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许玉庆
迷惘与展望:让诗歌回到文学
——谈当下诗歌创作评价的标准问题
许玉庆
中国现当代诗歌已经走了上百年的历史,期间有过辉煌有过低谷,自然也出现了诸多灿烂的诗篇。但是在当下诗坛,从诗人、评论家到普通读者争议最多的莫过于“什么样的诗歌才是好诗?”一方面,大批诗人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默默耕耘,举办大量的大奖赛、出版各式各样的民刊,在岁月的时光中书写着自己的诗章;另一方面,诗歌从来都不寂寞,各种现象、各种争议让诗歌界热闹非凡。很多人会追问:今天为什么再也写不出好诗?无论是诗人还是诗歌评论家,不管是表现出极度关注的神态,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特别是近年来接连发生的所谓“梨花体”、“乌青体”事件,更是将当下诗歌创作推向风头浪尖。诗人们愤怒了,认为这是一些不懂诗歌的人在乱嚷嚷,或者认为诗人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先锋,自古至今大诗人都是在当时被贬低和不为理解的,或者说:你看不懂,是你不懂诗歌。那么,好诗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当然,这也是个莫衷一是的问题,但我们总还是能探讨一下。我认为,最好的答案就是将诗歌本身放逐到文学世界中去,让她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在对诗歌评判的标准上,历来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标准:一种认为诗歌越难懂越好,通俗易懂的诗歌不是好诗,持这种观点者很容易陷入神秘主义的误区;另一种观点认为,通俗易懂的诗歌才是好诗。自古至今,这两种争论从无休止。直至近年来,中国诗歌界出现了所谓的“口水诗”、“白话诗”的命名和倡导,如赵丽华、乌青等诗人的力挺。应该说,无论是诗人还是评论家在一段时间内太过关注那些和诗歌毫无关联的表象,太迷信一些所谓大师、所谓先锋领军人物所发出的惊世骇俗的言论。其实,真正好的诗歌从来不是因这些表象而得以传承的,而是基于诗歌中所蕴含的诗人对所生活世界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原创性价值。
在人类艺术的原初时代,诗歌是如何产生的呢?或许,追根索源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断竹,续竹,飞土,逐鹿”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之一,到了春秋末年才出现了诗集《诗经》。那么,诗歌源自何处?它们并非完全由文人创作,更多的是源自于民间的歌谣;即所谓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个人思想情感的外露,是人类社会初期对思想情感表达方式的原创。后人之所以将《诗经》视为“经”而不断学习和模仿,成为中国文学的缘起,是因为这些诗歌体现了先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的原创性努力。《诗经》中那些对爱情的赞美、对强权的控诉、对亲情的向往等诗篇,开启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大门。
后来的好诗歌同样如此,以原创性价值为文学史所接纳。北朝民歌《木兰诗》为历代人们喜爱,不是因为这首诗明白晓畅、朗朗上口,而是因为其蕴含了人们对超越男女差异而追求个体价值的精神;苏轼的《题西林壁》短短四句,内涵了对同一事物从不同视角出发所看到结果的差异。到了今天,诗歌史上依然延续着这种对原创性价值的尊重。有的诗歌在形式表达上确实非常简单明了,但是这种通俗易懂的背后隐藏着作家对所处时代生活的切入,体现了对社会和时代的独特把握。例如北岛的《生活》:“网”,以及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因此,仅仅是艺术形式上“明白易懂”不是决定诗歌好不好的标准。真正的标准是诗歌所体现的原创性价值,是对人生和世界的独特的洞见。单单以艺术形式的难易作为衡量好诗的标准,实际上是对诗歌做了一种十分肤浅的理解。
“可以说,这样的诗歌是对以往过度修辞、故作高深、拗口诘牙的诗歌方式的一种反拨,是对宏大叙事和假大空的主流话语体系的一种颠覆,是对一切所谓所指、能指、诗意、寓意以及强加给白云的陈词滥调的比喻的彻底剔除。这样用全新角度和方式写白云、用稚拙原初的语言进行探索、让诗歌回归本源和本质的作品,我们如何不欢迎呢?”[1]赵丽华的言说本身看似没有任何问题,颠覆传统是很多诗人热衷的话题和创作姿态。那么,这种言说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一个诗人在醉心于颠覆的时候,把建构
