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同盟外交”为何差异化？

雷墨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说了不少让美国的盟国内心忐忑的话。比如他说北约已经“过时”，指责日本、韩国“搭美国的安全便车”，威胁盟国们“不要再把美国的安全承诺视为想当然”。执政满月，特朗普的态度几乎来了个180度的转弯—重申对盟国的安全承诺。在这一个月内，他会见的四位外国（英国、日本、加拿大、以色列）领导人，清一色来自美国的盟国。可以说，特朗普总统的外交首秀，是以“同盟外交”开局的。

这是否意味着特朗普的同盟外交会“萧规曹随”？不尽然。这倒不是因为特朗普个人的不可预测，甚至不全是由于眼下他的外交团队还未运行顺畅。用奥巴马时期的外交事务官员乔纳森·费纳的话说，美国面临的每个重大问题，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政策非连续性”。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同盟关系问题。这也是为何特朗普政府“开张”以来，频繁地“推销”安全承诺，盟友们疑虑犹在的重要原因。不确定性时代，同盟体系里每个成员，都难以淡定自若。

安全承诺差异化

早在特朗普就职总统以前，日本政府就声称，要让安倍成为在特朗普就职后第一个访美的外国首脑。但特朗普把他的“第一次”给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毫无疑问，这体现了特朗普对英国的重视。

诚如他在会见特蕾莎·梅后的记者会上所说，他将重塑美英两国间长久以来的特殊关系。特蕾莎·梅抢先访美，正值英国与欧盟因“分手”闹得不愉快之际。特朗普此前对英国“脱欧”赞赏有加，记者会上再次表态这是“非凡的好事”。可以想见，特朗普的美国会让美英同盟更加“特殊”。

虽然没有抢到特朗普的“第一次”，但亲自带着安全承诺回到东京的安倍，对此访还算满意。他享受到了与特朗普长达19秒的超长时间握手，还有远超预定时间的高尔夫外交时光。更为关键的是，两国首脑会晤后的共同声明中，写明了安倍的期待：美日军事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繁荣的基石，美国致力于使用包括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内的全部军事力量保卫日本，这一承诺不可动摇。

对于特朗普来说，重复以前美国总统的承诺，就能换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笔交易当然不错。访美期间，安倍宣布日本将在未来10年对美国投资1500亿美元，在美国创造70万个就业岗位。安倍急特朗普之所急，有人嘲讽其为“朝贡外交”。但安倍之所以对特朗普投其所好，肯定是从中嗅到了机会。美国笹川和平基金会学者杰弗里·赫南分析称，特朗普希望日本承担更多同盟责任，同盟条约也提供了这样的框架，这样安倍将有更大的自由，在地区乃至全球探索新的机会。

在这一个月里，特朗普派出了两拨高官出访盟国。第一次是2月2日至4日，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出访韩国和日本。马蒂斯的使命很明确，就是推销承诺。在韩国，他重申了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立场。而且，马蒂斯抵达首尔前，华盛顿批准了对韩国出售导弹的1.4亿美元军售订单。在日本，马蒂斯表态“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没有提“搭安全便车”，也没有施压日韩增加军费，马蒂斯的日韩之行重在安抚，为特朗普的选举语言“消毒”。

2月15日，马蒂斯亮相布鲁塞尔的北约防长会议，隔天又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土安全部长凯利一道，出席在德国召开的为期3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同期国务卿蒂勒森则作为“倾听者”，到德国波恩出席G20外长会，其间会见德国外长加布里尔、英国外相约翰逊、中国外长王毅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等。

与对日韩重在安抚不同，美方对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国防开支过低的愤怒，在这次欧洲之行中表露无疑。防长马蒂斯就做出了近乎威胁的表态：“美国将承担自己的责任，但如果你们的国家不想看到美国降低对这个同盟的承诺，那你们每个国家都要展现出对我们共同防务的支持……美国人不可能对你们孩子的未来安全，比你们自己还操心。”副总统彭斯在多个场合强调美欧的共同价值观，重申对欧盟和北约的支持和承诺，但也绵里藏针地表示，特朗普总统希望北约盟国今年年底前在军费问题上取得进展。

此外，借着访欧的时间档，马蒂斯在未经宣布的情况下突访伊拉克，称美国之前发动伊战无关石油，并向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解释说，美国新的“七国限行令”应该会有所松动。白宫发言人斯宾塞则称，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土安全部长凯利将在出访墨西哥期间，讨论移民行政令的相关事宜。

虽然伊拉克、墨西哥分别与美国签有军事和贸易协定，但外界一般不把它们当作美国传统的政治-军事盟友。而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抵触最大的，往往是这类抱怨“奶酪不见了”的准盟友。

同盟的潜在裂痕

安全承诺将会变贵，这或许是欧盟国家对特朗普“同盟观”的直接观感。根据北约国家2014年达成的协议，28个成员国将在2024年达到国防开支占GDP比例2%的目标。但是目前除了美国，只有英国、希腊、爱沙尼亚和波兰达标。2016年北约的欧洲成员国的军费增长3.8%，照这个增长速度，很多成员国是无法在2024年达标的。作为领头羊的德国，要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年均增速将达到8%，德国总理默克尔称这实际上不可行。

