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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有爱的人生

时间:2024-05-04

刘帆

一个4岁的孩子,在正需要母爱的年龄,却失去了母亲,想想那是一种多么悲凉的事情。失去了母亲,虽然还有父亲撑起一个家,但家庭已不完整,这是一个少了一半的单亲家庭。单亲家庭的孩子,容易缺失爱,或是享受的爱不平衡,往往性格内向、孤独、敏感、早熟、固执,放任、懦弱或极端自律、自强。

看完崔丙仁先生的散文集《人生百味》,感觉其书中不少篇章关涉女人的故事,浓烈却隐讳,浅尝而辄止,动物性的苗头刚刚生起,便以极强的普世道德观掐死它而使情节戛然而止。文如其人,作者或是一个内心冲突十分激烈而情感炽烈的人。

当然,人人或都是矛盾体,只是个性强弱而已。作者从小缺失母爱,生命中缺少阴柔的东西太多,缺爱是其心理成长的现实场景。缺少什么便会看重什么,但又自卑胆怯,不敢理直气壮地去追求。母爱缺失造成作者幼小心灵上爱的塌陷,使他一辈子似乎都补不上这种原初的缺失。

这或是他散文写作的心理背景。

济源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向川的簸箕状地形。巍巍王屋山占据了济源绝大部分版图,东面一隅向川是华北平原。王屋深山区主要有四个乡镇,邵原、下冶、王屋、大峪,作者的笔下谓之曰西山,西山的人即山里人。东边城区一隅的人叫山下人,或叫平地人,甚至城里人。山里人相对穷些,眼界也窄,见识浅,平地人相对富些,也容易看到外在的世面。相对明显的贫富差距,形成了平地人(城里人)看不起山里人的普遍格局。如同在中国,似乎只有上海人是城里人,其他的都是乡下人那般。

这种因地理地缘因素而造成的社会格局,很长时间内成为济源人心照不宣的一种现实存在。作者作为一个山里人,家里边一直很贫穷。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到济源城里闯世界,终于小有所成。但他骨子里的胆怯与自卑,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以一种相对亢奋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最需要他人帮助时却违心拒绝,以示尊严;往往以表现得比别人好出很多的结果来证明给别人看——山里人并不比山下人差,等等。而这种刻意表现出来的自大自强,恰恰是自己内心不踏实的表现。内在的自卑,表现出来的却是外在的自负,这是一种不健全的人格心理。追根溯源,这种性格应该是作者自小成长的地理环境造成的。

这或是他散文写作的地理背景。

澄清了作者成长的心理、地理等背景因素,才更容易理解作者笔下为什么能产生出这样的文字。其实这样的背景,作者并不是个例。放大了,在中国应该都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群体,甚至是世界。如贫苦的山里人之于富裕的城里人,曾经落后的河南人之于中国的发达省份,20世纪的中国之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

人的身份都具有相对性。在相对之中,一些人一方面被别人卑视与欺压,另一方面往往又欺压与鄙视比自己更差的人,这或是人性使然。欺下者多谄上。故而有良好人格修养的人,一定是平和的,不卑不亢的,中庸的,仁者爱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等等。但作为普通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存有这种秉性的影子。故而在生活中,我们多是有缺陷的人,只是很多人不自知而已。

作者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有着苦难的童年,有着奋斗的青春,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最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故而在他的笔下,他敢于去剖析自己的内心,写出真实的自我感受,实属难能可贵。散文写作往往是以真情实感为基础的,虽然生活的真实不等同于艺术的真实,但以真实为基调,则是被普遍认可的。诚如林友侨所说,散文写作就是作者一次又一次解剖自己,将自己“出卖”给读者的过程。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缺什么就补什么。

关注什么就表达什么。

于是,崔丙仁先生笔下,就呈现出不少的女人形象。男人写女人,天经地义。敢于下笔,而且以散文写实的笔触,足以说明作者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哲学家、散文家张中行先生,说到女人之于男人的重要性,也是直言不諱。

张中行,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他曾从教多年,一生著述颇丰,也可以说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型作家。曾经有记者采访张中行,问他:“一个人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张中行答曰:“男女之情。”记者又再追问他,对暮年老人来说,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时,张中行还是回答男女之情。可见,张中行对人生中男女之情的重视程度,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余,也恰恰证明他君子般的坦荡与真诚。想想也是,男女之情恰是人之大欲,也是人伦之根本,是客观存在的。人作为大自然的一分子,也是要合乎天理,合乎阴阳之道的,有什么不能正视的呢。

