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业余编辑谈到大鱼

赵月斌 苏士臣

赵月斌：生于1972年。曾为《抱犊》杂志编辑，《山东作家》编辑，《时代文学》栏目主持，《百家评论》编辑部主任。1987年开始发表诗歌，1996年开始发表文论、小说等。著有文学评论集《迎向诗意的逆光》（入选“21世纪之星丛书2011年卷”）、《暧昧的证词》，小说集《雨天的九个错误》及诗集，长篇小说多部。曾获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刘勰文艺评论奖，2012年入选山东省“齐鲁文化英才”。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现任职于山东省作协文学研究所。

苏士臣：山东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生。

苏士臣：好吧，咱开门见山。按惯例，就先进行自我介绍吧……

赵月斌：怎么介绍？我——赵月斌，男，山东人，四十多了，写小说，评论，出过几本书。这样说行不？

苏士臣：跑题了呀，别忘了我们做的是“名刊名编”访谈，得亮明你的编辑身份吧。

赵月斌：可是我这编辑身份亮不明啊。我是编过刊物，可要说编的不是“名刊”，人家刊物不答应。我是当过编辑，但一直都不是正式的，现在连业余的也不是了，再冒充编辑就成黑编辑了，更何谈“名编”？名不正则言不顺，从何亮起？干脆算了吧。

苏士臣：没关系啊，据我所知，虽然你并非专职编辑，但还是很敬业很专业的呢，赵编辑的口碑不错。不妨就以前编辑的身份，以业余编辑的角度谈嘛，这倒是开辟了一个新思路。

赵月斌：……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就算是追念一下曾经的编辑生涯吧。说起来很多文青都有过编辑经历，我也不例外。中学时曾和同学（现在他就住在哈尔滨）弄了个文学社，还搞了个手抄刊物叫《雪飘飘》，我任主编啊，那时才是真正的“名编”呢。后来还弄过油印小报，叫《残雪》，蜡纸刻印的，我的字还可以，用铁笔一笔笔刻下来，再用油滚子一滚子一滚子印下来，弄得满手油污，很有成就感啊。现在再也没有这种干手工活的感觉了，倒是想过还有没有那种油印机，要是能再用钢板刻印一张小报，是不是很有意思？

苏士臣：没见过你说的这种机器，回头上网找找去。

赵月斌：哈，老古董了。我接着说，高中时还搞过复印小报，先做一张手写报，再复印出多份。这个小报现在我手里还留有大半张。后来读大学中文系，也有个文学社，社刊好像叫《宇宙风》。因为我曾发表过东西，被直接指派成了主编。这个刊物应该也是油印的，用那种老式打印机打在蜡纸上，再油印。不过这个刊物我没怎么参与，挂名而已。不过工作后我倒真是做过实职的编辑，2001年我调到枣庄市文联《抱犊》编辑部，在这份内部刊物当了几年正经的小编。

苏士臣：看来你是名副其实的老编了，说说你们的《抱犊》吧。

赵月斌：经常有人把《抱犊》当畜牧局的刊物，但它确实是一个很严肃的文学期刊啊。名字来源于我们当地名山“抱犊崮”。听说过民国第一大劫案吧，土匪孙美瑶劫持了一大堆外国人，就是把他们押到了抱犊崮。当年文学大热时候，《抱犊》这样的市级刊物也火得不得了，据说来稿邮局经常要用麻袋送来，不少名家也在这里发过作品。记得莫言曾说过，他有一篇小说《流水》屡遭退稿，后来“竟被故乡刊物《风流》发表在1985年第二期上”。他说的《风流》就是当年改了名的《抱犊》。可见小刊物也有自己光荣的历史，不过现在莫说小刊物，恐怕大刊物也风流不起来了。好多作家都是写而优则编，我也是因为发表过几篇小文章调到文联的，所以在《抱犊》做编辑也是拜文学所赐，当然很是珍惜这份职业。但它那时已经丢了刊号，没有经费，只是不定期地凑合着出一本，算是硬挺着不死，我的编辑工作也是有一搭没一搭。仅有一次，主编大权下放，由我自主执行了一期，做了一个青年作家专号，当然仅限本市。我找了几位势头不错的青年作者，每个人都做了整页的大幅照片，每个人都给了相当多页码。整整一本刊物就让那么几个人霸占了，在俺们枣庄是破天荒头一次。后来还有朋友提到这个专号，不过也只是怀念了。那算是我在《抱犊》留下的最深印记。没多久，我转到了创作室，编辑生涯暂且告一段落。

