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脉文心

郭小青

2004年秋天，在北京王府井的承古宅里，我看到雕饰考究的各种砚台，想买一个送给大哥。一方温润如玉的端砚，造形古朴典雅，包装盒上附有诗句：“端溪古砚天下奇，紫花夜半吐虹霓”，让人瞬即幻化出书法的美丽意象，于是就买下来。这是我购物记忆中最有文化分量的物件，大哥配用它。

我们的家族从祖父辈上起就有一点书香意味。爷爷曾做私塾先生，传授四书五经等儒家文化。大哥的童年、少年时代，在爷爷的膝前与诗书经文相伴，熏染于笔墨纸砚、琴棋书画之中。台湾作家朱天文在《仙缘如花》里写到：“我们读经书的心情，就好像面对亲人讲话，好像我们的祖父忽然来到眼前……”感觉到这种表达如此亲切，是因为“祖父”和“经书”在我们心里是一种具象存在。我依稀记得，在一盏煤油灯的昏黄幽暗中，村子里的人围坐在一起，听爷爷讲古书、弹三弦或拉四胡，那些充满意趣的故事情节和明快悠扬的民间小调，让寒俭的日子多了几分生动和温馨……我还记得爷爷在院子里挥扫满地落叶的情形，深秋淡青的天空下，有一种大地与季节的鼻息，那处老宅偶尔有几声鸡鸣……

许多年后，祖宅只剩残垣，周围长满乱蓬蓬的蒿草，破旧苍凉。2007至2008年间，大哥将旧居重建，房屋院落气宇轩昂。院子里有一棵老树，是爷爷当年栽植的，葱郁旺盛，像是这个家族盘根错节的宏大叙事。大哥写了诗歌《故居感念》和赋体文《故居重建记》，读到“家中常有村邻相聚，祖母敬宾如亲，茶饭慷慨，夏奉瓜蔬，冬酿黄酒”时，我泪涌出来……时间的流逝改变着人生的场景，在故居屋檐下的许多过往情境和庸常曲折，已化成我们生命中的印记、瘢痕和怀念。故居重建，大哥是以一种物化的形式，让内心深邃的情感有一种寄托和安顿，因为，那方土地有我们这个家族文化养成最深的根脉……

我一直觉得大哥的书房融聚着一种气象万千的情气，浩大、温暖、亲切、宁静，书香墨韵盈溢，是一种心境澄明、自然适意的氛围。一架架书籍，与他的生活情趣、文化品位、精神视野连在一起，似有生命流贯其中，在悠长的岁月中形成了一种气场。每天晚上我回家时穿过金鹏路与市府街喧嚣的交汇路口，经过大哥家的大门，正好能看到他书房的灯光。有时我打通他的电话，说一句：“我看到书房的灯亮着”，觉得也是一种温暖幸福。大哥在散文《书房与读书》中写到：“一进书房即忘记了年龄，雄心勃发，精神振奋，伏案操作犹似乘铁骑冲突，或如驾长车挺进。即使不读不写，置身书房即壮心不已。‘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豪壮之情油然而生。”我能理解，这种状态是一个真正读书人的情趣和境界。品千秋之文，渐觉尘嚣远遁，忘却了自己也获得了自己，这是一种悠然闲适、宁静澄澈的心灵享受。读写之间，大哥有时信手抚弦拉拉二胡，老曲怀旧，经年岁月弦如语……

我的少年、青年时代，在大哥的濡染、教益中读了一些书，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像阳光雨露一般使我获得一种心灵的滋养和成长。说不清是哪些书、哪些文章对我影响更大些。或者说，那种影响力多半不是缘于书籍或文章本身，而缘于那些文字介入我内心的那个时机。在我心智最活泼的成长阶段，在恰当的时候接受了一种恰当的给予，使我的精神趋向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和文学贴近，让我有了一种自我发现的喜悦和生命力的飞扬，有了一种活跃而明亮的生命底色，有了对写作最初的萌动……泰戈尔说：“如果我小时候没有听过童话故事，没有读过《一千零一夜》和《鲁宾逊漂流记》，远处的河岸和对岸辽阔的田野景色就不会如此使我感动，世界对我就不会这样富有魅力。”是的，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每人心里一亩田，种桃种李种春风……”如果我的心里没有这种播种，就会错过许多他年的风月，就不会在芜杂中开释心灵。这种给予，是一种持久绵远的影响，泽被的是我的整个人生。

