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有人都活在创伤的历史中

何蕴琪

美国人本—存在心理学家，美国舞动治疗协会主席，旧金山心理协会主席艾琳·赛琳（Ilene Serlin）有着和她68岁的年龄毫不相称的体格和精力，她一头瀑布般的金发，带着黑边眼镜，在舞动的时候我仿佛能看到她14岁第一次到访以色列时那种少女般的热烈舞姿。

她有着犹太人血统，在美国长大和接受教育，从民间舞蹈开始，从事了超过40年的舞动治疗工作，在以色列进行了15年的创伤治疗工作，去年又把她的專业经验带到了约旦，和那里的叙利亚难民一起舞蹈。她说，舞蹈记录着人类远古的经验，特别是农耕文明的经验，在舞动中，一个集体的凝聚力被加强，社会序列被巩固，同时它也有着释放悲伤、治愈心灵、表达希望、建立沟通的能力。而在谈及创伤时，她指出，创伤不独是某一部分群体的经验，而是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

就舞蹈和舞动治疗，本刊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

Q& A

N-南风窗

I-艾琳

舞蹈具有凝聚集体的作用

N：你可以从总体上介绍一下你是怎样通过舞动治疗进行工作的吗？

I：我会主要谈一下我的舞动治疗工作，因为我是一个应用舞动治疗来工作的心理学家。不过在谈到舞动治疗的时候，我的个人经历可能是比较特殊的，我的学习背景是民间舞蹈（folk dance），因此我总是很关心人类的文化。在我们说到民间舞蹈的时候，有一个现象是，每个民族的舞蹈其实都在讲述关于那个民族的故事。很多民族的舞蹈都源于他们远古地随着文化积淀下来的经验，特别是来自农耕经验。比如收获的季节摘取葡萄，播种的季节撒下种子，在早期，人类用舞蹈来记录他们农耕工作的模式，他们会在乡村生活的某些重要节点通过舞蹈来庆祝，稼穑、婚庆、生育等等。舞蹈帮助村庄里的人凝聚成一个整体。因此，民族舞蹈的舞步实际上是代表了人们的工作模式和在乡村里的生活模式，比如女人们一起做面包，等等。

从1975年直到现在，我到世界上不同地方采风，常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最早其实早在1962年，我第一次到了以色列，那时我14岁，在那里度过了暑假，学习了当地的民族舞蹈。以色列的民族舞蹈是这个年轻国度借以建立其文化的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歌曲和舞蹈，一个年轻的国度获得一种凝聚力，也赋予了人们灵感。从政治上来说，这些歌曲和舞蹈也可以被用作政治宣传，它的作用可以从正面和反面去理解，然而，它的能量和在传递信念上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不过我在14岁的时候，并不理解太多这些内涵，我只是爱上了这些舞蹈和音乐，它们在讲述着不同的故事。我很享受的是，尽管不谙当地的语言，通过舞蹈我还是能享受那里的文化。我去过希腊、土耳其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瑞典等地好几次，同样享受那里的音乐和舞蹈。还有俄罗斯、乌克兰等等。每当我旅行到这些地方，我总是尝试去体验当地的文化，它能给予人关于那个国家的本地的强烈感觉，无论是农耕文化或是其他，比如某些地方的舞蹈会具有军事色彩……很快我会去夏威夷，以前我在那里看到他们的当代舞蹈，是在讲有一艘船从海上而来，这些都是帮助人们彼此去沟通的。而在非洲，舞蹈除了帮助人们沟通以外，还会反映人们的梦境。舞蹈成为了一种国际性的语言。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民族舞蹈也非常盛行，大学生会聚在一起跳舞，因此它也具有社交功能。

N：参与当地民间舞蹈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经验吗？

I：需要特别注意一些方面，比如当我在希腊一个村长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个人来带领整个队列的舞蹈。这是一个男人，是村庄里最有权力的人。女人永远不会到队伍的最前面去。当他们舞蹈的时候，同时也在展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于是舞蹈在这里同时具备一种功能，就是维护整个村庄的和谐，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N：你喜欢民间舞蹈的原因是什么？