苏士臣：就这样当起专业作家了？

赵月斌：名义上是这样。体制内的专业作家不就是一种“专业技术”嘛，你不得不要评职称，要弄级别，所谓“专业”不过一个吃饭资格证。只要你喜欢，专不专业都可以写，跟是否专业没关系。

苏士臣：当编辑就不行了吧？至少得有报刊可编。

赵月斌：这倒是。待家里当专业作家还行，但要是待家里自己当编辑大概只能自编自毁——咱还办不出任你一个人撒欢的报纸。有段时间曾有我的名字出现在外省的一家小说刊物上，责任编辑，但也只是徒有其名，我并未参与编辑。还曾给刊物组过稿，算是隔着千山万水过了把编辑瘾。其实宽泛一点儿说我的“编辑事业”一直都未中断，从2001年起，我整天泡在网上，在西陆、故乡、网易多家网站做过论坛版主，有个论坛还按月“略付薄酬”，让我更加卖力地执行版主职责，除了顶帖跟帖摇旗呐喊，还常写些评点文字。这版主干的也就是编辑的活儿吧。所以那段时间咱也是大名鼎鼎，不过那网上的大名不叫赵月斌，是叫贾宝贾玉。后来，有家刊物找我商量做网络文学，我满怀热情地搞调查做方案，准备大干一场，可惜这个计划没等开张就胎死腹中。

苏士臣：现在想想，要是当时做下来，会不会有另一番景象？

赵月斌：呵呵，不好说。我这人就这样啊，强扭的瓜不甜，我不喜欢强求一件不顺溜的事，何况还只是设想中的事。后来就去了《时代文学》，做了七年的兼职编辑。一开始主持了个评论栏目，评论嘛，你懂的，各种清规戒律太多，也没弄出什么名堂。

苏士臣：看来还是编小说有意思。你不编小说吗？

赵月斌：也编小说啊。你也知道，像这样不温不火的省级刊物全国那么多，想编好小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我总觉得还是实际一点，做点力所能及能做好的事。所以还是从小处着眼做实事。其实也做不出什么大动静，我就是，面向新人，老调重弹，在2009年9月份促成了“山东青年小说家专辑”。当然我没本事把一整本杂志整成专号，只能在允许的范围内做一个“专辑”。

苏士臣：是不是这个专辑一炮打响——于是“一发而不可收”？

赵月斌：应该算是响了一下吧。我为这个专辑写了个热情洋溢的编后记，题目就叫《发现文学鲁军新势力》。这里不妨抄一段看看：“要说山东的‘青年小说家，当然可以列出一大串响当当的名字，不过我们的出发点是，向籍籍无名的写作者倾斜，以此不断壮大青年小说家的队伍。本期推出的七位青年小说家，有教师，有公务员，有商人，有杂志编辑，也有网络写手，虽然他们都算不上专业的写作者，但是无一例外都对文学有着一种非同寻常的热诚，其中年龄最小的恐怕也已操持文学十余年，他们不是为写而写，也不想靠写作求取‘功名，因此，基本信奉着一条纯粹的写作方向，写出的作品也都保存着发人肺腑的力量。”

当时这些人大多没在省内刊物发过东西，这次集中亮相至少对他们个人而言有一定的推动。比如说，宗利华原本是以小小说起家，这次发表的《香树街》是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他本人也常说，他是从《时代文学》开始转型的，而且转型成功，后来又写了一系列香树街的故事，“香树街”成了他的招牌产品。还有范玮的《孟村的比赛》，后来获得泰山文艺奖短篇小说第一名，我认为它放到哪儿都不失为短篇佳作。可以说，这几位作家借助刊物的助推得到了大范围的认可，同时他们也对自己有了更充分的认知，增加了写下去的自信。值得高兴的是，这七位小说家，现在已经是山东文坛的中坚力量。

