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会潮流比努力还重要——专访何飞鹏

文_本刊特约记者 艾国永

何飞鹏，台湾最大的出版机构城邦出版集团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多家大陆媒体的专栏作家及职场畅销书《自慢》系列的作者。城邦出版集团拥有《商业周刊》《电脑家庭》等数十种杂志，覆盖财经、网络、女性、计算机、理财等多个领域；每年出版1000多种书，在台湾，平均每人每年都会购买一种以上城邦集团出版的图书或者杂志。

一名优秀的财经记者，往上爬，是经济部主任，再继续攀登，可能是报社的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不过，何飞鹏没有沿着这条可以预见的人生轨道跑下去。

告别记者生涯，34岁的何飞鹏在创业之河中泳姿难看，手脚笨拙，几度处于行将溺毙的状态。挫折一个接着一个，他在呛水中学会了游泳，最终打造出台湾最大的出版集团——城邦出版集团。

然而，这位创业者突然又将企业卖掉，重回打工者的行列。

家世：冒险的父亲，吃苦的母亲

抗战期间，何父从台湾西渡大陆经商，南京附近的溧水县全县的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悉数由他供应。财富迅速累积，家有奔驰汽车，保镖、佣人无数。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接收南京，何父带领家人准备从南京下关码头乘船回台湾。5路人马闻风而动，计划半路打劫，提前获悉的何家人在深更半夜提前上船，逃过了一劫，但满载积蓄的车队却被抢夺一空。

回到台湾的何父，利用先前汇至的少量款项，先后做过五金行、货运行和出租车等生意，然而，从前的滚滚财运再也没有光临，创业屡次失败，家财渐空。

家人口中何父的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引起了何飞鹏的共鸣。很多年之后，事业有成的何飞鹏在书中写道：“我终于知晓，原来我的创业精神来自父亲，我的身上流着冒险的血液。”

何父苦于养家糊口，白天当公交车司机，晚上给高档小区当保安。一天，小区发生窃案，被要求限期破案的警察妄图栽赃何父，何父为证清白，自缢于小区的一棵大树上。

“贫贱夫妻百事哀”，何况要抚养8个孩子的孀居的何母。何飞鹏记得，小时候妈妈常常跟他说，这世界很公平，上半生她过了最奢华的少奶奶生活，现在的艰难困苦是应该的。

同样地，后来创业中的何飞鹏，面对与母亲相似的艰难环境，同样做到了绝不后退，勇于承担。

起步：优秀的员工，糟糕的老板

1978年，26岁的何飞鹏进入台湾《工商时报》工作，仅仅两个月，就成了该报的大牌记者。之后，又跳槽到台湾第一大报《中国时报》当记者，后被提拔为财经新闻主管。

以《中国时报》的影响力，升为主管的何飞鹏成为全台湾企业公关的对象，觥筹交错的应酬日复一日。优厚的薪酬，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足以令很多人沉醉迷恋、不可自拔——尤其对一个出身贫寒的子弟来说。

回忆起往事，何飞鹏认为：“这真是消磨志气的舒服日子，所幸在34岁时我做了明智的抉择，离开舒适圈，走向创业之路。”

1987年6月，何飞鹏与友人詹宏志等筹集了1200万元新台币，创办《商业周刊》，当年11月，第一期上市。创业中的何飞鹏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常常是忙到清晨，买了早点回家，吃了上床睡觉。

辛苦了一年，结果投资人的钱赔得一干二净。找股东增资1200万元，第二年，又赔了个精光。第三次增资时，被迫引进新股东，因为许多老股东对杂志的前景已经不抱期许。这笔钱又在创刊的第三年年底全打了水漂，盈利依然遥不可及。

在团队内部，几个副总编辑互不买账，明争暗斗，过多的精力花费在业务之外；由于缺乏人才保护机制，创刊时加入的菜鸟记者在攒够经验值之后，陆续被其他媒体挖走。

为了赚钱贴补，何飞鹏想了很多招，比方帮其他企业编辑刊物，帮公司组织公关活动，帮电视台做财经节目……亏空太大，这些微薄的收益，无异于杯水车薪。

计划再增资2400万元，但没有投资人愿意支持这项计划，《商业周刊》走到了濒临停刊的危急时刻。

成熟：可悯的坚持，可喜的转机

增资无望，如何才能自救？何飞鹏陷入了长久的思索。

“什么是笨？就是老是用同样的方法做事，却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听闻老友聊天时无意中说出的这句话，何飞鹏犹如醍醐灌顶。

