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夫，方纪！

周良沛要编一部书，来电话要我帮助查找方纪小说《来访者》的文本。其实这非常简单，在网络上输入几个字，一点，就找到了，只是周良沛守旧，不会使用电脑。当我将《来访者》的文本传给他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地又打来电话，唉呀，林希，你真了不起呀。

电话中周良沛又问我：“你对方纪如何看？”我回答说：第一，方纪是个才子；第二，方纪是“左倾”文学路线的受害者。良沛听后，沉吟了一会儿，最后以他那浑厚的戏剧男高音说了四个字：一言难尽。

方纪是大才子，他是进城干部，属于写作红色经典的一代作家。只是他辛劳毕生，留下那么多的文字，除了那篇勉强“反省”出来的表态散文《挥手之间》，几乎没有一个字有资格被封为红色经典。

何止是没有挤身红色经典，方纪还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严厉的批判。幸好方纪聪明过人，才避过了几次政治运动的大风大浪。而到了最后，方纪落难于“文革”，那绝对是在劫难逃的“劫数”了。

方纪是才子，不仅他本人才气过人，更重要的是，他惜才，慧眼独具。方纪善于发现他人的才气，周良沛就是方纪欣赏的一位青年诗人。1956 年，方纪和徐迟结伴游长江，随后邀请徐迟来天津小住，同时也带来了青年诗人周良沛。那时候周良沛一身才子气，就在我们全是一身蓝制服的时候，周良沛西装领带，足登高筒皮靴。编辑部小聚，周良沛放声朗诵诗歌名篇，浑厚的戏剧男高音，真是倜傥风流也哉了。

和风华正茂的周良沛相比，我实在是相形见绌。此时我刚刚从“反胡风运动”的审查中解脱出来，再加上不修边幅和满脸晦气，看着方纪的客人，就只有退避三舍的份儿了。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一天周良沛突然站在我身后，和我说起话来。

我想，周良沛如果没有方纪暗示，是不会主动接近一个已经陷进“反革命泥沼”里的准“胡风分子”的。多少年后，周良沛才告诉我，果然如我所料，是方纪暗示他可以和我接近的。方纪告诉周良沛，这个侯红鹅很是了得，读书多，文笔也好，“反胡风”之前，他就写了一个话剧剧本，文才很好，而且最是难得，一个只有19岁的当代小青年，居然用毛笔写作。

有了方纪的暗示，周良沛开始和我接近。在我的感觉中，周良沛不但没有歧视我，反而表示出对我的赏识。对于我的胡风背景，周良沛并不在意，还表示运动过去，我还能大有作为。正是如此，我和周良沛成了好朋友。只是不幸，“反胡风运动”过去没有多久，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来袭，周良沛也落入了“泥沼”，从此与我两断了联系。

周良沛被打成右派，应该株连到方纪了吧。方纪对周良沛如此器重，难道不应该反省反省吗？没有，周良沛被打成右派，其中罪行之一，就是方纪揭发的“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方纪在天津陪周良沛买衬衣，周良沛居然不买布质衬衣，而是要买丝质衬衣。只这一条，生活腐化，周良沛被打成右派就足够资格了。

方纪的“左”，似乎是渗透到骨髓的思想意识。在天津，周良沛和方纪如影随形。谁也想不到运动一来，方纪立即“秋风横扫落叶”，对于周良沛的落难，不仅没有一点点同情，反而落井下石，真是欲置周良沛于死地而后快。

“反胡风运动”时，方纪找我谈话，帮助我提高觉悟，认识到胡风文艺思想的反动本质。以我一个中学生的认识水平，我觉得“反胡风运动”之所以株连到我，也许是想从我的经历中挖掘出胡风文艺思想对于青年人的影响。但方纪在和我谈话时，却要我认识到，阿垅之所以鼓励我学习写作，最终目的是想发展国民党特务组织。

方纪理论水平之高，不是让我心悦诚服，而是让我产生反感。阿垅是不是特务，还要有罪证；而要发展我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未免也太荒唐。就算阿垅打算发展我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真到了“摊牌”的时候，我何以就不能逃之夭夭呢。