意识给弄丢了。“自由诗的无序和放纵,恰是对这种秩序焚之于烛后,那些欢快的火焰舞蹈的姿态。”[2]叛逆应该是在打破既有的诗歌格局的同时,从而探索其背后所拥有的更多可能。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叛逆和建构往往是异质同构的。没有建构的叛逆是毫无意义的,叛逆的目的就是为了建构起一种新的艺术样式。
我们不妨从艺术符号视角来看一下为赵丽华所称道的《对白云的赞美》。所谓艺术符号,特别是艺术价值较高的,都是体现为存在性的符号。这种符号都是不可重复的,具有能够返回存在潜能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艺术符号必须是创新性符号,对其更高的要求就是要具备原创性。那么,《对白云的赞美》中的艺术价值究竟体现为怎样的艺术价值呢?拥有怎样的创新性发现呢?“天上的白云真白啊”:如果是人类社会原初时期,有一个人突然发出这样的感叹,那就肯定具有原创意味,就像鲁迅所讲的“杭吁杭吁”派。但是任何意象一旦被后人不断重复后,已经从审美质素转化为文化构成。“很白,很白,非常白,特别白,贼白”,等等,这些话语就表述而言,并没有体现出什么独特意蕴,只不过是一种语义上的重复而已。写白云是白的,是不是一种全新的角度?创新应该是有着自己独特发现作为根基的语言实验,语言游戏是不足以构成诗歌创新的。
百年来,现代性焦虑让人们争先恐后去尝试源自西方的各种文学新理论新方法。故而,创新颠覆的思潮也是一浪高过一浪。人们往往是对一种思潮仅仅做了简单的模仿,还没有来得及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还没有真正内化为自己内在的东西,就快速将其赶下舞台。以新为荣,以新为好,而不是以心灵之悟、以心之原创作为创作之本,导致了中国百年诗歌问题重重。诗人和诗
歌界不能将眼下的尴尬虚拟成为将来的繁荣,也不能将眼下读者的批评视为“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如井底之蛙般见识浅薄的文学观念”。[3]赵丽华和一些当下诗人的部分创作,不过是在自娱自乐罢了。他们一旦无法忍受寂寞,就拿出这些东西来,以诗人的姿态俯视广大读者,实在是毫无意义。
在很多人眼中,赵丽华或乌青的诗歌出现在网络上,纯粹就是一种炒作行为。当各种攻击和谩骂的帖子纷纷呈现于网络,当各种批评的文章呈现于报端,事件已经远远超出了诗歌本身,而演化成为当下颇为流行的媒介事件。于是赵丽华奋起反击,在博客中严重声明:乌青是“躺着中枪的”。其实,赵丽华、乌青是否进行炒作对于当下的诗歌创作、对于整个文学发展,都没有直接的影响。因为诗歌作为一门艺术有着自己的审美标准。
诗歌史、文学史的发展证明,那些在特定历史时期曾引起巨大轰动效应的诗未必就是好的诗歌,而在某一时期不为人们所认可的诗歌未必不是好诗。非非主义、下半身写作、女性写作、第三条道路等,在当时出现之际大噪一时,但是很快就被分化、淹没。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里,诗人或对诗歌的某些炒作行为的确能够吸引大众的眼球,如诗人的惊人之语、诗歌的诡异形式、不同流派相互攻讦等。但这些现象本身只不过是一种网络文化,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现象,与能否创作出好诗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赵丽华、乌青等诗人们有权利将自己书写的文字拿到网上去发布,打工者也有权利将自己的业余创作拿到网上去展
示,甚至通过纸媒、座谈会来传达自己的声音。但是这些都与诗歌本身的好不好没有任何关系,那些满怀情绪的读者也大可不必为此当真。
诗歌是公认的在文学各文体中创作难度最大的一种。作为一名致力于汉语诗歌创作的诗人,或者业余爱好者,都应当致力于中国现代新诗艺术的建构,创作出更好的诗歌。好的诗歌应该是诗人对现实生活独特体验的产物,因此能够拓展人生内涵,促进现代汉语的丰富性和艺术美,而不是仅仅为了创作的快意,或者在媒体上妄自菲薄,创造一些文化现象,达到吸引眼球的目的。
综上所述,好的诗歌应该是诗人对现实生活独特理解的产物,是诗人对人生的特有感悟通过现代汉语语言艺术的独特建构来营造的艺术世界,应该让诗歌回到文学本身。
注释
[1][3] 参见赵丽华新浪博客,《乌青的白云是不是诗?》, http:// blog.sina.com.cn/s/blog_4aca2fbd0102e3xw.html?tj=1 。
[2] 叶延滨:《 中国当下诗歌十四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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