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文|童 玲
温静每次来咖啡馆都带着一大堆文件。我们夸她勤奋,她笑了笑,说机会来之不易,必须珍惜。
我妈40岁那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好事是获得了高级教师的职称,坏事是和我爸离婚了。我爸收入一般,性格冷漠,无法为我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我只能跟着我妈生活。
我妈呢,业务能力是真的过硬,多次被评为学校的先进教师,但性格也是真的强势。她一直担任班主任,照顾和管理40多个小孩。她常常得意地说,好多公司的总经理都没她管的人多。
她也会将强势的风格带到家里,有点儿令人窒息。
我不能锁上自己房间的门,因为她会随时进来看我在干什么。我想做什么事必须经过她的同意,否则就等着挨尅。高一那年,我在杂志上看见一件很漂亮的衬衫,就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了布,找裁缝做了一件。被我妈发现后,她说了我整整两个小时。
年纪大了之后,我妈不再大声说我,但会用别的方式来实现她的想法。
我上大一时,寝室里每个人都买了一条牛仔短裙,大家开玩笑地说这是室服,别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住一个屋的。我暑假回家也穿着这条短裙,我妈没完没了地唠叨,说我的腿太粗了,得穿长裙,把腿遮住。我听了很苦恼。她又说,别人才不会告诉我真话呢,只有她这个当妈的才会实话实说。
毕业后,我在老家的一家公司当销售统计员,辛辛苦苦学了4年的法律知识一点儿没用上,干得算不上愉快,但我妈挺高兴的,她希望我好好在她眼皮子底下待着。
晚上8点30分是她规定的回家时间。我和同事们一起唱歌时,从晚上8点31分开始,她的“夺命连环call”就到了,每隔5分钟一个电话,直到我出现在她面前。
公司办10周年庆典,邀请了很多客户参加,我们销售部忙得不可开交,最晚一次加班到晚上10点多。我妈先是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我向她解释不是我一个人在干活,而是很多同事在一起干。她听不进去,认定这个时间我必须待在家里。我说:“不要再打电话了,再打我也不接,你这是在干扰我的工作。”然而,等我下班走出公司大楼后,发现她正骑着自行车赶过来。
也许很多人会很感动,可怜天下父母心,但看到黑暗中她焦灼不安的身影的那一刻,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厌恶。
现在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有我的工作、我的生活,她也可以拥有属于她的精彩世界,大家没必要也不应该捆绑在一起。婴儿需要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成年的孩子却需要空间。当时我太年轻,对世界的认知模糊不清,与厌恶同时涌上心头的还有愧疚感—她是我妈,这么爱我、关心我,我怎么能厌恶她呢?
我妈没有业余爱好,只偶尔和几个老同事联系一下。她退休后,整颗心都放在了我身上,每天变着法子给我做好吃的。我但凡有点儿头疼脑热,她就很紧张,甚至我喝水呛到了,她都会拖我去医院,特别夸张。我的工资不高,但和一起入职的外地同事相比,手头宽裕多了,因为我在家里的开销被我妈全包了,我的工资纯粹当作自己的零花钱。
我偶尔会跟同事抱怨我妈,但同事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她们背井离乡,不知道有多渴望亲情呢。我心里五味杂陈,母爱是爱,也是重负,我背负着母爱步履蹒跚。我忽然想起鲁迅的一句话:“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
2.1.1 构建护理质量管理组织体系 上海市卫生局成立了护理质控中心,各医院成立3级护理质量控制体系,采用委员制管理模式[13];由护理部主任担任委员会主任,下设重症护理、病房管理等9个质控小组,每个小组设组长1名,秘书1名,20~30名组员,质控组员由科室推荐,护理部讨论决定,需具备较强的工作责任心,良好的临床能力和一定的管理能力。质控组长3~5年调整1次,秘书和组员每年调整1次。同时,聚焦护理工作的重点与难点问题,组建护理专业小组,旨在运用先进的理念和科学的方法发挥其专科领域的护理质量改进作用。
有个学姐在北京工作,我特别爱看她的微信朋友圈,她没事就去看话剧,去极限运动公园攀岩,甚至去野外露营。有一次晚上11点多,她还在一家咖啡馆玩“狼人杀”。我觉得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生活,浪漫、刺激、有趣。
我对学姐说:“我不能独自出远门,不能迟一点儿回家,甚至不能换工作。我只要有任何改变生活状态的想法,我妈就会在我面前唱苦情戏—失眠、痛风、高血压,让我千万别刺激她。”学姐大笑着问我:“这一生你就打算这么过吗?”我说:“我能怎么办啊?”她说:“先把自己解放出来,你离开了,你妈就会被迫找乐子,说不定还能谈恋爱呢。”我笑了,说她只要别天天盯着我,给我找个后爸也行。
学姐透露了一个信息—她所在的律所正在招聘助理,如果我感兴趣,她可以帮忙推荐一下。我当然想去,书上说,孩子从10岁左右开始形成自我意识,会希望拥有自己的空间,别人不得侵犯。我23岁了,却从不曾拥有自己的空间。
我不知道怎么对我妈开口,迟迟没有行动。学姐来催我,说面试了几个应届生都不错,他们快定下来了。我找出一枚硬币,让命运帮我做决定:如果是正面,我就去面试;如果是反面,我就老老实实陪着我妈。结果是反面。我原本打算只扔一次的,但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是反面,我很不甘心,改为扔3次,如果3次中有两次是反面,我就认命。还好后两次都是正面。我长舒了一口气,但心中又充满了忐忑,不知道怎么才能离开家,更不知道远走高飞后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
我和学姐聊了这些想法,她听完哈哈大笑,认为我想得太多,她只是推荐一下而已,说不定老板压根儿看不上我。听了她的话,我更想去大城市锻炼锻炼了。她这种心态多好,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没事不瞎操心。她像一棵恣意生长的树,既享受阳光,也承受风雨;我却像一株长在温室里的植物。我也想成长为一个能干、坚强的人。
后来,公司老板和我进行了一次线上面试,最终决定录用我。我开心极了!
