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当世界的新领导者？

林民旺

2017年伊始，不少人开始热谈中国要当世界“领导者”。这一思想趋向的最初发端，部分源于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离任前撰文，言称美国“欢迎中国作为全球领导者”，激起了吃瓜群众的“雄心大志”。

事实上，博卡斯的原文是：“历经几十年且一直得到两党历届政府支持的美国的中国政策，一直是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我们欢迎中国在透明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中作为一个承担自己责任的全球领导者，这个制度巩固了亚太地区几十年来所享有的和平与繁荣。”如果注意到“全球领导者”前面一大串的修饰词，这样的说法同美国近年来对华外交的一贯辞令并无多大不同，“断章取义”地表述为美国要让出全球“领导者”角色，似乎也非其本意。

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演讲后，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有人说中国正扮演着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我要说，并不是中国要冲到前面，而是前方的领跑者退后，给中国留了位置”。他同时补充道，“如果被要求发挥领导作用，那么中国将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样的表态，同样引发国际社会的遐想。此后王毅外长借机多次表态，“中国无意去领导谁，也无意去取代谁”，进一步澄清了中国政府的立场。然而，这样的澄清似乎总是容易被故意忽视。外界更关注的是，当世界霸主美国开始选择更加保护主义的对外政策时，中国将如何作为？

“两个引导”

在此背景下，***主席首次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在达沃斯和日内瓦两次阐述中国的主张和方案，强调中国将坚持走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道路，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国际社会的共赢和共享。这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当下的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王毅外长2月17日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世界并没有失序，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依然在保障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应当继续加以坚持和维护”。于是有一种带有调侃的说法是中美两国“拿错剧本”，美国似乎在破坏二战后所建立的国际体系，而中国则反而强调这一体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同样引发关注的是2月17日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召开。***主席在会上指出，中国“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这是***主席首次提出“两个引导”，不少报道认为此种表述“深具内涵”。

以笔者的观察，“两个引导”的表述，其实同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外交保持着内在的连贯性。2016年的新年贺词中，***主席说道：“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这所表明的态度和立场：一是中国对当前的国际问题要有想法，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是选择低调迁就或者回避。二是中國要承担起大国的责任，要将中国的全球责任看作是一种义务，而不是负担。这和过往的外交显然有所差别，更强调“有所作为”的一面。但是，我不赞成一些人把中国承担大国责任动辄上升到领导世界的高度，那样恐怕与中国的意愿相悖（中国无意去领导谁），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世界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世界领导者美国发生转向，让世界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种变化以更好地发展自己，提高领导力当是题中之义。但面对领导者转向的挑战，提高自身实力是基础，也须有历史和战略的眼光。

对世界领导者的研究，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课题。罗伯特·吉尔平的研究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规律就是和（平）久必战（争），战久必和，每次都是通过一场霸权战争，国际体系才进行重新安排，确立了新的威望等级，并确立新的领导者，重新安排体系规则的制定权。在新规则下，新领导者的利益将得到优先照顾。而为什么只有霸权战争才能产生出世界的新领导者呢？吉尔平认为，这是由于相对于国内政治而言，国际政治缺少产生合法权威的途径，只有霸权战争才能将一个国家的权力优势或者劣势得以全方面展示和暴露，战争是对国家意志和能力的全面检验。

很多批评家则称，当代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核弹的产生已经改变了国际政治的基本规律。现实主义者们并不如此认为，在他们眼里，“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历经数千年一直也没有发生变化”。公元前5世纪修昔底德的洞见依然适用于当代国际政治。当人们回顾大国争霸史时，似乎可以发现，500年多来的历史基本上见证了战争与霸主更替的相关性。

因此，对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我们绝不可天真。实际上，我们难以相信美国会轻易拱手让出世界的领导权，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还曾一再声言，“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另一方面，中国要形成对世界其他大国（包括美国）的压倒性优势，仍然将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同样充满了大量不确定性。

英美帝国的崛起和衰落

纵观历史上的大帝国，他们征服、奴役其他民族，搞强权政治，另一方面又有文明的外衣作为粉饰。大英帝国在一战前（1913年）时就有100多个独立的政治单元（不包括600多个印度土邦）宣誓忠诚，如此庞大的帝国仅靠强力维持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其后面的思想观念。正是大英帝国代表所谓“文明”、“正义”、“自由”的化身，才能获得庞大殖民地精英的忠诚。而事实上，英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不过是建立在欧洲文明优越论的基础上，辅之以种族主义观念。它摧毁了殖民地本土文化，也将殖民地塑造成了落后、劣等、封闭、保守的形象，使殖民地的精英们“心悦诚服”。大英帝国通过反对奴隶贸易，既打击了西班牙、荷兰等霸主，同时也将自己塑造成道德高尚的“解放者”。事实上，英国是一个自由贸易帝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反对奴隶制本身是服务于它的自身需要的。

美国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同样与其提供的价值观是分不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用民族自决摧毁了殖民帝国的正当性，到民族解放运动时以摧枯拉朽之势崩溃老牌殖民帝国，也使民族自决的主权观成为当前世界秩序的核心理念。同样，如果不是美国强大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美式民主的追求至少不会显得如此“霸道”。现在美式民主遇到了大问题，其背景也是美国整体国力的下滑。

领导世界的成本远甚过去

1972年，毛泽东主席曾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要“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这个策略内含着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哲学，对于国际政治而言，个中道理也是浅显明了。历史上，不少世界领导者都可算是采取了这一策略，佐证的案例不少。如七年战争（1754～1763）中，大英帝国打败法国，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没有可以匹敌的对手了，但是在凡尔赛体系的运作中英国仍然选择与其他大国“协商一致”，这也是大英帝国的霸权远比西班牙、荷兰、法国更为长久的原因之一。同样，美国经济实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但是却在一战后选择退回美洲大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正式登台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一战前的德國则是争霸策略失当的典型。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突然崛起于欧洲中部的普鲁士，不得不面临着周边国家联合起来对抗它的可能。俾斯麦采取的就是同各方普遍结盟，游走于各方，巧妙地保持法国和俄国之间的敌对。然而，这样复杂的联盟体系在威廉二世上台后被轻易地废除了，威廉的对外政策显得眼高手低，最终使得法俄实现和解，而这就意味着德国将不得不面临两面受敌的状况。

当下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显然要比历史上的其他大国更为和平、有序，如大国互动存在明确的规则、充分完善的协商机制、保持克制武力的政策……另一方面，美国领导世界的意愿在下降，非西方世界的整体崛起，宗教民族矛盾的上升……19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现代世界，变化的方面太多，主权国家的大量增加，独立意识的增强，大众政治的兴起，凡此种种都意味着要领导世界的成本远甚过去。不少谈论中国要当世界新领导者的观察家们，似乎简单化地理解国际政治的历史和过去，“身子进入21世纪，脑袋还停留在过去”。

中国崛起的逻辑当然不同于英美的帝国霸权。而就当下而言，尽管取得了强大的财富创造能力，但中国在价值观建设上仍然任重道远。尽管曾经有过“中国模式”等方面的讨论，然而这更多地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很难说已经可以提供出一个完整的全球价值观体系，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很多事情要做，这才是当下需要思考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