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诗人之死与诗人之病

姚家育

朱湘：诗人之死与诗人之病

姚家育

朱湘是以他的新诗和他的为人在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上站稳脚跟的。就新诗而言，他的诗集《草莽集》、《石门集》是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作品，他没有闻一多的雕琢而有闻一多的严谨，他没有徐志摩的飘浮而有徐志摩的空灵，他在新诗形式建设方面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就为人而言，朱湘不苟时俗，特立独行，性情孤傲，待人诚恳，尤其是一生执着为诗的精神为后人称道。谈起朱湘，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诗人之死，尽管探讨朱湘之死的文章已有不少成果，但语焉不详者多，或者有意为诗人讳，以至于有些细节问题被屏蔽。本文以诗史互证的方法，从细节入手，探讨朱湘之死的直接诱因以及它与诗人身体疾患的关系，并从文化诗学层面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关于朱湘投江自尽的时间和地点，在朱湘身后亲友的回忆中，应该以罗念生的陈述最为可靠。因为罗念生的陈述直接来自朱湘的二嫂薛琪英，薛琪英是在朱湘投江后亲自和轮船公司交涉并处理朱湘后事的人之一。罗念生对朱湘之死的陈述尽管不尽一

致，但他不断修正、补充和完善。罗念生是朱湘生前私交最好的朋友，也是在朱湘身后关照诗人家眷、整理诗人遗稿和撰文纪念最勤的人，因此他的有关朱湘之死的材料是研究朱湘的“硬通货”。罗念生写于1935年的《关于朱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以为我永远不能打听到朱湘投江的年月，今回承诗人的嫂嫂薛琪英女士见告，说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号晨六时。十二月五号，我们记得了么？据说朱湘夫妇于十二月一号向薛女士借钱，钱自然是得到了。”[1]这里不但明确了朱湘投江自尽的时间，而且说明了朱湘从上海乘船去南京的资费的由来。1982年罗念生在《忆诗人朱湘》一文中这样写：“朱湘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向薛琪英借得二十元旅费，四日由上海乘吉和轮赴南京。次日清晨，船快到南京时，他喝了半瓶酒，朗诵德国诗人海涅的原文诗，六时许在大通附近跃进江流。”[2]这里交代了朱湘投江的时间、地点和细节，前两者已经确凿无疑，后者从何而来？来自赵景深写给罗念生的私信。罗念生在《朱湘周年忌日》一文中有这段文字：“赵景深先生最近来信说：有人看见他清晨穿了一件短毛线衫跳下水去的，长衫两件都由轮船带回来了，还有一只手提箱，里面有一本《德国诗选》，一瓶酒，还有改订的《草莽集》，一些张稿纸，笔和墨水等。酒已喝了半瓶。”[3]罗念生的这篇文章写于1934年11月，原题为《朱湘周年忌》，发表于1934年12月20日的《人间世》第18期。其时赵景深作为朱湘生前的好友，参与了朱湘后事的处理，一年来为发表、整理出版朱湘的遗稿遗著而尽心尽力。他写给好友罗念生的私信是真实可凭的，事实清楚，罗念生撰文予以采纳。这段材料的价值呈现了朱湘之死的细节。为什么朱湘要带一瓶酒随身呢？从朱湘好

