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在否，文脉谁续？

李辉�オおおおおおおおおおおおおおお�

一

有的故事，一旦听过，再也无法忘记，总有一种冲动，想去见见故事主人公，遥想故事发生的场景。

安溪文庙得以保护的故事，就是如此。

十多年前，2003年新春，诗人舒婷组织泉州石狮元宵笔会，我应邀参加。笔会期间，我第一次走进安溪。当时的安溪，远没有如今这么大，除了新起的茶都之外，印象中县城街道不多，也不宽，更没有什么高楼。

知道安溪，两个原因。

一是铁观音。我当知青时，是在家乡山区的宋家茶场。将近三年时间，我们开荒、种茶、采茶、炒茶。我们种绿茶，但茶叶的种类，略知一二，铁观音名声大，也就知道了安溪这个地名。

二是黄永玉先生。认识黄先生许多年，总是不断听他讲述早期的漂泊，而抗战期间在集美与安溪的少年亲历，最为生动有趣。从他那里，知道集美学校从厦门迁至安溪，就在文庙之中居住、上课。文庙、洞头村、李光地、清水岩……虽未到过安溪，那里的山水与文化，好像一点儿也不陌生。

第一次到安溪，住在县委招待所。推开窗户，没有想到，正与文庙相对。前来泉州之前，我查阅资料，才知道，中国县城一级的文庙大多消失，安溪文庙却保存较为完好，并被确定为南方一带格局最大的一座县城文庙。历尽沧桑，尤其是经过“文革”浩劫，安溪文庙居然可以存留下来，令人赞叹。人虽未到，却仿佛已经感觉到文化的力量，感觉到青山绿水之间，如清水长流一般的文脉涌动。

走进文庙，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的主体建筑，呈现闽南建筑艺术之美。八根高大的镂空石雕龙柱，堪为文庙精华。不过，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墙上那些彩色花卉砖雕图案，精致而完美，怎么看也看不够。石雕龙柱充满阳刚，砖雕花卉漫溢柔美，不同气韵，装点文庙的丰富与生动。曾经去过不少地方，过去都曾有过文庙，但基本都荡然无存。漫步文庙时，我问当地一位陪同朋友，安溪文庙怎么会保留下来？1966年“红八月”开始的“破四旧”，“红卫兵”没有来砸吗？这位朋友说：当时有“红卫兵”要冲进去砸，一位老人站在门口，挡住不让进。“你们除非把我打死，不然别想进去！”僵持很久，安溪人知道了，都跑来，这才保护下来了。

听了这故事，很感动。在此之前，我曾写过一篇《残缺的窗栏板》，讲述1994年在婺源农村看到的窗栏板，如何被串联而来的上海“红卫兵”砸得破破烂烂。在安溪，这个老人的挺身而出，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之后，在不同场合如果谈到文化保护，我总爱说说这个偶然听见的故事。

故事流传，主人公，人在何处？

二

未到安溪，已有十二年。

2015年11月初，我前往厦门陈嘉庚纪念馆，商量举办“我的文学行当——黄永玉作品展”事宜。此前，我与陈呈馆长谈到第一次的安溪之行，询问他能否帮忙找到故事中的主人公。一番努力，他终于找到！

叶清琳，抗战时期集美学校的安溪学生，1950年代之后，一直在安溪县文化馆工作，曾担任馆长。叶先生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与儿子住在厦门，听说我很想见他，他特意让儿子叶学峰驱车陪同前往，再次走进安溪，走进文庙。

这消息，让人兴奋。急切地，我又一次走进安溪。同行的有八十高龄的集美校友会会长任镜波先生，陈呈先生，颜如璇女士。

叶清琳老人，个头不高，人清瘦，眼睛炯炯有神，声音洪亮，精神矍铄。唯一的遗憾是听力差。聊天时，把问题写在纸上，他看过后，侃侃而谈。浓重闽南口音的普通话，我只能猜出若干。后来，幸好有陈嘉庚纪念馆的人士代为整理，并由颜如璇女士校订，我们的对话，才有了一份相对完整的记录。

我首先想问的，当然是听到的故事是否属实。叶先生坦率而真诚，回答：“没有那件事。”他说，没有“红卫兵”要冲进去。文庙当时是一所学校，他是把要破坏文庙文物的学生往外赶。似乎没有那么悲壮，可是，在一片混乱的动荡日子里，他的这一举动，依然令人敬重。

