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拉沟，阳光下的密码

时间：2024-05-04

文 _ 刀口

达拉沟，阳光下的密码

文 _ 刀口

年轻的交巴对未来很有信心

一路古树

暮春，太阳特别好，我和摄影师冉文进入达拉沟。

这是2005年5月的一个正午。

除驴友和研究者外，知道这条沟的人不多。它太偏僻，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

我们是经若尔盖进沟的。当柔软的草地转化为满沟坚硬的乱石时，眼睛好一阵才调整过来。无风，无人，除了咆哮的湍流，四周静得出奇。进沟前，在松潘，川西地理学者杨继宗告诉我：“达拉沟的密码，必须到现场考察后才能解读。”

我们是为追寻一群热血青年的足迹来到这儿的，他们70年前从这条沟经过，他们还留下了什么？当我进到沟里，才发现沟里遗留的历史信息远远超过我想追寻的。

先说树。原本，我们的目的地是俄界，以至于穿沟而过时差点忽略了路旁的树。这些树沿沟分布，巨大而有规律，往往三五棵聚一块儿，绿荫覆盖数百平方米，小一些的要三五人合抱，大株得七八人，树心虽空了，但树干之粗壮超过我在四川剑阁古道见识的张飞柏和陕西黄陵的黄帝柏—但凡行者，大抵知道山野间的古树如果巨大而有规律，多半由古人栽种。

可谁会在这荒山野岭种树呢？

这让我有些疑惑。抬眼，高大的树冠映衬蓝天，一阵风蓦地吹过，树叶刷刷响，如阳光中翻飞的绿蝶。沟内僧人也说，这些巨树是古人栽的行道树。“应该有一两千年了吧！”僧人称，但他也说不清是哪朝哪代种的。

古人有植行道树的习惯，一为巩固路基，二为遮阳。

说到路，史书记载：达拉沟是秦汉时凿通的川甘古道，南接川西若尔盖的巴西，北抵甘南天险腊子口，中段长百余公里。千百年来，从古道上往返川甘的军人、僧侣、贩夫、行商、农人、牧民数不胜数。自唐起，沟内就置戍边军士。70多年前，中央红军过松潘草地后，也是经这条古道才摆脱困境的。其间，中央领导还在沟里一个叫高吉的藏寨召开了俄界会议（当年红军的翻译将“高吉”误读为“俄界”，政治局作会议记录的同志便如此记录，会议便被称为“俄界会议”）。

2000多年了，有多少遗存湮没于此？唯古树依然苍劲，唯古道依然坦陈。

一条古道

谁对这条古道利用得最充分呢？杨继宗认为是蒙古人。

1227年，蒙古大军第七次攻打西夏，成吉思汗病死于征伐途中的六盘山，咽气前留下遗嘱：哪怕西夏人开门揖降，亦杀无赦。血雨腥风中，侥幸躲过屠杀的西夏遗族经达拉沟逃进川西大渡河谷，一部分藏匿于邛崃山地，一部分继续南下翻过大小凉山，逃进云南。

蒙古人却不肯放过他们。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统军10万南征大理，其中就有承遗训灭西夏人的使命。彪悍的蒙古铁骑从漠北草原出发，穿过陕甘山地，经达拉沟入川，再顺大渡河谷南下，两个月内纵跨20多个纬度，行程数千公里，乘裹革泅渡金沙江，浩浩荡荡开进山高水险的云南，终结了南诏、大理的割据，云南从此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1381年，朱元璋遣傅友德统兵30万攻打云南，才结束了蒙古人对云南128年的统治，而驻防云南的蒙古将士却再也无法回到遥远的北方。600多年过去了，这些远离大草原的蒙古后裔仍牢牢记得他们的祖籍在北方草原。1976年，一批内蒙古学者到云南通海考察，惊奇地发现当地不少目不识丁的老人居然能清晰地讲述几百年前南征的往事，会唱南征时的歌谣，心中充满对祖先的追思和眷恋，但他们均不知自己的祖先是经达拉沟入滇的。

事实上，查地图便可得知，当年蒙古人如果想从陕南南下，必须翻越艰险的秦岭、剑门关、米仓山、大巴山或巫山，没哪条道有便宜可占，而甘南达拉沟恰恰是岷山北麓的一道缝，有利于铁骑驰骋，遂成就蒙古人南征的意愿。

