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向明，在创作中探索“路”

从剧本到小说，经历了50个春秋，描写了1949年之后到1979年之间，新中国30年的历程，希望借此唤醒广大群众奋勇向前，探索民族之路。

知人则哲，知史则智。喧嚣俗世中，总有一批人在默默耕耘，还我们历史真相。于是尘封往事一页页揭开。远征军副司令员黄琪翔将军的三儿子―黄向明先生，是本期访谈的主角。

黄向明先生的家方方正正，颇为宽敞，还有香港难得一见的露台。听说我们要来，先生一早已备好茶点。茶几上摆放的精致瓷碟中，盛放着印尼点心。墙上正面挂的是名画骑兵拼杀图，人物五官却是黄氏一家，居前者恰是向明先生，统领一家老少前进。北面墙上挂的是黄苗子的墨宝。当我坐在黄向明先生家中，听他娓娓道来，渐渐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分不清身在香港，还是大陆，又或许回到了过往。

向明先生龙眉凤目、玉树临风，曾是“北大四公子”之一。他热爱艺术，是北大话剧队出名的帅哥，集演员、导演、编剧三位一体。曾有北大同窗统计过，倒追向明先生的女生高达49人。可是他却清高得一直坚持到了37岁才结婚。也许是因为出身权贵，很多事了解得比一般人深入，反而不轻易发表看法，说话很有分寸。他深居简出，基本不出去参与什么活动。他说，“我想说的话都写在我的书里了”。他所谓的书，是他整整酝酿了50年写就的长篇小说《路》。

在炮声中长大

蔡玄晖：黄先生你好，很感谢你接受访谈。先请你谈谈你的身世吧。

黄向明：我1937年出生于香港，也有说生于梅州的。一出生就作为随军家属，跟随父亲打仗，辗转各地，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去过。我父亲黄琪翔，是远征军副司令员，滇西缅北战役中，领军打败5万日本精兵，收复2.4万平方公里国土。此次战役是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胜利。我从小在炮声中长大，虽然没有直接接触战场，但一直离前线很近，看母亲抢救伤员，依然能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沿途老百姓生活艰苦，虽然没有直接和他们接触，但我看得见。战争年间，我母亲还和宋庆龄、邓颖超一起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拯救战争孤儿。因为战功卓著，我父母双双荣获抗日战争胜利勋章。缅北战役胜利后，中印公路被打通，美国物资才得以进入大陆。当时的民族自尊心、爱国心非常强烈。如今想来，太过强烈了。

蔡玄晖：抗日战争胜利后，很快又爆发内战。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黄向明：1945年，我父亲第一个以现役上将的身份站出来反对内战，甚至因此而宣布退役。蒋介石非常生气，于是把我父亲派到外国去。父亲摇身变为军事外交官，是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1947年我们一家去了外国，我在美国学校读书。当时德国战败，景况很惨，几乎所有墙上都有弹痕。一条香烟就可以换一张名画、一部莱卡相机。德国的民族自尊心很强。我自己也是。英国同学说“中国人像猪”，我就和他打得头破血流了。后来校长拿球鞋底打我们俩，又为我们祷告，让我们握手言和。然后我们就变成好朋友了。

蔡玄晖：后来你们怎么回国的？

黄向明：父亲1949年乔装打扮经台湾海峡回国，作为民主人士加入政协。他要求我哥哥也一起回国建设新中国，却把我安排留在英国读书。那时我已经12岁了，因为长期随军，文化程度低，只能读小学三年级。我不愿意，要求回国。后来我就到了北京，在育英中学初一年级当试读生。回国时我穿着花衬衫牛仔裤，同学都看我不顺眼，打了很多架，才交到朋友，所谓不打不相识嘛。对了，我还是中国第一个戴上红领巾的呢。1955年我考入北大俄语系。在北大浪荡了7年，临湖轩摘莲藕，未名湖捞鱼。1957年反右，我父亲成为头号右派。我因为胃病休学在家，反而躲过了这次灾难。中苏关系恶化后，总理说俄语人才太多了。于是我响应号召，转到法语系。法语系大家关系很好，反右运动并不积极。

创作火苗一直未熄

蔡玄晖：那你后来从事法语工作吗？

黄向明：1962年我大学毕业，因为崇尚自由，我选择到水电学院当老师，教学生法语。平时可以在家里工作，编编教材之类的。“文革”期间，我父母备受凌辱，本来我们住在外交部街附近的大房子里，也被扫地出门，驱赶到农工民主党提供的小破屋里。家里整箱齐白石的画都被拿走。不过水电学院闹得并不凶。我们学院被下放到密云水库，住处很宽敞，独门独户。我在那边种菜做饭，逍遥得很。久了又觉得实在浪费青春，于是决定搞点研究，研究科技语法。1980年我编撰的《实用科技法语语法》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还因为这书而擢升为副教授。下放两三年后我就回校了。因为学校研究生部需要英文教师，我又被调去教英文。

蔡玄晖：那你是如何走上创作之路的呢？

黄向明：1962年我在北大话剧队，就又编又导还写剧本。当时我写了部四幕剧《路》，主题和自由、民族、国家之路有关，是现在这部长篇小说的雏形。当时没批准排演。可是创作的火苗一直藏在我心里。原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曾经送我一本法国小说，我翻译出来后于1979年发表在《译林》杂志创刊号上。之后我又尝试写小说，并且在《当代》杂志发表。不过真正静下心来，安心完成长篇小说《路》是来了香港之后。