但运动领导这样说，就代表领导对我的认定。我是一个几乎可能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小反革命，无论自己如何感觉，这种政治定性是不可逃避的了。

方纪将我定为国民党特务的发展对象，应该对我充满仇恨了吧。但从周良沛对我的态度看，方纪并不把我看得这样可怕。如果他真的认为我可能是一个潜伏很深的国民党小特务的话，他不可能暗示周良沛接近我。不仅如此，事后有人向我透露，就在方纪诱导我认识反动本质的时候，他和朋友在一起，拿着我用毛笔写的交代材料，拿着我未发表的几篇评论文章，拿着我不成熟的那个剧本，不无感慨地对他的朋友说：阿垅的工作真是做到了家，言外之意颇为自己没有早发现这个“人才”而感到遗憾。方纪在内部说我是个“神童”，而且向作家协会的领导交代说，这个人今后只要不走弯路，可能大有前途。

后来在安排工作时，方纪还真做了一件好事。那时候我正准备考大学，运动一来，耽误了升学机会。运动过后，我待在家里，没有去处。运动领导考虑对我总要有个安排，就是等待处理吧，也要有个去处。

如何安排呢，高级领导指示在文联烧锅炉。方纪对领导部门说，让这样一个人去烧锅炉，岂不是毁了一生的前途？天津正要办一个文学刊物，安排他到编辑部工作吧。也不知道是怎样的研究过程，运动过后不久，我就得到通知，到新成立的编辑部报到，筹办刊物去了。

这就是方纪。作为重大政治运动的领导核心，他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冲锋陷阵，只能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为了在运动中立功，他必须扩大战果，在天津挖出“胡风反革命集团”在青年中发展势力的罪证。但在良心上，他更知道这场运动伤害了许多无辜而又善良有才华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运动告一段落之后，真实的方纪又千方百计地对运动中受到伤害的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补偿。一个知识分子在极左路线时期，内心受到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扭曲，在方纪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身为作家的方纪，他的文学情趣，规定了他不可能写出“高大全”类型的红色经典，而且也是可悲，方纪就是想坚持自己的文学理念。他毕生都被视为边缘人物。全国解放之前，方纪写过一些散文式的小说，或者说是笔记小说，合在一起出版了一部《不连续的故事》，或者叫《桑干河畔的故事》。这些作品记录了解放区人民的真实生活，描绘了新一代农民的精神面貌。如果不是刻意误读，这些作品实在非常健康，而且应该是解放区文学的代表性作品。

1950 年 3 月，方纪一篇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这篇小说描写了一位农村姑娘动员青年参军的故事，但立即就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批判者质问“难道我们的革命政党还不如一个农村姑娘动员青年参军更有力量吗？”一句话，把这篇小说定在了“恋爱至上”的罪名上。

方纪是一位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亲自聆听过伟大领袖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讲话。只是不幸，方纪似乎没有把屁股移过来，他还是遵循着他自己的艺术理念，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空间。对于方纪受批判，固然应该同情，但方纪不肯自觉遵循“为什么人”的伟大指示，偏要坚守自己的艺术理念，自然就陷入了可怕的创作困境。

方纪也要为自己辩护，在孙犁小说受到批判的时候，方纪写道：“一个作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暴风雨般斗争生活里，不仅要表现那些激流中的滔滔巨浪，也应该表现在它周围继续展开的明亮的波纹，从而烘托出这巨浪的作用。”

正是要“烘托出巨浪作用”的理念，使方纪走进了红色经典时期危险的创作误区，更使他自己陷入创作困境。如此，方纪被批判，已经是不可逃避的命运了。

进城之后，方纪身负行政工作重任，很少有作品问世。1955 年“反胡风运动”，方纪经历了一次革命“洗礼”。1956 年方纪从困扰中解脱出来，满腔热情希望回到文学创作道路上来。他出访江南，希望开拓视野，激发创作灵感。不久，我们就看到了方纪创作的长诗《不尽长江滚滚来》。

