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自由精神和修辞激活

张远伦

新锐·我要说

诗歌的自由精神和修辞激活

张远伦

张远伦，1976年出生于重庆市彭水县，苗族。著有诗集《郁水谣》《野山坡》《红玉米》。出席全国第七届青创会。供职于重庆一文学杂志社。

1. 诗歌是一群人的精神法则

如同宗教是纷乱人世中的一群人的精神法则一样，诗歌不具备神性，它也仅仅是一类以文字为把玩对象的人的精神法则。

如果人缺失了信仰，写诗，未尝不可。

这不是群体的围观，而是个体的拯救。

诗人这个概念，拆分就是写诗的人。但这不足以说明这个概念的内蕴。为天地立心的人，就是诗人？这太玄了，宽泛了，或者说神化了。

为个人立心的人，就是诗人，抑或个人立德的人，就是诗人。

因此诗人首先是一个人，具有诗性的肉身和心灵。之后才是写诗，作品从这个诗人手里写出来，诗人的秩序才得以建立，写诗的人就变成诗人了。

人和诗歌合二为一，不可剥离，这才是真正的诗人。

衡量一个人是否诗人，就在于他在世俗里是否担当了责任，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儿女。对得起有恩于他的人，对得起他不认识的陌生人。

社会对诗人的误解：诗人就是发神经的人。或者面对一面镜子，不是笑容的互文，而是天使和魔鬼的互搏，这样一来，诗人就输给了真实的自己，沦为非诗人。

我不禁想到荷尔德林的话：诗人是酒神的祭司，在茫茫黑夜中走遍大地，察寻神的踪迹，吁请神的出现。这句话貌似又给诗人“神经病”做了注解。其实不然，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说明：诗人是孤独的殉道者，是具有献身精神的、耐得住寂寞的、经受得了苦旅的一类人。

活着，入世和出世，投身真实生活，并将自己置身于被词语理解和激活的层面上，活出一种气象，这是诗人。

2. 诗歌的敌人是多数人

诗歌是有孤独性的。

现代诗人们都热衷于表现自己或与自己类似的人在这充满忧虑的世界里的孤独感。

孤独感，让诗人具备了杜甫式的忧愤至死的决绝，这也是一种独自清醒却无能为力的绝望；孤独感让诗人具备了李白式的旷达无羁，我把这种个人行为艺术看成豪侠苍凉背后的另一种内心的孤独，仰天大笑出门去，因为他一个人过得憋屈。

西班牙大诗人希梅内斯认为他的诗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正因为少数，才能具备无限可能。当诗人追逐自己诗集的发行量的时候，他已经在变得有限。诗人经受孤独，并不要希望被理解被追捧，这样他的作品才更具有独立和安静的真实。换句话说，在这种状态下的诗歌，是诗人自己信得过的心智。喧嚣层面的作品，多少都要被影响、被污染、被左右，甚至被扭曲。诗人失去真实的内心，作品失去独特的个性，当一个诗人还有什么愉悦？

诗歌是一个诗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建立一种秩序，这个秩序，只作用于诗人自己，对别人不具备绝对意志，只具备微弱的唤起的可能。诗歌“是少数派的坚强意志”，墨西哥诗人帕斯看到了诗歌在数学概率方面的趋向性，或者说诗人就是那一种逐渐减少的一类人，无限接近于零存在的那种人。我一点不怀疑人类发展历程中将会出现没有诗人的现象，因为那个时候的诗人都去了太空，还变成了转基因的人。换句话说，是非人。