I：我更喜欢民间舞蹈，因为它不是一个“演出”，相反的，每个人都是舞者。而且它具有一种节庆的特质，舞蹈是节庆的一部分。

N：那舞动治疗又是怎么开始的？

I：1971年，我开始攻读舞动治疗硕士课程，由此开始对舞动治疗这个专业进行更严肃的研究。我们花了两年学习运动机能学，然后我们还学习了拉班舞谱—拉班被人们誉为现代舞之父，他发明了一种纪录舞蹈的语言，称为拉班舞谱。我最近在中国开展的“中美全人舞动治疗课程”里面，教了一小部分拉班舞谱，给学生介绍了四个维度：时间，重量，空间，流动。所以根据拉班舞谱，你可以通过形象的符号来纪录舞蹈，而其他人可以看到并重复这个舞蹈。

我们学习了关于动作观察，在工作坊里面会观看无声的录像，从中可以看到患者和舞动治疗师是怎样舞动的，他们的运动模式是怎样的，如何解释和理解这些运动模式。我们还到精神科医院进行了实习，有各种精神科症状的成人和儿童，帮助他们舞动，并从中找到方式与之沟通，因为他们并不适用平常的语言与人沟通。

约旦：带着哀伤和希望的妇女儿童

N：你是怎么决定到约旦首都安曼去做叙利亚难民工作的呢？

I：叙利亚难民的困苦一直使我忧心和难过。新闻上看到的消息让人震惊和心碎，人们失去了亲人，在难民营中挣扎求存，而且情况不断变坏。我有个同事，是一位心理学家，他自己有一个NGO，每年都会到约旦去给难民做工作。我问他是否能随他一起去服务。终于在去年，有了这个机会，我和他一起到了安曼。

H： 你记得在安曼第一次见到叙利亚难民的情景吗，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I：其实最担心的时间是见到他们之前，因为新闻里呈现的难民的状况非常糟糕，有的断手断脚，有的孩子失去了父母无所依靠，他们在冰天雪地里长途跋涉，等等。实际上当我在安曼见到他们的时候，感觉到一种释放。因为在安曼那个庇护中心收容的难民被安置在一个公寓里，他们有食物吃，有衣服穿，情况已经不是那么的差。约旦政府给了这些难民很多的支持和设施。

但这些难民确实缺乏心理上的支持，他们没有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不太知道如何去应对创伤后的生活，有些妇女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家园，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还要照顾孩子们，她们不知道如何开展新的生活，明天会如何，会去到哪里，因为这只是一个权宜的住所。有的人失去了护照，有的人不懂英语。这是一种很深的创伤。

N：你在约旦停留了多久？

I：十天。

N：這期间你看到了什么？

I：我看到的首先是人们的友善和友情。约旦本身具有好客的传统，那里的人无论贫富，看到我们都很热情，会拿咖啡和茶招待我们，这种好客的文化让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变得容易很多，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被拒绝。组织这个行程的我的同事，本身是美国人，但他的祖父来自约旦。而且他也到约旦很多次，那里的人都比较信任他。这一点也有相当的帮助，因为我们不是作为陌生人前往的。

另外一点，我们实际上看到很多大的机构，比如联合国这样的机构组织的援助工作，并不一定能落到基层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很多钱中间不见了，食物也会丢失，但我的同事所组织的这个工作虽然比较小规模，但确实是能落到实处，帮到别人，我们都是自己掏钱去那里做义工。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听人们的故事，让团体启动起来，然后我们也帮助小组继续下去，并培训那些可以留下来培训和组织的人，比如约旦当地的医学生。他们没有接受过心理学训练，我们给他们还有一些社会工作背景的学生进行培训。

N：所以这十天当中你和你的同事做了很多工作。

I：我们做的工作实际上是三个方面，一个是给妇女和孩子们的心理辅导，第二是带舞动治疗团体，第三是给医学生和社会工作学生进行培训，并在之后给他们远程的督导，让他们成为团体的带领者，这样团体可以继续下去。

