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旧杂忆

生活从快乐的每一天开始

在我的书柜里，放着一张小小的红色贺卡，正面镶嵌着一张照片，画面上是一位穿着一身红色滑雪服的女士站在雪地中练习滑雪，握着滑雪杆的双臂高高举起，似乎正要展翅飞翔；照片里的她虽然看不出年纪，但是那种神采飞扬、那种英姿飒爽、那种从照片里向外散发出来的青春气质，教所有的人看了之后都会过目不忘。

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小字：生活始于八十五岁。

是的，只有她，我的朋友沈峻，只有她才会有这样乐观的心态和昂扬的精神，快乐地去享受生活，热爱生命。

翻开贺卡，里面写着几段话，是一封短信：

叶文玲：

好多年未见，但我从未忘记你，因你送过我一件真丝衬衫，可能你都不记得了。你看，我多势利啊。

今天忽然发现一张你的名片，有地址，所以寄去贺卡一张。

一是让你看看我的英姿，人称“85岁的小女生”，我自称“80后”。

二是想向你拜个年，祝你们全家

新春

快乐，健康！

沈 峻

2013年1月

注：我是丁聪的老伴

字里行间的快乐，跃然纸上，自嘲“势利”，自称“80后”，永远都有着与众不同的快乐与潇洒，这就是沈峻，这就是我认识的沈峻。

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呢？从我们相识开始，你和你的先生丁聪，一直是我快乐的源泉之一。

看着她戴的那条围巾，我想起了这是我托老伴的学生捎给她的。

盯着这张照片，眼前浮现出了她和丁聪先生的笑脸；他们结婚的时候，美丽的沈峻也围着一条很漂亮的围巾。那个年代的知识女性，大多喜欢系一条围巾，为自己平添许多气质，风格花色各异的围巾，彰显出她们的与众不同。

丁聪与沈峻的结婚照，不仅是他们在爱情中最美妙的定格，更是他们数十年爱情婚姻中最忠实和完美的见证。在历来对丁聪先生的采访中，都有这张照片，在书房的墙上，作为背景，出现在每一个电视画面和新闻照片里。

他们的合影总是笑容满面。

对于她和先生丁聪，我相信，所有接触过他们的人，都在心里充满了快乐的回忆。两人真心相爱，快乐每一天。世间最幸福的婚姻，肯定就是他们这个样子的。

贺卡寄来的时候，差不多正是三年前。彼时丁老已经谢世，而她自己也身患癌症，看了照片，我惊喜不已：难道她已经痊愈了？照片上看去，她精神抖擞，神清气爽，像个老练的滑雪运动员。在人生伴侣已经离去，自己身患绝症的时候，如同沈峻一般，能够保持如此健康与快乐的心境，谈何容易！

遥想三十年前，每年在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我都和丁聪以及苗子等众多老友分在文艺界同一个组，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不论发言与否，他俩总是笑眯眯的，而他们讲话，总是让人忍俊不禁。

会后闲聊，我们总会讲些有趣可笑的事情，而大部分笑声都是由我们的“小丁”引起。丁聪曾被下放到过“北大荒”，也下过煤矿体验生活，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消耗了青春消耗了体力，而他开朗乐天的幽默诙谐，却从来不曾消减一分。

所以，每每打开丁聪的书，我会立即笑起来。也许他身上有种愉快的“细胞”或“笑气”什么的，感染你，不论文字或是照片。

记得我曾问他，你在最艰难时，最想念的是谁？他笑着说：“当然是我的‘家长！”

我略一愣怔，方才反应过来，他口中的“家长”，就是指夫人沈峻。相处日久，我才发现这几乎是丁聪的口头禅之一，政协开会往往有半月之久，文艺组基本上每天都有活动，事无巨细，问到“小丁”这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问问家长同不同意”，实在令人忍俊不禁。丁聪比沈峻大十一岁，而以家长呼之，浓浓爱意，溢于言表。