那天在安溪，吃午饭前听老人漫谈，饭后，我们又一起走进文庙，如今的安溪县博物馆。

九十岁的老人，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生于斯长于斯，他在这里念书，在这里管理安溪文化，在这里为保护文庙而不遗余力。文庙，与之相伴九十年！

走进文庙，叶清琳不要人搀扶，一个多小时陪着我里里外外慢慢细看。文庙的屋顶、地砖、龙柱、栏杆，他指指点点，不停地说出文庙发生的那些零零星星的故事，那些难忘的场景，过往一切，又在他的眼前。时间碎片，串联而成，蔓延为心底的地方文化长卷。

听他娓娓而谈，才发现，安溪文庙得以保存，其实闯过一个又一个关口。每一次，如不坚持，文庙就完全可能不是今天的面貌。

叶清琳的漫谈片段，略加整理，且让我们听听他讲述的故事。

时间：2015年11月3日

地点：安溪县三德酒店及安溪县文庙

内容：采访安溪县博物馆原馆长叶清琳老先生，谈保护文庙的曲折往事。

人员：叶清琳、李辉、陈呈、易曙峰、叶学锋、颜如璇等。

李辉：我想了解这个故事，我前些年来过安溪，听说当年“红卫兵”要砸文庙，有人躺下阻拦，是你吗？

叶清琳：说我躺在文庙前阻拦“红卫兵”破坏文庙的故事，只是传说而已。我告诉你，“文革”开始时，我是第一个被拉出来批判的。“红卫兵”说安溪文化馆收藏的这些东西、这些文物都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东西，你收这些是为了准备反攻倒算。他们要把这些文物全部拿出

摄影/李辉

来烧掉。我说，周恩来总理说文物不是封资修的东西。他们说不行，一定要批判、要拿出来烧。对我白天也批判晚上也批判。

后来我考虑了一下，我们文化馆还有收藏一些道士的东西，我想应付一下他们，就把这些道士的东西拿出来烧，其他的我说不能烧，他们说不行，还要批判。文化馆的隔壁就是文庙，文庙里的龙柱年代久远。当时安溪第一中学设在文庙，那些学生要破坏，我跟他们说，这些龙柱是全国少有的，它是浮雕。你们要是破坏这些，你们就成了历史罪人。我劝他们不要破坏这些东西。后来他们就到社会上去闹革命了，还分成两派，一派是“一二五战斗队”，一派是“八二九”的。学生忙着到社会上闹革命，文庙放空城，就没有被破坏。

说到文庙的龙柱，早在1958年，陈嘉庚校主扩建集美学校的时候，大年初一陈校主他们开车来安溪，要看文庙里的八根龙柱。说我们建学校需要什么，他都可以出钱帮我们建，就是想换取龙柱。当时一中校长姓傅，傅校长赶紧来叫我去，说陈校主想要我们八根龙柱。我说这样不行啊，全安溪五十万人口不会同意的。陈校主就这样点点头了。那天拿不到龙柱，陈校主就开车到湖头去了，去看李光地的房子。他发现按照当年宰相的规格本应该建得更漂亮，而李光地的故居非常朴素。他们发现有一根梁柱横跨五间，非常长，陈校主说这个杉木不是我们闽南的东西，一定是福州一带的东西。陈校主他们去湖头参观了一下就回来了。是他的秘书张其华跟他一起来。张其华曾在安溪打过游击，陈呈，你伯父也在安溪打过游击。

“文革”期间，我下放山区，有次回城我路过科名，正逢当地基建挖出几十斤古铜钱。科名是农民起义的旧址，这批铜钱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而“红卫兵”要把整箱古铜钱当废物按一斤两块多钱卖掉。我赶紧找到中国银行的人，我说你们赶紧把古钱收了保护起来。

