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抽烟：翻译斯蒂格?克劳森六篇小说

陈文芬++马悦然++补白��

四月下旬的一天，我跟悦然在小区等公交车回家的一刹那间，忽然感到胸腔出不了气，一种恐怖的异常的呼吸，似陌生又熟悉。哎，阔别已久的花粉过敏来袭，那一刻我想起Slas（斯蒂格·克劳森，Stig Clasesson）的小说，小说里的男人没有多少有意义的台词，有些对话好像没有多少知识，有一个男人说他对自由诗过敏。那些句子很难说有什么意义，可只要读过就忘不了。

以后我紧闭门窗在家，生怕外头的花粉飘进屋来叫我咳嗽，就像辛晓琪唱的歌：“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当白桦树的枝桠蹦出像小耗子的耳朵那样细穗般的小绿叶时，过敏的讯号已然响起了，期间山毛榉、桐榉、板栗树目不暇接的绿叶红叶，直到稠李花开，花粉飘落就像细雪缤纷，那也差不多到了花粉病体侵害胸腔的极端高潮。炫耀的花树世界真没办法理解，已经居住在这儿十年的人不适应花粉，居然没有想到逃离。也许下一次。也许明年。

初来瑞典的第一个夏天，在首都住了一个星期，悦然开车到南方乡下巴蔻克的农舍，那是已故的瑞典学院院士道格·哈马舍捐赠的农庄。哈马舍也是联合国的秘书长，他为了保护滨海一块地形特殊的高地山坡附近的植物生态，买了属地的一栋18世纪的农舍，他还没住进这个房子，就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不幸仙去。农舍背山的一栋房子变成纪念他的小山屋，爬山上来的公众可进屋观看，学院的院士夏天可以到这儿住在面海的小屋一两个星期。我们就在农舍里用了几天的时间翻译了《自由诗》《帕克51》《女人简直没有办法了解》《中夏的书信》《我为什么写书》《不准抽烟》等以下六篇Slas的小说，悦然认为Slas是一个最容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的瑞典小说家，所以在我学习瑞典语以前应该通读他的作品，才能懂得瑞典一般人的思想。

上世纪90年代作家刘心武得到北欧航空赞助的作家奖来到瑞典，那时宁祖跟刘心武口述克劳森一个荒诞的短篇小说：一个人骑了一头大象去找鞋匠。宁祖不曾见刘心武手写笔记，他回到中国写了一篇文章，将克劳森的小说记录得一字不差，就像他亲眼读过小说一般，可见他的记忆力绝佳。刘的言谈幽默，曾有一佳句：“要是我一不留心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悦然认为他那个“一不留心”的神态自若，比得上克劳森出人意表的隽永语言。

Slas的全名叫斯蒂格·克劳森，文化界的人叫他Slas，是全名的缩写，一个可爱的别号。十年前瑞典无人不晓这个克劳森，后来才出现另一个写侦探长篇小说的同名作家，那位克劳森著有《龙纹身的女孩》，版权卖遍全球，还拍成美国电影。所以现在谈到克劳森，瑞典文坛会以他的别号Slas来分辨。

克劳森1928年出生在斯德哥尔摩南区，是纯正的老首都居民。他读过一个正统的插画艺术学校，除了画画写作，还热衷打拳，是一个业余的拳击手。

克劳森年轻的时候给报馆写专栏，当时欧洲局势丕变，他常常到欧洲各个国家旅行，给报馆写旅行报告以后出版成书。他的著作大约有八十八部，是个很成功的作家。当时瑞典青年的理想是到南斯拉夫这一类的中欧国家帮助他们建设铁路，克劳森口述了一部纪录片，语言感很好，就像一个小说家很安静地讲故事，不多添什么口沫，没有主导读者什么意识形态，读者就像跟他一起出门看铁道上的风景。

克劳森是一个最懂得城市生活的作家，他的写作语言非常低调，像一个坐在有帷幕窗帘、天鹅绒沙发的咖啡店里的写作者，一边抽着雪茄一边写稿。他确实是一个时髦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个最热爱乡土的人。过去十年的夏天我旅行过的任何一个滨海小镇，最有观光客气息的小村渔港，一定有一个迷人的小书店，信步走进书店一定有Slas的小说，封面的插画一定是Slas自己的涂鸦插画。

