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大国的兴衰》说错了什么

刘怡

最近微博、微信上都在传“未来学”托夫勒的一本“奇书”—写于1990，次年即被译为中文出版的《权力的转》一书，因为它提到像特朗普这种人“甚被提名，或者已被安排提名为美利坚众国总统的潜在候选人”。该书还预言在即将来临的权力转移时代，基本的意形态斗争将是21世纪民主与11世纪黑暗之间的斗争”，“当人们对文化灭绝恐慌由于大规模的移民而加剧的时候，族特性便成为爆炸性的问题”。

但本文无意颂扬去年刚过世的阿尔·托夫勒的这本未来之书，而想探讨比早3年出版的史学名著《大国的兴衰》得失。后者1987年出版时，不经意迎合了那些希望美国靠经济优势赢得冷战的美国人的心理，好评如潮。但随着中国展露出最终将在经济上超越美国的趋势，美国史学界对这本书的批评也纷至沓来。比如现今当红的哈佛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就说它是“经济决定论”的产物。

30年后，我们重新审视这本纵论公元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的史学巨著，说对了什么，又有哪些不足。

历史的教益犹未过时

身为《大国的兴衰》一书作者的身份是如此煊赫，以至于人们常常会忽略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身上带有传承色彩的特质，即：他首先是一位学院派的、“纯不列颠式”的海军历史学家，并且是1980年代赴美执教的一大批英籍国际关系学者之一。唯有在海军史传统、英国式的“帝国战略研究”视角以及冷战末期美国的战略调整这三重维度下，方能全面洞察《大国的兴衰》的立论基础和终极关切。

保罗·肯尼迪与科林·格雷（曾任里根政府军控事务高级顾问）、杰弗里·蒂尔（《21世纪海上力量指南》作者）等英籍海军史研究者，在1980年代集体赴美发展，直接诱因是“后越战时代”美国海军顶层设计的再检讨与对苏战略的大调整，深层原因则是彼时的美国与20世纪初的英国同样面临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的平衡这一棘手问题。

在海洋国家的历史上，只有英国能屡次挫败陆上强权的挑战而屹立不倒。是故当时的美国政学两界，几乎是不遗余力地求助于英国战略研究界，寻求从“海陆双方的力量构成与行动特质”到“海洋帝国如何在挑战者面前防卫其自身”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的答案。这种“向历史求教”的成果，不仅包含有政策层面的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戰”，格雷是该计划的重要推手）和1986年版的《海洋战略》，还衍生出了《海上力量的杠杆效应》、《马汉是不够的》等一系列学术著作。而《大国的兴衰》无疑是其中知名度最高的。

在撰写《大国的兴衰》一书之前，保罗·肯尼迪已经通过对英国海军史和20世纪初英德关系的研究，建立起了关于海陆持久对抗以及守成者-挑战者之争的一般框架。他并不信任“海权论之父”马汉在19世纪末提出的“海洋国家在积累财富和影响世界事务方面总是优于大陆国家”的结论，于是引入技术维度，指出了一种在历史时间中往往会周期性发生变化的事实：技术环境的变化导致财富生成方式的变化；那些注意到这种变化、并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新技术以创造更多经济产出的国家，将有希望积累起比其他国家更大的资源基值。

倘若这类国家还能建立稳健而不失灵活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的本质是实施长期、稳定的资源动员的可能性），将经济产出的成果投入目标合理的安全竞争，形成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就有希望主导相应周期内国际体系的运转，从而形成最大规模的权势冗余。相反，未能把握技术变化带来的机遇，抑或天然禀赋（地理位置、幅员、人口）无法满足相应技术周期内快速增殖财富的要求，又或者组织结构的效率和稳定性堪忧，则会给国家在外部竞争中的表现造成负面影响，带来权势的衰退。大国的成败兴衰，便是依据此逻辑展开。

