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雾霾治理的短期行为

张墨宁

2016年冬天，席卷全国多地的几轮雾霾引来社会广泛的关注与热议。各地基于已经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法律法规，拿出了相应的雾霾应急管理体系。2017年的地方“两会”上，环保也是这一年政府的施政要点，其中，北京和山西更是组建环保警察加大执法力度。这些措施能否对改善空气质量有明显效果仍需观察。

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承诺要在2030年要真正开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2023年开始，中国煤炭整体耗用量要出现下降的拐点。去年底，《巴黎协定》正式生效，中国将更坚定地履行承诺，转变高耗能的发展方式。在这个节点上，有必要总结和反思过去几年的大气治理方式，形成更好的治理思路。对此，本刊专访了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长江学者朱彤教授。

Q& A

N-南风窗

Z-朱彤

重视居民源

N：2016年，你们的研究团队在美国的《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论文称，在北京地区，家庭使用能源量仅占总能源用量约18%，却贡献了 50% 的黑碳颗粒物排放与 69%的有机碳颗粒物排放，居民源对大气的影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为什么你们会注意到居民源？前不久有研究者提出柴油机尾气的污染是被忽视的雾霾元凶。对于雾霾形成的根源，环保界目前是不是处在“查漏补缺”的阶段？

Z：过去一段时期，研究界对一些大的污染源的关注和识别做得比较多，但在特殊天气和条件下，特别是重污染的时候最主要的污染源到底是什么，还不是特别有共识。污染的来源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季节，其构成是不一样的。我们能够感觉到污染，还需要具体的数据来分析和说明问题。

我们去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就是第一次用了数值模型计算量化采暖季节京津冀地区削减居民源对空气质量改善效果。郊区和农村居民采暖和烹饪主要用煤炭和生物质，由于燃烧效率低，并且缺乏烟气处理装置，居民源排放对大气中一次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有重要“贡献”。尤其在北方地区的采暖季节，大量煤炭作为民用供暖能源，以粗放和低能效的方式燃烧，对一次颗粒物排放的贡献甚至超过工业领域。所以，我们就提出，在冬季重污染的时候，对居民排放源控制应该给予高度重视。从政府的治理来说，这方面的投入成本相对比较小就可以达到效果。

N：对于雾霾产生的根源，产生了很多猜测，前不久流传的一个观点是，中国每年进口的1000多万吨石油焦，是严重空气污染的元凶。去年，雾霾中含有硫酸铵的传言让很多人感到恐慌。一些不正确的认知应该及时澄清，但对于空气污染根源的未知领域是不是也不能轻易做出判断？

Z：实际上，很多专家对于这些问题都间接做出了澄清。硫酸铵本身就是大气细颗粒的主要组成之一，毒性并没有那么大。而石油焦每年的进口量才1000万吨，煤炭的消费量是40亿吨，差了好几十倍。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属于误传。一刀切与短期行为

N：中国的能源结构中80%是煤，煤是主要的污染来源这一点是确定的，一直以来政府也在强调调整能源结构。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德国的治霾经验是不调整能源结构，霾是照样可以治的。燃煤未必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只有不清洁燃煤，才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以中国的状况来说，调整能源结构，降低对煤的依赖是唯一的选择吗？

Z：在一个理想的条件下，不把煤炭替换成其他能源，只对所有的排放都采取最先进的处理技术，有可能显著降低污染排放。但在管理和社会成本的负担上，会有很大挑战。

从长远来说，人类不可能一直依赖化石燃料。一个国家需要有清洁能源逐步替代化石燃料，但是现在风能和太阳能并网的技术难点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短期替代煤炭难度比较大。而且，煤炭除了排放污染物之外，还释放二氧化碳，对气候变化有很大影响。但是在近期或者中期，煤炭还是会作为中国的主要能源，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应该更强调煤炭的清洁使用，怎么样让煤炭的燃烧排放污染物更小。能源效率是一方面，但也有局限性，就是不可能实现百分之百的转换，到了一定极限之后，效率就再也上不去了。所以，目前更重要的是煤炭的清洁使用。此外开可以考虑通过设计、规划降低建筑能耗、城市交通能耗。城市规划尽可能减少每一次机动车的出行时间，降低交通拥堵。