克劳森跟维纳·阿潘思丛摩、特朗斯特罗姆这三个作家是同时代又都生活在斯德哥尔摩南区的作家，三个人的作品很不相同。

事隔十年重读悦然当年仅仅是为了我学习瑞典文化而翻译的六篇小说，我的头一个想法是对翻译却未曾想到在中国发表有些惊奇，反而是以后我自己偶然在图书馆看到阿潘思丛摩与猫的照片，开始阅读并翻译他十首诗作，去年在《上海文学》的“斯德哥尔摩笔记”专栏发表。克劳森的《我为什么写书》中写到他有一个诗人朋友说，写作是为了安慰他的猫。那个诗人就是阿潘思丛摩。

不准抽烟：翻译斯蒂格·克劳森六篇小说

在巴蔻克农舍翻译克劳森小说的那几天，悦然兴起在电话簿找到克劳森的地址，在那个农庄写信寄信，必须开车走出一段漫长的山路，才能找到一个邮箱。我们返回首都收到克劳森的回信，他当然同意悦然翻译他的小说，也很高兴这几篇小说会在台湾的报纸发表。他手绘一张A4大小的图画，画有一只猫，那只猫代表他自己，猫的脸颊有一块凸起的花斑——克劳森当时罹患一种脸部的癌症。那是2006年的夏天。克劳森病逝于2009年的1月4日。

克劳森的小说

1.自由诗

坐在饭馆靠窗边桌子抽烟的男人不看外头小街下雪，只看菜单。他带来的女人背着他，也背着窗户，她在看菜单，很大的菜单。

过了一会儿，男人说：“你点菜吧。我简直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菜！”

“写得很清楚呢！你的菜单和我的一样！”女人说。

“我知道，可是你比我书读得多。”

“那是什么意思？”

“你是看书的啊，”那男人说，“你自己说过你连诗歌都读，你欣赏读诗歌。”

“我欣赏，”那女人说，“可是跟我那菜单有什么关系呢？”

“我对诗是过敏的。散文是读得来的啰。但是长短句就是不读的。这个龟儿子的菜单就像自由诗。我不能读。”

“就是一个菜单。”那女人说。

“我知道，”男人说，“可是写的样子，像一首长的自由诗，我简直不能读。”

“你从来没有读过诗吗？”女人问。

“长短句我不能读，”男人说，“我一开始读我就觉得我应该懂得了。但是我一点都不懂。没有押韵的诗简直没有意义了！这是我的看法。我不读。哎，一个自由诗的菜单我也不愿意读，你点菜吧！”

“好，”女人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想吃什么？”

“长生不老的菜和酒。”男人说。

“好，我们就吃虾仁和白酒。”

男人往窗外看，好像一点都不在乎，一点都不懂。

2.帕克51

自从1968年在捷克发生的事，我又开始像一个丢了铁锤的木匠。在他工作的大房子里，从一间房间到另一间房间去找他用过好几年的铁锤。要是一个木匠丢了他十五年用来敲钉的铁锤，他给自己说他永远不会再找着那样好的铁锤。这铁锤的把柄造了他的手，他的手也造了把柄。

一个木匠丢了他的铁锤，当然不能停止敲钉。他得找一个新的差不多一样的铁锤。

一个好的木匠当然能用无论哪一种铁锤敲钉。

起头他很想念他旧的铁锤，可是他希望有一天会驯化新的铁锤。他慢慢地也许会成功地驯化。

有时候他会恨他新的铁锤，也会心乱。

他虽然知道一个能干的木匠会用一只木鞋敲钉，可他有时心乱。

也许木匠知道有人偷过他的铁锤，可是他不知道是谁偷的。他知道另外一个木匠使用他的旧铁锤肯定用不来。铁锤只能听从原来的主人。

我从前一个老朋友送我一支自来水笔，一支橄榄绿的自来水笔。那种笔叫帕克（Parker）51，帕克工厂很可能相信他们现在制造一样好的笔，其实不是。

那时一支帕克51算是非常宝贵，现在也许也算宝贵。你要是只要用它签名字，你当然可以买一支帕克51。可是我的橄榄绿不用来签名写信。专门用来画画和插图。十五年它画了大小国家大小城市的大小图画。那笔跟我的手跟我的眼睛合为一体，成为我最宝贵的财产。它是我的手与我的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只能接受一种黑的墨水，每两个星期我用温水洗笔尖。