或正因为人间真情,张中行在与杨沫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里,外界无论如何众说纷纭,他始终沉默以待。1931年,张中行与杨沫相识,在他的回忆里,杨沫当时“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彼时那段美好的爱情,是张中行一生弥足珍恋的一段生活。虽然后来劳燕分飞,各有归属,甚至多有交恶,但曾经的美好不容玷污。人的爱恨也要分隔区间来保存,不要太世俗狭隘才是。真正的爱情观恰应是大格局的人生观,否则只是一己男女私情而已。

崔丙仁先生在其散文中多提及女性,作为一个男人是很正常的。而他周周正正的现实生活,也说明他的感情生活是丰富的、克制的、理性的。多少有点“不正常”的是,作为文学作品,他提及的女人过多过浅,而没能够、不便于或不敢,深入深刻地触及到笔下女人的内心世界。当然,作者写的多是一两千字的短散文,篇幅上或也说不清楚,故而只能泛泛而谈。再是当下中国的现实语境,与济源小城相对封闭的格调,社会不足够开明,任谁也讳莫如深。

这也暗合了他自身成长的心理因素与地理环境。

文学即是人学,这是尽人皆知的。

精神上的仁,可谓是古代中国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观念,其核心指向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一种美好状态。孔子也以仁作为儒家、士人、君子等群体最高的道德准则。

物理上的仁呢,也很好理解,指的就是果核或果壳最里头最内核的部分,果仁大多可以吃,如杏仁、核桃仁、花生仁等,都是果实中最好、最宝贵、最有生机的东西。

丙仁这个名字,很大气。他的为人,也是能担当得起“仁”这个字的物质内核与精神实质的。如果硬要吹毛求疵,他或有那么一点点囿于成长环境而伴生的人格缺陷。但瑕不掩瑜,终究不会影响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读了很多书(文化历史类书籍,尤其是不少中外哲学类书籍)的人,一个努力作为的人,一个严于自律的人,一个好人。这也奠定了他能写出好散文的诸多必要的元素,如深厚的文化积淀、哲学思辨思想以及包含仁在内的人格综合素养。

我想在此把今年第11期《福建文学》卷首语部分摘录出来,作为论证崔丙仁先生的散文是合乎散文创新规则的:纵观散文历史,许多年以后我们看到,文章中那些得意的说理和高蹈的姿态,随时间流逝变得暗淡和枯萎下来。相反,那些生活的小细节和有趣的人事仿佛一直汲取着天地汁液,越发生机和灵动起来。写生活的细微,写独特的经验,写人的灵魂,写事的奇趣,本为通常的写作之道。而在当下的现实中,却屡屡为今人所忽略或忘却,提起笔来便热衷于宏大叙事、骄傲地大讲道理、漫长地插科打诨,加上或做作或夸张的写作姿态,终究让文章乏味和枯燥起来。

诗词阐释大家顾随先生在70多年前就说过:“吾国文学缺少‘生的色彩’。生可分为生命和生活二者,吾国文学缺少活的表现和力的表现。”文章失却了“生的色彩”,便落入死的窠臼。不承想,今日多数散文随笔,仍在重蹈文学战车倾覆的老路,让人遗憾。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发达,知识获取十分便利的时代,散文写作里最珍贵的是什么?

是独一的“我”的经验和感受,即肉体的经验和精神的感受,是人心——由我心到他心——的探讨。如果想蹚出一条散文的新路来,或许有两种方法:一是把散文当诗来写——非散文诗,指创造一种有诗的自由和紧凑的文体来;二是把散文当小说来写——注重故事和人物的讲述,增强散文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一句话,在常规之外,把散文不当散文写。

丙仁先生近些年散文创作旺盛,且其散文写作恰合于如上的创新之路。一是把散文当作诗来写,创造出一种有诗的自由、节奏、跳荡感的散文篇章来。

如他的开篇《愿与君共享美好人生》,作者随心所欲地驾驭行文的节奏,达到一种自由之境:“10年前。准确地说,是2006年7月24日,我陪几个深圳来的朋友到王屋极顶天坛山玩??”“20年前,说不上准确日期了,我记得清楚,那是开春的时节,初暖乍寒??”“40年前。那年我在济源二中读初一??”

然后是又一轮回还:“10年前。我只身一人到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出差??”“20年前。我和一位河南上蔡县的老兄同时入住平顶山矿务局第二招待所311房间??”“40年前。南京夫子庙下关公共汽车站附近有一家旅馆??”

