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绿原的“潜在写作”

朱星雨

论绿原的“潜在写作”

朱星雨

绿原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人物。在40年代初开始写诗，出版诗集《童话》，后成为“七月诗派”的重要一员。作为跨越现代和当代的一个重要诗人，绿原的创作，历经了《童话》集的绮语，以“七月诗人”身份创作的“现实主义”时期，建国之后，同胡风一样，作为一个跨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其创作倾向也逐渐转向了后来被诗人自己所完全否定的“政治抒情”。建国后不久，“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震惊全国，绿原也成为“胡风分子”而遭遇横祸，接着，诗人被七年囚禁，后于1969年被下放至向阳湖的“五七干校”，开始了诗人的沉痛隐忍的个人受难史。从1955年“胡风案”始到文革终，作为一个文学史现象，诗人被规范，被抽离社会身份，被剥夺人格，成为异己，成为被集体抛弃的“废物”。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诗人被无限边缘化，丧失了写作的权利。陈思和曾分析过“潜在写作”出现的几种原因：第一种是与某个时代的风尚不相吻合，作家出于某种私自的考虑，不愿意立即披露这些作品。第二种是因为和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处于自觉的对立状态，作家通过创作来表达政治上的不同声音。第三种是作家的身份受到限制，或者失去了公开发表作品的自由，他们的创作不一定与国家政权和现实社会制度处于自觉的对立立场[1]。显然，1955年后，诗人绿原以及其他七月派诗人曾卓、彭燕郊等人的创作，是“身份”丧失后，“人格”和“民格”双重失去，诗人们只能被放逐，被遗忘，被沉于地表之下的。“潜在写作”的人群，无疑是处于主流话语排斥结构之内的一群“亡魂”。当80年代之后，一些地下的事物逐渐浮出历史地表，特别随着是“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新文学的整体观”的概念提出。“潜在写作”作为当时时代精神的体现和历史的重新叙述，其价值便不容忽视。诗人绿原，因受难而沉默，他没有选择失声，而是选择在炼狱里继续歌唱。“潜在写作”时期的绿原，在其诗作中，对现实的关怀，对历史的参照，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发掘，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具有重大的文学价值。

一、“孤独前行”的诗学信仰

建国之后，新政权新制度的建立，要求从全社会的各方面进行“统合”，来巩固刚刚奠定的阶级基础。历史学家高华在其《革命年代》中提出：“统合，就是建国之初新国家依着某些重大理念和概念，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把某些被认为是敌对、异己或偏离新国家的思想和组织原则的人群加以清除、治理和整顿的过程。”[2]在建国之后，这种统合触及到方方面面，思想意识形态毫无疑问是统合过程中的重中之重。自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学传统就由五四传统，左翼文化逐步过渡到“革命文化”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叙述中。这样的文学传统，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要求知识分子的“大众化”，知识分子必须完全去除自我，融入大众。在这种主流革命话语之下，胡风为首的“七月派”诗人们，仍要坚持胡风的文学理论，即“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说”，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新时代所要求建立的一整套对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解释，不得不说，这是“胡风案”产生的必然性。而这样的一群受鲁迅、胡风及五四传统影响的诗人群，他们并没有完全趋同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没有趋同建国之后文学的教条化和革命话语的宏大叙述，而是在受难中完成了对于诗学信仰的自我体认，在茫茫黑夜中踽踽独行。

作为诗人，绿原是苦闷的。绿原在《人之诗序》中提到：“诗人们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固然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同时，对于诗本身，还出现了一些不应有而竟有，亟待克服而无从着手的分歧问题（例如在形式问题上）；加上长期以来对新诗存在着先天性的反感、偏见以致奚落；更严重的是，艺术见解的分歧一搞不好，就被视作政治立场的分歧。”[3]这样，五四传统和《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形成的文学传统在建国之后的对立，在“七月派”诗人身上凸显的尤为明显。对于诗应该怎么写，绿原心底并不认同“政治挂帅”、“道德挂帅”、和“我们体”，他强调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东西，是有自己的主观情感在内的。在其“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时期，他的诗也仍然带有很浓烈的个人情感的，比如1953年创作的《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夜里》、《雪》、《小河醒了》等。