邓颖超亲批家人赴港

蔡玄晖：你是怎么到香港来的呢？

黄向明：当时讲师教授都是国家宝贵财产，不可以随便出来的。我是找到叶剑英，经他同意才拿到了特批签证，1982年12月7日到的香港。签证月底到期，我滞留香港未归。刚到香港的时候，找工作很不容易，我身上只有政府兑换给我的100港币。辛苦了两年，1984年我才有能力把家人接过来。还是走了“后门”。当时邓颖超的秘书去探望我母亲，我母亲就跟他说了儿子一家分居两地的事。邓颖超亲手批准了我的家人来港。

蔡玄晖：你在香港是如何生活的呢？很多老师来了香港后都选择到国外进修再回香港教书。

黄向明：刚到香港的时候，虽然有亲戚，可是也都不富裕。我自己更是穷光蛋，根本没想到去外国进修的事。当时文汇报总编辑曾敏之看了黄苗子给我写的推荐信，建议我到报社当编辑。我婉言拒绝了。为了生计，我就自己登广告，教普通话。我还跑去香港电台、电视部找工作，跑龙套，半天就有50块收入呢。我还接拍了个固本药酒广告，有5000元报酬，结果等我去拿钱，公司关门，找不到人了。后来我又去法国文化协会、法国国际学校教书。最后通过了香港大学的考试，在语言研究所教老外中文，用英文教。生活这才稳定下来。然后才敢接家人过来。

蔡玄晖：真不容易。你的家人过来适应吗？

黄向明：我是客家人，家里面是讲广东话的。所以我的家人都听得懂广东话。孩子们来了之后更是学得很快。我要求他们一定要读中文中学，也坚持一定要送他们去美国念大学。我儿子很淘气，在培侨念书时，还差点被学校开除了。我太太过来后就不工作了，在家照顾孩子，平时炒点股票，收益不错。我在港大一直工作到66岁，退休后又返聘当兼职教师，一周两次，现在还在教呢。我教书效果很好，也当作是生活调剂吧。

坚持创作，创办出版社

蔡玄晖：教书之余你也坚持创作？

黄向明：来了香港后，我要养家糊口，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顾及创作。可是我一直记挂着我的四幕剧《路》，也觉得有必要把我知道的历史真相保留下来。1996年孩子都大了，上了大学，一切似乎都很安定了。我才又开始重新创作。小说《路》人物虚构，事件却是真实的。增删50多次，2013年才完成。有人评价我的书“土洋结合”，可以和《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并称。书出版后，20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作了宣传。章立凡、叶永烈都推荐过。我还去中文大学做过讲演。

蔡玄晖：能介绍下《路》都讲了什么吗？

黄向明：我一生自认稍有建树的就是这套书，总共四卷，230万字，重5公斤，厚13公分。还有照片数百帧，插图78幅，人物更是高达800余个，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我接触过许多大人物，目睹过无数大场面，可是我也结交过众多小人物，亲历过各种小场面。如此种种都写入我的书中了。从剧本到小说，经历了50个春秋，描写了1949年之后到1979年之间，新中国30年的历程，希望借此唤醒广大群众奋勇向前，探索民族之路。

蔡玄晖：你的父母地位尊崇，你从小接触了很多大人物，为什么不写成回忆录记录史料，而要虚构成小说呢？

黄向明：那些书过几年就没人看的，你看《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哪本读者更多，影响更大？小说生命力更强。书是由香港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香港文艺出版社是2009年由我创办的。

蔡玄晖：你的著作并不公开发售，那出版经费从何而来呢？

黄向明：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挺过来了，生活还可以。我大哥毕业于浙江大学，如今早已退休，定居广州。我二哥英文很好，在上海工作，后来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退休后回上海定居。我大妹妹在北京生活。我小妹去美国留学定居美国。所以我们就合作成立了黄琪翔、郭秀仪基金会，以纪念我们的父母。我出书的钱都是基金会给的。

蔡玄晖：你少年时颠沛流离，无法好好读书。现在写出了这么重要的一本书。你的中文是怎么学习的呢？

黄向明：我这人不读书、不看报，现在更是不应酬、不问国事。现代作家里面我只推崇鲁迅先生。但我的中文其实是看武侠小说学来的，最喜欢金庸的作品了。名著之类的我也不爱读。偶尔我会读点古诗。新诗却是不知所以然，无法理解。

蔡玄晖：你的经历这么丰富，对年轻人有什么寄望吗？

黄向明：要相信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相信中国肯定能成为世上最好的国家。

受访者简介：

黄向明，港大教师，1937年生于香港，父亲是国民政府远征军副司令员黄琪翔将军。他从小跟随父亲四处征战，又随父亲派驻西欧数年。12岁回国，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俄语系，后来转入法语系。1962年毕业后成为水电学院的老师。下放期间，完成《实用科技法语语法》一书，因此擢升副教授。1982年赴港探亲，滞留香港，在香港大学从事汉语教学。业余完成大部头长篇小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