我是最早读到这部长诗的小编辑。这首长诗，情感充沛，气势磅礴。在中国诗坛一片歌颂新中国、新气象、新生活的大环境下，这部长诗令人眼睛一亮。我们听到了发自诗人内心的歌声。

《不尽长江滚滚来》，摆脱了旧体诗格律的束缚，更没有屈从当时提倡的民歌形式。这首长诗沿着中国新诗自由奔放的语言风格，带给读者全新的艺术享受。

《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出现，出乎意料，文学界一片失声。当时，一组诗就诞生一个划时代的诗人，而方纪的长诗却遭到了无人喝彩的冷场。当时我身为一名刚刚进入文学刊物的小编辑，实在不能理解这种冷漠。事过多年之后，我猜想也许其中有点什么政治原因。

1956年，方纪从在“反胡风运动”中受到的党内处分中解脱出来，立即写出一部长诗。对此，文艺领导们也要“消化消化”，这和那些一贯正确的革命作家经过长年刻苦工作奉献出来的作品是不一样的。如是，文学界对于方纪长诗《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冷漠也就不难理解了。

也许方纪对于刚刚结束的党内处分没有足够认识，立即忘乎所以。长诗《不尽长江滚滚来》发表后不久，方纪又发表了小说《来访者》。《来访者》发表时，我已经离开作协。读到这篇小说，我真是大吃一惊。我没有什么政治嗅觉，何况又刚刚被定为“胡风分子”、送到工厂接受劳动改造。就在一场政治运动刚刚结束，身为运动的领导成员，还在运动中受到党内处分，方纪何以就忘乎所以地抛出这样一篇小说呢？难道他不知道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最高原则吗？或者他故意试探“百花齐放”的最后底线？如此公开向政治第一标准挑战，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绝对不是我杞人忧天。没过多久，南方报纸就发表了姚文元的批判文章，一针见血，指出《来访者》是一篇大“毒草”，是一部“有毒”的小说。尽管那时姚文元还没有身居高位，但姚早成了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了。

对于姚的指控，无论方纪如何破口大骂，骂姚文元卖父求荣，天津市委知道姚的文章具有怎样的杀伤力，一封电报，紧急召方纪回津。回到天津，也没有人向方纪作什么交代，冷藏在家里，无人理睬。方纪坐不住了。最后市委书记出面，劝他好好反省自己，写几篇正面文章，修正自己的形象。

这就是方纪，他身在政治漩涡中心，却又时时想游离政治桎梏。或者说，他就是不能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能彻底抛弃反动的人性论。他总是偷梁换柱，企图把他的资产阶级私货偷运进革命文学的大花园中来。《来访者》带来的后果，也是方纪咎由自取了。

相比文学创作上的被边缘化，政治上，方纪却是历次运动的领导核心。

身为体制的中层干部，方纪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一方面方纪和最高领导层有着深厚的交谊，他们不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们之间还存在深厚的私人情谊。在领导层眼里，方纪有才华，当年方纪曾经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而且那次接见的只有四位作家。毛泽东见到方纪，用力握着方纪的手，不无赞赏地连连说着：你是一个实力派呀！

有了毛泽东的赞赏，文学领导层自然格外重视这位实力派作家，方纪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也绝对不会被等闲视之了。

尽人皆知，1955 年的“反胡风运动”，首当其冲，在天津是冲着方纪来的。方纪虽然没有到过重庆，解放前和“胡风集团”没有接触，但全国解放之后，方纪就开始主动和“胡风集团”拉近关系。第一次文代会，方纪主动找到胡风，并且有过非常融洽的长谈。就在这次会上，方纪将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拿到手，带回天津，在他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

当时阿垅还在南方等候安排工作，也是方纪努力，把阿垅请到天津，并且请他编辑天津第一家文学刊物《文艺学习》。阿垅在《文艺学习》上发表论文《论倾向性》，受到陈涌等人的点名批判，方纪更写信给阿垅说，不要理睬他们。后来批判阿垅，阿垅不服，向人们说，方纪曾经支持过这篇文章。运动后期方纪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就是这个原因。