于是诗歌的孤独性因为诗人的孤独性而天然存在。诗歌的敌人是多数人。

我不反对诗歌写给普天下，除非我的大脑被安上钢铁之后被

宣布脑死亡。

3. 诗歌自由如看不见的氧气

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你没有权利来扼杀。

诗歌是一个自足的体系。但他不是真理。

诗歌没有自己的法律，没有自己的枷锁，没有自己的遗书。它自由主义地活了一段，枯死得没有一点痕迹。

请坚持源头性写作，请坚持生发性写作。请不要害怕别人怎么写，请告诉自己怎么写。

一个诗人独立而自由的写作状态，就是喜欢别人的优秀和流行而熟视无睹。

当我们因为别人怎么写而逼迫自己怎么写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前枯死了。

诗歌是生活规律之外的东西，或者说是事物本质之外的东西，它或许仅仅是一种虚拟。我们都活在看得见的大陆上，但是我们靠看不见的氧气活着。诗歌，看上去多么不具备触摸感，但是他是诗人活下来的理由。

诗歌是高度自由的，如同氧气。

请写出我在这个世界的渗入感、融汇感，请别孤立于情感之外。请别把别人当别人，请把别人当自己。当我们用陌生人的视角来看待诗歌中的一切，那么我的诗歌毫无理由存在于此。

我的诗歌的第一个读者，是我的神经末梢。而不是你的心灵。

我怀疑心灵是否存在，但是我的身体首先接受了我的诗歌。

感觉，这就是感觉么？诗歌仅仅是感觉，感觉这个词，看起来比灵魂更实在，更像是经过上帝泡制的一壶浊酒。

请放逐自由的自己，别跟着机制走，别跟着机器走。请带着冬暖夏凉春秋伤悲的体温走。

前胸热，后背冷，诗歌，就这样看不见，但在运动。

4. 我的诗歌中的失焦与幻化

我在诗歌中看到的事物或者自己，往往比现实走得更慢。

具备一种失焦感、幻化感，抑或说当下焦虑中的命运恍惚。

做诗人的难度在于：你必须是说真话，做真事，行真道，写真品。做诗人更大的难度在于，在真实的情感世界里给现实世界作假。我相信自己首先不是矫情的，我所看到的和写出的和你不一样。因此在你看来也许有不可理喻的部分。这个作假的过程不是裂变本来面目，而是再命名和再体察。

这样写诗，我和命运的联系，被提前，我对命运的看法，被置后。因此我总是用诗歌走在现实世界的后面。看上去失去真实，具备了事物的影子感。而你践踏不了他。他很慢，但停不下来。

诗歌和现实世界如同一对恋人在拥抱，但是情感提速了，皮肤和表情却被异化。你们可以看到女人光洁的额头，光芒已经漂移，男人的侧面，却在退化返租成猿（抑或其他）。这对恋人拥吻的时候，两个嘴唇都是巨大的黑洞。

诗歌的幻化，建立在物质和精神的失焦之上。

诗歌的按钮永远没有快门。

诗歌的版图被诗人用一只眼瞄准。

5. 矛盾修辞在我的诗歌中的地位

我要说的修辞是我会用到或者可能用到的，而不是你。

矛盾修辞。当下的许多事物是相互排斥的。譬如高速的城镇化和工业现代化，让我们亢奋欣喜而又忧心忡忡，我们住进高楼心怀田园，出门还得戴上口罩抵抗雾霾。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在山坡上无拘无束，真正像是一个人，但是现在，我们都像是外星人了。谁也无法得知外星人的模样，那就想象成失去呼吸和嘴的自己吧。

诗歌在这样的环境里具有无可避免的矛盾感，我们高速进入全球化，而又倦于翻阅欧美，我们还在等待小雪来孵化一切，但是我们等来的是注射器。我们不自觉地进入流行风潮的圈套，那些在我们周遭引诱我们的一切，几乎都是当下流行的——物质化的、文化的一切，都在无限制膨大。流行不是一种元素，不是一种病毒，是一种饥饿。

在诗歌中，我不断地深入生活而又反抗生活。一排香樟树，从异地来到我生活的这座小城，在规划师的美学原则内活着，每一次路过她们，我都会想起电影里的站街女，顺溜并且略带香气，当然，这让县城的腰腹，时不时发痒，生命力是可以移植的，漂泊、疏离和永诀，都是水土不服的另一种说词，树和树的香气，老是在我身体的右侧出现，如果她们成为我诗句里的，某一个植物学概念，这说明，作为需要补充叶绿素的标本——我体位的交换，成功了。其实，这无非是矛盾既得到彰显，又得到调