元以后，这条古道逐渐被遗忘，因明清角逐的主战场在中原、江汉或华南，西部山地的达拉沟渐被尘埃湮没。但有心者并没忘记它，抗战时，达拉古道成了蒋介石的心头大患。“老蒋非常担心它被日军间谍探知，因为日军如果攻下潼关，再像当年蒙古人那样借道达拉沟入川，国民政府就只能往拉萨退了。”杨继宗称，“好在，胡宗南部守得牢固，日寇既没攻下潼关，也没有汉奸向日本人告密。”

这条安静的古道居然有如此厚重的历史，让人始料未及。

沟里的藏族孩子

达拉沟沿途风光

阳光下的达拉沟很安静

上千年的古树

一个古寨

阳光下，我们沿峡谷溯流而上30多公里，来到高吉，一个宁静的藏族村寨。这里海拔2500米，虽蓝天如洗，太阳高悬，但气候凉爽。站在村头的水泥桥上眺望，四周古木森森，经幡猎猎，脚下的达拉河翻滚着咆哮而过。

村口柴火堆前站着一个人。

这个30多岁的藏族人对我们的到来视若无睹，眼睛眺望着远方的森林，不知在想什么。交谈得知，他叫年秀（音），说汉语很困难。于是不再多说，直接问他：“知不知道毛主席原先住哪里？”

“毛主席”三个字他听懂了，眼睛一亮，说：“毛主席？就住我家，我带你们去。”跟着他顺石板路拐几个弯，来到俄界会议旧址。旧址外观像土窑，内里由木板镶嵌，连天花板也是粗大的木料，因年代久远，房子被烟火熏得黝黑发亮，像刷了一层漆。年秀说这房子是他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至少200年了。”他伸出两根手指比画着。屋内约四五十平方米，粮柜、神龛、碗柜、火塘、仓库……他一样样指给我们看，说：“毛主席，就在这里开会。”问他开的啥会，他笑：“我说不来。”

史实是，1935年9月12日上午，党中央在这间土屋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讨论了北上任务和到达甘南后的方针。这就是俄界会议。

土窑外是一幢全木结构小楼，上书“毛泽东旧居”。顺着陡峭的楼梯往上爬，上层即居室，正中挂着一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北戴河的相片，相片下置一张方桌，摆3本留言簿，最大的一本用毛边纸装订，留言全用毛笔书写，落款最早为1975年。粗翻，访客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年秀告诉我，村里让他看守旧居，因为这是他家的祖业，每天补助3元。问他：“就这样一直守下去吗？”他又笑：“我说不来。”牙很白。

高吉有46户人家。我和冉文在寨中转悠，空空荡荡难见人影。村人不锁门，只用一根树枝把门闩别上。原本想再找几个人聊聊，就四处拍门乱喊一气，未几，便闻狺狺狗吠。冉文色变：“万一是藏獒咋办？”

还好，终于安全回到村口桥上，已有一群年轻汉子站在那里，奇怪的是他们都抱着孩子。问怎么不见女人，汉子们大笑，说女人们都上山干活了。我诧异：“你们咋不上山干活？”汉子们说这是祖先立下的规矩，女人干活，男人带孩子。细揣摩，觉得有些道理：当年戍边军士们忙于军务，地里的活多由女人们干，几百年来这习俗也没变。

问到如今的生活，30岁的村民扎西丹珠说，高吉看似有山有水，但仍靠天吃饭，他家6个人，8亩地，7头牛，“亩产不高，好的年景每亩有200斤，差时就惨啰，种子都收不回。”问他最担心啥，他说：“干旱呀。”我指着脚下的达拉河说：“水这么多，可以抽去浇庄稼呀。”扎西丹珠使劲笑：“我们的地在好高的山上，浇不到啰。”因此，他家收入的一半要拿去买粮食。

30岁的年九（音）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全家7口人，有10多亩地，“但粮食不够吃，每年都得去买1000多斤。”我问他：“你已经有3个小孩了，准生这么多吗？”年九说政策是准许的。“但生活紧张与孩子多有没有关系呢？”我问。年九羞涩地笑了：“我说不来。”

正交谈，一个年轻小伙子骑着摩托车从桥那头过来，冉文拦住他照相。小伙子叫交巴（音），27岁，摩托车是他卖了一头牛买的，他说全村已有10多辆摩托车，“只要你勤快，上山办些货，日子还是蛮好过的啰。你看，村里不是有很多人盖了新瓦房吗？”

细眺，村里的新瓦房果然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