1953年，绿原在北京遇到牛汉，两人约定摆脱一切习惯上和陈规上的束缚，试写一些新式的直抒胸臆的抒情诗，来歌颂我们盼了几十年的新生活。可见，绿原对于诗，是存在着与诗真正精神上的血肉联系的，他不甘于一些框架和规范。紧接着，就是1955年的大风波，诗人遁入“潜在写作”，更是坚持自己对诗歌的一种信仰，在其“潜在写作”中，人作为主体的可能性被充分挖掘，诗从主体出发，融入了历史、现实、生命的诸多感受。在诗《但切不要悲伤》中，诗人写道：“骚乱的白天过去了/你的心在流血/但切不要悲伤/禁不住泪如泉涌吧/又何妨到野外大哭一场/但切不要悲伤/流血的心是有生命的/像那棵被锯断的老树根一样/但切不要悲伤/老树根受了冤屈也要流血的/这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所以切不要悲伤/你的心在流血/他在完成生命的事业/所以切不要悲伤/明天照样出太阳/田野里照样有花香/所以切不要悲伤”。诗人面对监禁，尽管心会流血，会像被锯断的老树根一样疼痛。诗人相信，自己仍在完成生命中的事业，这个事业也是诗的生命。诗人饱受冤屈，但诗人努力地在心底反复地劝自己，这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用这种自我安慰的方式，使自己不再过度悲伤。“谢谢你/谢谢你悄悄/投给我/一个看不见的微笑/就像二月的阳光/穿过冻云/亲切地抚摸着/被践踏的麦苗；/又像麦苗/经住了冰雪的重压/却经不住一丝阳光/开始在寒风中颤抖一样/我一点也不在乎那些呵斥/而这个微笑却令我心慌:/天气还冷着呢/生命还在冬眠呢/我却醒了，醒得过早……/唤醒我的/不是春天/而是对春天的希望。”（《谢谢你》）在这首诗中，诗人想象自己是一株被践踏的麦苗，在寒风中颤抖，苦受着冰雪的重压。诗人这诗中，反复强调生命，强调一个主体的力量，在诗的内在情韵里喷发出来。生命还在冬眠，在这个把生命交给集体的时代，由革命话语和红色词汇构建的时代，诗人始终相信，诗应该是有生命力的，诗中应该有着一个醒着的灵魂，从来由这个灵魂来关注现实，来突入现实的。作为一个坚持诗歌真理的诗人，绿原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立足于现实，在诗中融入了自己的生命力；而且立志回避和戒绝对于西方颓废风格的生硬模仿和庸俗社会学的诗歌政治化，即使20多年的“被迫沉默”。但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他作为诗人的本色不变。他信奉“诗人的坐标是人民的喜怒哀乐，人民的代言人是诗的顶峰”，坚持自己的诗歌精神，为人民写作，为时代吟诵。就像唐湜在前引《诗的新生代》中说的那样：“绿原和他的朋友是旧中国最后一代堂吉诃德，他们怀着对于明天单纯而绝对的信仰，一把抓起自己掷进这个世界，以英雄的生命昂首地奔向未来。”[4]绿原是一个对诗具有单纯信仰的人，他相信自己的诗歌信仰，自己的诗歌前行的方向，相信“明天照样有太阳/田野里照样有花香。”

二、荒诞感的场景想象

绿原在《人淡如菊》中写道：“于是我们饥饿/我们恐怖/并在饥饿与恐怖的/交迫中玩着/诗人的游戏：/要从/火坑里栽出/一盆水仙来！”“难怪昨夜/落星如雨/荆棘在燃烧/呼啸的火光照出/人心一颗颗蹲着，如一座座/饰彩的地狱/天真的歌手昏厥/于温柔的冰窟/迷途的候鸟退飞而/撞死在透明的岩壁上/冤魂在沸水中/如鸡蛋在哭泣……”不得不说，诗人的受难写作，“恐惧”、“孤独”、“疯癫”等感受表现的尤为明显。面对不停的审讯，交代，面对写不完的材料，面对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没有一个说话对象的情境，诗人的内心是无比孤独的。福柯提过，权力是没有中心点的，权力来自于四面八方，受权力规范的主体，屈从了匿名的权力，它无时无刻不在被规训和造就。在这种权力话语之下，绿原的诗歌写作就变得会不同于“七月诗派”的创作。在禁闭之中，人只能以人的自我为参照物，在没有其他的可能，这就会出现自言自语等状况。诗人的诗歌写作，会向内心挖掘，在内心的拷问中形成各种荒诞感的场景想象，以宗教式的体认来完成自我内心的救赎，这一点很像鲁迅，在彷徨时期的创作。鲁迅《野草》中的场景想象也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氛围中产生的，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些不能直说的话。“废弛的地狱边开着惨白的小花”、“抉心自食”、“旷野上的复仇者”、“过客”等等场景都是具有一种荒诞性的。同样，处于“潜在写作”时期的绿原，其诗歌中“荒诞性场景”的想象，就不得不被重视。刘志荣在《绝望的抗争和个人主体性的出现》一文中提出，“当个体生命被排除在社会和人群之外，自我就会被抽空，生命就会处于意识失控的空白状态，仿佛切身经历着主体性的消解。”[5]精神被压抑，陷入时代的荒谬和生命的空白，诗人只能通过想象，通过幻觉的场景来作为精神空虚的补偿。