那支笔忍耐不了别人的手。别人也忍耐不了那支笔，因为它拒绝写字。

那支笔专门为我服务。不愿意为别人服务。

今年春天。四月十七日。有人在布拉格的汽车房偷了我的笔。

一个朋友和我开车到欧洲南部去。在布拉格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又上路了。我们的汽车装满了我们认为是比较宝贵的东西，因此我们把汽车停在汽车房，看守车房的老太太保证说谁都不会偷我们的东西。

除了我的笔之外什么都没有被偷。

陈文芬马悦然补白

我不怪那老太太。她可能只想坐在汽车的前位上，要试试坐在那名牌的汽车里，她偶然会开手套箱把我的笔拿出来。

据我看这不算什么悲惨的事，没有铁锤就可以用一只木鞋敲钉子。你想像那老太太回家后，拿一张信纸准备给人家写信。那才是一件很悲惨的事。

她就会发现那支笔根本不会写字──她肯定非常烦恼。那美丽的橄榄绿不能写字，不听从她的手。

老太太让笔和纸留在桌子上去睡觉。

她虽然很累还是睡不着……

她想无论哪一个外国人不会带一支不能用的笔去旅行。

于是她会起床在纸上画留在她桌子上的咖啡杯。

嗳，你看，那笔会画一个咖啡杯。她以后画了一个小花盆，也拿来她想念的一个人的相片把他画下来，肯定真的很像。

老太太现在相信那笔真的听从自己。她准备写上她想念人的名字，就发现笔不能写字。要是她想念的人已经去世了，那笔帮助她在那人的头上面画一个十字表示他过世。

要是她想念的人还活着，她就得发明另外一个记号。

可笔什么字都不能写。

我相信总是这样的。

我相信那老太太还在用我的笔。我也知道我用新的笔画画时，我的心就乱了，相信我那帕克橄榄绿的笔藏在家里的什么地方。

可是笔不在我家里。它藏在布拉格附近一条小街上的一个公寓厨房的抽屉里。

这个故事不具任何想像作用。我想念我的笔的时候混乱而已。

有的时候甚至非常混乱。

3.女人简直没办法了解

有一天下午，我站在斯德哥尔摩的酒吧，旁边站一个四五十岁的人，穿得非常漂亮，蓝色的西装、白衬衫结领带。

他梳着现在不常见的中分头发，别的没什么奇怪。他也许感觉寂寞要跟人家谈话。他请我抽一支香烟。

“真奇怪。”他忽然说，“我前天回家看见我的妻子脱光了衣服，站在电视机前面听新闻修指甲。我当然知道报道新闻的人看不见她，但是我还是觉得她这样做不对。我也告诉她说﹕‘你不该脱光衣服站在电视机前面！

“她就说：‘那有什么关系，电视里的人根本看不见我。

“她也坦白说，她常常脱光了衣服在电视前面走来走去。

“我就说她应该好好考虑她的态度。”

那男人就不讲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就说：“当然我不知道电视里的人能不能看见电视所在的屋子。”

“这当然不能知道。”我说。

“广播新闻的人到底能不能看到听新闻的人，那不好说。”他说。

“那当然。”我说。

“要是广播新闻的人能够看见所有开电视看新闻的人，那他的职业就非常无聊了，要是看的人都脱光衣服那就糟糕。唉，女人简直不好了解。”他说。

“对的。”我说。

“电视和女人都不好了解的。”那男人说。

“嗳，你说得对，这两样简直是不好了解。”

“我了解的事还很多，”那男人说，“可是，对我没什么帮助。”

我想了一下，过了些时候就说：“对，对，没什么帮助。”

4.中夏的书信

有一家叫“奥地利亚的宫殿”的旅馆，我在那儿住了一个晚上。那没有什么特别，旅馆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是奥地利亚宫殿的信纸。

欧洲一般的大旅馆给旅客提供信纸和信封。你要是旅行的话，就准备住一晚上第二天再上路，照理不写信。可是奥地利亚宫殿的信纸非常薄非常好看非常雅致，所以你必得给什么人写信。你要给人家写信的原因，是要给他看真正的信纸应该是什么样。

我就坐在奥地利亚宫殿的大厅写信，快晚上十二点。

你要是要用非常好的信纸写信的话，你必得把信寄给一个真能区别好纸跟坏纸的人。

没有多少人会。

瑞典根本没有，其余的欧洲国家也很少有人能区别。

你必得跟日本人写信，日本人非常懂得纸。

我就坐在一个黑色四方的小桌子，信纸和信封在我前面。在我对面坐着一个抽吕宋烟的德国人。德国人看起来像个提早退休教人骑马的老师。他看我，看我的信纸，他看得出来我不知道要写些什么，也不知道把信寄给谁。