安全承诺的可信度，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似乎是在与两个美国政府打交道”，一位与会的欧盟官员这样对媒体说。就在副总统彭斯在欧洲推销安全承諾期间，媒体爆出特朗普政府内部在对欧政策上不同调。特朗普的首席战略师班农，在与德国驻美大使彼得·维迪希会晤时，称欧盟是一个有缺陷的架构，美国更倾向于在双边基础上和欧洲建立关系。班农此番表态，与特朗普依然力挺英国脱欧的立场，对欧盟来说如芒刺在背。

“谁知道特朗普想要什么？”法国总统奥朗德的不满被媒体抖了出来。据报道，奥朗德呼吁欧洲在华盛顿面前展现团结，他认为欧盟国家不应该受白宫诱惑搞双边暧昧关系。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建议“复兴欧盟”，以使其有能力独立于美国，“我们对美国应该抱最好的期望，但做最坏的打算”。但是，今年欧洲有法国、德国、荷兰等多场大选，汹涌的民粹浪潮可能使对“团结一致的欧洲”的期望化为泡影。

即便这几场大选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欧洲的政治色彩，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依然会扩大。“北约的理念并不过时，就像作为其基石的价值观不过时一样”，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显然对特朗普的“北约过时论”还耿耿于怀。价值观的确会成为一个问题。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学者斯特凡诺分析称：“我们将进入一片未知领域，欧洲人将不得不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维持平衡，一方面这对关系呈现紧张，另一方面，双方在价值观以及如何阐述民主上出现深刻分歧。”

美国之行让安倍满载而归，但并非心满意足。有媒体注意到一些细节：特朗普在做对日本的安全承诺表态时，手拿讲稿宣读，并未做任何即兴发挥；更为关键的是，特朗普没有给安倍惊喜—提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事实上，特朗普对钓鱼岛只字未提，显然，目前他只是把这个承诺限定在国防部长级别。而奥巴马可是亲口说过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的。据日媒报道，去年11月安倍首次会晤特朗普前，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特朗普对日美同盟立场强硬，我们可以以此为借口，向华盛顿争取更大的独立。”

马蒂斯到访首尔，并不能保证韩国高枕无忧。特朗普政府内部对盟友搭安全便车的不满，最应该感受到压力的就是韩国。在美国的军事盟友中，韩国是唯一一个战端开启后需要美国来指挥其军队的国家。在美国卡托研究所学者道格·班多看来，美韩军事同盟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过时”。他认为，长期来看中国会挑战美国的主导权，但这似乎不可避免，而且与朝鲜半岛没有关系。“中国崛起也是美国应该节约资源，让盟友为自己安全负责的另一个原因。”

多边同盟体系中权力的分布相对均匀，双边同盟中大国则对小国拥有绝对的权力优势。这就是为何欧盟还可以探讨“团结一致对美国说不”的可能性，而美国的亚洲盟友对特朗普的“同盟观”变化更为敏感的原因所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妮-玛丽·斯劳特认为，美国的亚洲盟友不是应该陷入绝望恐慌，而是应该采取措施加强它们之間的多边协调与合作，对冲美国安全政策的变化。她提到，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出现，比如近年来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之间都加强了互动。

消失的道义冲动

美国前总统威尔逊曾对美国人提出忠告称，美国应该致力于保持其持久的、全球性的角色，如果美国放弃这个角色，世界将陷入绝望。这个带有宗教色彩的道义使命感，在冷战结束时达到巅峰。克林顿总统当时称，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只有美国才能维持自由世界秩序。

经过二战洗礼的罗斯福总统曾说，唯有拥有武力，才能确保和平，除此以外别无他途。道义使命感和崇尚武力的信条，造就了一个在全球拥有庞大同盟体系的美国，一个视维护世界秩序为己任的美国。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某种程度上就是“让道义靠边”。这种理念在美国历史上曾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历史上的塔夫脱总统，极力反对美国介入欧洲纷争。他曾预言，一旦被送去打仗，美国军队将永远不可能再回家，“胜利与其说是福音，还不如说是诅咒”。特朗普竞选期间曾说，美国在海外驻军虽然不错，但并非必要。道格·班多认为，特朗普政府或许不认可其前任们数十年来坚持的传统观念，而持有“美国堡垒”的态度—降低对盟友的安全承诺。

美国知名国际问题学者罗伯特·卡根在2014年撰文称，美国降低海外安全承诺并不是孤立主义，只是“回归常态”，即像其他国家那样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他在文中写道，这意味着专注于本土防卫，避免过多海外承诺，保持国家的独立和行动自由，创造国内繁荣。特朗普政府要求欧洲“打开钱包，为自己的安全负责”的态度，似乎与卡根的这些观点有些相似。

但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让美国回到卡根所说的“常态”。军事同盟体系带来的巨大战略优势，比如相对于潜在对手的地理邻近性、情报信息优势、战略威慑性乃至心理优势，都是美国难以拒绝的诱惑。有学者把美国比作同盟体系中的最大股东，它对同盟体系投入的资源，是出于自利而非慈善。只不过，在最大股东资金吃紧的情况下，其他股东需要增加出资比例，才能维持体系的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