但一想到我妈,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我在一个问答网站上说了一下我的情况,问大家我该怎么办。总共收获了20个回答,几乎每个回答都鼓励我勇敢地走出去。有人现身说法,说人与人的相处通常是“远香近臭”,离得远才想起对方的好,他离开父母后,他们的关系反而缓和了很多。我妈才50多岁,身体只有些小毛病,等她真的需要我照顾时,我再回来也不迟。
得到大家的支持,我的腰杆子硬了很多,暗暗下定决心,如果实在说服不了她,我就一走了之,毕竟工作一年了,我也攒了些钱。我当时的直觉是,如果这次走不成,这辈子就会一直活在母爱的羁绊中。
我妈听说我背着她连工作都找好了,当场大哭起来。她质问我,她哪一点对不起我,以至于我要扔下她不管。我说:“您很好,我只是想尝试独自生活。”她说她可以陪我去北京,但我认为她去了,我就不算独自生活了。
我们几天没说话,我找了我妈以前的一个同事来开导她。我妈最佩服这个阿姨的见识,这个阿姨把儿子送去加拿大,我觉得她懂得父母和子女分开生活的好处。她跟我妈说:“庭院里跑不出千里马,年轻人应该出去经历风浪,总关在家里能有什么出息?咱可不能当孩子的绊脚石。”后来她又给我妈打过好几次电话,我妈的情绪终于平静了一些。
离别的那天,我妈送我去车站,检票入闸后,我回头看了一眼,发现她在看着我,眼睛红红的。我没敢停留,急匆匆地走了。上了火车,我打开手提包,看到她在里面塞了1万块钱,我的眼泪唰地下来了。母爱就是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它能束缚人,也能温暖人。
到北京后,我很快进入状态。律所的工作正是我喜欢的,好多案子千头万绪,我自以为在大学学到了足够多的知识和技能,但在实践中完全不够用,我得从各种蛛丝马迹里提取有效信息。在这种环境中,我成长得特别快。
最初几个月,我妈每天都会给我发好多条微信,问我在干吗,吃早饭了没,中午吃的什么,晚上几点睡。我想回就回,不想回就不回,反正她不可能追到北京来,但我一有时间就和她分享我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让她知道我过得还行。只有我过得好,她才会好。
第一年春节回家,我给我妈买了一部新手机,还第一次给她做了顿饭。第二年春节,我接她到北京过年,带她逛庙会,去三里屯看脱口秀,到老舍茶馆听相声。我妈感叹,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为什么跑这么远,但这次发现这里确实不一样,什么新事物都有,资源可比老家多多了。
我妈喜欢古琴,年轻时就想学这个,不过那时太忙了,没时间学。她在我去北京时报了一个老年培训班,一周去上两次课,其余时间在家练琴。老师挺器重她的,让她当帮手。她认识了很多同学,过年的时候手机一直在响,都是同学们在微信群里发的祝福信息。她把在北京拍的照片发给大家看,自豪地跟我说,班里只有她一个人在现场看过脱口秀,别的同学都是从电视上看的。
我很欣慰。
我一直盼着她能发展一些值得沉迷其中的兴趣爱好,从而让生活得到滋养。孩子不应该是父母的全部,父母也不应该成为孩子的全部,感激、感动和愧疚这些情绪都太沉重了。有一天她离开我,我希望想起她时,我的心里满是喜悦,因为她的人生充实、自在,而我和她相处得轻松、愉快。
我最近在准备司法考试,如果有朝一日成为律师,我愿意把她接来北京同住,或者我回老家工作也行。我们是母女,终究还是要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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