何飞鹏检讨自己数年来创办《商业周刊》的经历：每一次困顿之时，想到的就是融资，并没有针对企业的问题做出相应的调整，却每年都在期待杂志脱困，迈入光明之境，这不是笨又是什么？

何飞鹏首先放弃了增资计划，然后厉行节约，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将开支降到最低。针对市场传言《商业周刊》随时会倒闭，他诚恳地向广告客户解释，企业面临困难，但有信心、有决心撑下去，终于赢得了广告客户的同情，撤走的广告又回来了，与此同时，他广开思路，出版畅销书，快速赚钱。

何飞鹏使出浑身解数，控成本、增收入，即便如此，杂志的运营仍然处在极不健康的状态之中，同学、亲友都成了借钱的对象，杂志最高负债达数千万元。

有一次，公司差100万元资金，已经保证再不向妻子开口借钱的何飞鹏，无路可走，只得又一次向妻子伸手。何飞鹏记忆犹新的场景是，他将车子开到妻子的办公地点。她在走廊下等他，手上捧着一个牛皮纸袋。等他将车窗摇下，妻子将纸袋丢进车里，一语不发，转身就走。何飞鹏静静地在车里坐了10分钟。

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还向地下钱庄借过高利贷，月息4分（100万元一个月利息即达4万）。“不论创业再怎么辛苦，绝对不可以向地下钱庄借钱，因为地下钱庄大多数是黑道，一般小老百姓与黑道打交道，绝对尸骨无存！”何飞鹏事后总结。

1994年，何飞鹏创业的第8年，一本畅销书彻底改变了何飞鹏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商业周刊》的命运。

这本《商业周刊》出版的书，4个月内卖出近30万册，赚了近3000万元新台币。

加上对商业杂志的操作已经掌握了规律，何飞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超越：昨日的老板，今日的员工

借助这本畅销书的东风，《商业周刊》发展势头迅猛，在江湖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在1995年的一次面试中，何飞鹏获得这样的信息：IT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一股全民学习计算机的浪潮即将来临。

一位来自IT杂志的面试者，引起了何飞鹏的注意。而后，这位《商业周刊》的面试者，成了何飞鹏筹办的计算机杂志的最早加盟者。

詹宏志曾与何飞鹏一起创办《商业周刊》，不过在中途退出，此时在家门上挂了牌子，写着“退休”字样，安心在家里读书、编书。

何飞鹏上门问詹宏志：“我想办一本给大众看的计算机学习杂志，想听听你的意见。”

詹宏志回答：“立即去办，一分钟都不要等！”

詹宏志后来受邀成为PC home杂志发行人兼总经理。詹宏志是个很有想法，又很有控制力的人，不喜欢外人干预他的工作，何飞鹏当起了甩手掌柜。第一期杂志第一次印刷5万册，3天售罄，加印后卖到15万册，破了台湾杂志的单期销售纪录。巨大的发行量带来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广告每一季都在涨价。以这本杂志为依托，“计算机家庭杂志集团”应运而生，前后创办超过20本计算机刊物。

同样是1995年，何飞鹏融资成功，城邦出版公司新鲜出炉——这是由3家小出版社合并而成的，后来陆续创立了20多家出版社，成为台湾第一大出版集团。对城邦出版集团，何飞鹏所费心血甚多。

2001年，城邦出版集团、计算机家庭出版集团被李嘉诚旗下的香港TOM集团以25亿元新台币并购。老板何飞鹏，又变成了“打工仔”何飞鹏。

这中间，会有怎样的落差？

“我的工作舞台变大了。”并购之后，任职城邦出版集团CEO的何飞鹏说。他认为，一个企业属于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它发挥出更好的社会功能。他认定，被并购“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领悟：慢慢思考，慢慢做事

何飞鹏被大陆人熟知，不仅因为他是台湾最大的出版集团城邦出版集团的前老板、现任CEO，还因为他是《第一财经周刊》等大陆媒体的专栏作家、风行大陆的职场畅销书《自慢》系列的作者。

在成为公司高管之后，很多人放弃了写作，何飞鹏依然笔耕不辍。“写作是我的本业，管理当然也不是副业，这两个应该是并重的，我都不会放弃。”他喜欢在清晨五六点钟写稿，写完稿子再去上班，“现在平均一个月要写将近1万字”。

2007年，《自慢》系列第一本在台湾出版，成为当年的经管类图书销售冠军。办企业、写专栏、出书，何飞鹏在台湾成为了知名人物。

谈及成名后对自己的影响，何飞鹏对本刊记者说：“因为是公众人物，你会受到很多制约，比如你的穿着、你的言谈。”他讲了一件趣事，“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去买菜，正想跟摊贩砍价，结果摊贩说，何先生，你的专栏写得真好。我就不好意思讲价了，赶快买了就走。”