友的回忆文章中可知，朱湘日常生活中没有饮酒的习惯，而且多年贫困如洗的生活也不允许他花钱买酒喝，他的钱除了供养家人外，一般是他自己用来购买书籍、纸张、笔墨之类的文房用品。朱湘是嗜书如命的人，不但读书至勤，而且购书甚多，购书款项是他生活的大部分开销，“我买书虽是买的不多，十年以来，合计也在一千圆以上，比上虽是差的不可以道里计，比下却总是有余”[4]，朱湘在生活贫困举债度日的情况下，仍然不吝钱买书，单单用书生本色来概括，恐怕不够。现在的问题是，这瓶酒的酒钱从何而来？基本可以断定来自朱湘向他二嫂薛琪英所借的二十元之中。在当时二十元钱不是一个太小的数目，朱湘的二嫂薛琪英可能考虑到朱湘家累重，失业没收入，多借一点钱给朱湘周转之用。朱湘不但借钱如愿以偿，而且见到的是他的亲人、恩人薛琪英，按照朱湘平素坚韧的个性，这个时候无论怎样贫困潦倒，他都会重燃生活的热情。朱湘借来的二十元中，可能给了妻子刘霓君一部分用以养家，剩余的他随身带着。借钱后，朱湘为什么去南京呢？朱湘去南京的目的，应该是重新踏上求职之旅。南京是他熟悉的地方，他曾经在南京工业学校读书，南京是国民政府所在地，那里有高校，有他的朋友，还有他的亲人（据钱光培考证朱湘大哥在南京做官），这些都为他求职提供了可能。因此说，朱湘从上海去南京不是死亡之旅，他没有自杀的动机。朱湘之所以选择乘船去南京，因为这条路他以前往返多次他熟络，而且是晚上启航次日早上抵达，便于他白天会友谋职；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船费较之车费便宜，可以省钱。所以朱湘之死不是如期赴死，而是一个不美丽的忧伤。朱湘之死的直接诱因是他随身携带的那瓶酒。朱湘之所以要带一瓶酒上船，因为他晚上可以解

闷解愁，可以吟诗赋句，还可以驱寒暖身。朱湘作为一个诗人，他不可能不知道“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故事，只要时机适宜，他不无诵诗的雅兴。然而朱湘既不擅饮酒，也不能饮酒，这瓶酒是朱湘走向死亡的导引线。不擅饮酒，是因为朱湘没有饮酒的生活习惯，身体对酒精的耐受力差；不能饮酒，是因为朱湘身体不佳——1932年12月7日朱湘给柳无忌写了一封书信，信中提及“我已经离开了安大；我患了脑充血病，医生嘱咐我静养个一年半载。”[5]由此可见朱湘病情严重，又是脑部疾病，是不能喝酒的。而且朱湘是晚上坐船，早晨六点抵达大通附近，那瓶酒喝了只剩一半，可以推知他是晚上或早晨空腹饮酒，一个不能饮酒的人空腹饮酒，酒精对身体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有喝酒生活习惯的人，也忌讳空腹饮酒。那么，朱湘饮酒后对身体产生什么伤害呢？在我看来，酒精侵害了他的大脑神经，他产生严重的幻觉。朱湘没有主动自杀的动机，但他确实是投水自尽的，他怎么会弃船跳水呢？1932年5月15日，朱湘发表于《人间世》第32期有一首《残诗》，这是诗人一语成谶的诗，是诗人命运的符码。诗是诗人的预言，朱湘有异秉之才,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不能作水下的鱼，/任是浪多大依旧游行；/我不能作水上面的雁，/任是水多长它不留停。/我的舟尽着打圈，/看看要沉下波澜。/只是这样沉下去了呀，/不像子胥也不像屈平。/吞，让湖水吞起我的船，/从此不须再吃苦担忧！”这首诗由罗念生搜求而来，提供给赵景深，赵景深把它编入朱湘的诗集《永言集》，并认为朱湘此时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我觉得其实朱湘没有自杀的念头，因为他归国后的漂泊之旅还没开始，正是怀揣着梦想在安徽大学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怎么会有自杀的念头呢？从诗的神秘性角度