能够逃过“反胡风运动”一场劫难，方纪疏通了怎样的关系，外人不得而知。明眼处，天津的“反胡风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成了仅次于北京的第二战场。天津不仅揪出了阿垅、鲁藜、卢甸三大骨干分子，还挖出了“胡风集团”的四大金刚。最为突出的是，天津挖出了一个受胡风影响极为严重的小青年，由此为这场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

“反胡风运动”过后不久，周扬们正在为打倒“丁陈反党集团”缺乏“罪证”、束手无策的时候，方纪挺身而出，为夺取这场“战斗”的胜利，提供了最具杀伤力的重磅炮弹。

刚刚调到天津作家协会来的柳溪，也是进城干部，原来在北京工作时，和丁玲、陈企霞有过交往，而且被丁玲、陈企霞视为知己。也许是上面交代要天津为这场斗争提供炮弹，或者是天津主动想在这场斗争中有所贡献，于是由天津市委宣传部牵头，方纪出面，开始对柳溪展开攻心战。

柳溪是一位没有心计的老实大姐，方纪每天晚上用他的汽车将柳溪接到他居住的中苏友好协会，然后关上协会大门，告诉门房值班人员，对任何人也不能透露方纪家里接来了一位干部。一连多少个晚上，方纪和另一位宣传部部长“帮助”柳溪提高认识，动员柳溪站出来，向“丁陈反党集团”杀回马枪，而且向柳溪保证，无论你揭发的事情关系到你多深，绝对不会牵连到你。

柳溪吃了这颗定心丸，立即向方纪们表示，我揭发可就要大红大紫。方纪自然极是高兴，表示越是大红大紫，越表示你和“丁陈反党集团”划清了界线。

于是，就在北京召开揭发“丁陈反党集团”的大会上，丁玲、陈企霞极力反驳对他们无端指控的时候，会场突然宣布，请天津同志进场。据说一看见方纪挺胸走在前面，神色恍惚的柳溪跟在后面，丁玲、陈企霞立即脸色突变，自然也就“失魂落魄”了。

大红大紫，柳溪在会上讲了什么，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后来据丁玲的秘书张凤珠告诉我，听着柳溪的大红大紫，她坐在会场里真是毛骨悚然呀。

中国作协最后将丁玲、陈企霞定为反党集团，并且开除党籍，送到边远地区劳动改造。天津送来的重型炮弹，起到了关键作用。

揭发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全胜收兵，天津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方纪在中国文坛的地位更显重要。只是不幸，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又将方纪推到了政治风口。

反右运动开始，人们都私下议论，这次方纪恐怕是难逃一劫了，只凭一部大毒草《来访者》，方纪就是天津文艺界的头号大右派。

天津反右运动的第一个冲击波，是从医务界开始的。几位医学大佬，参加“大鸣大放”，自以为凭借自己的威望，凭借自己的医学成就，为帮助共产党整风，最有资格发表诚恳的看法。这些医学大佬万没有想到，他们不过陪着演出了一场“引蛇出洞”的闹剧。随后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他们立即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原来遐迩声名的济世神医转瞬间就带着他们的花岗岩脑袋瓜子见上帝去了。

医学界的右派分子全军覆没，文艺界反右运动开始登场。但是出乎意料，文艺界被抛出来的第一个右派，却是当时最红的青年革命文学家鲍昌。

鲍昌那时任《新港》文学月刊编辑部主任。我在编辑部的时候，鲍昌每天提醒我们要带着敌情观念对待来稿，听得编辑们个个毛骨悚然。

鲍昌本来是一位紧随革命形势的作家，“反胡风运动”中崭露头角，几篇大篇幅的揭发材料，在“反胡风运动”中被指定为学习材料。天津出版“反胡风运动”小册子，鲍昌的文章独立成册，很是风光一时也哉了。

全国青年作家大会，茅盾做报告，特别提到青年理论家鲍昌的成就。从此鲍昌在天津成了正确理论的代表，在各种会议上做报告，时时提出“我号召你们如何如何”，绝对是一位文学权威人士了。