在《信仰》一诗中，“罗马斗兽场中间/基督教圣处女/站在猛兽面前/以微笑祈祷：/——上帝与我同在啊/斗争养育着生命：/胜利一定与我们同在！/站在断头台前/我们微笑/我们不祈祷。”诗人想象出一个罗马斗兽场的场景，斗兽场上居然不是勇士，而是站立着一个基督教的圣女在微笑祈祷着上帝的存在。圣女相信这是上帝给予她的考验，也相信对于上帝的信仰可以拯救她。但接下来在第二节中，诗人却否定了圣女，提出了斗争——“斗争养育着生命”，通过斗争来取得胜利，以斗争来改变命运。就算最终站在“断头台”前，面对必然的死亡和失败，我们同样微笑，微笑却不祈祷。相比之下，圣女的信仰显得苍白而无力。在诗人看来，那不过是为了从心理上减轻死亡的痛苦，是自我麻痹的一种方式。诗人通过这个场景，显示出一种荒诞性，以人性的祈祷面对猛兽，来反映出诗人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无助。“今天，二十世纪/又一名哥伦布/也告别了亲人/告别了人类/驾驶着他的圣玛利亚/航行在时间的海洋上/前后一望无涯/没有分秒，没有昼夜/没有星期，没有年月/只有海——时间的海/只有海的波涛//时间的海的波涛/只有海的波涛的炮弹——时间的海的波涛的炮弹/在拍击，在追赶，在围剿/他的孤独的圣玛利亚/他的“圣玛利亚”不只是一只船/而是四堵苍黄的粉墙”。这首《又一名哥伦布》，让人惊悚于在诗人内心中航行的一艘船，究竟拥有着怎样的孤独的体味。两个哥伦布，诗人想象的场景是一次没有尽头的航行，在这次航行中，只有独自一人，和上一个哥伦布相比，这次航行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时间”，诗人感受着时间，在这片时间的海上，不管是“晨起动征铎”或者是“为霞尚满天”，都与自己无关，诗歌《又一名哥伦布》创作于1959年的秦城监狱。绿原曾说：“但我发现自己是在铁窗下时，我恍恍惚惚地认为是处于一场噩梦中，难以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难以接受强加于我的罪名，难以面对门上的小窗口狱卒窥探的目光，难以忍受孤独的煎熬，我力图使自己冷静并镇定下来，但还是无力从痛苦的重负下解脱”。绿原的这种孤苦绝望的心境和诗歌《又一名哥伦布》中的诗人心中的“新大陆”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他的这种心境，使得诗歌中的“新大陆”有种崇尚人性自由的含义。在失去表达自由和创作自由之后，诗人创作《口语诗》，来完成指向诗人自身的表达。绿原也幻想自己与墙壁交流的场景，感受着“一面手舞足蹈的白墙”，“近的简直看不见但听得见它”（《面壁而立》），然而最后却落入了“什么也没有”的虚无。

在这些诗中，绿原通过荒诞性场景的想象，完成了自我内心的一次次救赎，这样的荒诞性完全不同于其“七月派”时期的创作，加入了一些现代性的东西，使诗歌更好的展现诗人自己的精神轨迹，同时，诗人以自我内心的场景来和时代的大背景做比对，以自身来关照历史，更突出了一代时代所具有的荒谬色彩。

