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岁月的长歌——读阿尔丁夫·翼人的《沉船》

寇硕恒 孙晓娅

献给岁月的长歌
——读阿尔丁夫·翼人的《沉船》

寇硕恒 孙晓娅

史诗传统的匮乏一直以来都被作为一个例证，并以此表明中国特别是汉族诗歌创作在源头上与其他民族的不同。这种不同确实制约了诗歌发展的走向，以状物、抒情为主的短章也一直是汉语诗歌的主流。直到白话诗兴起，真正意义上的长诗仍然并不多见。创作传统的缺失一方面无法为诗人们提供相应的诗歌资源，另一方面又限制了诗人的视野，使诗人们不能对长诗的真正价值提起足够的重视。

这里所说的长诗不单单是指诗歌体式上的长，而是指向诗歌本身的承载能力。一首优秀的长诗在符合必要的行数要求的同时，也必然会是一个多重意蕴的复合体。从对个体生命的呈示到对整体生存的关照，从对具体生存境遇的书写到对历史层面的包容等等，彼此扭结、渗透甚至互相矛盾的内部元素构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复调文本。同时也只有这样的文本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深入一个时代，探寻存在最幽微、隐秘的角落，揭示历史与当下的深层主题。长诗写作因此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成为对诗人艺术水准和思想深度的双重考验。然而随着西方诗歌作品的译介以及相应诗学理论的引入，长诗这种诗歌形式也被不同时代的诗人一再尝试。不管是朦胧诗人江河、杨炼、欧阳江河等的文化寻根式写作还是海子的现代史诗，他们都从不同侧面提供了长诗创作的可能，同时也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将长诗一再纳入读者的阅读视野。

不可否认的是“海子之后只有极少数的诗人敢于尝试长诗的写作，其成就也是寥寥”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之下，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写作才展示出其独异的文学史价值。翼人祖籍青海循化，撒拉族人。曾荣获第四届中国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奖”、“第十一届黎巴嫩纳吉—阿曼国际文学奖”等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著有《漂浮在渊面上的鹰啸》《神秘的光环》《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等长诗作品。成名于八十年代的翼人一方面参与了长诗这一诗歌传统的建构，同时又在持续不断的创作当中将这一传统延续了下来。对于长诗的偏执或许同翼人的少数民族身份不无关系，漫长的民族历史、厚重的宗教典籍、熔铸在民族集体无意识当中的漂泊感等等，都成为其长诗写作的现实支点。历史与当下、民族与宗教、生存与现实的杂糅使翼人的长诗获得了一种混沌的质感，这种混沌不是悬置问题的模棱两可，而是为诗歌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可能。这样一种扎根于民族与个人的无限可能才是翼人的长诗之所以厚重的原因所在，兼具了民族遗产与实践积淀的艺术自觉也使得翼人的创作有足够的理由应该受到相应的重视。

就《沉船》这首长诗来说，以上评价同样成立。它一方面涉及对存在与时间的思考，透过漫长的历史长河，进行一次艰苦卓绝的精神溯源；另一方面又植根于民族历史，用一种英雄主义的气魄构建着一个个人乌托邦。近九百行诗句被划分为56个章节，而56这个数字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民族”这一关键词。每一节所包括的行数或多或少，并且诗人也没有进行刻意的押韵处理。然而看似随意的诗歌形态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在将多重意蕴包括进来的同时有一条岁月的长河贯穿始终。民族史诗的吟唱传统又赋予了《沉船》一种独特的内部节奏，粗粝与深刻共融的同时也展示出一种大气磅礴的气势，这与河流的意象构成了一种异质同构的对应关系。而“沉船”则是审视河流的一个视角，它可以是诗人自己，同时也可以是民族、宗教甚至哲学。当这艘脆弱的船只在河流的巨浪中起航，它随时可能搁浅甚至沉没，但是站在甲板上的诗人义无反顾地唱出了一首动人的长歌，这是献给岁月的长歌，也是诗人自己的生命之歌。

