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最差的学 习 委 员

文 | 曾颖

小学五年，初中三年，我都是在县城的二类学校读的，中考后则干脆进了职业中学。那时，还没有像现在这般进行分流，我是凭着自己一塌糊涂的中考成绩进入职业中学的。那是1984年，职业教育刚刚在故乡小城推行，是新生事物，我学的专业又是“家用电器”—在黑白电视机都还没有完全普及的年代，也算是时髦新潮的专业。同级还有两个建筑专业班，被强制分去学建筑的同学一个个灰头土脸。没想到多年后，他们中涌现出了多个千万富翁。

回到进职中的那一年，包括学校老师在内，大家更看好的都是家电专业。学校接受各种采访，也都是安排家电专业的学生去。我要讲的这段人生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时间段。

我永远记得进职中第一天的场景。我像一只内心脆弱的小狗，用外表的倨傲，掩饰对前程没有信心的虚弱。由于小学、初中成绩都不太好，我对教室和老师心存倦意，总觉得那一眼望不到底的读书生涯，会有一个不出所料的失败结局在前方等我。就像一条上了罐头厂原料输送带的鱼，结局明摆着，跟你挣不挣扎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我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进入职中的。

我们班只有四十几个人，教室空出一大截。班主任是位头发花白的红脸男人，梳着背头，随时面带笑容，一说话就露出两颗门牙，仿佛是一只快乐的卡通兔子。我没想到的是，这个让我第一眼看到就心生愉悦的老师，会那样深地影响我，将我的命运从另一条道路上硬生生地扭转回来。

这位老师叫李洪高，当时四十几岁，教了大半辈子数学。人到中年，面对我们这帮奇异的学生，他的内心其实远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轻松。作为一名教师，看着眼前这队刚在中考中吃了人生第一场败仗，并且不知路在何方的学生，他的内心也是打鼓的。这是多年后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时他对我说的。当年，他也沮丧得不得了，但因为是老师，必须表现得足够乐观坚强。

开学那天，在点完名之后，李老师开始委派临时班干部，说等一个月大家熟识后再进行选举。一位皮肤黝黑的农村同学被任命为班长，这个称号一直保留至今；一位一看就学习很认真，可能中考运气不佳才流落于此的瘦小的女生被任命为团支书；令我始料不及的是，任命班上的学习委员时，李老师居然叫了我的名字。连我本人也觉得不可思议，要知道，从幼儿园到初中，十多年里我可是连小组长都没当过一次，更不要说学习委员—它对于我就像天鹅肉之于癞蛤蟆，想想都是罪过。对于一个少年来说，学习委员什么的不是官职，是信任与认可。

此刻，这个任命从天而降，砸得我的头嗡嗡响。我再次抬头看李老师，确认他的眼睛的确看的是我。他眼含笑意，坚定地冲我点了点头。我也由此成为成绩最差的学习委员。好在当时和我一起考入职中的小学、初中同学不多，我因此少了许多窘迫和尴尬。在之后依葫芦画瓢的“选举”中，我顺理成章地正式成为学习委员。

除了我自己之外，其实没有任何人在乎这件事。全班四十几个人，一半都有这样那样的职务。几十年之后开同学会，大家叫得出班长、团支书甚至文娱委员，唯独回忆不起我这个学习委员，足见在同学们的记忆中，这职位是完全没有存在感的。

但这对我，却是石破天惊、开天辟地般的一件大事。这意味着，在新的学校里，老师并不讨厌我，这对于一个青春期叛逆少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那时的我像一支奇怪的放大镜，总能发现并放大来自外面世界的敌意，有时甚至有些神经过敏地制造和挖掘这种敌意，就像一只过于敏感的小狗，对黑暗中的任何一声响动，都报以过激的反应。周边的环境也因为我的这种敏感与敌意而变得不友好，这又正好成为我证明世间冷漠的例证。如此恶性循环之下，我自然就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从别人一句寻常的问候之中，都能听出莫名的恶意来。

而李老师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任命”，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信任。

