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谁在塑造我们的人生观？

李少威

今天的中国，人们较少再严肃面对“人生观”这一问题。

“毁三观”、“颠覆你的人生观”、“刷新你的人生观”，尽管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用标题来挑逗它，但在语言上动辄使用“大杀器”只是源自一种娱乐的本能。正如郭德纲的调侃：“一篇作文就改变人生观？那我给你整本故事会你还不得飞起来？”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中国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伴随着经济的转型，在精神文化方面，也开启了“重塑人生观”的时代，由权威主导的人生观与社会实际的人生观，慢慢地同时并存。人们有了选择自己的人生观的自由，于是人生观便变成了一种隐形的基础资源，每个人都拥有它，并在它的基础上设置了自身的行为模式、行动方向，但从来没有觉察到它的存在。

但心理学上的决定论不支持自由意志，人生观这种价值层面的东西并非一种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被社会塑造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是谁（或者什么力量）在塑造我们的人生观？

英雄主义时代

人生观可以简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二是怎样去实现。

在近现代，无论东西方，两方面的答案，都曾经由政治家来作主导性的回答，他们是人生观的权威制定者。

在多元化社会尚未开启，社会观念具有很强的一致性的时代，由权威主导的人生观与社会实际主流人生观就会合流。政治家所强调的集体一致行动的重要性，会成为社会共同的人生观。

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生的意义和目标”可以用雷锋的一句话来概括“：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而实现的途径则是甘当一颗螺丝钉。各行各业莫不如是，每一种社会身份都能从强烈的集体主义整合力中获得一种荣耀感和自豪感。

所以，那个时代的人生榜样是刘文学、雷锋。法学教授范忠信曾对《南风窗》记者回忆成长期的心理状态：“初中以前老是想，为什么我的身边就碰不到那些破坏分子，也让我能去举报或搏斗，从而成为英雄呢？”

英雄主义是一种集体情怀，人们从小被一种“时刻准备建立功勋”的激情所支配。

政治家对社会人生观的塑造，使用的是一种长远的愿景想象，他们告诉人们，为了那个非常美好的社会理想，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添砖加瓦，值得为之而作出个人利益的牺牲。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深深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也在那个时代激发了这个国家的力量。

改变终于到来。我们先看日本，在其战后重建过程中，集团主义和大势顺应主义提供了社会文化基础，到1970年代已经实现了经济繁荣和物质富足，人们在新的社会生活条件下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个人主义。在中国，同样在1970年代，革命浪漫主义进入尾声，“四个现代化”提出，改革开放拉开帷幕，由政治家主动选择的变革，给社会提供了多元人生观的发生条件。

无论哪一种，在社会文化上都体现为一种“世俗化”倾向。激励人们继续奋斗的，不再是恢弘而遥远的图景，而是眼前的生活，概而言之，就是从集体梦想转向了个人愿望。

在1984年，日本作家山崎正和这样描述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社会：“国家对于国民已经不是有趣的存在—给日常生活带来刺激而激励个人人生的存在。她不再是为大目的而行动的战斗集团，她已转化为抱持无数的小课题而谋求期间微调的日常性技术集团。换言之，国家已经不是祭典的场所，而已化为务实的世界。”

这种变化与中国异曲同工，只是由于启蒙路径不同，对后者而言来得更晚一点。

开启多元化时代

人生观的动力来源发生了变化，从集体梦想转向个人愿望。在集体梦想笼罩一切的时代里，个人欲望并非不存在，而是被不道德感所压制。而且，即便把它释放出来，也是不可实现的。

自上而下推动的体制变革，逐渐解除了对个人愿望的约束。

农业改革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商业领域里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并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人可以进行地域流动去打工、创业，通过区域间价格差异赚取利润不再是一种罪名，从事经济活动不再是为了完成计划、指标和指令，而是为了给自己赚更多的钱，劳动与个人生活改善的可能性直接对应了起来。

社会从固态转向了液态，后面还会转向游离态。正在发生的一切都预示，商人会成为新的人生观塑造者。但就实践经验而言，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不足以支持社会人生观的快速变化，作为一种强力催化剂，思想家承担了这一过渡性功能。

1980年代，现代西方哲学潮水一般涌入中国，萨特、尼采、弗洛伊德、叔本华，这些在今天让年轻人望而生畏的名字，在当时却成为了一种日常的精神料理。

有的人在动荡时代经历了人情冷暖的剧烈转换，萨特的“他人即地狱”必然唤起强烈共振；大部分人对自己究竟是不是一块砖、一个螺丝钉还心存疑虑与彷徨的时候，萨特又说“你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你就是你自己”；人们对剧变带来的莫测前路惶惑不安，尼采喊一声“上帝死了”就给他们灌注了信心和勇气。

在思想家们的影响下，整个社会都在严肃面对人生观选择的问题。“潘晓来信”引起的强烈心灵共鸣，足见新的思想养分带来的价值蜕变。

1980年5月，《中國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题为《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来信，署名“潘晓”，实际上由潘祎、黄晓菊两名青年合写。信中说：“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

这封信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一人生观公式，而其使用的太阳的比喻，对应着“发光发热”的集体话语，有明确的所指。

社会的主导性人生观和主流人生观开始发生分裂，1984年，该杂志第一期发表陈志尚、金可溪的文章《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印证这种张力的强大。