和。只是我诗歌是不会让调和得逞的，因为我的修辞天然具备了互相掐架的功能。

矛盾修辞从整体化到局部化，也是我诗歌需要的。

因此五公里车站真安静啊，静得让我在这里听到了铁轨发病的声音。

6. 诗歌的拆裂修辞与城乡二元结构

我们或许被压抑太久，贫困、制裁和诀别，让我的诗歌多少具有了某种精神分裂的意味（而非神经）。这种分裂，来源于故土的分裂、价值观的分裂。还有一种分裂——成千上万的人见过我而不记得我，不断擦肩，不断分裂。恐慌感、分崩离析感和物理骨折感，让诗歌首先必须把叙事和描写弄成失位、失衡和失联。

我亲爱的故乡，最具有隐居气质的故乡，现在一块快地变成了城镇，我的亲人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拧起，和他们亲爱的满家湾彻底分开。这种分离，造成的心理诀别感，是沉重而绵长的。我想问问诗歌：你告诉我，我的第二个故乡，在哪里？某一天，我老来悲那一天，请你允许我，来你的复垦处寻人，来你的烂泥上长草。这似乎变成了一个笑话。在逐渐茂密的钢筋森林里，扯了骨头连着筋的我，已然不存在。

于是我们在城市里面对越来越多的脸孔，遍寻千里，没有一个像是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祖父。一个时代的荞地村，天空蓝得没有一个漏洞，又一个时代的荞地村，没有了天空。

我的诗歌陷入二次分裂，接下来是永久的分裂。

7. 其它修辞并用完成我诗歌的现代性

我靠管中窥豹的视角塑造诗歌。

跑步的隐喻修辞。隐喻之于诗歌的必要，我想用一句话说明：在这个人为抹掉基本价值观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活得像是个比喻。对于我的诗歌来说，这些隐喻往往具有跑步的运动器官：有一次我在四公里轻轨站睡着了，误入五公里，我起身，换乘，此刻的五公里，是一个巨大的搬运工，而我自己，是一个从梦境里，走失的神经元。在这个高节奏的城市里生活的诗人，往往走得太慢，需要依靠诗歌中的一个或者多个隐喻，调快生命的步幅。

小剂量的反讽修辞。二十世纪初，我从一个乡村进入一个小城市，混迹于诗歌和艺术的地盘，这个地盘所处位置的绝佳在于——一个大转盘，让一个爱诗的朋友可以想到很多喻体，当车流在这里旋转的时候，他可以更新自己脑袋里的又一个时代，他还可以临街打望老东家，那上面一横下面一横中间一竖的标志，那个标志，对他来说有一种断裂感。二十年前，他用几万元买断了假身家，自己摆起一个书报亭，完成真身家的转换，干得悄无声息，他还可以在这里阅读弗洛伊德为自己的一首长诗搞精神分析。闲暇时，嘴唇里吐出呸呸呸，将搞笑的政客和虚假的新闻，揉成一团，坚决不卖给路人。用笔名来买杂志的诗人，有两个是押韵的，还有几个落单的，各自坐着人力三轮车聚过来，翻阅不定期印刷的民刊，老男人和小崽子一边称兄道弟，一边争论某个主义。他也骂骂咧咧，给所有人泡上一杯劣质绿茶，但没有人听

清他骂的是意象派还是象征派。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写诗，并用这样的修辞打量自己拒绝和厌恶的一切。

有时候，我还得借助数字的排列和转换，在这个时代，数学不好的诗人是可耻的。数学不好的我偏偏执拗地运用诸多数字，这是诗歌的需要，也是这个“读数时代”本身的需要。

还好，我已经开始像钢铁那样，自己去找几枚螺丝卯起来。钢铁到数字化，机械到智能化，这一路，作为一个诗人，我依靠这些修辞和尚未开掘的修辞完成诗歌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