苏士臣：看来做编辑就是要有眼光，否则就可能把人埋没了。

赵月斌：真正有才华的人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埋没的。好作品发不出来不是作者的错，只能证明编辑的愚蠢。我做编辑只不过是没那么多条条框框，不喜欢趋炎附势，不讲究论资排辈而已。我只是看作品说话，尤其是年轻人、无名小辈的作品，不是更需要你高看一眼？有时候倒未必是眼光有问题，还可能是势利眼的问题。尊重新人推出新人说得好听，却也需要足够的勇气。《时代文学》不久便拿出了更大的勇气，从2009年起，开辟了一个常设栏目，叫“鲁军新势力”，我也有了五年的“主持人”经历。栏目开张时，我在主持人语中说过这样的话：“所谓‘新势力，首先当在其‘新——我们既看重新人、新作，亦青睐文本之新、观念之新;其次则在其‘力——我们期待作品的感染力，推崇作家的创造力，由此展示文学鲁军的勃勃生机。所以，这个栏目的基本出发点则就是营造一种长势旺盛的文学氛围，让有潜力、有实力的写作者从被遮蔽、被忽略的低洼地带脱颖而出，从而为山东文学增添新的生长点。”这番话也算我的主持宗旨吧。五年间，通过这个栏目推荐了五十余位青年作家（包括后来栏目更名“文坛新势力”后推出的省外作家），我也写出了五万多字的主持人语。

苏士臣：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赵月斌：有啊！让我自豪的是有多位年轻人的处女作是经我之手发表的，还曾为不少作者在我们山东的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我有幸成了他们的填补本省空白的责任编辑。

苏士臣：可是后来怎么就停了呢？

赵月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别忘了我只是一个兼职编辑。

苏士臣：我怎么听说倒是因为你这栏目出力不讨好——弄了这么多年也没几篇被选刊选过，也没造成什么轰动效应。

赵月斌：怎么不讨好了？很讨好啊——讨好了无名作者，讨好了业务良知，这还不够？至于没编出可观的政绩，那不关我的事。

苏士臣：明白了。那你后来怎么又去编《百家评论》了？

赵月斌：不是后来，其实我一直身兼两编。给《时代文学》主持“鲁军新势力”的同时，我还编了几年山东作协的会刊《山东作家》呢，2013年不再编《山东作家》，被封为《百家评论》编辑部主任，又开始做这个评论刊物的责编。

苏士臣：那么，关于《山东作家》，关于《百家评论》，发表一下你的编辑感言吧。

赵月斌：怎么好像中了大彩呢？没什么值得感言的吧？又不是编出了巨额大奖。我只想说，在编《山东作家》这样一个小小的内刊，编《百家评论》中的“万象微评”那样一个小小的栏目时，我也力争编得像模像样，希望编出一点儿风格来，我不会糊弄任何一页纸。

比起编小说，编评论更显枯燥，烂小说读多了都能读得恶心，更何况死板无文的烂评论？我喜欢带有作者情感、有才气、有生命力的评论文章，这也该是小说和评论相通的东西吧。可惜这样的评论只在少数，现在的文学评论大都是一副面孔一个德性，大家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一个同类产品。现在经常会在不同的场合，听到有人抱怨当前的学术体制，抱怨千篇一律的论文体例，“学院派”一统天下，英雄们尽入彀中，大家不得像广场舞大妈一样，操练千人一面的“学报体”。这样的抱怨听得多了，越听越像得了便宜卖乖：得了肥胖症反过来怨饭难吃，怎么就不怪自己的嘴巴不争气呢？难道这个学术体制，就装不下一个腾挪跌宕的灵魂？所以每每听到英雄们抱怨，他们是身在枷锁中，惨如行货，对此我是很不以为然。编刊物确实是在编笼子，但这个笼子并不是铁板焊成的啊，就算你不得不进驻这个笼子，也没人逼着你做一只专会卖乖学舌的巧嘴八哥吧。其实不需要你突破什么学术规范，很简单——有点见地好不好？真诚一点好不好？说点正常话好不好？这个标准够低了吧，可是满眼尽是不痛不痒不死不活的学术僵尸，也够可怕的。更可怕的是那种专为大学老师服务的“职称论文”，那样的“学术论文”大多一出生就是死胎吧？可悲的是你还得为这死胎当那倒霉的接生婆。编评论似乎很难编出乐趣来，常会感觉是在受罪。当然这也跟你的平台有关，要是我这儿也像什么“核刊”“C刊”那样，大概也能权威得像衙门，大牌得像花魁，高端得像僵尸，骄贵得像百元大钞，那样或许也能多碰到些自投罗网的好稿子。