N：大量推广煤改气是不是一个可行且有显著效果的做法，过去几年的环保治理手段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Z：最理想的情况是，政府推动加强污染排放的控制，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技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有的地方太着急了，可能会出现一刀切的情况。过去几年的大气治理，我们在科学和技术上做了大量工作，但污染改善首先跟经济发展有关，中国以重污染或者重工业为基础的高能耗企业占比大，相关的排放就高，一下子把他们都停下来，可能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这就需要政府有一套很好的管理理念和机制，控制效果和成本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现在的很多治理手段实际上是比较短期的行为，污染一来就一刀切，，就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污染控制成本。所以，未来需要政府提高管理水平，更好地把科學研究与管理结合起来，避免有些企业排放没有太大的污染却被强迫关闭的情况。再比如，中国的燃煤电厂排放标准在全世界是很严格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一定要求燃煤电厂都改成燃气。需要做充分判断和研究来做决策，而不应简单地把煤压下来。

N：环保的技术上是不是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最近就有学者指出，湿法脱硫有很大弊病，湿法脱硫之后产生大量极细液滴颗粒，其中的污染物国家环保标准目前没有强制控制，但也是雾霾的元凶之一。对湿法脱硫技术，你的看法是什么？技术改进的方向是什么？

Z：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误解，有很多专家做了解释。现在的技术应该是可以满足我们的污染排放要求，但降低成本的问题尚待解决，尤其是污染处理系统的使用成本很大，技术改进的方向应该着眼于此。比如，在发电厂，现在是脱硫、脱硝、除尘各有一套系统，如果能把这三个系统合并，同时实现降低三个污染物，就会减少成本，这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需求。另外，在使用管理上，脱硝的时候可能产生氨泄漏，防范装置上也有改进的空间。

区域治理需要进一步协同

N：河北的钢铁、炼焦还是华北最大的污染源，虽然近年来环保改造力度很大，但由于产量巨大，钢铁和炼焦仍然是最大的工业大气污染源，除了减产，还有哪些措施可以发挥作用？另外，京津冀三地协同的效果是不是也不太理想？

Z：河北是中国的工业重镇，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需要钢铁、焦炭、水泥，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河北采用临时性治理措施的时候，需要关掉一些小的工厂，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关键是一些大的企业，目前只能采取污染排放的处理措施，让它们搬迁的话，就业也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三地协同的效果确实不尽如人意，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在国务院下面的协调小组领导之下，克服了行政管辖区域的界限。在这样的机制下，为了实现保障奥运空气质量的目标，大家非常配合实现了大气污染的协同控制。但这是一个短期行为，从长期来讲，光靠省、市自己来协调，出于各自的利益，较难实现大气污染的协同控制。北京在治理空气污染上每年的投入力度非常大，再往下，单位投入的经费产生的改善效果会逐渐降低。可以考虑把部分经费投入到河北，帮河北治理改善空气质量的同时，北京的空气质量也能得到更大的改善。如果能够在区域协调控制上做到这一点，就会是一个多赢的措施。这需要政府下很大的决心来推动。

N：目前各地已基本建立起以法律法规为基础、以本行政区域应急预案为核心的雾霾应急管理体系。然而，应急预案的启动及其响应级别也引起了质疑，应急预案是不是也应该更科学？

Z：应急预案不能停留在发布和应急措施上，还应该对这些预警措施做一些客观的评价，看哪些措施真正起到了减少污染的作用。有的措施可能不一定重要，反而增加了社会成本。还有一些是没有预见到的新的污染源，研究之后下次就可以加进来。总之，应急预案应该是动态的，要不断优化。

N：为什么在近几年的冬季，雾霾积聚起来就很难扩散？中国虽然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做出了承诺，但从丁仲礼院士前几年接受采访的一段视频又引发了讨论是不是也可以看出，对于排放和发展的问题，仍然没有形成社会共识，怎么看待中国的减排责任？

Z ：雾霾的扩散条件这么高是因为我们排放太多了，排放强度很大，只要不刮风，很快就會积累起来。而且，人们观测到目前地表的风速逐步下降，导致大气扩散能力减小，也使得污染物更容易积累起来。

当前中国的人均排放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排放总量也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碳排放大国，而且，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到了一定的水平，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来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而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也可与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结合起来，实现改善空气质量、减缓气候变化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