《自慢》系列目前出到了第四本，在书中，何飞鹏并不讳言他在创业时的那些惨痛的经历，也愿意与读者共同分享那些宝贵的经验。

他曾总结出创业成功的三个关键要素，有志创业的人士可以参考：第一，创业者的人品要够好；第二，生意模式要符合时代潮流，大众要有此需求，何飞鹏曾说“体会潮流变动，比自己努力埋头工作还重要”；其三，要掌握资金、团队、技术等其他因素。

“自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在何飞鹏的“官方解释”中，“自慢”是个日语词，形容自己最拿手、最有把握、最擅长的事。然而，在何飞鹏的书中，多次阐述了“自慢”具有“减速”、“笃静守深”等含义，“自慢”，就变成了“让自己慢下来”的意思了。

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常常说，我们走得太快，把自己的思想丢了、把自己的灵魂丢了、把中国的刹车板丢了……我们还说，我们走得太快，忘记了为何而出发……那就让自己慢一点吧。

自慢，是创业观，更是人生观。

要跟盗版共存

《读者·原创版》：你觉得大陆和台湾的出版行业差别在什么地方？

何飞鹏：大陆出版市场非常大，行业规模也比台湾大多了。近两三年，大陆的出版界跟国际的联系也很多。一些小类型的出版物，在台湾是不会有的，但因为大陆市场规模大，反倒可以容纳。我想，这就是台湾跟大陆市场存在的差别吧。

《读者·原创版》：在人员方面呢，双方差别大吗？

何飞鹏：我觉得差别并不大。大陆从业人员工作的弹性很大，可能因为大陆这方面的规范较少，但灵活度也比台湾大得多。

《读者·原创版》：大陆方面有一些不太好的弊端，比如瞒报书的印数。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担心呢？

何飞鹏：这是社会进步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阶段。现在大陆还有非常多不规范的事情，但是它也会逐渐往规范的大路上迈进。如果要来这里发展的话，就要跟盗版共存，要跟这些不规范的事情共生，适应它、谅解它，否则的话，就不能做事了。

《读者·原创版》：你的书在大陆销量如何？

何飞鹏：听说卖得还不错，应该有10多万册了。

《读者·原创版》：你的专栏在台湾很受欢迎吧？

何飞鹏：应该是最受欢迎的专栏之一吧。我们的《商业周刊》是台湾最大的杂志吧，所以在市场上的“能见度”是非常高的，许多人因此认识我。

卖掉公司，我的舞台变得更大

《读者·原创版》：你是财经记者出身，在所有记者当中，财经记者是不是距离创业最近的？

何飞鹏：财经记者容易了解商业运作，但不代表他离创业或成功很近。因为创业更重要的因素是，有没有创业的天分跟素质。是否适合创业，取决于你的个性跟创业的要求是否匹配。

《读者·原创版》：你并非一出道就马到成功，遇到挫折时，心里怎么想？

何飞鹏：我难免会想到不要做了，也难免会想为什么老天这么不公平，我这么努力怎么还让我遇到挫折呢？我也会觉得奇怪，我已经准备得如此充分，居然还会出现完全没料想到的事情？这些都是很容易产生的情绪，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能够面对这些挫折，然后去解决。

《读者·原创版》：您把一家公司发展为一个集团，可谓费尽心血，但最后你把它卖了，做出这个决定，你花了多长时间？

何飞鹏：决定时间并没有很长。

《读者·原创版》：那你就不再是老板了，而是一个打工者，这中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何飞鹏：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家做主”这件事情完全没变，我跟过去做一样的工作，担任跟过去完全一样的角色——当然这个角色在功能上受到一些制约，可是我的工作舞台变大了。这就是当年为什么我们很容易做出这个决定——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发挥这家公司的社会功能，比拥有它更重要。

2030年进入数字出版时代

《读者·原创版》：传统的出版行业，因为数字技术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你怎么看待数字技术对出版行业的影响？

何飞鹏：长远来看，数字出版一定势不可当。今年出生的这些婴儿，七八年以后开始看书，他们更多的机会看数字出版物。所以，我认为他们不会像我们这样留恋纸质书籍。那个时候，纸质出版业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现在就应该进行相应的布局，要做好迎接“数字原住民”统治这个世界的时代。

“数字原住民”什么时候统治世界？我认为大概是20年左右。在我看来，2000年左右出生的孩子，会习惯网络生活，适应数字化阅读，而20岁到30岁的人是整个出版市场的消费主体，因而等到2030年，出版行业绝对会以数字出版为主。作为出版工作者，你就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