现在就不用为稿子的好坏纠结伤神了，这就算我的“编后感”吧。

苏士臣：好吧。你的编辑生涯可以告一段落了。

赵月斌：这个访谈可以结束了？

苏士臣：谁说结束了？好不容易逮到你，还没逮到大鱼呢，哪有这么便宜。重要的问题还没说呢。谁让你尽谈辉煌历程了？别忘了，你可是有着编辑、作家、评论家的多重身份的，所以要提问一点高大上的，提升提升咱这访谈的理论水准。现在常有人怀念以前的职业编辑，像民国时期的孙伏园、邹韬奋、郑振铎、韦素园、赵家璧，都是响当当的编辑家，他们像厨师一样只负责做饭，所以用心专一，令人钦佩，但现在好像很少有那样的职业编辑了，好些编辑都是作家客串的，你觉得这种客串……

赵月斌：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编辑不专业不专心了呗，我就是客串的嘛。其实作家当编辑大概也是一种传统，像鲁迅、茅盾、巴金、孙犁，不也是很好的编辑家？写和编并不冲突，问题只不过是你有没有把它当回事。我们看鲁迅编辑书刊，推介新人，是多么的下力。他做编辑肯定不仅是客串，而是踏踏实实地真做。所以做事情的心态最重要，要是你对这一行根本不以为意，哪怕是做一辈子专职编辑，恐怕也还是客串的。现在的确是少有为一部作品呕心沥血、字斟句酌的编辑了，但也不必认为编辑的职责就是为作者删改润色，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坚持尊重作者，不会乱改动人家的作品。我觉得写东西的人做编辑有一个好处就是会懂得体贴作者，不会粗暴武断地泼冷水打击人。编辑的主要职责是发现好作品，推出好作品，而不是帮人改错字。还好，我已多年不写小说，作家的帽子也该摘了，所以那几年做编辑并没有写与编的冲突，也没有发生武大郎开店的悲剧。

苏士臣：那么，你作为评论家客串编辑又会是什么感觉？

赵月斌：还有一顶帽子啊。我说了，咱客串也是假戏真做的，编辑就是编辑，其他的身份背景大概就是可以让你的视野开阔一点儿吧，它能让你在读稿选稿时有一个更大范围的参照系，让你知道要发的作品处于什么位置。反正我已不干编辑了，再说句风凉话：其实我对那种几十年兢兢业业只会盯着来稿看甚至说看得恶心看得视网膜脱落的编辑很是同情的，你看他们那么认真，那么专心啊！可是你会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干了十几年、几十年编辑，可那种艺术感觉、文学的敏锐性，非但没有淬炼得炉火纯青，反而越来越迟钝了。是不是因为一头扎进来稿的汪洋大海里给闷坏了？所以我觉得做编辑还是要经常把鼻孔从稿件怀里拿出来透透气，否则只会把刊物编死。我这么说也不是自鸣得意，还不是因为沾了评论的光嘛。要不是一直都待在文学批评现场，我主持的那个栏目也可能会死气沉沉，也许办不了几期就挂了呢。卖弄一下评论家朱向前先生在为我的首部评论集写序言中说过的话：“李敬泽、张陵先生……共同认为：像赵月斌这样立足本土，以极大的热情为本省文学新人新作撰写评论推波助澜的定位与姿态甚为难得……他既有全国视野，甚至世界眼光，也有本土情怀和新人情怀（如主持《时代文学》‘鲁军新势力，追踪研究曹有云、臧利敏等非著名诗人等等）。”朱先生所言或许正点明了评论家身份对我所做编辑工作的意义。我觉得具备一些理论素养、批评意识对做编辑大有助益，它能让你从狭隘的小天地中跳出，从而获得从容舒展的大格局。

苏士臣：哈，终于从小天地谈到大格局，好，也算逮到大鱼了。那么，你眼里的好刊物会是什么样？你喜欢什么样的稿子？有没有一个选稿用稿的基本标准？

赵月斌：这就叫大鱼？但大鱼哪那么好逮。好刊物就是能吸引好稿子的刊物啊！当然好稿子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对好稿子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当然会有一个高标，所谓经典、精品的高标，但是你不能指望一下子编出个惊世之作来，所以主要还是要靠第一印象，靠阅读的感觉，第一印象不行，大概也就没戏了。这种感觉很难说具体是什么，肯定跟作者的语言有关，跟文本的气息有关，真正的好东西甚至没必要通读全文，它的确有一种先声夺人的气息。当然，也不排除你不得不咬紧牙关才能读下去的作品，它可能具备了不起的内容，有处心积虑的思想，只是缺少漫不经心的才华，这样的作品也许挑不出什么大毛病，但多一篇少一篇也没多大区别。而那种真正有才华的作品却不一样，它可能有很明显的破绽，有不加掩饰的缺点，但它必定自成一格，有一种不可替代的独立性，这样的稿子当是值得另眼相看的。

