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经济学家邹恒甫

文 _ 特约撰稿 冯在

非典型经济学家邹恒甫

文 _ 特约撰稿 冯在

对习惯于在网络或者媒体上看经济学家们高谈阔论的新一代而言，邹恒甫的名字的确有些陌生。

这是他性格使然。“任何人请我吃饭，我都感觉到非常为难；要我做报告，我更加不愿意；我也不可能去上电视。”邹恒甫说，即便是给他荣誉的颁奖典礼，他也拒绝参加，一般由妹妹或者学生代为出席。

这种低调使邹恒甫的成就鲜为大众所知，在他去年出版的著作《宏观，财政，金融，增长》的扉页上这样介绍他：中国经济学第一人。中央财经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研究部终身高级经济学家。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首批社科长江教授，中组部首批千人计划教授，新中国首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邹恒甫其实并不在乎别人是否知道他这一系列闪亮的头衔，更看重有多少人能看懂他的经济学研究成果。

高处不胜寒

邹恒甫把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的观点奉为行为准则：“一个人中断发表论文是在犯罪。”但令他遗憾的是，太多的中外经济学者都过早地中断了他们的论文发表生涯。

在中国，邹恒甫甚至有些高处不胜寒的感觉。2014年4月，邹恒甫在Ideas/Repec（根据几十个指标对全球经济、金融、管理等相关领域学者的学术影响力打分，统一进行排名，每月更新数据。一旦某个学者停止学术研究、停止学术论文发表，其排名就会不断下降）的排名是第146位，在中国籍经济学家中排名第一，排在他后面的有钱颖一、黄季焜、郎咸平、林毅夫、李稻葵等当下大名鼎鼎的经济学者。

有人质疑 Ideas/Repec排名，认为没什么实际意义。邹恒甫认为，如果把经济学当成经世济用、立竿见影的工具的话，这排名确实没多大意义，但如果把经济学当成一门科学，其权威性却是有目共睹的。最近这些年，几乎世界上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获得提名者都在Ideas/Repec里排名靠前（至少在前100名）。

“对一名纯粹的学者来说，这都没有意义？难道是官当得大、钱赚得多、电视上得多更有意义？这真是太奇怪了。”邹恒甫说。

“四无”办学

15岁到武汉大学读书时，邹恒甫就已经表现出卓越的天赋。他的同学张循礼回忆，邹恒甫很少上课，却总是门门功课拿第一，老师们都很喜欢他。很多同学成绩好，是因为上课笔记做得好，考试时答案与老师上课的内容几无二致，而邹恒甫却总是能把自己看书所得的思考加以阐述，深得老师的赞许。

大学毕业时，因为教育部的派遣计划，邹恒甫差点去不了哈佛大学。他的老师吴纪先给当时的武大校长刘道玉打电话，称邹恒甫是他遇到的最好的学生，他激动地说：“他应当去哈佛大学，必须去哈佛大学。”吴纪先甚至以辞去系主任相“威胁”，希望校长说服教育部改变决定。刘道玉亲自到教育部找蒋南翔部长斡旋，最终促成邹恒甫的哈佛之行。

1987年，受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邀请，邹恒甫第一次回母校讲学。在与老师们交流的过程中，邹恒甫发现，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已经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邹恒甫大学时代崇敬的老先生们，都曾经走在世界前列，但数十载过去，当他们走出去与国际同行对话时才发现，他们已经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西方的经济学早已经数学化。在他介绍现代经济学的讲座上，有参与交流的老师就直接站起来向他“开炮”——他们没法接受邹恒甫否定中国的经济学。

刘道玉让邹恒甫回来教授西方经济学，但阴差阳错，邹恒甫去了世界银行。直到1994年，在武大梅园一间不起眼的小平房里，邹恒甫创办的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才正式挂牌。