鲍昌被第一个抛出来，绝对出乎人们的意料，想找到鲍昌的右派言论，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是因为北京的刘绍棠、从维熙被揭发为右派，鲍昌和刘绍棠、从维熙私交不错，于是顺理成章，鲍昌也就铁证如山了。

鲍昌被打成右派，还有一些喜剧色彩。那一阵，作家协会正在揭发柳溪的右派言行。揭发柳溪的右派言论，易如反掌。柳溪大大咧咧，口无遮拦，不必费什么时间，就可以将柳溪打成右派。揭发柳溪的斗争大会，主旨发言人，自然非鲍昌莫属。鲍昌发言极富文采，拿着腔调、指着柳溪的鼻子，有板有眼地说道，“柳溪，我虽然和你只有一面之雅”如何如何，一派知识分子的风雅神色。

第一天批判大会结束，鲍昌做总结发言，告诉柳溪，今天的大会至此结束，明天我们还在这里对你进行揭发批判。柳溪自然听从吩咐，第二天，早早来到会场，她没敢在座椅上就座，找到昨天自己站的位置，乖乖地等候革命群众入场。

柳溪也是生性多动，站在昨天接受批判的地方，她竟然抬头向上张望。这一望，柳溪后来对我说，她险些没笑出声来。

柳溪抬头看见昨天大会横幅标语上面的大字换了，自然还是“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大会”，只是柳溪的名字被拿掉了，换上了鲍昌的名字。

就在柳溪强忍着笑，等着看大会如何进行的时候，鲍昌神采奕奕挟着公文包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鲍昌自然不会向上看，直奔主席台走了过去。柳溪也是出于革命友谊，当鲍昌走过她身边的时候，她拉了一下鲍昌的衣角，“喂，别往前走了，今天是你”。

明眼人自然不难看出，方纪将鲍昌抛出来，就是为了躲避反右运动对自己的冲击。对鲍昌揭发、批判、斗争了几十天，几位斗士，其实都是鲍昌昔日的好朋友，一个个上台揭发批判。最有杀伤力的一篇篇发言，陆续刊登在报纸上，果然掀起了天津文学界反右运动的高潮。

说来真是奇怪，一场反右运动，新账旧账一起算，竟然没有人算方纪的账。如此，后来“文革”中揭发方纪是漏网大右派，倒也未必是造谣中伤了。

方纪逃过反右运动一劫，好几年时间低调隐居，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也很少发表什么作品。身居宣传部副部长的位置，自然还要参与政治运动。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方纪又站在了领导位置上。

天津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倒也不算出人意料。一位工作和写作上老实巴交的青年作家王昌定，被打成中国文艺界第一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作协编辑部，王昌定是我的上级。在我的印象中，王昌定是一位谨小慎微的作家，任何会议很少发言，写作上绝不逾越雷池一步。不知道是一时怎样的冲动，王昌定突然抛出了一篇《创作需要才华》的小文章。如今看来，王昌定颇有点“顶风”的色彩。反右运动当中，才华是右派分子的一大“罪行”，而“言者无罪对于他们来说是不适用的”。王昌定不是糊涂人，我想他是不会拾起右派分子的武器、搅起一场新的政治风波的。

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运动，天津又是紧随北京的第二战场。王昌定之外，天津更揭发批判了一位农民出身的老革命作家杨润身。杨润身是一位朴实老诚的老革命作家，对于文学的各种“流派”、“主义”不甚了了，写作中遵循为工农兵服务的最高原则，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歌颂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生活中更是艰苦朴素，绝对不会追求资产阶级方式。几十年晚饭喝粥，从来不吃馆子，就是开会工作餐，他也从来不在餐桌上就座，总是请厨房为他单独煮一碗清水面，一小盘白菜萝卜就已经是丰盛晚餐了。