《沉船》的副标题为“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同时在诗歌的第一章翼人写到“相逢在岸边，在多雨的季节/默认刻骨铭心的时间/是河流的走向/是盛夏的意念”。所以河流首先象征的是时间，河流的走向就是时间的走向。就像孔子所喟叹的那样，“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断流逝的时间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它无限延展，不会终结。而“那些征战的白骨/裸露于汗血马咆哮的哀鸣声中//那不是别的/它仅仅是一种过程//或者时间的瞬间”。任何个体生命在时间的永恒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生与死都裹挟在时间的河流当中，从此岸与彼岸之间匆匆流过，没有停歇。与时间相对应，河流也可以具象化为我们的历史，历史不断发展，诗人也在历史的进程中“一头钻进都市的人群里”。然而都市的“香云”让诗人无所适从，他向往的是“搔首弄姿的野马群”和“空濛的荒原”。整首诗也因此获得了一种现实的批判视野，从诗人的个体生命和具体生存境遇出发，深入当代，同时也上升到一种整体包容的历史高度。

在张炜的小说《古船》当中，“船”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性象征。它一方面象征着对传统脉搏的接续，同时又给出了对历史和未来的乐观期许。而在翼人的《沉船》当中，“沉船”的指向并不是那么明确，它既象征了诗人的个体生命及诗人的全部思考，也象征了民族、宗教等的文化、历史进程。与沉船的脆弱相关联的则是个体生命和有限历史的脆弱，沉船随时可能在时间的洪流中沉没，个体生命和有限历史也随时面临着消解与遗忘。然而沉船也正是因为其脆弱而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崇高感，以有限生命对无限时间的丈量、以一己之思对文化源头的精神溯源，个人乌托邦式的英雄主义情结对民族历史的接续等等，虽然面临一次又一次的败落，但是每一次败落都留给河流一个厚重的里程碑。时间的长河奔流不止，起航的船只也会前后相继，沉船也就如同被罚的西西弗斯一样，悲壮同时又无比伟大。

与河流所象征的时间形成对照的是荒野所象征的空间。而沉船的搁浅也使诗歌抛开了单纯的时间线性书写，向更广阔的空间层面拓荒。“上岸吧 生命的子孙/久候的马车，已被遥远的群山颤栗”。对群山和荒野的征服一方面对应于整个民族持续不断的开拓史，同时也是诗人追溯精神源头的一次艰难尝试。如果说自沉汨罗的屈原是出于被迫的流放，而《沉船》当中的诗人则是一次主动的放逐。“忧郁的眼睛正在穿越/远古的传说和久远的往事//凝视很久 却没有逃遁的船只/唯有在空旷的原野 在风中/扬起倔强的头颅”。船只无处逃遁，只有在旷野当中才能扬起倔强的头颅，即使都市所代表的消费文化一再挤占群山所象征的精神世界，诗人也还是用他忧郁的眼睛，穿越幽远的时间，追寻历史与文化的发源之地。并且在诗人那里，历史并不是一个单纯而明朗的存在，这“表明诗人对历史的某种疑虑和对现实的警惕” 。也正是这样一种疑虑和警惕迫使诗人对历史作出多重的复调性解读，在不断确认与推翻的过程当中逐渐接近河流的真正源头。

然而对于永恒的时间来说，个体生命永远都显得如此渺小。“凭这真诚的心灵之舟/横渡永恒的河流”，搁浅或者沉没便成了在所难免的结局。个体生命虽然是有限的，但是生命的延续却一直都不曾停止。“或许时间的结局/令人难以想象/一夜间/飞翔的翅膀鲜血淋漓//而另一支小小的生命重又快乐地诞生/吹奏屋檐的情思/与河流结伴而行”。有限的个体生命在不断的交替当中获得某种程度的无限性，面向群山和荒野的精神求索也因此而变得不无可能。