这种蒙太奇式的电影场景般的转换,多像诗歌的旋律的回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然后作者自白:在他人生记忆里剪辑这么几个片段,并非刻意要说明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所有的冤仇恨怨都在心里化剑为犁,变为感动了。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是何等渺小,不要发生无谓的争吵,给纷乱的世界再增添不安。他相信人类最终还是归善,他愿做永远的善者。

诗一般的语言,诗一样的哲思,诗一般的凝练。真是一篇极好的散文。

还有就是把散文当小说来写——注重故事和人物的講述,增强散文的吸引力和说服力。《爸爸和妈妈的婚礼》,就是把散文当成小说来写的,故事情节一波三折,人物形象丰满感人。

“农历五月二十八。也就是下个月的第一个周末,是爸爸和那个女人结婚的日子。”文章开头就很吊人胃口。一个12岁的女孩子,心中的妈妈是唯一的。但妈妈死了,家里又需要一个女人来操持这个乱七八糟的家。这是多么让人纠结呀。

“我感到有一种替妈妈守护什么的责任——情感?位置?角色?我不得而知。反正我是从心里不能接受她。”“爸爸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那个女人,就和他一起住在我家的上房里,已经过去半年多了。”“我想四处找茬儿,可是她没有给我机会,她好像知道我的心理活动,我所需要的她都及时地摆在我面前,我想发一顿脾气的由头,都被她化解在发作之前。”“我想用什么法子报复她一下,可是没有机会,她很有韧性,一切矛盾都被她消解掉了。”

守土有责。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又该如何守?

“我”一直把后妈叫阿姨。阿姨还带来一个比“我”更小的小妹妹,妹妹也处处让着“我”。有一次阿姨给“我”买了衣服,“我”不搭理她,妹妹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了,第一次责怪“我”:“我妈妈好心好意给你买了新衣服,从来不给我买,老让我穿你穿旧的,你还不领情,还惹我妈妈生气。”

“我”慢慢良心发现:人世间原来并非亲生的才是妈妈,阿姨就是我的好妈妈,我的心足够宽大,才能容得下两个好妈妈的爱。

“我”爸爸很喜欢这个小妹妹,小妹妹也很喜欢爸爸。有时候看见她在“我”的爸爸面前撒娇的样子,让“我”很生气。“在爸爸眼里,我永远是第一,她充其量是老二”。

但两个小姊妹慢慢成了好朋友。小妹妹两岁时死了爸爸,她也是很可怜的。那天,爸爸的生日,小妹妹的一幅画太让人感动了:她画的是全家福,爸爸与阿姨并排坐在椅子上,我和妹妹并列两旁。不知是否有意的,她把我画得很大,而她矮矮地依偎在爸爸身旁。这是任何人看了,都会心酸动容的一张画。

“我”开始深刻检讨自己,用什么方法补偿“我”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呢?“我”心里很快就有一个念头,估计这应该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对当下这个家。“我”郑重地宣布:“爸爸和妹妹都听着,从今天开始,我要对阿姨喊妈妈。”

我们一家的重大和解,很快就传到爷爷奶奶的耳朵里,他们真是太高兴了。晚上奶奶把“我”拉到一旁:“告诉你个秘密,妈妈怀上宝宝了,是一个妹妹,都四个月大了。”

后来,爸爸和妈妈要举办婚礼了,“我”自告奋勇地给爸爸说:“我和妹妹来主持。”在婚礼上,“我”宣布:今天我们一家五口和各位亲友一起,共同庆贺这个大喜的日子……

这如小说一样展开的情节,而恰恰又是用散文很素朴的语言展示出来的,真是精彩。

作家范小青尝言:路径依赖是文学之路上的一个较大的障碍。打破路径依赖,首先要从精神上去领悟,打开脑洞,打开思想的维度。写作本身既是自然,又是超自然,文学来自生活,但不等同于生活。所以,不依赖自己熟悉的认知和习惯的想法,十分重要。打开思想的维度,最重要的依靠还是对生活的敏感、对生活的深层次的全方位的认识和思考。

生活是真实的,甚至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但是真实和真实凑到一起,却又变得十分可笑,十分离奇,这就是现代的生活,这就是鲜活的生活,这就是有温度的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会出现许多缝隙,旧的东西正在打破,却还没有完全破除,新的规则正在建立,却还没有完美完整。新与旧的衔接是有缝隙的,缝隙中尽是荒诞的种子,它们迅速地蔓延,很快遍地都是。