杨润身写了一部电影《探亲记》，后来被江青指定是“修”到了家。《探亲记》绝对是一部歌颂新社会新气象的歌德派电影，说老杨“修”，真是一场闹剧了。

但是，就是闹剧也要正儿八经地演下去，老杨真的就成了右倾主义分子了。说到当年的挨整，后来在我平反回到作协时，老杨拉着我的手，极为激动地向我说：“林希呀，你是走了，我可是挨了整啦。”老杨指着作协大会议厅对我说，“从你走后，我一走过这间大会议厅，身上就发毛呀！”

老杨被整怕了，其实是被整烦了。

只是方纪还在正儿八经地领导运动。

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方纪非常敏感地对朋友们说，“这次运动，不死也要脱层皮呀。”他预感到这次是逃不过去了。果然，“文革”才一开始，方纪就被揪了出来。听说，对方纪的批斗极是残忍，以文化局和文联组成的造反队，几十个壮汉把方纪围在当中，使用日本特高课对付小林多喜二的酷刑，这个一脚把方纪踢过去，那个又一脚将方纪踢回来。

何以造反派们对方纪如此仇恨？方纪这些年得罪了许多人，他得罪最深的不是被他整的人，而是他整人时的基本“战士”。这些“战士”本来想在运动中积极表现，以换取方纪的重任和赏识。没想到，方纪识人有他自己的标准，他首先看人的才华。你政治运动中越是冲锋陷阵，虽然方纪可能对你印象深刻，但到了选人时，方纪绝对不会想到你。

于是那些昔日不得方纪赏识的人们，就成了批斗方纪的核心力量，多少年的积恨一朝爆发，那种批斗就带有嗜血的味道了。

一番批倒斗臭，方纪被关进监牢，但方纪的恶运并没有就此结束。

1968 年 2月，江青一手操纵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反革命闹剧。在天津的江青亲信，给江青写了一封告密信，说是来自全国的几个业余作者，在天津召开了一个什么座谈会。与此同时，天津几个不甘寂寞的话剧演员，自编自演了一台话剧，名字叫《新时代的狂人》。这个“新时代的狂人”如何一个狂法儿呢？原来这位“狂人”从很早以前就反对刘少奇，说刘少奇是修正主义分子，为此被打成反革命。“文革”斗士戚本禹为此感叹不已，说他自己以前都没有发现刘少奇是修正主义头子，真是自愧弗如呀。

江青得到这封告密信，大发雷霆，天津一个黑会，一台黑戏，明明是要夺老娘的权，于是通知当时主政的全体领导，要在全国开展一场新的斗争。

于是，呼喇喇，连夜，几辆解放军大敞篷汽车把天津的党政领导和各界头头拉到北京，只告知各人要带些衣服，开什么会，会后有什么事，连当时的天津“革委会”一把手都不知道。

第二天早晨，大会开始，江青扬着眉毛，挑着声音，向台下参加大会的人们问道：“天津开了一个黑会，知道吗？”台下人懵懵懂懂，自然回答“知道”。知道了怎么样？有人就带着喊了革命口号。

随后江青又问：“天津演出了一台黑戏，你们知道吗？”谁敢不知道，自然又是一阵口号声。

于是一个“黑会”、一台“黑戏”，就构成了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当场随去的公安局局长被抓，当晚回到天津的宣传部长王亢之自杀。还蒙在鼓里的方纪和天津几位文艺界人士，就一起被抓进了监牢。

在这场反革命“事件”中，方纪被指定是黑后台。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方纪根本不知道什么“黑会”、“黑戏”。他好不容易从触及皮肉的折磨中逃出来，哪里还会去掺和那些劳什子烂事？但江青说方纪是后台，方纪就是后台，谁敢说方纪不是后台？

没过几天，天津召开大会，电视台转播。我那时在工厂改造，工厂通知我到礼堂看电视，但不是坐在座位上看电视，是蹲坐在地面上看电视。

电视批斗大会开始，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威武地大步走上台来，在主席台四角持枪肃立。随后大会主席，也就是当时天津“军管会”主要负责领导，更是大步走上主席台，“现在宣布大会开始。”又是一声喊叫：“把反革命分子方纪押上来！”