“合理利己主义”在社会上有大面积的内心冲动，但大多数人仍然羞于启齿，科学家、工程师、人民教师还是人们口头上的职业理想，但如果成为一名“老板”是可能的，许多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商人登场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包含着一种对“小政府”的主张，带着强烈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色彩。在西方，其理论来源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后来哈耶克又把它发展成为“自发秩序原理”。

个人的自我实现，自然捎带着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这为个人愿望合理合法地释放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财富不是可耻的，而是光荣的。它预示着，商人主导人生观的时代即将来临。

“先富起来”代替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新的榜样性行为。1980年代，成为“万元户”是流行的人生目标，率先实现者是可羡慕的。而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对陌生人（哪怕一看就不是老板的人）一律称呼“老板”，以表达尊重和善意，这一称呼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后，至今仍有残迹。

除了那些坚定而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一直被思想家占据灵魂，到1980年代末被边缘化之外，大多数人的大脑都被物质攻陷。

1983年6月，厦门大学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广告学专业，随后这一专业在国内迅速成为热门学科。“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通过一系列“经典”的广告语录，消费或拥有某种商品，被和个人的社会地位直接联系了起来。商人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直接影响人们的人生观。

由于这种变化，一些原本被尊崇的社会身份变得失落，国家干部、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去寻求新的成功。有些人放不下面子，表示自己下海不是为了钱，而是寻求生命的意义，即便这是他们内心里真实的声音，也说明“生命的意义”发生了变化。

“成功学”应运而生，在1990年代席卷天下。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1.3%的人读过成功学书籍，有86.5%的人了解过“成功人士”的奋斗经历。成功有了一个统一的模板，住豪宅开豪车穿名牌，经常出入高消费场所，被美女俊男包围，被众人所羡慕。

这种成功与传统的成功之间的区别在于，它是没有尽头的。过去所定义的成功是具体、实在的，比如科学家完成了某项科研突破，工程师完成了某种技术改进，企业家让产品获得了市场认可，甚至一个孩子完成了自己的手工作业。而成功学灌输的成功没有明确的边界，是一种对物质财富的持续获取，对物质享受越来越高的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标准在不断地变化。

1996年，《中国青年》再次组织了一次人生观大讨论，这次的题目是：“我不停地奋斗，为什么成功却离我越来越远？”人们回过神来，顺便探讨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成功”。“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没有解决人生意义上的困惑，反而放大了这种困惑。

就像厂房里的机器不会停止生产一样，由商人主导的人生观不会停止制造更高的目标，概括而言，这种人生观的公式是—这种东西你有没有？没有，那你的人生是失败的。而“这种东西”是无穷的，人一旦被卷进去，就只能通过无止尽的购买来找寻心理上的存在感。

美国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说：“物作为有价值的关系之象征，为一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提供了具象的证据。”

“我们对物的依赖不仅在身体上，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现在我们制造的大多数东西在任何一种物质意义上都不能改善我们的生活，相反它的作用是稳定我们的精神，使之有序。”

精神无序，就会发疯。

明星的崛起

商人对社会人生观的影响，其行为特征和政治家、思想家不同。政治家、思想家们以直接的思考和宣告，来陈述什么样的人生观才是可取的；而商人往往藏身于“自发秩序”后面，让受众觉得这一切都是源自自身的需要，自己的人生观并没有被谁所设计。

这种高明的机制，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就是把价值信条置入娱乐明星的身上，使之成为他们个人魅力的一部分。

明星穿着某款衣物出现在一个万众瞩目的场合，很快，在各种商业渠道上就会出现“明星同款”。不少青少年，还有部分大妈大叔会把自身代入某个明星的人格中去，把自己想象成对方，无上限地加以完美化，甚至在生活上进行细节的模仿。

崇拜与模仿带来的消费满足感，伴随着强烈的“个人自由选择”体验，虽然这种“自由意志”经不起冷静的逻辑推敲，但在普通人那里，它是润物无声的。

明星当然永远无法跳出商业的掌控，比如一个真人秀节目，商家会提出一定要有某某明星才投放赞助，于是这个明星就“参加”了这一节目，他们在各种真人秀节目中所露出的真诚的笑容都有一个商业的梨涡。

不过，社会展现给大众的印象却是，明星的独立性越来越强。

的确，在1990年代，明星还主要是一个演员，他们崭露头角之后就会获得“走穴”的机会，直接为商业站台，获得一次性的劳动报酬，那时他们身上的工具性特点非常明显，社会地位也远不如今天那么高。美丽而知名的女明星，最终嫁给了其貌不扬的土豪的例子多有所见。

而今天的明星，自身已经有能力进行商业的组织和运营，他们凭借粉丝的想象而发酵起来的个人魅力，也把他们推上了社会地位的高点。他们不但表现得不再是一种工具，而且财富创造能力也不输大部分土豪，大多数明星自身就成为了富豪，此時嫁给土豪就成了一种降阶，于是这几年我们看到，明星与明星之间结合的情况变得普遍了。

这种独立性确实让商业对明星的操控变得比以前困难一些，但却是商人们乐见其成的，因为这暗示着原本通过广告语来进行灌输的人生观内容，已经在社会心理上内化了。

这个时候，商业富豪们都纷纷变身为思想家，谈哲学，谈情怀，谈社会理想，唯独不谈商业。

但无论是明星或者土豪，他们对社会人生观的影响，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