丁老与“家长”和苗子郁风夫妇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乐不可支，开不完的玩笑；郁风个儿高苗子矮，丁老诙谐地说：“此风不可长！”我就说，你们四个人无论高低，都是“天仙配”。丁老说，我们不光是“天仙配”，老天爷还特别把我安排在第一名！因为当时开会，都是按姓氏笔画排列，所以，丁老当然要说自己是第一名。我说，那你就是领导，比“家长”要大得多了！丁老却故意唉声叹气地说：我这个人从小到大，从来没当过领导。所以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家长”领导我们！

贺卡收到后，我亦回信给沈峻，心里期盼着每一年都能收到她的贺卡。结果，第二年没有。

前不久，杭州风雪交加，寒潮来临，我再次想起了沈峻，有两年没联系了，心里老是存着一份记挂，问及北京的老友，不料她已于2014年的十二月过世了。

心中黯然之际，我翻出了很多与他们的合影照片，并抽出了丁聪送我的三本书：《我画你写》《漫话小丁》《丁聪——画卷就这样展开》。

在我写的《漫话丁聪》中，这位世上独一无二的幽默的老小丁，提到沈峻，就说自己一辈子没得过什么病，就得了“气管炎”，还说得“气管炎”最好，有肉吃，有酒喝！在他送我的扇面里，也有这么两句：“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落款是——俗人丁聪写于猪肉难购之时。自称“俗人”的丁聪，其骨子里却散发着一种耐人寻味的雅趣。

关于他画的漫画以及别人写他的作品，真可谓车载斗量。他给众多作家和艺术家们画的肖像漫画，各个都极为传神，寥寥数笔便将笔下人物的神韵完全临于纸上。丁聪给我画完，对我说：“很多女作家对我很生气，说我把她画得不够漂亮，不好看；只有你还挺高兴。”我说：“您把我画得很好，胖嘟嘟笑眯眯的，好像每天都有笑不完的开心事，我当然特别高兴！”

曾记得，有次到他们家去看望他，在书房的桌子上，堆满了丁老为别人做的画，而他自己却只露出一个圆圆的脑瓜。如此情景，的确罕见。我说，如果叫别人把你现在的样子画出来，该多有趣！沈峻就说，那就是他的“原型”！

这些年我因病痛，不能像以前那样想写就写，更不能像小丁老那样说画就画。有位中国作协的老领导和老朋友，知道我为此很是焦虑和抑郁，曾宽慰我：人呵，活一天就要快乐一天，要想高兴的事，做高兴的事！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的这番开导，有如良药，让我的病痛大为减轻，心情也随之豁然。

我为有这样一些师友而自豪，他们是我的榜样。有他们的示范，我没有理由不去做那些让我高兴和快乐的事，那就是写作！尽管艰难，尽管劳累，我还是会写下去，写下去！因为，写作是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写作是我快乐每一天的根本所在。

沈峻，我要像你一样，生活从快乐的每一天开始！

以城之名

新年伊始，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如期召开，生病以后这些年，只要体力允许，我都会去参加。因为开会期间，可以见到众多老友故知，席间谈笑风生，追昔抚今，古稀之年的人生至乐，莫过于此。

今年在会上，偶遇香港地区的作家蔡先生，意外又高兴，他居然是老朋友曾敏之先生的弟子。问起老友，才得知，曾老已于一年前仙逝了，心下不禁黯然。

真可谓“久病故人疏”，不是有意为之，其实是时间作梗。这些年，我因病，疏忽了与诸多老友叙旧。时间，有时候真的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敌人。

但话又说回来，时间也是我们的朋友，朋友之间的情谊，自然也是时间炼成的。

回家后，即从堆满相册的书柜中，翻出了曾老当年在香港红磡火车站接我们时的合影。那是我和浙江作协的十几位作家，接受他邀请回访时留下的纪念。

记得1990年代初，曾老带着几位朋友来到浙江，我有幸接待了他们。说是接待，当晚曾老却“反客为主”，招待大家乘坐西湖画舫夜游。灯火通明的船舱内高朋满堂，大家围桌而坐，已是满头华发的曾老诗兴大发，即席赋诗，朗声诵读，一时引得众人击节叫好，满桌文友纷纷唱和，气氛热闹到了极点。