我和二哥有时讨论大哥的文章。二哥注重文字的严谨和锤炼，而大哥文章的份量在于对人生的阔达认知、对世相的漫议追问、对人文历史的思考洞见以及从史学或新闻的视角，对这片土地深沉的文化自觉和担当。《达拉特史话》十余万字，将达拉特历史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是兼容史料性、学术性、思想性、趣味性的文化著作，凸显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根基。达拉特广场主题雕塑座基上的碑文和青达门秦直道遗址的碑文，都由大哥撰写，以赋体文形式，融历史精思、现实观照、未来遐想于笔底，俯仰岁月，穿越时空，气韵高远。源于他几十年对达拉特人文历史不懈的心力倾注，遂“养成笔力可扛鼎”。大哥曾几次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翻阅、找寻、记录与我们本土历史相关的档案记载，以考证、修正、还原史实为目的，他一直保持着这种探索的姿态。也惟其如此，在历史文脉的解读上，才能卓尔不群，不媚俗，不人云亦云。2003年，在乌审旗召开的纪念“河套人”发现8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专家提出应将萨拉乌苏遗址发现的“河套人”正名为“鄂尔多斯人”，理由是“位于内蒙古中部阴山南麓黄河河谷里的河套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互不相干”。大哥即发表文章《可怜无定河边骨》，列举大量史实表明无定河流域在漫长的历史中属于河套，指出中国社科院专家把萨拉乌苏文化遗存与“河套文化”分割开来，是认识上的严重偏差与局限。此后于2006年8月，中央领导刘云山到內蒙古巴彦淖尔市视察时指出：“河套文化是一个大的区域文化体系，包括宁夏和内蒙古的土默特、鄂尔多斯一带，要克服狭隘的区域文化观念”。“正名”说亦就此打住。2005年，《鄂尔多斯日报》刊发专家论文《秦直道承载的和平功能似乎更多一些》，大哥读后即发表《也说秦直道》，从秦王朝为什么修筑直道、秦直道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等多角度对该文观点予以指正。2009年，达旗请专家编制了《达拉特旗文化发展总体规划》，在研讨中大哥指出其中一些历史认知错误和“文化带”构想等方面存在的偏颇。在发掘王爱召历史文化的研讨中，多次有专家、学者提出要弘扬“会盟”文化。大哥发表观点：“会盟”是清朝实行蒙旗制度的产物，“会盟”十分典型地反映出清朝对蒙古族在实行阶级压迫的同时实施的民族压迫。弘扬的意义何在？其实，一切意识形态的纷争，最后只能以真实为尺度、以价值做取舍来评判。有时，我也想，对于不断演进的人类文明、不断刷新的经济增长、不断深化的社会改革来说，历史过往中的某些是非显得那么不是重点，似乎可以不去细究。然而，大哥那种对历史文化的虔敬和内心的坚守、那种个人性情不可遏止的自然奔泻，使他不能轻忽对史实的种种主观臆测和虚妄假设。

两年前，大哥买了二十多册苏叔阳的《中国读本》，家族里的读书人都有份儿。“引子”从元世祖忽必烈接见马可·波罗说开，那种用文学手法对场景的渲染，让人对辽远的历史中一段全景往事充满想象，感觉到它不是“白开水”式的一般意义的历史读物。大哥极为推崇苏叔阳，是因为他的行文风格从容而亲切，既有历史的厚重，又充满文学的温情和想象。《中国读本》有作者独特视角的历史评述，所以它既属于历史，又超越历史，能引发我們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些理性思考。大哥对家里的读书人主张三点：懂点历史，学点哲学，读点文学。尤其读史可以使人获得更为开阔的看世界的眼光，所谓“鉴古知今、读史明理”。我们家族里的人和新闻结缘较深，细细一数，在新闻部门工作的有9人。也许是受大哥喜好的影响，身边的亲人慢慢也囤积了对新闻事业的热爱。2012年7月1日是《达拉特报》创刊二十年的日子，大哥写了一篇感怀文章《却顾所来径》，从二十年前那个斜风细雨的日子他去请布赫主席题写报头的激奋时刻写开，记述创业中的艰难掘进、蓬勃发展以及一路走来的情感所系、点滴牵挂，从一个侧面映照出达拉特报社第一代报人与时代互动的真情印记。饱含深情的文字，凝结着往昔岁月的艰辛、壮志、收获和梦想……由他和报纸，想到我和电视，由他的《却顾所来径》想到我的散文《天天天蓝》（记者节感怀），我们对一样的事业有着一样的情怀。享受工作，是一种境界，绚烂与平淡都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虽然，大哥对新闻、史学所具有的知识积淀和研究功力我远不能及，但我想，我们享受的感觉，略同。

在达拉特电视台影像资料室，存放着70多盘大哥赴各苏木镇、街道社区、机关单位及学校讲学的资料带，内容涉及达拉特的人文自然、历史沿革、民族文化、风俗民情等。在现代文明渐次推进的过程中，能够把达拉特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连接起来的是这片土地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根脉，只有将文化传承融入我们的愿景、蓝图之中，实现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融合发展，才能让达拉特人对这片土地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大哥从编写《达拉特史话》到义务讲学，意在助推公众对达拉特的历史、人文等有更多视角的了解和认知，力图使这片土地的优秀文化、民族精神薪火相传，这是他做为一名人文学者带有使命意识的庄重书写和深情传播。我忽然想起爷爷倾心为人们讲先贤说古书，那种既有学问又有真性情的旷达，那种对人文历史的观照，是否一脉相承？

是夏，我在外地参加培训。在银川老街的“黄河三聊书屋”里，看到一段评价木心先生和他的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的文字：“木心先生的文章，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表情，有源自心灵的哲学光辉，有把脉文化风向的胆识气魄，有消解、颠覆僵化、虚玄的酸腐文化的风骨气节。”这是评价大师之语，借来说大哥的文章，是不是亲情的偏爱呢？

大哥三卷文集即付梓，琐忆为文，聊以抒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