他冷笑。

我看不得他那种冷笑。我有两种选择：我可以不管他看我，只管写我的信，要不，把一只鞋脱下来，把鞋跟扔到他脸上。

我要是清清楚楚知道把信寄给谁，我当然可以上我自己的房子去写，可是我不知道把信寄给谁。

德国人冷笑。

我刚才不是说了，好的信纸应该用来给在日本认识的一个人写信。你要是不认识一个日本人，那就得想办法认识。除了德国人和我，还有一个日本姑娘坐在那黑色的小桌子上。

她在看一本书。

我知道她是从日本来的。

德国人已经问过她，他也徒劳地跟她谈过几句话。

你要是徒劳地跟一个姑娘谈话，那就没有理由冷笑。

可是德国人冷笑。

他向我冷笑。

那种傲慢的、教人骑马老师的冷笑。

我只有打他一顿。

我跟那日本姑娘说：“我决定要写封信。这封信非写不可。而且要寄给日本人。可是我在日本没有朋友，我不认识日本人，所以我问你，我能不能给你写封信。你要是告诉我你姓什么和你住什么地方，我就给你写封信。”

那姑娘告诉我说：“我叫Hideo Hiromoto，我是从Hyogo来的。”说完以后把自己的姓名写在我给她的信封上。

德国人把吕宋烟拔下来。

他还在冷笑。

“我是从瑞典来的，”我给日本姑娘说，“你要是想知道瑞典什么我就可以在信里写下来。”

德国人说：“你不觉得这是很不客气的办法——跟一个淑女接近。”

“这个我们让那位女士自己决定吧。”我说。

“我对瑞典什么都不知道，除了你们那儿很冷。你们总是穿冬天的衣服吗？”那日本姑娘问。

“我们有夏天，像白天的夜晚，和白的桦树，太阳总不落下的中夏晚上，我们绕着五月柱跳舞。我现在写下来我们在瑞典怎样过中夏。我以后把信寄给Hyogo。”

德国人说：“那像白天的夜晚倒是没什么。我中夏到过北欧，我觉得没有什么。蚊子，冷的细雨。”

德国人向日本姑娘说：“我现在可以跟你解释有名的中夏瑞典是怎么过的，大家喝得大醉，只有零上三度。”

“你完全对，”我跟德国人说，“你现在可以跟Hiromoto小姐说你怎样过的瑞典中夏。我觉得你应该跟她解释，我同时把你讲的话写在这封信里，把信寄给日本，是你跟她讲或是我跟她讲是无所谓的了。”

德国人说：“你坐在距离她一米的地方，你要记下来寄给日本吗？”

“就是这样。”我说。

“你讲吧，”那日本姑娘说，“我以后会收到那封信。”

德国人不再冷笑。

“你们两个都疯了！”他说。

“瑞典人过中夏节是不是穿冬天的衣服？”那姑娘问。

“我想我不愿意跟你讲瑞典人的中夏是怎么样，”德国人说，“蚊子和细雨。烈酒和冷风。除了这以外我见过一些我不愿意跟一个女人讲，尤其是一个亚州女人。”

“你不想讲的就不必讲，只要写封信。”我说，“只讲蚊子和细雨吧。”

“你想收到这封信吗？”德国人问。

“是的。”日本姑娘说。

“瑞典人的道德感很低。”德国人说。

“你要我这样开始写吗？”我问。

“你他妈的为什么要写信，要收信的人就坐在你一米之远的地方！你们要是想开始通信可以记下个人的地址，等到回你自己国家去再开始写信吧。”

“不行，”我说，“这位姑娘要知道我们瑞典要怎样过中夏节，你讲吧。”

德国人站起来，把吕宋烟敲烂在烟灰缸里头。

“为什么写信？”他说。

“你别管。”我说。

“我就这样写：亲爱的Hiromoto小姐。瑞典人的道德感很低，中夏节的晚上蚊子咬你也下雨。”

我把信纸放在信封里填封好，把信放在桌子上。

“你他妈的疯了！”德国人说。

“你不该在一个亚洲的女儿面前发脾气。”我说。

“你不能马上把信交给她？”那德国人问。

我把信交给日本姑娘。

德国人又开始冷笑。

日本姑娘拿信走到柜台买了邮票请柜台把信寄了。

德国人跟我眼看着她这样做。

德国人还在冷笑。那日本姑娘回到桌子，他就问：“为什么写这内容可笑的信呢？”