看，这首诗是诗人命运的写照。据此我们可以推想当时的情景，诗人在船上空腹饮酒过多后，产生严重幻觉，错以为船要沉了，便主动跳水，跳水的目的可能是逃生，诗人这一跳从此再也没回来，诗人之死乃死于非命。而且后来目证人证明朱湘是连衣跳下的。冬月长江之水寒冷刺骨，南京一段江面辽阔，江水浸湿衣服后，裹住人的肢体，会越来越重，即使会游水的人，体力不支也会像石头一样沉下江底。那么，为什么朱湘会在船上产生严重幻觉呢？饮酒只是诱因，饮酒加重了他原有的病症；其实这种迷糊幻觉在诗人朱湘和他的妻子于上海短聚时就有了。钱光培的《现代诗人朱湘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朱湘的专著，其考证之详和立论之妥，奠定了朱湘研究的基础，其后的朱湘研究专家丁瑞根、孙基林、张邦卫等无不受其影响。钱光培在其专著中列举了朱湘登船去南京前很多反常的言行，比如朱湘对他的妻子说“恐怕我要去在你的前面了”，“你要替我抚养我们的小沅和小东啊”，“三天以内就有信来”等等，这些材料尽管没有注明确切来源，但钱光培的专著出版前得到朱湘生前好友罗念生、柳无忌的阅读和肯定，罗念生和柳无忌二人都为该书做序，可见这些材料还是站得住脚的，因此在我看来，此时朱湘脑部疾病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由于谋职四处奔走生活压力大，而变得越发严重，不时说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话来，同时表征诗人生命迹象在减弱，只是诗人的妻子未曾察觉其中的变故和丈夫的疾患，等如梦方醒时一切都晚了。

二

朱湘之死在文坛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悼念文章纷至沓来，

或哀婉痛心，或怜惜同情，不一而足。在众多悼念朱湘的文章中，梁实秋的《悼朱湘先生》一文别具一格，可能更接近朱湘之死的真实原因。与其他文人学者把朱湘之死的原因归诸黑暗社会残酷逼迫不同，梁实秋认为朱湘之死主要还是他个人的原因，“我觉得他的死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起大部分责任，社会之‘冷酷’负小部分责任。我想凡认识朱先生的将同意我这判断”，“他是神经错乱，他自己当然已很难负责，只能归之于命运。”[6]应该说，梁实秋的见解已经突破了为诗人讳、为贤者讳的局限，文笔客观冷静不起波澜，饶有旁观者清的味道。梁实秋坦陈，他和朱湘是清华同学，知其平素为人和文学造诣，两人之间向无过节，撰文的目的是怀念朱湘品行的高洁和特立独行，“他的人品是清高的，他一方面不同流合污的攫取社会的荣利，他另一方面也不嚷穷叫苦取媚读者”，“朱湘先生之志行高洁是值得我们尊敬的”。[7]穿过历史的尘埃，梁实秋的见解时至今日依然通达，对我们认识朱湘的为人以及朱湘之死与他的身体疾患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果参阅朱湘生前的书信和朱湘好友的追念文章，结合朱湘的生平事迹，从朱湘的性格中，大抵可以确定朱湘大脑神经系统中带有某种遗传性的疾患。这种疾患在朱湘不同时期的生活中或显或隐的存在着，导致朱湘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与常人迥然有异，显得有些“另类”。

朱湘回忆自己在南京工业学校读书时，尽管身材不高但脚步跨得很远，走路的时候两条臂膀也甩出去很远，这种“优美”的姿势常常被同学当作笑料。朱湘自己解释他对于身体四肢没有多少筋节的控制力。可见他人体平衡能力不佳，而人体平衡能力是

受大脑神经系统控制的。

这种隐性的神经系统疾患，体现在朱湘的个性中，有两个方面的表征：一是孤傲，二是焦躁。

清华大学期间，因为抵制斋务处学生吃早餐点名制度，朱湘经常故意不到，记满三个大过后被学校开除，而此时他离毕业只有半年时间，毕业后可以如期赴美留学了。朱湘离校的原因，外界说法不一，但最有说服力的还是钱光培的考证，认为朱湘是对清华的失望所致，清华学校按部就班的生活、学习方式，朱湘倍感压抑和失望，用朱湘自己的遗信说，“我离开清华的原故简单说一句，是向失望宣战.....到头幸有离校这事降临，使我生活上起了一种变化。不然，我一定要疯了。”[8]还有一个原因，学校为了这点小事开除他，朱湘心里就是不服，“清华开除了我这个中英文永远是超等上等，没有中等过，一切客观的道德藩篱（如嫖赌烟酒)向来没有犯过，只因喜欢专读文学书籍时常逃课，以致只差半年即可游美的时候被学校开除掉了”。[9]所以尽管他的同学尤其是“清华四子”的子潜（孙大雨）多方努力与校方交涉，校方最后收回成命，但朱湘自己却若无其事无动于衷，以不屈的强者的形象离开学校。朱湘这种孤傲叛逆的性格由此可见，后来他留学美国两年（1927年9月—1929年9月)，辗转三校（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俄亥俄大学），未拿学位便提早回国，其中也有他孤傲叛逆的性格所在。

