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亲在远方

崔子美

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在天安门广场上响过，天下太平，社会有序，母亲遂做出了回娘家的决定。在过去的七年间，舅舅牺牲在了抗日前线，大姨已经远嫁关中农村，母亲流落在子午岭下的小城，亲人间的音讯被战乱所阻断，生死不知两茫茫，是否依旧在人间？

母亲非常急切，想念四百里外的外婆，她要独自回娘家。

那时候，母亲虽然参加了工作，只有配给的小米，没有薪金，只好抹下尚能值钱的银手镯，拿到私人商铺里交换了棉布，给外爷外婆做了两套衣裳，遂告了假，背上薄被子，带了干粮，拄了木棍，朝外婆家翻山越岭而去！母亲是勇敢的，母亲是决绝的，不怕路途遥远，不怕遭遇狼群，不怕村庄恶狗，也不怕遭遇歹人。有时一个人在山路上走，有时尾随着驮队走，有时和行人结伴走。

白天双脚不停，风里雨里也不耽誤。疲惫中撑着双腿走，渴了饮几口溪水，饿了啃几嘴干粮。夜里借宿在人家的冷窑里或者棚圈下，甚至点着篝火睡在荒野大树下，四百多里路程走了六天，直走得双脚血泡，蓬头垢面，黄昏时分推开外婆家的门，颤颤地叫了一声：妈！母子俩惊愕地扑在一起号啕大哭。历经战乱，都还活着；岁月沧桑，心还念着。

外婆家临近黄河，住两孔土窑，种几亩薄田，平时吃着又涩又稀的高粱黍饭，夹煮些白菜和洋芋疙瘩才能绵和地咀嚼下咽。外爷年轻时学了打铁手艺，整天在村口咣咣铛铛抡锤子，炉火中的烈焰将赤裸的胳膊烤得黑红黑红。梨花盛开了，他在铁匠铺子里打农具；寒风搅着雪花飞舞时，他还在拉着呼呼的风箱忙碌。尽管这样勤劳，还是吃上顿，没下顿。

虽然家穷，外爷外婆却明事理，没有缠裹母亲的双脚，还供养母亲读完了女子师范。当说媒提亲的人蜜蜂一样相继扑来，外爷外婆不为巨额彩礼钱动心，坚决反对包办婚姻，而是让女儿自由地去选择爱情。在频繁的抗日活动中，母亲与国民党军中的父亲结为伉俪，结婚后母亲才知道父亲是秘密的共产党人，潜伏国民党军中。尽管父亲挣军饷，母亲依然省吃俭用，将节余的钱补贴给外婆家。没几年，母亲随父亲调任他乡；又几年，父亲以通共嫌疑被国民党中统局押入监狱，终因缺少证据而保外就医。面对白色恐怖，父亲携家小奔回了解放区，落脚在陕甘交界处的故乡，也距离外婆家更远了。

无论怎样颠沛流离，母亲心里总是装着娘亲。

这次，母亲徒步回到外婆家，住了半个月，清扫窑洞，拆洗被褥，推磙碾磨，尽自己的能力干最多的家务，为的是给年过花甲的老人多一份体贴。母亲回娘家的消息迅速传开，叔伯舅舅和姨姨撵来相看，过去的同学也赶来牵手唏嘘。抗战和内战，让多少人杳无音信、魂断他乡。

之后，母亲和外婆家的联系通过新设立的邮局连接起来，或给外婆家书信，或是零碎汇款，不间断地关怀着外婆。然而，好景不长，“反右”运动打倒了大批文化人，又开始精简所谓的异己分子，父亲和母亲因历史不清，被清理出革命队伍，没有了职业、没有了工资、没有了生活保障，家庭陷入了没有依托的困境。粮食从哪里来？吃饭问题如何解决呢？生存的活路在何方呢？母亲坚定地说：为了孩子们，绝不能沦为乞丐，再苦再难也不能趴下！

冬寒时，父亲带着可以干活的哥哥，到十里路外的梢山砍柴，闻鸡而往，又披星而归，将干柴背到小城戏楼下变卖；母亲则到附近的山上打槐树籽，去皮晾干，缴到供销社换钱。春天里，父亲和别人一起在石崖上炸石头，母亲就在大路边的平坦处拌泥制土坯，双手皲裂，血珠流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为生存坚韧地拼命。

挺过了最艰难的几年，靠维持生计的活儿勉强糊口，把委屈的心志磨结实了，渐渐地母亲能在几个月里挤出三两块钱寄给外婆。那时候的三块钱很了不得，能买一丈蓝布，或者买二十斤粗面，花一毛钱就可以到国营饭馆里吃一碗香喷喷的粉汤。