编辑的标准也许是最不好统一的，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编辑都拿一样的笼子去装一样的鸟。我发过别人退的稿子，别人也发过我退的稿子。还有我想发而没发成的稿子后来获了鲁迅文学奖呢，这刊不发那刊发都属正常，也不能说明谁的水平高。不过我觉得对编辑来说，多样性和包容性非常重要，小说家可以任性，可以认定某一种风格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编辑却不可以如此偏狭，编辑可以有个人的审美趣味，但不能完全跟着自己的趣味走，一个好编辑应该是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既能欣赏主流的现实主义的中规中矩的热门作品，也能接受非主流的探索性的面目怪异的冷门作品。如此，才可能做到不势利，不偏执，不媚俗。

干了这么多年编辑，我还特别警惕那种编辑的小地主心态，好像弄了个刊物就等于把持了一亩三分地，要种什么全凭小地主说了算，发谁一篇稿子简直是天大的面子。什么“好处不能是一个人的”，“要阳光普照雨露均沾”云云，听起来很在理，实行起来却是实足的恩主派头，无非是拿一块有限的蛋糕让更多人来抢，来跪求圣恩罢了。我听说很多刊物都会有不成文的规定，比如不能在同一期发同一作者两篇稿子，不能在一年内发同一作者的多篇稿子，我想不出这种貌似公正的规定除了把好作者拒之门外还有什么好处？真正有眼光有魄力的刊物巴不得垄断一个好作家呢，怎么会自设牢笼？再说了，如果一个刊物没有勇气助推一个有潜力的作者，而只是跟在大作家屁股后面找食吃，站在小作家面前充大爷，那么办这样的刊物又有什么意义？想当年的《新青年》要是执行“一篇主义”，是不是就没有鲁迅那些短篇小说了？要是《收获》也执行“一篇主义”，是不是也没有莫言、余华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好刊物不在于它能面面俱到排排坐吃果果，而在于有一种“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气度。假如你只是一个小水汪，哪里容得下大鱼？

苏士臣：嗯，看来你还是很有大鱼之志的。最后一个问题：做编辑对你个人的写作有没有影响？

赵月斌：怎么没影响？自从成了赵编辑，我自己就不写小说了，这算不算影响？

苏士臣：不会吧？这影响也太大了。你不是还写评论吗？

赵月斌：编小说和写小说不矛盾？我得给自己不写小说找台阶不是。其实编和写应该是互补的，只要各有独立的时间。对我来说，做编辑可能会造成写作的洁癖，你会更苛刻地要求自己，生怕在字句上闹出低级笑话。做过编辑之后会更爱惜自己的文字，不会随随便便没有廉耻地写，写字也要有底线啊！不过，同时也有负面的影响，做过编辑之后你会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一种无力感，虚无感，你会觉得那么多人在写，有那么多有聊无聊的文章在发，你多写一篇少写一篇有何差别？就像这个对谈，我多说一句少说一句有何意义？不过是浪费纸墨。你逮你的大鱼去，且让我做一条漏网的小鱼。

苏士臣：咋越说越没劲了呢？那咱就收网了。不管大鱼小鱼，逮住的就是鱼。你能逃得了？

赵月斌：这就完了？回头要让我看看啊。其实真的没什么好谈的啊。客串了这么几年的编辑，想想仍有些留恋的，好多写东西爱文学的人都有编辑情结啊，我也是。只可惜一直没有过足编辑瘾，没有大刀阔斧地干出点什么，没能为我热爱的事业做出更多。现在还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叫我赵编辑呢，就借贵地纠正一下吧：赵编辑已经下岗了，有稿子请改投苏士臣。不过也不好说，指不定哪一天，你们的赵编辑还会回来的！

谢谢你！谢谢《小说林》！

苏士臣：也谢谢虽然已经卸任但不定哪天又会回来的赵编辑！谢谢大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