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愤怒力量”的崛起

2016年是全球化逆转的元年吗？对此，学者已有广泛的讨论。

问题在于，2016年是不是世界历史上最近这一波全球化的顶点，未来走势及影响如何，我们需要一个更清晰的判断。应该说，这一波全球化已导致全球层面严重的经济与贫富分化，政治极化与社会多元化，并由此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最大的反全球化潮流。从本期专栏开始，笔者将陆续提出自己对此的思考，此次先谈一下发展的不平衡与贫富分化问题。

毫无疑问，全球化极大地推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导致了地区间、国家间及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

从地区间发展看，全球经济、贸易和增长重心正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据法国凯捷集团（Capgemini）及分别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数据显示，亚太和北美早已是财富产生的主要区域，2015年亚太地区的高净值人群财富规模首度超越美国，成为高净值人群（HNWI）财富规模总和最高、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而中东、拉美地区、非洲地区，三个地区的高净值人群人数则连年增长缓慢。

从国家间的发展看，全球经济重心转移到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但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严重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源于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仍然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部门，是2002年以来的这一轮初级产品“超级周期”推动了它们近10年来的经济增长。而普遍高度依赖于资本流入和信贷膨胀，换言之即债务膨胀，也给他们埋下了经济逆转、倒退的隐患。

再从国家内部看，世界范围的财富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各国国内的贫富悬殊与两极分化。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研究发现，在过去20年，110个国家中竟有65个国家（大约占60%）出现了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下降，一些大国，特别明显的是印度和美国，在1990～2008年间大幅下滑了5个百分点，以至于带动世界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2个百分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产阶层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阶层正在面临坍塌的危机，西方国家出现了“集体向下沉沦”的局面。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以研究不平等问题见长，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在他2016年的新书《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新方式》中，他绘制出1988～2011年间全球收入的分布图。由于形似大象，又被热议者取名为“大象曲线”。曲线显著的下降部分是在收入分配第75到第85百分位之间的家庭—高收入国家的中低、中产阶级，在20余年以来遭遇了实际收入停滞不前的困境。因此成为这一轮全球化以来的最大输家及满腹牢骚者。他们就是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背后的愤怒力量。

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出，2016年，全球成年人所拥有的平均财富是五万多美元，但这个平均值绝大部分是那些富人贡献的，世界上接近一半的成年人只有两千多美元的财富，最贫穷的那20%只有两百多美元的财富。全球最穷的一半成年人口（bottom half）拥有的财富还不到全球财富的1%。与此同时，全球最富的10%人口占据了全球接近89%的财富，而全球前1%的富豪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全球总财富的一半，达到了50.8%。更严峻的是，世界银行2016年10月2日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仍有7.67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每天仅靠不到1.9美元维持生活。该报告警告称，若不能更妥善分配成长，就会遗弃经济底层人口。财富分配不平衡仍然是最主要的问题，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这种不平衡进一步加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剥削的国际化，除了地区之间的竞争，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也使原来国内的阶级矛盾，演变为全球资产阶级与全球无产阶级及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世界性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未必导致一战、二战那样全球规模的世界大战，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波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势必产生众多“失败国家”。而政治极化、政治溃败又加剧这一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