不久，母亲想娘家了，带着五岁的我，乘坐大卡车离开县城。到地区车站转乘时，工作人员和出行的旅客异常多，一天一夜地排队买票，硬是坐上了货运卡车。模糊地记得，外婆家住在半山坡上，院子里一排红漾漾的牵牛花爬满了篱笆，花儿比我的拳头还大，开得格外艳丽。外爷个子高，驼了背，吭吭哧哧地喘，用铁齿一样的手摸我的头，挂疼了我的头发。外婆瘦小，面目慈祥，张开豁牙的嘴唤我的乳名，皴裂的手不停地撩起黑色衣襟揩眼泪。外婆家的土窑不大，一盘小炕，一个锅灶，地上摆着一堆金色南瓜。

那次，母亲心里很苦，自己的生活几乎崩溃，不能接外爷外婆一起生活，有个疾病谁伺候照顾呢。外爷外婆说：他们已经是生产队的五保户了，不愁吃饭问题，村里的户家侄男侄女也会关心的。还叮嘱母亲说：你五个孩子，拖累大，缺衣少吃，日子清苦，多照顾好自己！离开的那天，外婆和外爷把我们送到了石子公路上，拦住了一辆过路的卡车。这时，母亲的眼泪在大风中一串又一串地飞，发出了伤心的哭泣声，生生地扯住我的手，和她一起跪在大路上，给外爷外婆深深地磕了三个头。也许那是无法报答的分离，也许那就是残酷的诀别……

回到小县城的时候，母亲领着我们挖苦菜、打野杏、捡菜叶、捕蝗虫……家里实在是穷呀，几次揭不开锅，父亲母亲饿肿了。那年的春节，家里只有一根猪尾巴，你咬一点点，我哷一丝丝，他喫一丁丁，最后剁碎了拌在青盐土豆锅里，凑合着过了个大年夜。

后来家里收到了一封信，是一年前寄出的信，外婆托人写的，信里说：外爷去世了，族亲帮忙安葬在山上。外婆摸黑过日子，没钱买点灯的煤油和止疼片……母亲看完信，哭了一夜，外爷去了，外婆又处于困境。第二天，母亲找到当干部的学生，借了五块钱，让嫂子赶紧寄过去，自己忙忙地打工走了。半年后，嫂子才愧疚地鼓起勇气告诉母亲，寄给外婆的钱在邮局被贼偷了，没能寄出去。听到这话，母亲愣住了，一下就瘫坐在灶火前的柴堆上，泪水流下来，喃喃地说：都怨我，为什么不亲自去邮寄呀，我妈七十多岁了天天摸黑，关节疼得没钱买止痛片，我妈抚养我长大，连五块钱都讨不来吗？

母亲又向学生借了五块钱，亲自寄出去，一月后汇款被退回来，退款条上写着：此人已去世。母亲拿着退回的汇款条，放声号啕，一遍一遍地骂自己，买了好多的纸钱，在大路畔上跪对外婆家的方向跪了一夜，蓬头散发，眼圈黑了。那时候，我完全被母亲所震撼，母亲深爱着外婆。外婆是她生命的牵挂，外婆是照耀她的星辰！

此后，母亲过了十年灰暗的生活，扛大包、剁药材、打土坯，头发花白了，六十岁的时候还在下苦力。想不到的是，国家拨乱反正，母亲的政治问题得以昭雪，按月有工资了，还领到一千元的象征性补偿。母亲买肉买菜，做了一顿丰盛的家宴，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天终于晴朗了。又郑重地宣布要回娘家料理外爷外婆的后事，而且拒绝了我们几个儿子的陪伴。

按照陕北风俗，儿女要把去世的老人安葬在一起，才算完成了儿女的责任。母亲回到娘家，选了一块向阳的穴地，请年轻的族亲出力开挖了墓室。她又到镇子上定做了一大院纸火，雇了几个挑夫，她扛着硕大的幡杆引路，一行人逶迤地十里路回到村庄。设灵堂、奏鼓乐、摆筵席，把外爷外婆安葬在一起，纸火的烈焰窜上半个天空，母亲的哭泣使族亲分外感慨：女儿也是儿！

母亲返回家里后，明显消瘦了，很是沉默，似乎想着自己的心事，又把门前土路挖出了两米宽的畦子。我问这是干啥？母亲从怀里掏出来一包花籽，红着眼圈，说：我妈喜欢大朵牵牛花，一直种在她的硷畔上。咱家也种上吧，看见牵牛花儿红漾漾地开，好像我妈还在人间……

此刻，我管控不了自己，潸然落泪。母亲心里太痛了，还在思念着娘！

——选自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