学习委员有两大工作职责，一是配合教导处写“教学日志”，也就是悄悄给老师的讲课质量打分；二是办黑板报。前者要求我每堂课必须坐在教室里，而不能像小学、初中时那样，待在学校背后的小树林或隔壁茶馆里的时间比在教室里的多。而办黑板报，对于5岁就能在厕所墙上画“丁老头”的我来说，也不是太难的事。加之从小到大，我唯一擅长的就是作文，虽然字写得丑了点，但文章的内容还算有趣。因而，我的黑板报办得还算过得去，甚至在年级和学校都有了一点名气。后来，我进报社，编报纸、写新闻，与这段经历也多少有关。

但我的专业是“家用电器”，主要科目是“电工基础”“电子技术”“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冰箱”等，后期甚至还有计算机二进制基础编程之类。这些课，实验操作尚好，基础理论却很枯燥。我这个混了八年的“学渣”，简直如同蚊子叮钢板，完全扎不进去。加之学校初创，经费紧张，实验很难实际操作一回，而外聘的专业老师大多是不擅讲课更擅实操的工人师傅。到了期中考试，我的成绩可想而知。

那些日子，我人生第一次为了学习而焦虑。此前，为学习成绩挨过的批评甚至打骂不可谓不多，但我都没那么焦虑过。而此时，我开始在乎—作为一名学习委员，我的成绩至少不能是倒数前几名啊！那也太对不起老李了！“老李”是我心中对李洪高老师的昵称，它自然而然地蹦出来，并在我心中保留了一生。

为了缓解这种焦虑，我想过许多办法：找当电工的舅舅补课，买各种课外书，撺掇母亲订与电子有关的杂志和报纸……我甚至用肥皂盒加几个三极管和电容电阻，做出了一个电子门铃。母亲为了配合我破天荒的勤奋，甚至卖了50斤粮票，花9.8元为我买了本厚得像砖的《三极管参数大全》—这相当于一个没有电脑的家庭花巨资买了个硬盘放在桌上当摆设，但它至少表明了母亲和我希望把学习搞好的愿望和决心。

但这一切，丝毫没改变我一塌糊涂的成绩单—上面七个科目，除语文和体育之外，基本都是红色。但老李在通知书中，不吝惜言语地对我细小的优点进行了放大式的表扬：办黑板报被称赞为热心公益，帮图书馆抬书被视为乐于助人，在联欢会上演哑剧被认为有文艺潜质，连写作文被教导主任批评不符合主流思想，也被他表扬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那封通知书发到我妈手中，我妈惊讶得把字数并不多的通知书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她没有恐惧开家长会。这样的场景，让我汗颜并且羞愧。我发自内心地想努力学习，以对得起李老师对我的欣赏和信任。但遗憾的是，直至毕业，我也没有把家电专业学好，更没达到一个学习委员该有的程度。

但我至少努力过，还把原先不及格的科目，挣扎着考及格了。

因了那份尴尬和遗憾，我努力想成为更好的自己，这种信念在以往是从没有过的，是老李帮我树立起来，并让我受益一生。我至今每天坚持早晨6点就起床读书、写字，心里的感觉，与38年前一样。

从那时开始，我不再把自己视为混混，而是向着老李在评语里给我的方向努力。那些文字哪里是对我的评价，分明是对我的期许，像一条条绳子，把我从一条危险且冷酷的路上拉了回来。如果说如今的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热爱和眷恋，那源头，一定可以追溯于此。

毕业10年后，我和妻子结婚，我给老李敬酒时说：“谢谢您！如果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我！”

老李头发更白、脸更红了，笑着说：“当年你一进教室就横起眼睛看人，我就知道不是个善茬儿，特意送你一顶花花帽子戴，想不到效果还很好！”

他把自己比作骗孙猴子戴金箍的唐僧，而我并不认同：紧箍咒给人的是痛和征服，而他给我的是信任和爱，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我曾是一个成绩很差的学习委员，我对此既惭愧，又感激，同时充满了欣慰和自豪。我没有学会修理电视机，却学会了修理自己。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个乐观开朗并且偶尔有些小小狡猾的老李。转眼他离开人间3年了，愿他在天堂，知道我在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