哗啦哗啦一阵脚镣声响，八名端枪的解放军战士押着戴着手铐脚镣的方纪，一路趟着走上台来。无论我对方纪是怎样的印象，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实在是不忍目睹了。蹲坐在地面上，我想，难道这也是“革命”？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就算他写过不合时宜的作品，给他砸上脚镣，戴上手铐，难道是这位作家的耻辱吗？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一声大喊，“方纪的小神童就在这里”，大家可以想像当时是什么场面，一阵拳打脚踢，我就成了“黑会”、“黑戏”的替罪羊。

一连斗了、打了几十天，他们说是“过热堂”，打到他们也觉得打得不带劲的时候了，又实在没有找到我参加“黑会”、“黑戏”的证据，不了了之，又放我扫大院、扫厕所去了。

至于方纪，也没了消息，估计没有枪毙。

打倒“四人帮”，浩劫终止。传达打倒“四人帮”文件的大会，依然不让我参加。好在早就无所谓了。看着人们从会场里嘁嘁喳喳地出来，我没有兴趣询问会议内容。如果有人说，此时我们已经感知到春天就要来到了，那才是骗人。打倒“四人帮”的消息我比一般群众知道得早，如我这类人等，消息总是比“基本群众”知道得早、知道得多。

知道“四人帮”一网打尽的消息，如我者类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当时只想，从今之后我们可以靠劳动力养家活命了，估计这辈子的苦、罪，也许不会再加码了。

方纪到底是先知先觉，听到打倒“四人帮”的消息，他极是兴奋，到了兴高采烈的极限，举杯庆贺。谁知这一场一醉方休，第二天早晨孩子们发现方纪全身瘫痪，已经不能说话、不能行动了。

方纪的过分激动，人们可以理解，他何止于为“四人帮”的倒台覆灭高兴，他为这一场极左路线的终结庆幸。他从青年时期追求革命，他梦想中的新中国，绝对不是他后来亲历其中的新中国。

这就是方纪，一个被他自己的理想、信仰、追求所扭曲的人，一个才华横溢，而又毕生未得施展的作家。历次政治运动，方纪伤害过许多人，而方纪自己更是被历次政治运动伤害最深的人。在北京，一些作协老领导对我说，你们那里的方纪整人很厉害呀。在天津更有一些被政治运动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人，对方纪耿耿于怀。其实，方纪从来没有怀恨过什么人，也没有忌妒过什么人。我知道方纪喜欢什么人，也知道方纪不喜欢什么人，甚至讨厌什么人，除了政治运动的口诛笔伐，方纪很少说过什么人的坏话，说方纪从心里想整人，未免过于刻薄了。

方纪才华横溢，但终生不得施展。打倒“四人帮”，新时期文学开始，可惜此时方纪已经失语，自然也不能写作了。茅盾先生去世，编辑部希望有一篇方纪的文章表示悼念，我去方纪家里和他谈到此事，他只能说两个字：“就是，就是。”可是怎么写呢，我说我来代笔吧，写出初稿请您审定，他点点头，还是那两个字，“就是，就是。”

方纪晚年非常凄惨，没有得到什么照顾。原来我住在方纪家附近，常常看见方纪艰难地拄着手杖，在马路边道上慢慢地走着，没有人认识这位残疾的老人，也没有人跟在他身后护理。

天津开文代会，通知方纪参加，只是人们不去想一想方纪如何走上主席台呢，是身强力壮的肖克凡把方纪背上了主席台就座。我坐在台下，真为方纪感到凄凉。

方纪去世，市里也不准备操办什么仪式。后来听说北京一位副总理要来天津吊唁方纪，于是市里紧急提升追悼会规格，许多原来通知自愿参加的悼念者，只通知在殡仪馆大院排队等候入场了。

方纪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不幸遭遇的典型代表。写作上，他们被自己追求的理想困扰；政治上，更被他们的信仰扭曲。他们经历了一个自我丧失的全过程，尝尽了人格分裂的最大痛苦，他们给一个错误的时代做了殉葬品，他们经历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泯灭和沉沦。

俱往矣。

悲夫！方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