这个时代,处处都有缝隙,处处都是陷阱。可喜的是,每一条缝隙里都有文学的惊喜,每一个陷阱里都是写作的源泉。你说作品荒诞么,可是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呀。在遍地奇葩的现实中,如果写出遍地正常,那才是真正的荒诞呢。文学写作者就是要挖掘社会和人性的复杂。生活本没有逻辑性,到处充满着无限的荒诞、温暖和惊喜……

或许也是暗合了范小青提及的“对生活的敏感、对生活的深层次的全方位的认识和思考”等,丙仁先生的散文创作,一直都是在精进着的。而且当下更趋活跃,也更接近生活,更接近脚下这片大地,却又不落俗套,不落窠臼。如《练摊》写出了下岗工人的辛酸,《2016》写出了茫茫人海中偶遇的两位病友的无奈,《逛街》写出自己年少时的一段经历,《我的快乐童年》写出苦寒日子里的快乐,《聚会》写出真实生活中的荒诞??作者的诸多篇章,都可圈可点,不失为是有趣、有内容、有思想的散文。

那么,在散文日益繁荣的当下,散文究竟该怎么写?不妨先来澄清散文的概念。红孩认为散文作为文学的文体之一,散文的概念本来就是模糊的。如果从古代沿用的韵文之外皆散文,即诗歌之外皆散文,那问题就好解决了。可是,自白话文学以来,散文和小说、报告文学、诗歌、寓言、童话、戏剧,甚至散文内部的评论、随笔、杂文、小品文,即使是同一母体的散文诗也都彻底分裂开来。

那么,散文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这让很多人陷入了困惑。

自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到了90年代,很多散文写作者越来越不愿看那些所谓的歌德式、杨朔体散文写作。在这前十年间,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则经历了揭露、反思、伤痕、寻根等的突变,散文则近乎按兵不动。人们对散文的认识更多地还停留在朱自清、冰心、杨朔模式。直到巴金《随想录》的出现,人们才恍然大悟,散文居然可以这样写。等到余秋雨文化思考型散文和季羡林、张中行等学者型散文的出现,才真正把散文的天空给大大拓宽了。

红孩说:近这十几年,他听不少散文写家总叨唠现在的散文太像散文了。大概是对散文类型化的不满吧。但话又说回来,散文如果不像散文还能像什么?总不至于像小说、像新闻、像总结报告、像大会演讲吧。不管散文怎样发展,文学性总要讲吧,叙事抒情不可回避吧,文化思考、哲学审美总要追求吧?我不大同意把散文的界定无限放宽,什么都往散文的筐里装,反之,我也不大同意把散文的界定规定得过窄,那样,散文会限制散文自身的发展,甚至让散文无路可走。既然如此,那只好选择中间道路,那谁又来规定這道路的规则呢?我以为,任何人任何机构都没有这个权威。

可见,当下散文写作领域的创新与纠结。如此来说,是不是就没个标准了呢?标准自然还是有的。还回到丙仁先生的散文集及散文创作上来,整体上确实不错,如果硬要找点毛病,我认为作为一本散文集,并不单是一个个单篇散文的简单捏合,篇章之间应该自成体系,尽量减少一些篇章之间的重复。如作者四岁丧母的交代,如作者过于雷同地写女人的一些情节,如作者后来成为城里人,有房有车等的说辞的过多表述等等。如果成书时,能够整体上再统驭一下,对一本散文集来说,则整体上会上个层次吧。

再是,散文集中,似乎也有一些人称上的冲突。第一人称的广泛应用,是有利于散文表述的,但应该统一起来。同时,也可以尝试用第二人称,甚至是第三人称写作。

还有,要出一本散文集,一定要增强一些预见性,增强写作的自觉性。如一个时期的创作,可确立一个大的方向或主题,围绕着主题进行创作,这样散文内容会更具有一致性,具有向心力,凸显大散文的主题意识。

如当下的济源,可以围绕时下的乡村振兴主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主题,地域性的济水、愚公渠等主题,历史或现实人物等文化系列主题,以及红色历史散文主题等等,从而由散文创作的必然王国逐渐进入散文创作的自由王国。

总之,丙仁先生的散文创作应该是很有收获的,应该是极有利于他去寻找其有爱的人生,并通过散文这个出海口,进一步去实现他有爱的人生。

——选自西部散文学会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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