邹恒甫的同学们都说“四无”（无钱、无教学办公用房、无师资、无教材）办学的邹恒甫是回国办学的武训（中国近代群众办学的先驱者）。近30年来，邹恒甫正是这样，从一张白纸开始，克服种种困难，一笔一笔画出如今斑斓的图案。

著名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副总裁林毅夫认为，邹恒甫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和机构”。

2004年，邹恒甫与张五常、吴敬琏、杨小凯、林毅夫等一起，被《世界商业评论》评为“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位经济学家”之一。

狂人邹恒甫

有邹恒甫的饭局一定很热闹。这种热闹，与推杯换盏的客套、虚与委蛇的寒暄都不相干，邹老师一个人，就可以将整个房间的气氛带动起来。

他总是操着有着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论当下，也谈旧事。与一般饭局上的敬酒不同，朋友或者学生们向邹恒甫敬酒的时候，都会说：“邹老师，我干了，你少喝点。”高兴时，邹恒甫总是管不住自己。到最后，朋友们不得不把他的酒藏起来，他依然不罢休，偷偷倒一旁学生的酒喝起来。

有不熟的人在场时，朋友们都担心他一高兴就说太多不该说的话。2005年，他在上海财经大学讲座上的发言被人贴到了网上，他的“口无遮拦”自此为更多人所知。在那次讲座上，中国著名的海归经济学家几乎被邹恒甫骂了个遍。

与邹恒甫亲近的人常常为他担心。毕竟，他随心所欲地做事，肆无忌惮地骂人，已经得罪了很多人。其实，他与这些人并无私人恩怨，他只是对有些事看不惯。他从哈佛毕业，任职世界银行，游历各国，见识了世界名校大师们的风范，回到国内，水土不服也在情理之中。常人选择改变自己，他却选择对抗世俗。

邹恒甫说话一贯夸张，我问他原因，他提起鲁迅的文章《无声的中国》中的一段话：“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邹恒甫最不尊重行政官员和教授们，他是个愿意给助理们开门拎包的人。小区里的小保安犯了错，邹恒甫主动去找保安主管斗地主，故意输钱给他，为的是让他不要开除小保安，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保洁阿姨来打扫卫生，他总是加倍给人工钱，还义务给阿姨的孩子当心理咨询师，在那孩子考研复试的那些天，邹恒甫每天都打电话让他放松。

在邹恒甫的家里，客厅、书房、卧室的书柜里，都摆满了书，阳台上还有几大箱未拆封。他爱读书，文史、哲学、经济学、社会学都有广泛涉猎。有时候，我觉得他像个老顽童，好像什么都不在乎；有时候，又觉得他内心深处其实是严肃的。在他谈论历史人物的时候，我总在想，站在历史的长河里看，他何尝不是一个值得人们去评价的人；又或者，他早已经朝着那样一个目标在努力着。

我认为我一贯正确

《读者·原创版》：

有学生说，你以前告诉他们，只要他们好好搞学术就行了，他们当时还有点不太理解，后来发现你说的是对的。

邹恒甫：

那我真是太高兴了。在世界各地都有我的学生，大部分在当教授，有几个在华尔街，我也感到很高兴，我现在也不大骂他们了。

《读者·原创版》：

为什么？

邹恒甫：

即便是我在哈佛的同学也都经商的经商，从政的从政。我想，在这个大环境里，即使搞学问，大家好像也都在当独立董事、做演讲、做项目，这是无法避免的。我的学生如果在国内读博士，就会变成连生活都没有依靠的人，我挺可怜他们的。我现在回中国待了5年，特别能理解，他们这么大年龄，二十八九岁甚至30岁还是家里的负担。因为读我的博士一般要五六年才能毕业，所以我的看法也在慢慢变化。

《读者·原创版》：

你曾说，你的性格是要么招人恨，要么招人爱，没有中间路线，从学生时代便是如此吗？

邹恒甫：

我这个人，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行。我的观点很明确，坏事我会夸大一万倍，好事我会夸大一亿倍。