与此同时，诗人的求索也没有单纯地停留在精神的层面，他时刻关注着民族的历史与当下，在集体主义的乌托邦破灭之后，以一种英雄主义的气魄，企图建构一个个人化的乌托邦。诗人回望历史，发现这样的尝试并不罕见：

在夏天总有人和着炽热的太阳

簇拥头顶的黑色盘旋

扎下燃烧的火把 使痛苦和欢乐

沿着一个季节的过程卷入岸边 然后

大胆地构想登峰造极的白昼

在这最后的时刻面对永恒的河流

他们以血代替无言的泪水

犹如一只不死的鸟挣扎着出笼

界定的地狱在异常风暴的袭击中破坏

召唤船夫、河流和船只

出没土地、吞吐星斗

自由依然是河流的走向

他们想要以自己生命的火把照亮漫长的生存的黑夜，把白昼赋予大地，破坏掉预设的地狱，将自由赋予永无休止的河流。他们在一种英雄史诗一样的壮举中将希望带给人群，并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在接下来的世代里不断传唱。然而这些尝试往往都会是以悲剧收场：“结果一条必经之路封锁黎明的晨曦/倒是一派壮观 红白相间气吞山河/——绿色的大自然收敛了/太阳的荣华与富贵/以及我们所迈进的第一步何起何落/何尝不能忘而怯步又何尝不是/海底捞月而自叹兴喟”。黎明的晨曦在到来之前被提前封锁，迈进的步伐也因为失去了意义而不知何起何落。然而诗人从中看到的并不是一再的失败而是对制高点的一再冲击，理想主义的失落反而让诗人“依然做着飞翔的梦”，哪怕最后飞翔的翅膀都变得鲜血淋漓。正是民族历史本身赋予了诗人一种使命感和英雄主义情结，他有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这个乌托邦不再是集体主义的乌托邦而是一个个人的乌托邦，这也为诗歌本身带来了一种高昂的理想主义倾向。

由个人乌托邦出发，诗人肯定了行动的力量：“如果说行动是一部情书/它将是大家最亲密的朋友 我的爱人/或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更加相依为命/不管旅途多遥远 燃烧的火焰/正在唤起众多攒动的人群/跃向最深处 我的玫瑰花园”。并且诗人的理想在行动之下得到了最终的实现，“毁灭眼前罪恶的长城/重新用鲜血和泪水/筑起坚实的丰碑”。然而“沉船”如同幽灵一样再次出现，诗人的全部努力不过是作为沉船的复现再一次搁浅在河岸：“我的心已得到片刻的安宁/但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人/在我到来之前面对河流/诉说一万年前相传的歌谣/而我。早被公众的舆论审判/失去了红嘴唇真理的火焰”。时间一方面编织了无数的英雄神话，同时又可能以现实的力量将神话彻底消解。然而诗人在不断冲击不断失败的悲壮一幕中再一次看到了幸福的光芒，并在返回灵魂深处的过程中，再一次“向内陆挺进”。

在一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翼人的《沉船》以其惊人的体量显得如此扎眼。它所背离的正是当下现实的廉价乐观以及对历史的轻化处理，在一种自觉的精神溯源和英雄主义情结的指引之下，审视时间的永恒，重新定义个人与民族、历史与当下。长诗打破了单纯的线性结构而将不同向度的思考扭结一处，但是诗歌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将问题以问题的方式毫无遮蔽地展示出来。也正是如此长诗本身才获得了一种厚重感和丰富性，它不是思想的简单堆砌，而是由个体生命出发的对整体历史的复杂思考。《沉船》所承负是一个不断求索又不断失败的过程，然而反复的失败又不是完全一无所获。永恒的时间河流倾覆了无数船只，又让更多的船只重新起航。这首献给岁月的长歌所要吟唱的便是这样一种永不停息的求索精神，在理想主义失落的时代，诗人的这种执守也就显得如此弥足珍贵。

（注：本文为2101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景观视域与空间构境——新世纪十五年新诗发生现场及创作研究”(16JHQ04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