这时还发生过一件事。有一次，县委书记要把文庙改成县委会，要在文庙的两旁盖宾馆，为什么要盖宾馆呢？就是想把宾馆卖掉，因为他要盖县委会没有钱，准备把卖宾馆的钱用来盖县委会。我那时已下放到山沟劳动了，那天刚回来，发现文庙两旁要盖两栋楼，是用石头建的。我回来时刚好听说有个孩子到这里玩耍摔下来死了，街道上很多人在议论，我听了说文庙那里怎么可以建房子呢，马上跑去看，真的已经建一层了。我就问那里的馆长，这个人叫李乌象，现在还在，也老了，柱拐杖了。我就问他乌象啊，文庙边上在建什么啊，建宾馆吗？他说你还不知道，人家文庙要建县委会，要把明伦堂拆掉，盖会议厅，要围起来以文庙为中心，还要把城厢农具厂整个规划进来，蓝图已经画好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当天就找到县委书记朱江水。他刚吃过饭走出来，拿着牙签剔牙，问我老叶你来了？我说朱书记啊，我们文庙要建什么？他说要建县委会。我问要建几层？他说起码要四五层，目前先暂时建宾馆，以后再建县委会。我说那不行呀，顶多外面建两三层。他说现在你不要再提了，已经确定了，你再提也没有用。最后他站起来，我看他一边卷着烟卷，我知道他在想怎么说服我。他说，老叶啊，你说安溪是不是叫凤城？我说，是啊。他说，既然是凤城，我们建两个翅膀来飞一飞，不是更好吗。后来我问李乌象，李告诉我蓝图画出来了，准备弄成半圆形包起来，要建高楼大厦。我一惊，哇，怎么这么大胆。整个县委会没有一个人敢提意见，我第二次又去找朱书记，我说朱书记啊，这种做法安溪人民不会同意的。你做好事以后大家会怀念你，你把宾馆和县委会建到别的地方，不要在这个地方建吧。他不大高兴，嘟囔了一句粗话，说你再提也没有用。后来还要把位于文庙东边的文化馆拆掉，平整土地，要给他们建宾馆，又没有拨钱来。我说文化馆就不拆。当时文化局长叫我要停职反省，说，叶清琳啊你是鸡蛋碰石头。文化馆馆长王鼎南（音）吓得发抖，说，清琳啊，让他们拆，你千万不能跟他们斗，快出来让他们拆吧。我说哪有平整土地让他们建宾馆的事。他说算了算了，横竖也不是花你的钱，他一直安慰我说，反抗也没用，也斗不过他们。后来真的就拆了给他们，建东楼，其实东楼这个地方是当年集美学校卫生院的所在地。

这时的厦门市委副书记肖枫刚好回安溪，肖枫是安溪龙门人（注：肖枫是印尼归侨，抗战期间与诗人蔡其矫一起投奔延安）。这次回来主要是来研究集美学校原校董叶渊的墓地，要选在同安天马山或是安溪凤阁山或是安溪山内的三岭。那时是夏天，六月天，肖枫刚吃饱饭，出来散步，走到文庙看到建筑工地，大惊，举手一直拍头，顿足捶胸，从蓝溪一直往上走，要去县政府，找到县委书记刘明益（音）（朱江水已经离开，换刘明益任书记）。刘明益认识肖枫，肖枫不认识他。刘说肖书记啊进来喝杯茶。肖枫边走边粗口开骂，说：“安溪搞什么啊，搞文庙啊？快把文庙边上的大楼拆掉。”还叫也要把官桥戏院边上的一些建筑一起拆掉。

这时又正好在周恩来总理手下工作的集美校友陈乃昌从北京回安溪，看到文庙边上建高楼大厦就更生气了。那天刘明益等领导都来接待陈乃昌，陈乃昌坐在文庙墨池的栏杆上，也是捶胸顿足：安溪怎么这么干，文庙是国宝，怎么把国宝当作垃圾对待。刘明益赶紧解释说，不是我干的，是前任搞的，陈乃昌与周总理是专线联系的，刘明益他也说要拆。不止肖枫、陈乃昌反对这个事情，当时很多海外回来的华侨看到这么做也都感到非常的伤心。

当初朱江水要在文庙边上建宾馆，就叫做“贫下中农招待所”，还要建宾馆的膳厅，规模更大。因为搞建筑，文庙的大门口板车、汽车来来往往，运载建筑材料，把文庙前庭院的石板压坏了，很多塌陷了。后来我回到文化馆负责文物这块，我向省里申请一笔经费进行修缮，因为整个照壁都毁坏了，庭院也破坏了，很多建筑构件都毁坏了。我找计委批大杉木，不给。批给我四公分粗的小木头。正好刘明益组织各乡镇的干部来“贫下中农招待所”开会，有人问我，清琳啊，你一直在忙什么呀？我说，要修文庙，找不到大杉木。刘明益说，你修文庙没有木材啊？就让我去找他。我不认识他，问旁人，他是谁呀？人家告诉我，是新来的县委书记，后来我就找他了。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些很多都是重新修建、修补的。我把那些要撤换的构建拆下来，依次编号，这些都是重新修、重新补的。我找来大柱子，换下蛀掉坏掉的，是偷梁换柱，偷梁换柱啊！哈哈！