但这种孤傲叛逆的背后是他的孤僻、焦躁和无安全感。

他那种焦躁的性格，在清华时期就已经暴露无遗。比如，罗念生在《忆诗人朱湘》一文中，谈到了朱湘性情暴烈急躁的一个细节，有一次朱湘竟把清华学校的大司务长请来，要求饶孟侃离

开饭桌，理由是饶孟侃影响他写诗。朱湘这种焦躁的性格，来自他的神经过敏，所以罗念生把朱湘神经过敏作为朱湘之死的原因之一，“他的天性孤傲，脾气急躁，他的神经over-sensitive,时刻需要新的刺激”，[10]“只怪你的神经不健康，生出些是非。这也许是你自杀的重要原因。”[11]

朱湘性格中内在的孤僻和外在的孤傲是互为一体的，孤傲的资本是他学富才高，一生勤奋，学养为他人不及；孤僻的底色是他的家庭背景，三岁母故，十岁父亡，童年生活没有家庭的温馨。朱湘自立于社会之后，没有人生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的缺失，体现在他的新诗中，就是浓浓的死亡意识。有些学者把朱湘新诗的死亡意识归之于诗人的“崇死心理”，我看未必，我倒觉得是他的生活始终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这里要追问的是，诗人之死与诗人之病在文化诗学上有什么关联？20世纪50年代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蒂利希的焦虑理论或许为我们探讨此一问题提供了可能。

三

《存在的勇气》是保罗·蒂利希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作，成书于1952年。在蒂利希看来，非存在是对存在的威胁，是对生命的瓦解，它包含创造中的毁灭和生命的死亡等。所谓勇气就是不顾非存在的威胁而对存在进行自我肯定。自我肯定就是持之以恒的奋斗和追求，是存在对非存在的斗争。非存在对存在的威胁而造成人的心理状态，蒂利希称之为“焦虑”，“焦虑”有两种表现形式：存在性的焦虑和病理性的焦虑。根据蒂利希的“焦虑”理论，我们认为朱湘之死的外因是“存在性的焦虑”，即非

存在威胁本体上的自我肯定而产生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朱湘之死的内因是“病理性的焦虑”，即对人生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

朱湘对留学美国学成归国的目标是明确的，大而言之是“创造一个表里都是‘中国’的新文化。”[12]小而言之，就是撰文、教书、开书店。做一个优秀的诗人，是朱湘梦寐以求的，他的愿景非常明确，“我现在以学徒自视，《草莽集》是正式的第一步，近作是第二步，将来到了三十五或是四十，总可以有做主人的希望了。”[13]遗憾的是，朱湘没有等到“做主人”的那一天。开一间书店，也是朱湘的自我肯定和期许，并且他似乎特别有信心，留美期间朱湘屡次向他的朋友提及他回国后要开书店。朱湘可能从徐志摩教课、写诗、编刊物、经营书店中受到启发，想开一间自己的书店，用以谋生和自立，并传播学术和文化。朱湘对自己回国后开书店的设想不但自信，而且用意明确，“关于将来谋生方面，我的计划是求以著作代教书。我的幻想是十年八年以后能够聚拢一些人开一个出版合作店，使作者成为店的中心，使书的利息流进作者的手中：这样一方面我们自己能靠著作吃饭了，一方面并安定了一班穷文人的生活”，“这书店的最大两方针，不用说，自然是：大部分盈余拿进作者手中，小部分用来贴销路不好的书如纯学问书诗集等，”[14]朱湘的这种自我肯定太多一厢情愿，全然不顾非存在的威胁，犹如海市蜃楼一样美好而飘渺，因此它在回国后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顿成齑粉，他在经历和安徽大学的短暂“蜜月”后便是无期的漂泊，“存在性的焦虑”弥漫开来，并置他于死地。1932年8月朱湘从安庆出发，开始他回国后的漂泊之旅。这一年他先后抵达武汉、北京，于12月返回长沙。朱湘曾求助于武汉大学任教的苏雪林和