三、不屈斗争的生命姿态

绿原在《诗人》一诗中写道：“有奴隶诗人/他唱苦难的秘密/他用歌叹息/他的诗是荆棘/不能插在花瓶里//有战士诗人/他唱真理的胜利/他用歌射击/他的诗是血液/不能倒在酒杯里”。显然，绿原作为一个深受鲁迅和胡风影响的诗人，就是一个战士诗人。他的骨子里流淌着斗争的血液，在斗争中歌唱人民和真理。正如他在诗中所写：“在真理面前/我看见了你，伽利略——”(《伽利略在真理面前》)。

“潜在写作”时期的绿原，即使面临监禁，面临与家人至亲分隔，在他的诗中，我们仍然能看出一种不屈斗争的生命的昂首的姿态。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包括1955年的“胡风案”到1957年“反右”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大批的知识分子面临着和绿原一样的处境。在这样的历史之下，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消沉了下去，蓬头垢面，而绿原能在这样的环境下仍然保持着斗争和反抗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不得不说，如果没有诗人不屈的高大人格，在诗中出现这样的反抗和斗争意识使不可能的。与同期的“七月派”诗人的“潜在写作”相比，绿原不同于彭燕郊的“心灵颤粟”，不同于胡风的“遥望升旗”，也不同于曾卓，绿原是在绝望中进行抗战，像鲁迅一样，一个战士突入无物之阵，用诗歌的匕首来控诉和讽刺时代带给人的巨大创伤。在《母亲为儿子请罪》中，绿原写道：“对不起，他错了，他不该/为了改造这心灵的寒带/在风雪交加的圣诞夜/划亮了一根照见天堂的火柴”。一个母亲为儿子请罪，这样的罪和罚完全是莫须有的。只是为了改造自己寒冷的心灵，划亮一根照见天堂的火柴，便成为了一个历史的罪人。全诗充满了讽刺。“你——/这支紫色的灵魂浑身颤抖着/让它的嶙峋的骨骼/把自己搡着喂了进去/而它则进成飞灰/漂泊在狱门外的沼泽地带/——期待第n年第n月第n日/让那堆嚼剩的残渣/以假释的名义/给吐了出来”（《面壁而立》），绿原在诗中控诉着这个时代对人进行无形的杀戮。让人饥饿交迫、魂不守舍、疯癫、失语、异化，成为一个个的“非人”。绿原在下放到向阳湖的“五七干校”期间，写出了《重读圣经》一诗。“今天，耶稣不只钉一回十字架，/今天，彼拉多决不会为耶稣讲情，/今天，马丽娅·马格达莲注定永远蒙羞，/今天，犹大决不会想到自尽。”在今天这个时代，诗人打开《圣经》度过漫漫长夜，重新去审视人生和生命，发出对人民命运的愤怒的质疑。黑格尔称，历史是“灰色的记忆”，人类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那么单纯。诗人通过控诉来展现这段“灰色的记忆”，更带有流淌于血液中的反抗和斗争。“斗争养育着生命：/胜利一定与我们同在！/站在断头台前/我们微笑，/我们不祈祷。”（《信仰》）“我是悬崖峭壁上的一棵婴松，你来砍吧/我是滔天白狼下的一块礁石，你来砸吧/......哪儿你也追捕不到我/怎么你也审讯不出我/你永远也监禁不了我/在梦里你也休想扑灭我/即使上帝保佑你/一并取走这个人的生命”（《信仰》）。绿原在反抗，即使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但与其他“地下诗人”的反抗意识不同，比如黄翔等等，这些诗人的反抗是绝望的，是近乎于一种临死前的呐喊，而绿原的反抗则是在绝望中一次一次地看见希望。他相信会有最终的胜利，他相信真理会胜利，诗歌的事业能够永存。绿原曾说：“不能不敬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挽狂澜于既倒的党，不能不敬佩永远相信党、永远跟党走的革命人民……自己到底是同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6]所以，在绿原“潜在写作”时期的创作中，他是怀抱着希望，来与时代做坚决的斗争的。

研究绿原，研究绿原在“潜在写作”时期创作的作品，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4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进入新时期后的文学创作现象，深入了解知识分子在改造过程的心灵变化的轨迹，能更清晰地看待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处在特定的年代，绿原的创作虽然不多，但是具有其研究的独立的意义。

注 释

[1]陈思和：《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2]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第300页。

[3][6]绿原：《人之诗·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5]刘志荣：《绝望中的抗争和个人主体性的出现》，《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