讲述这些故事时，叶清琳声若洪钟，指着文庙替换的构件，哈哈大笑。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2003年我们第一次走进安溪，三年之后，安溪文庙于2006年被确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叶清琳，功不可没。

安溪文脉守护人，终于笑到了最后。

三

我与安溪有缘。

第二次来到安溪，又一次走上清水岩。第一次上清水岩，山路狭窄曲折，如今，已是宽敞公路，抵达十分便利。第一次上清水岩，我曾抽过一次签，居然一直没有丢掉，此次前来，一下子找到，带在身边。当年这张签为清水岩第二首：“水绿与山青，扁舟快去程。任他风浪静，瞬息达蓬瀛。”有意思的是，四个首字连在一起为“水扁任瞬”，恰在台湾陈水扁任期之间，也是一件有趣之事。十二年后，再上清水岩，又抽一个签。这张签为清水岩第六首：“帝里极奢华，楼台云雾遮。许多人叹仰，此处是仙家。”拿出当年旧签与新抽之签，交给寺庙和尚看，他也为之惊奇，我居然会一直留在身边。

缘分所致。

的确，我与安溪如此有缘。11月之后，1月、3月，短短五个月，竟然三进安溪，只为一件事：举办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二部《八年》上册的首发式。九旬黄永玉，在《八年》上册中，以二十多万字的篇幅写他安溪的三年生活。在他人生漂泊的第一站安溪，在他就读过的文庙，举办这部作品的首发式和插图展，多么美妙！

每次走进安溪，都会结交新的朋友，让人更为真切地感受一个地区文化的不可替代性。在一个个朋友身上，分明可以看到文化如何成为心底无法割裂的部分，这是文脉，如山水之间的清流，缓缓流淌。

第二次走进安溪，安溪博物馆馆长易曙峰参加与叶清琳的谈话，并陪同我们一起走进文庙。学习美术的他，毕业归来，把一个县级博物馆打理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他在民间四处

搜集散落的文物，文庙庭院里，陈列着“文革”期间那些被破坏的残缺碑石、雕像，诉说着文脉的断裂。这样一个县级博物馆，举办全国当代艺术的文献展与雕塑展，将三十多年以来，当代艺术从酝酿到硕果累累的全过程，呈现于当地观众面前。

二上清水岩，一直与易曙峰坐在一起交谈。他擅长书法绘画，告诉我，他的一本书画集即将出版。书法部分，他抄录安溪历代名人雅士的诗句，意在传递文脉的流淌。他希望我能帮助起个书名。从清水岩下来，我与他商量，书名不妨就叫“清水长流”。清水岩远近闻名，安溪文脉恰如一条潺潺溪流，即便一时堵塞，最终依旧向前流淌。他欣然同意。我主动请缨，回京后请黄永玉先生为他题签。少年黄永玉在安溪生活三年，也曾登上清水岩，他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二部《八年》上册中，写透安溪的风土人情与闽南人的温暖，漂泊在此的他，以晚年之作融于安溪文脉。果然，回到北京，见到黄先生，请他题写两幅字，一是“我的集美，我的安溪”，一是“清水长流”，他当即题写。前不久，厦门陈嘉庚纪念馆举办“我的文学行当”展览，黄永玉特地写下《招呼》一文，其中写道：“最初到厦门我才十二岁，闽南人的宽怀给我的情感打下健康良好基础，所以我正在写的这部漫长的小说里都具有一些这类善良精神……”安溪与闽南，与他的情感不可分离。

为筹办《八年》首发式，我再去安溪，意外地遇到十二年前曾经陪同我们参观的谢文哲先生。当年，他刚从安溪中学调至县委宣传部，十二年过去，如今担任宣传部副部长。故乡一切均在他心中，写铁观音历史渊源，写安溪特有的民间宗教与宗祠文化。与之聊天，语调谦和而从容，没有陈词滥调，安溪的方方面面，如数家珍。就在他讲述的一个又一个故事之中，我感受着他心底的那份浓郁人文情怀。他说，藏书很多，一直想让更多的人读到。他萌发一个想法，建一个书院，并且已在四处寻找合适的安静地方，可以让安溪人闲暇时，走进书院，品茗，读书，漫谈。多么好的一个设想！听说后，我很快说，你的名字就非常适合做书院名称：文哲书院。