N：你刚才谈到舞动治疗的巨大力量，在和叙利亚难民的工作中，你是怎样看到这种力量的？

I：我想第一点是沟通，我不会说阿拉伯语。尽管我们有翻译，但是最重要的并不是我们跟她们说了什么，而是和这组妇女，我们开始一起舞蹈。我们跳肚皮舞，阿拉伯舞，我们还跳了一种专门是让男人跳的舞。所以很重要的是我可以和她们一起跳舞，由此我被接受到她们里面。阿拉伯妇女一般把身体包裹起来，但我们在妇女团体中，她们把长袍脱下，穿着日常的衣服，肚皮舞是很性感的，它来自中东，是她们的舞蹈。通过这个舞蹈她们表达了自由，还有各种的情绪。

N：你看到了哪些情绪的表达？

I： 在肚皮舞里面，我看到了她们表达了很多的喜悦—因为能够感到肢体有活动的能力，感到自身的健康能量，感受生命本身。哪怕她们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但她们依然在建立着自己的力量、生命的能量，在那些时刻她们暂时忘却了所有的忧虑。

N：还有吗？

I：除了肚皮舞，我带大家做了一些放松练习。随着安静的音乐，有的人在冥想中看到了一些影像。有的人看到了叙利亚的家园，释放了她们的悲伤，她们谈到了家园里面的花的香味，橄榄树上的树叶。这些图像帮助她们表达对失去的哀伤。

还可以表达希望。有一个妇女说我想游泳到德国。她丈夫在德国，但是她失去了护照，失去了家园，在难民营照顾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她表达了自己的这个渴望。所以不但可以表达哀伤，还可以表达希望。

N：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I：我非常受触动。令我惊讶的是，她们其实很愿意去讲述。

创伤是所有人的历史

N：你在以色列进行了15年的创伤后工作，可以谈谈你的体会吗？

I：我对创伤工作感兴趣的其中一个原因，是15年前我去了以色列，那个时候我对创伤治疗没有太多的经验。很多目前进行创伤工作的心理学家服务的对象都是士兵，比如从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战场归来的士兵。我自己的家族里面没有任何人是军人，所以我想有可能创伤工作只是一部分人的工作重点。但是当我去了以色列，在做一个关于舞动治疗的常规训练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

其中一个学生，是个女人，训练过程中忽然之间哭了起来跑出了房间。这个女人的故事在当地很多人都知道。在遭受一次恐怖袭击的时候她正好在自己家里，恐怖分子残杀了她的丈夫，当时她和女儿在内室，为了不让恐怖分子发现，她用手捂住女儿的嘴不让她哭出来，结果女儿窒息致死。

当这个女人从我的课上哭着跑出去时，其他学生告诉我她的故事。那一个瞬间我忽然意识到，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经历着创伤。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家，面积相当于新泽西州大小，在这里如果一个士兵死去，几乎所有人都会知道。对于中国来说，可能它也显得很小。这个国家充满了恐怖主义。有一次，应该是2006年的时候，我正在进行培训，中途是为了躲避恐怖袭击不得不离开，我们能听到炮弹在响。

创伤不仅仅是在身体上，有的人会身体上受到炮弹袭击，但很多人比如老年人，会因为持续的焦虑而导致心脏疾病。因为在这里你一旦听到警报声，就必须在一分半钟内赶到炸弹庇护所。1986年我到以色列的时候，在酒店住下，他们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酒店的炸弹庇护所在哪里。很多房子都有炸弹庇护所，或者地下室是用于躲避的。一直到现在，每天都是如此。

我在想，经过创伤一个人会变得强壮，但如果它不停地持续，就很可能会消耗一个人的力量。

N：这是你进行创伤工作的原因？

I：是的，我看到这不是仅仅某部分群体的需要，而是我们所有人包括我们的祖先、家族都活在创伤的历史中。比如我的祖母来自波兰，她曾经在二战中被关押在集中营，我父亲从来没有提及过这些，直到后来一些祖母的信件被翻译出来。

N：非常感谢艾琳接受《南风窗》的采访。

I：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