《读者·原创版》：

既然你知道国内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邹恒甫：

我一个同学也问我，你为什么不在美国过安静日子呢？可如果没有我这么折腾的话，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我的贡献多大啊。从1987年开始，我改变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教材和国际接轨的速度。1998年到1999年，我在北大讲课，清华、人大、北师大的学生都来听课了。

《读者·原创版》：

你这种说话风格，有朋友提醒过你吗？

邹恒甫：

有啊。我的朋友都说，你会惹事的，现在的社会不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单纯了。我的同学给我提的意见最多，我说，要是都听你们的，我还可以做什么啊。

《读者·原创版》：

那谁的意见你会听一点？

邹恒甫：

不好意思啊，我不大听别人的意见，我认为我一贯正确。

反对越大，我越过瘾

《读者·原创版》：

你认为经济学家的任务是什么？

邹恒甫：

总有人问我，股票怎么样，经济数据怎么样，我说这都不是经济学家的任务，经济学家的任务是深刻研究经济运行的法则。

《读者·原创版》：

你经常跟学生讲熊彼特和托宾的故事。托宾和他的老师熊彼特从事完全不一样的研究，但他从他的老师身上真正学到的是一种范儿：怎么当一个经济学家。对你而言，你从你的老师们身上学到的范儿都有哪些？

邹恒甫：

托宾说，他学的就是那个范儿——当经济学家的气质，就是文史、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无所不通。

我的老师在哈佛大学设立了一个标杆。我的同班同学也都干得很好，有熊彼特那种大家的气度。我从哈佛大学我的老师身上，学到很多范儿，我从我的同班同学身上也学到了很多。我们还在忙着考试，他们一进哈佛就已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了，他们根本不在乎考试。我读书的那个时候都是群星灿烂的，我们中国学生过去，都属于中等以下程度。

《读者·原创版》：

你是说你在哈佛属于中等以下吗？

邹恒甫：

我是说所有在哈佛学经济的中国学生都属于中等偏下，真的。别人轻舟已过万重山，都已经发过文章，是很有学术想法的人了。

《读者·原创版》：

你说过自己不可能得诺贝尔奖。

邹恒甫：

我跟林毅夫说过，不要着急，我们得诺贝尔奖要等200年。我总是调侃他，但我调侃他的时候，总是连自己一起调侃。

《读者·原创版》：

那是要看你的学生这一代吗？

邹恒甫：

我现在都没看到一个超过我的学生，我都绝望了。

《读者·原创版》：

绝望了还办学？

邹恒甫：

总要办下去啊。我觉得我在开创潮流，别人没前进的时候，我前进了；等别人前进了，我就往前更进一步。别人还没办成杂志的时候，我就办了英文杂志。别人办了英文杂志，我办的已经变成国际上的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当今社科领域重要的期刊检查与论文参考渠道），别人办成SSCI后，我已经比他们高好几个档次了。

《读者·原创版》：

在国内办学这么难，你有没有想过放弃？

邹恒甫：

我十几岁就认定自己要办学，所以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最想说的是，我以一个人的力量，能取得这么大的办学成就，这让我真正知道，我的事业是非常光明正大有前途的。也因为这样，反对越大，我越过瘾。

《读者·原创版》：

你的内心总是那么强大吗？

邹恒甫：

不是内心强大。就像爱因斯坦，他知道相对论是正确的；就像伽利略，不管怎么判刑，他都相信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

《读者·原创版》：

你最初在武汉大学办学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多理想的，现在来看，实现了多少？

邹恒甫：

我的办学理念已经遍地开花。我们所用的主流英文经济学教材和论文都被中国大部分学术研究型大学采用；我们的高级研究中心的经济学与数学的双学位制也被中国主要学术型大学采纳。20年前，我们孤单地办了一所高级研究中心，再看看今天中国的大学里有多少高级研究中心与高级研究院啊！这可能就是20多年来办学最好的成果。

（图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