千百年来，对许多地方来说，书院曾是文脉传承的载体。大学同窗王兆军，是小说家和报告文学家，几年前，他从北京回到山东沂蒙山区，在故乡临沂创办一所书院。他吁请各地同学捐献图书，希望以文化为故乡注入活力。谢文哲萌发创办书院的想法，正与之相吻合。

一个地方的文脉，只有在一点一滴的细水汇入之后，方得以长流。

我想到了千百年来中国历史文化衔接绵绵不断的“乡贤”。

“乡贤”，这个称谓，很少再被提及，与我们久违了。文脉的传承与延续，当然与体制、政策密切相关，但是，如果没有富有人文情怀的地方乡贤参与其中，怎样传承，怎样延续，极有可能只能是一句空话。回望历史，任何一个地方的文脉延续，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一代又一代的乡贤，热爱故乡，热爱故乡土地滋生而出的文化点滴，将之呵护，使之蔓延，由小草而成大树。去年，我写过一篇《腾冲硝烟处，名士风流时》，叙述抗战期间云南腾冲李根源、张问德两位晚晴秀才的故事，民族危难之际，他们挺身而出，保一方平安，保民族尊严。他们的一言一行，彰显乡贤的威望与分量。同样，走进安溪，在叶清琳老人的身上，我看到的同样是久违的乡贤风范。如果没有这样一位乡贤的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安溪文庙恐怕已经消失。

乡贤不再，将是地方文脉延续的悲哀。幸好，在安溪，在泉州，在闽南……看到一个个乡贤的重归。不久前，因呼吁恢复徽州地名，我接受人民网强国论坛的访谈。在问及如何保护地名背后的传统文化时，我谈到对安溪、泉州以及闽南文化的印象：

传统文化的保护，很丰富，面也很大，每个区域也不一样。最近半年我连续三次去闽南，泉州、厦门一带。譬如泉州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区域性文化，第一，它有它自己的闽南语，它的方言保留了。另外，它有很多的侨民，每个县都有几百万的侨民在海外，侨民对地方的地名和传统文化的认知是超出生活在这儿的人的，因为他们在国外，唯一想的就是家乡这些东西。由于它有方言，有侨民文化，有很多深厚的宗祠文化，一个家族有很多家祠，祠堂还不止一个。比如我们在安溪参观谢家祠堂，在安溪旁边叫厚安（又称：后垵），厚安的几万人都姓谢，他们的祠堂很丰富，而祠堂里有很多志愿者，所谓的志愿者就是票友，他们演南音。南音是传承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地方戏曲之一，中原过去当时到福建的，所以保留了中原很多音，南音高甲戏，他们都会，那次去的时候，当地的家族里面祠堂里面谢家里面自己的人在组织一个演出队演出南音，演出高甲戏，这就是传统文化。他们很重视教育。一个传统文化的延续，就在于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对教育是否重视，所以，整个宗祠立了规矩，很多侨民捐了钱，凡是姓谢的人，在后垵这个地方上学，成绩好的，都由宗祠一个叫做家族的基金给他们奖励，不光这样，外地很多人在安溪打工，也住后垵谢家，只要租谢家房子的人，小孩在本地念书，成绩好的，他们也给钱，让外地人融入到他们文化里面去。所以传统文化不是虚的，第一，有一个特定的区域性文化，对特定区域性文化的凝聚力是在语言、在文化、在教育，还有美食。我们不能谈虚的东西。教育是让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知道这个地方是你的家，这里的语言是你一生的语言，这里的戏你要听，这就好。所谓保护传统文化，我觉得没有别的，从自己的事情做起，包括他们一到节假日就有祭祀活动，这就是文化。过去我们拜祖先、拜祖宗，过去一度“破四旧”，现在都恢复了，都允许了，这是传统文化的力量所在。这就是靠具体的事情来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当然也要有资金，但资金不是主要的，要有热心的人。

这里我所说的“热心的人”，就是我所理解的“乡贤”——学识修养、人品威望、故乡之爱、敬畏文化，执著于付出点点滴滴的努力，这大概是乡贤身上应有的品质构成。一个地方，如有这样的乡贤出现，故乡有幸，文脉有幸。

乡贤何在？文脉谁续？

后代的目光，在遥远的未来注视着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