“信不重要，”我说，“重要的是信纸。”

“那信纸有什么？”

日本姑娘捂嘴吃吃地笑。

“现在不早了，”我说，“我明天清早要离开，该好好地睡。”

我站起来说晚安。

德国人抓我的手臂问：“为什么？”

“我简直不懂你为什么不满意，”我说，“你对瑞典中夏的感觉也许会保存在Hiromoto小姐家一个很漂亮的盒子里头。你不会再要求什么了。”

我离开了忍不住大笑的日本姑娘和张开手臂喑哑的德国人。

我走进电梯时听到他大叫：“为什么为什么？”

5.我为什么写书

有一天早晨我想起一个诗人朋友写的这首诗：

读过七十三首关于Icarus的诗之后，

我愿意称赞他乡巴佬似的表弟，

那留在一块草地上的笨拙的石头。

我也替享受蔽日和躲风之处的几根草

讲几句感谢的话。

读过七十三首关于翅膀和飞翔的诗之后，

我愿意称赞脚掌，向下的灵魂，

留住不动的艺术，沉重的品格

和永远发绿的

老处女似那蠢蠢的灌木。

我正在给自己念这首诗的时候电话响了。给我打电话的人要采访我。

他问我对艺术的意义有何看法。

“你为什么写书？”他问。

我马上回答说：“我写书的唯一原因是我是作家。”

采访我的人挂上了。

那人真愚蠢。要是没有挂上，我会给他念我刚才想起的那首诗。

我也希望他会问我艺术是什么。我就会给他讲我诗人朋友跟我讲的这个故事作为回答：

挪威的一班小学生要写一篇作文讨论艺术是什么。一个小女孩子写：“艺术是首都制造的，能挂在墙上的画，或者放在公园里的雕像。”

我觉得那小女孩子非常杰出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那采访我的人真的愚蠢。

当天我在报上读过采访我诗人朋友的一篇文章，记者问他为什么写诗，他回答说：他要安慰他的猫。

那我不相信。我相信他写诗的原因是他是个诗人。

绝对不会有别的原因。

6.不准抽烟

一位性爱专家在她报纸的专栏试图把性感和色情两个词的区别讲清楚。

她写她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自己不知道区别在哪里。于是，我写一个色情故事。我写一个男汉坐在酒吧里喝杯酒的时候看见一个年龄合适而且很漂亮的女人。他用点她纸烟的方法跟她接近，同时问她能不能请她喝杯酒。那女人同意。喝了一杯酒之后，他们到女人的家里再喝一杯，然后听Glenn Miller的音乐跳舞。于是他们淫荡起来，在一个老沙发上无耻地做爱。

我很详细描写那老沙发，那漂亮女人的大腿，和男汉的身体能力。

我到一家专门出色情小说的出版社去卖我的色情故事。

编辑慢慢地读。

“这篇不能用。”他说。

“你的故事太不道德了。”

“是色情小说，”我说，“你出的不是色情小说吗？”

编辑挠挠耳朵后面说：“你应该懂得他们两人不能在酒吧里碰见喝酒。那太不道德了。我建议把酒吧改成咖啡屋，把酒改成可口可乐或者茶。我这专栏上不能写酒。一个性感故事里也许能喝一小杯酒，可色情小说绝对不行。那男汉也不能点女人的纸烟。我的读者非常敏感。故事中的主人翁绝对不会有抽烟的坏习惯，太不道德了。我们也该删掉他们两人跳舞的那段。跳舞不好！很多读者认为跳舞不道德。我们这样吧。我们把整个开端取消了。让他们立刻躺在沙发上，让他的那个玩意儿硬了，让女人把内裤扔到窗外。那才是一个色情故事。”

“不准喝酒？”我问。

“也不准抽烟？”

“绝对不，”编辑说，“那太不道德了。”

马子曰——

我从来没有跟Slas见过面，可是文芬跟我开始翻译他的短篇的时候，我跟他通过几封信。我相信我们要是有机会见面的话就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Slas虽然生在瑞典首都的南区，可是他的著作主要描写瑞典乡下村民越来越受现代化威胁的相当朴素的生活方式。他的理想乡下没有高速公路，没有电视，没有任何打扰朴素生活的道德感。他的世界观看起来是很冷静的，其实那种冷静的目的好像是隐瞒作者的多情。作者的幽默感是很特别的，有时候带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味道。我相信我已故的老友商禽会欣赏Slas的短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