期间，我还陪他们去了坐落于西湖的“湖畔居”，在楼上，参观了由胡耀邦同志建议设立的汪静之等人的《湖畔诗社》。这令曾老十分惊喜：对一个诗人来说，这是一次绝好的与前辈诗人的心灵交流！

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曾老，曾经有幸采访过周总理，对于绍兴这块人才辈出的文化宝地情有独钟，我陪同他再次去了鲁迅故居和秋瑾故居。我那时刚好写完长篇历史小说《秋瑾》，曾老便半开玩笑地请我做他的“解说员”。他一边认真仔细地观看，一边与我交谈。我曾笑着问他：你看，在这里工作比在香港还轻松方便吧？ 他说，为了工作，我还只能在香港！

一晃数载，我们又在香港相聚，久别重逢，自是喜不自胜。多亏曾老邀约，我才有幸第一次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

此前，我只在蛇口中国作协创作基地，隔岸遥望过“东方之珠”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所以第一次踏上这方土地，与它“零距离”接触，内心感慨万千，自不待言，所幸这次的游历过程，后来都已写入散文，留作弥足珍贵的记忆。

曾老交游甚广，知道我们是第一次来香港，特意牵线搭桥，为我们提供方便去澳门访问。“九七”之前，内地人士前往港澳还是颇费周折的，若非曾老如此古道热肠，实在难以成行。故人情谊，至今回想，仍是心头热流涌动，感念再三。

回程之前，曾老联系了金庸先生，让我们去他家小坐。彼时查良镛（金庸）先生已经在内地红遍大江南北，连我当时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的女儿，听说我要去见金庸，也兴奋不已，要求我一定带回签名来，那模样，丝毫不亚于今日的“追星族”。

我与金庸先生也算老相识，此前他也曾多次来到浙江杭州，每次与我相见，他都会风趣地称我为“叶主席”。我说你不能这样叫我，他说，“那没有错，你就是我们的主席！我们是故乡人。”

说到故乡人，也的确如此，因为他祖籍是浙江海宁，从来都视自己为浙江人。虽是旧识，但是去他的府邸，却是初次。去之前，我曾想过他的家肯定是楼台亭阁、书画锦绣。豪宅我也算见过不少，然而一进到金庸先生的书房，我却彻底被震撼了：这哪里是书房，简直是书的宫殿！面积庞大自不消说，四壁的书柜更是从地板直接连到天花板，最顶一层的书需仰视才见，从竖排的繁体版到横排的中文简体版，以及海量的英文版图书，琳琅满目，斑斓辉煌。

藏书若此，阅读自是无数。令我讶异的是，金庸竟然与我谈起了我的长篇小说《无梦谷》。更令我惊讶的是，他不但全部读完了，而且读得很仔细，交谈中对书中的人物和故事刨根问底，并以他“且听下回分解”的口吻问我“后来怎么样了？”再之后每次与他相见，他几乎都会问上一句：“后来怎么样了？”那架势，活脱脱是要我再写出《无梦谷》的续集来，但正因如此，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了一个老作家深切浸润的人文关怀。

再次与金庸先生相见时，适逢他把自己“书宫”中的部分书画拨到杭州，在“双峰插云”碑亭后的松林里建立了“云松书舍”。开馆时，我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盛典，会中他曾对我说，这里就是作家们读书写作的地方！

很多事情会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与曾老、金庸先生相聚相会的情景却至今难忘。

与曾敏之、金庸先生的相识相知，也让我在此后的日子里，为《香港文学》和《大公报》写下了不少散文和杂文作品。而金庸先生的《明报》系下属的香港明窗出版社，更是在之后出版了《秋瑾之死》，是为《秋瑾》的繁体版章回小说。此情此谊，感念至深。

艾静在《我的1997》里唱道：“香港，香港，怎么那么香？”在我想来，非关别事，正是曾老和金庸先生这样的文人作家，在喧嚣繁华的商业城市里笔耕不辍，坚持浇灌出一片文化乐土，为这颗东方之珠濡染上了浓浓的笔墨书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