妈妈都到家里帮忙照顾二姑了。可谁曾想就在表妹要出院的前夕，二姑在家里吃早饭的时候，一口气没上来就过去了。没办法，我只好做主不告诉表妹，求医院推迟表妹的出院时间，我在家主事把二姑“发送”了。等过了些日子，才告诉表妹，二姑走了。她捂着还没长好的肚子坚持去了东华苑寄存骨灰的安息堂祭拜了二姑，哭得泪人儿一样。我媳妇直劝她，你得想开，这是二姑最后心疼姑娘一把，怕你得病以后還得费力照顾她，就自己先走了。

表妹手术之后，按正常治疗程序要做化疗。可她执意不肯。她说，做这个手术已经牵累了这么多的人，亲人们已经救了我一次，下面就是听天由命，再也不能牵累大家了。张启凡院长看到表妹态度如此坚决，也尊重了她的意见，但向她推荐了另外一种治疗方案。那时，国外的一个医疗单位正和肿瘤医院搞一项合作，就是手术后不做化疗，也不吃任何药物，只吃这家医疗机构免费提供的一种菌类提炼的药物。表妹一听，当时就签了协议书，接连几年时间，没有吃任何抗肿瘤药物，只吃这一种药。说起来，表妹真是命运多舛，做过胃癌手术之后，由于体质弱紧接着又得了肺结核，但这些她都扛过来了。性格开朗、乐观的她还参加了肿瘤医院的抗癌俱乐部，向肿瘤患者现身说法，讲自己抗癌的经历，鼓励他们调整心态，战胜癌症。

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没有结束。2004年冬天的一天，表妹又一脸忧伤地来到了我的家里。我一看她的表情就知道又出事了。果不其然，本来在一个私企打工的表妹夫，好好的又得了结肠癌。我不知道是不是道外的老房子里终年不见阳光湿气太重，还是夫妻双双下岗压力太大，一家里的两个下岗职工居然都得了癌症！我又找到了当时的肿瘤医院院长徐秀玉大姐帮忙，让她找最好的大夫、花最少的费用给表妹夫做手术。大夫的意见是，这个肿瘤位置太低，为了防止复发，最好的办法是切掉结肠肿瘤后，直接改道造瘘。虽然患者要终身挂一个排便袋，生活受一些影响，但术后效果要好得多。

也许是上苍也觉得命运对表妹表妹夫太不公平，在对他们做一些补偿，表妹手术后至今已经十六年、妹夫手术也十三年了，夫妻二人至今硬朗地生活着。去年，市政府终于动迁了老道外大杂院的居民住户，表妹和表妹夫也从老房子里搬了出去，住上了新房。现在，外甥已是一所职业大学的系办公室主任、副教授，孙女明年也要上中学了。他们老两口从拿低保金也开上了可以维持生活的退休工资，一家人总算否极泰来。

当我和最好的朋友说起我表妹这最离奇、最不幸的经历时，我的朋友感慨地说，你这表妹命也太苦了，怎么这么多不幸的事能摊到一个人身上呢？可我表妹却不这样看，她说，我虽然现在也不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但我曾经有过四位都疼我爱我的养父母，还有现在一直关心、爱护我的舅舅、舅妈、哥哥、嫂子、妹妹，还有爱我的家人，我觉得我的幸福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少。

表妹，我永远祝福你，也愿意看到你永远这样坚强、乐观！

作者简介：程颖刚，祖籍山东掖县，祖辈上世纪30年代初闯关东移民哈尔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1982年初到哈尔滨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农财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2001年11月任哈报集团社长、党组书记。曾任中国新闻摄影协会副会长、哈尔滨市摄影家协会主席以及中国政法大学、哈工程大学、哈师范大学、哈尔滨学院等几所大学的客座敎授。这几篇人物纪事选自程颖刚的《老道外大雜院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