北师大任教的徐霞村，诗人落魄的窘况在苏雪林和徐霞村的笔下完整保留下来。1933年2月朱湘开始他自谓的“汗漫游”，因为资费不足，在去上海的船上受尽屈辱，作为高级文化人的尊颜丧失殆尽。1933年6月朱湘来到北京，见到清华好友闻一多和顾一樵，尽管得到生活上的照顾但求职无果。经历近一年的漂泊和困顿之后，朱湘的心理防线开始瓦解，1933年6月6日他写给好友柳无忌的信说：“我来了北平，住西郊达园。下学年也没有一定的计划。只不过有一层是决定了的，那便是，作文章已经是作得不敢兴趣了。”[15]1933年9月，各个学校业已开学，工作没有着落的朱湘，近乎绝望，几欲崩溃，从他写给柳无忌的长信中可见一斑：“虽说枉费了几个月的光阴，却总也算是作了诗，并且也把这三十年的旧债一齐都加倍的还清了。在这个各大学已经都开学，上课了许久的时候，才来托你，不用你说，我还有不知道是太迟了之理么？不过，以前我是每天二十四点钟之内都在想着作诗，生活里的各种复杂的变化，我简直是一点也没有去理会；如今，总算是已经结清了总账。”[16]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蒂利希认为，“非存在威胁人的本体上的自我肯定，在命运方面是相对的，在死亡方面则是绝对的；非存在威胁人的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在空虚方面是相对的，在无意义方面则是绝对的。”[17]诗是朱湘的信仰，是朱湘的精神支柱，但诗人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在经历一年多的漂泊和求职无果后，诗人以前的自我肯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荡然无存，存在性的焦虑淹没了人生的意义，无情的现实将诗人推向死亡的边缘。

如果说存在性的焦虑是朱湘死亡的外因，那么病理性的焦虑是朱湘投水自尽的内因。病理性焦虑（如神经症性质的焦虑)是存

在性焦虑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状态。蒂利希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经症因素，病态心灵和健康心灵的区别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或者说健康的心灵中存在疾病的因素。罗念生和梁实秋都是了解朱湘的性格和生活习惯的人，无论是作为与生俱来的遗传性的神经症还是屈于生活压力的精神强迫症，都在朱湘身上或明或暗存在着，这种疾患本身对朱湘不构成生命的威胁。朱湘长期处于贫困饥饿的生活条件下，当身体健康受损不足以抵抗自身隐疾的时候，尤其是在诗人精神崩溃的时候，它才会对诗人的生命构成威胁。蒂利希用“冲突”一词来描述病理性焦虑的性质，比如想象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体验之间的冲突，存在的意志与存在的似乎难以忍受的重负之间的冲突，“在这种种冲突中，他受到现实的伤害，现实持续地穿透了他自卫的城堡及其背后的想象世界。他那有限的固定的自我肯定，既使他免受一种难以忍受的焦虑的冲击，又通过使他与现实对抗并产生出另一种难以忍受的焦虑性冲击来毁灭他。”[18]诗是朱湘唯一赖以自卫的“城堡”，诗人生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天真幼稚，与世俗绝缘；朱湘有诗人的天才，有非凡的创造力，诗是他唯一的信仰，一旦他的信仰坍塌，诗人生命的终点也就不远了。质本洁来还洁去，寒月冷江葬诗魂。呜呼，朱湘！

1、2、3、10、11罗暟岚，柳无忌，罗念生：《二罗一柳忆朱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09、127、95、68、80页。

4、朱湘：《中书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80页。

5、12、13、14、15、16罗念生编：《朱湘书信集》，天津大公报社承印，1936年第97、16、145、122、101、102页。

6、7余光中，陈子善：《雅舍轶文》，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第106-107、109页。

8、9钱光培：《现代诗人朱湘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第18、19页。

17、18[美]P.蒂利希：《存在的勇气》，成穷、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