外部竞争的最通常和最直接形式，是烈度不等的军事冲突。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保罗·肯尼迪提出了后来被他称为“大战略研究”的分析框架：由经济产出转化而来的军事“投资”，能否切实达成投入冲突所欲获致的政治目标；何时须调整目标以匹配资源，何时则须不计成本地投入资源。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决定了历次争霸战争的结果，也是西班牙（哈布斯堡时期）、法国（路易十四-拿破仑）、德国（威廉二世-希特勒）乃至英国（维多利亚-丘吉尔）无法永久维持大国地位的原因。

“帝国式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铺张的安全承诺对经济产出的消耗和侵蚀，几乎是一切大国由盛转衰的宿命，也是保罗·肯尼迪对彼时的美国终将不免重蹈覆辙的担忧所在。

时间轴的论证模式失于单一

与《大国的兴衰》经久不衰的全球影响力相比，保罗·肯尼迪希望该书达成的“创造关于21世纪世界格局的全新解释路径”的野心并未能实现。

他在该书前言中坦承，自己最初是希望撰写一篇与利奥波德·兰克的《论列强》性质相同的世界史论文。发表于1833年的《论列强》，提出了关于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史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框架—均势，并将均势的自我修复机制，用于预测欧洲强国的长期前途。而《大国的兴衰》的理论基石，本质上仅是将兰克的学说上升到全球层面，以“多极化”（全球均势）之类的新术语和一以贯之的史迹铺陈，描绘了一幅本质上仍是极为传统的图景。而熟悉地理政治学中“海权论”基本设定以及1990年代初“霸权-均势稳定论”之争的读者，很难发现其中有新意可言。

30年之后，《大国的兴衰》对21世纪初世界格局的预测，已经被显著地证明存在漏洞：恰恰是被其认定有潜力削弱美国权势冗余的欧盟、日本、巴西等新兴之“极”，陷入了经济状况挣扎、国内社会分歧、对外政策前景晦暗不明的普遍焦虑之中。它们非但没能填补因美国优势缩水造成的国际权势空白，反而更多地坐困于国内议题，并使对外政策受到内政态势的直接影响和支配。

同样处境尴尬的，还有被保罗·肯尼迪称为“人类议会”的联合国，以及其他全球性国际团体和组织—被寄予厚望的多边机制在应对诸如防止核扩散、乌克兰危机和大中东动荡等热点事件时，反复陷入呆滞或失能；形形色色的特殊主义和自助模式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重新大行其道，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政治丧失稳定性和总体前途未定带来的紧张感。在2017年的世界，风头最劲的政治家是特朗普及其欧洲镜像，这显然是保罗·肯尼迪所始料未及的，也是着眼于现实世界的阿尔文·托夫勒受到追捧的原因。

将均势理论上升到世界史高度的撰述，最终陷入了理论与现实无法互证的困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大国的兴衰》以时间为主轴的论证模式缺乏立体的空间维度。甚至仅仅是空间距离上的差别，都足以影响不同国家对同一个霸权者及其行为模式的观感。这是笃信“经济决定论”并以之为尺度计算国际权势多寡的《大国的兴衰》所无法概括的。

更何况，全球层面的权势主体所需的价值观合法性，就必要性和复杂程度而言都远非“均势”可以概括。相形之下，保罗·肯尼迪的视角和叙述模式始终失于单一，因此就深刻性和政治影响力而言，远不及同为现实主义者的塞缪尔·亨廷顿。

但《大国的兴衰》中谆谆告诫的对权势目标边界的辨识，对资源与权势之间动态平衡的掌控，乃至对“帝国式过度扩张”的战略警惕，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过时。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现实，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预判”所需积累权势冗余的上限。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和对权势的过度迷信，因其具有非理性的本质，往往难于被有效克服。而《大国的兴衰》至少提供了一种清晰、有节制的教益：杜绝漫无目的的直接控制和对经济资源的无谓消耗，认清安全投资的“效费比”将随空间边界的延展而呈几何级数下滑的现实，同时制订与经济增速和发展持久性相适应的战略目标。这对处在战略收缩期的美国和崛起路上面临纷纭挑战的中国，同样是金玉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