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张海溢
一天,我的微信显示有人要求加我为好友,留言是:老师,怎么才能写好作文?一看头像上她穿着校服,显然是我校的学生。这个问题太大,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于是我接受了她,并回复:我在文昌楼4楼教科室,有问题来我办公室交流。
几天过去了,毫无反应,我几乎把这件事忘了。
又是一天,她在微信中说:“老师,给我发个红包吧!”
我觉得这事来的太突兀,但不好拒绝,就给她发了一块钱的红包。她居然满心欢喜。然后,我问她怎么找到我的微信的。她说:“你不是发了征文吗?”哦,是的,我们作家协会搞了一个征文活动,由我负责,投稿的邮箱和联系电话赫然留在征文的广告上,前几天,我委托耕耘文学社社长发下去了。她大概是看到了我的电话,而我的微信和电话是捆绑着的。
之后,我就记起她最初提出的问题。我告诉她:“你提的那个问题太沉,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如果愿意,你来我办公室面对面交流。如果是咨询征文的事,那就微信上说吧。”她似乎不记得问过的问题,只是说:“这次征文容易得奖吗?”我笑了笑,说:“只要你写得不错,我是评委,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过了半小时,她给我发过来一段话,问我行不?我看了一下,简直糟透了,内容空洞,语句不通,错别字满天飞。我给她指出问题所在,并鼓励她好好写,多读名著。
她显得很不耐烦,说:“老师,我不想念书了,考上也念不起!”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她的成绩很差劲,几乎在班里是倒数几名。家里姐弟六个,父母都是老乡里的农民,为了要男孩,前面都是女孩子,生到第六个的时候,终于盼到一个男孩。大姐出嫁了,二姐在上三本,三姐在子中上高三,她是老四,在子中读高二,五妹也在子中,读高一,小弟在读初三。也真是的,一串串,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太不容易了。我劝她:“不要灰心,现在时代好了,只要你学习好,国家是有明确的政策的,政府一定不会放弃你的。”她似乎转悲为喜。她的名次太差了,就当时的成绩来看,考专科都悬。为了让她迎头赶上,我和她约定:只要她下次考试进步了,在年级上进步多少个名次,我就发给她多少块钱的红包,反之,退步几个名次,就发给我几块钱的红包。她非常高兴,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月考成绩下来了,她在全年级进步了76名,我就发给她76块钱的红包。她特别高兴,劲头十足。
她问我:“我们的约定还有效吗?”
我说:“一次约定,终身有效。”
期末,她居然在全年级进步了220名。我毫不犹豫地发给她220块钱的红包。这次,她虽然高兴,但同时表现出担忧,下次会不会退步呢?我鼓励她义无反顾地往前走。但她总是担心会退步,根据约定,退步了,她要给我发红包的。于是我把约定修改成一个非对称约定:每进步一个名次,我發她两块钱的微信红包,而每退步一个名次,她给我发一块钱的微信红包。如此约定之后,我一直默默地关注着她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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