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无数山

文|赵安之

回首望过去，可怜无数山。

我从2005年18岁离开故乡，负笈远游，到如今35岁博士毕业，整整17年时间过去了。其间，我参加过7次研究生考试、3次博士论文答辩，最终完成了草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学博士等阶段的学习；也曾因学业一度中断，在基层担任第一书记，在多家农业企业工作，经历曲折，难以尽述。

任何层面上的探索都是难能可贵的，即便有些经历被视为失败、无用，但也绝不意味着这些堂吉诃德式的挣扎过程就不重要、没有意义。恰是因为岁月的打磨和风雨的雕琢，才能使你活出人生该有的样子。“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漫漫旅途中，总要在一些重要节点站出来总结，才显得庄严肃穆。

一

6岁前，我是超生的孩子，没有获得相关部门的审批，属于非法出生的“黑户”。父母为了躲避处罚，就将年幼的我四处藏匿，使我陷于爱的贫困之中。

▋赵安和农户到山下取水

1987年，我出生在甘肃老家半山腰的一个窑洞里。20世纪8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未吹拂进这些沟壑峁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超乎今天孩子们的想象。没有通电，没有水源，没有取暖设备，前往乡卫生所，都要套着牛车，走大半天的山路。

一个新生生命的成长，除了要给予乳品、粮食，还要提供最基本的医疗帮助。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爷爷奶奶抱着这个小生命，是怎样挨过一个个酷暑严寒？是用怎样的土方子惊险地应对婴儿的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爷爷和奶奶点着煤油灯，在昏暗的窑洞里，颤颤巍巍地抚慰着这个嗷嗷待哺、彻夜啼哭的婴孩。每每想到这些画面，我都会忍不住泪水决堤。

在我3岁时，奶奶去世了，当时我还不能记事，记不得她的模样。之后，我被寄养到舅舅家，由外婆照料至6岁，外公教我在墙上歪歪斜斜地写自己的名字，这算是最早的启蒙。在我7岁时，爷爷去世了，没人知道他与我分开后经历的饥寒与孤独。尽管我回到老家奔丧，但完全不懂生死究竟为何物。

二

6岁后，我搬到了几十里之外的乡镇，转成了城镇户口，在当年那个不足百米的乡镇街道上，我得以“大开眼界”。

我在这个小镇里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接受了当地最好的教育。父母和老师反复告诉弱不禁风的我：“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虽然如今看来，但凡以“只有”开头的命题大多不见得正确，而且数十年无愧于心、不负韶华的求索，所能改变的依然是如此有限，但在那个一无所有的年代、一无所知的年龄，那些“错的知识”，却是唯一“对的方式”。

18岁告别乡镇后，我前往省会兰州上大学。走在拥挤的大城市，分不清东西，看不懂红绿灯，不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连用普通话与他人交流都很费劲。进到楼宇里，因为没有见过电梯而找不到上楼的入口。入学之后，更不知同学们所说的百度和QQ究竟为何物。但是，当我第一次站在黄河铁桥上时，看到滚滚长河向东而去，回望无数岁月和山川，依然激荡起少年胸中的无限感慨。

3年后，故乡传来父亲病逝的消息。回望来时的路，从村里到乡镇，共有20多里地，父亲用了一生才走完，给我办了城镇户口，奋力托举我上大学，以至耗尽了他的所有。后来，我常想起他的种种执念，想起与他的许多次争吵，想到他最后的恐惧与绝望，还想到他没能等到我成家，没能抱一抱小孙女，看到小家伙长得既像我又像他。每一次想起这些，我的泪水都止不住奔涌。

我此生不负他人，唯独对不起父亲的养育之恩。转眼14年过去了，父亲坟头的荒草绿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去祭祀，我都怕他看到我满面尘灰的样子，纵使相逢应不识。“你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赵安为群众讲解政策

三

大学毕业后，考研不第，于是南下广州打工。一边风餐露宿，一边屡试不第，无法再返校园，大好青春与天赋岂容如此虚掷？珠水汤汤，人海茫茫，谁会购买这一腔才情与梦想？我经历过很多次失败，但从来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的切肤、蚀骨和无助。

后来，在母亲的召唤下，我回到老家的基层政府上班。因做事勤谨，为人忠厚，组织任命当时只有24岁且入职只有3个月的我，担任五里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半年后转任祁川村党支部书记、村合作社理事长。自此开启了一段对我后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基层实践，这个过程重塑了我对这个社会价值体系的认识。

在3年任期里，我将自己在书本上学到的经济、政治和哲学知识，结合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在这个应用场景当中展开试验，成败得失都整理在处女作《祁村奋斗—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当中，出版后经由《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民主与法制时报》等媒体的报道进入公众视野。我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这一切的一切，对我个人而言，无所谓有意义，也无所谓无意义。思考的积习与写作的自觉促成了这本不成熟的作品，算是对宝贵青春的交代。如果有一天两鬓华发，重拾这部年轻而充满瑕疵的作品，就如同遇见了当年不完美的自己，我将为那份勇敢、坚韧、执着、壮怀激烈，感动得泪流满面。”

四

担任村支书期间，为了寻求治理村庄的良方，我前往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在职学习，有幸结识了温铁军、董筱丹两位老师，为我后来坚持从事乡村建设研究赋予了强大动力，这是后话。

2015年卸任之后，我得以重返母校兰州大学，在法学院接受系统的法学训练，打开了另一扇认识世界的大门。求学期间，我拜在迟方旭教授门下。迟教授非常看重我，他的严谨和睿智给我极大的垂范。在后来的求学生涯中，遇到过很多名师，但我一直难忘迟老师视我如亲人一般耳提面命的教导。

2018年第二个硕士毕业后，我再次来到北京，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张晓山先生，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主攻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博士论文的项目推进得很不顺利，多亏张老师的耐心教导与多次资助，还组织专家给我的研究把脉，论文经过数十次的大修和上百次的打磨，经历了两次延期、3次答辩之后，才最终百炼成钢，让我获得学位。

在我深陷低谷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志雄书记坚定地告诉我：“老师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努力的学生。”同时，他会抽出宝贵的时间亲自指导我。苑鹏副所长在我每一次受挫时都给予我勉励，令我如坐春风，难以忘怀。孙同全老师不但为我的论文框架的搭建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还逐章逐节帮我修改字句，万千感谢难以言表。有幸得到以上几位老师的帮助，我才能顺利完成学业。

真正的改变往往发生在不经意间。我在读硕士期间发表的一篇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的论文，有幸进入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先生的视野。早在17年前，我刚进入兰州大学草业学院读本科时，与任先生有过一面之缘，当时的他已因在草业领域的杰出贡献而名满天下，后来又开辟了“农业伦理学”这一全新领域，并组建团队、编写教材、栽培后学，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2020年，我在北京再次见到任先生时，他已是96岁高龄，但依然才思敏捷。通过两次见面长谈以及数十次的书信沟通，他为我指明了要用一生时间去研究的学术方向。另外，先生得知我出身寒微，在北京过得清苦，多次要资助我完成学业，我都辞之未授。但先生反复陈明利弊，要求我专注于学业，不可分心，我才如履薄冰地接受。此生，我将为继承绝学而不懈奋斗，以报吾师厚望于万一。立此为凭。

五

我此生最幸运的事情并不是读了博士，而是认识了我的妻子，有了可爱的女儿，我和家人的身体都算康健。

感谢我的母亲。父母能给我的虽然非常有限，但足够我在这个年代奔波，足以点亮坎坷旅途中的微光。感谢母亲对我漫长读书生涯的理解与资助，以及对儿媳和孙女极尽所能的照顾。

感谢我的妻子。在我一无所有的年纪以身相许，25岁至35岁是一个女子最美好的10年，她却一直和我聚少离多，后来又生下女儿芃芃，为我再造精神家园。记得当年仓促举办婚礼，向来能言善辩的我却在婚礼上一言未发，是妻子满含泪水地告诉到场的所有人，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当时没有能力给她一场华丽的婚礼，但我一定努力给她一个精彩的人生。

最后要感谢自己。17年的时间里，在如此贫瘠的土壤、匮乏的禀赋中，好似大漠孤烟、苦海扁舟，无论被命运安排在什么样的角落里，我都竭尽所能地发出光和热，扬起风帆。那种顽强拼搏、永不服输、不轻易向命运低头的奋斗精神，值得我用一生时光来珍藏和回味。

无论是兰州兴隆山，还是广州上下九、北京中关村，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老家半山上的那个窑洞一样，令我魂牵梦萦。我在梦里无数次跋涉了无限远，回到那里，见到了慈祥的爷爷奶奶和年轻的父亲，还有满院子的花正妍、莺在飞、风无语。虽然并无多少成就值得衣锦归来，但多么希望他们能在泉下含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