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向陌生人释放善意的能力

李少威

我心里始终有一个“乌托邦”，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在一条平常化的轨道上，每一个人都对其他人尤其是陌生人自然地释放善意。

如果说还有一点情怀，这就是情怀的来源。以前我不时会使用“情怀”这个词，而现在用得少了，因为情怀在公众认知中已被异化了，异化后的样子，比如“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比如用古文写辞职信。

以前我的乡下有一种职业—养一头大公猪，每天拿根棍子赶着它去各村各户给母猪配种，我们称为“赶猪人”。赶猪人的职责就是让公猪每天送上门去进行不情愿的交媾并确保其成功。有一位赶猪人常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赶着猪在路上走，就产生了一个歇后语：赶猪人打领带—假斯文。看到那些“情怀党”我就想起了赶猪人，以及那头巨大而滑稽的公猪。

辞职，就好好辞职;赶猪，就好好赶猪。

最后一次说情怀，是跟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哲夫先生，算是个人的认识总结：所谓情怀，就是心有敬畏，行有担当。我认为这真的跟想去旅游或者决定辞职没有关系。

3月16日我在太原第二次见到哲夫，他是我认为真正有情怀的人，因为他的作品都是表达对环境破坏的痛心和对社会发出严厉的警告。当然这些话题太大，他最近触动我的话是“给好人多一些信任”，这样的表达才是个人情怀最好的观察点。

在被怀疑论所笼罩的一个灰蒙蒙的社会当中，好人是步履维艰的，或者说是时刻都可能受到伤害的。

湖南江永原县交通局副局长熊国剑，是个真汉子，威武不能屈，在当地为受伤害的百姓主持正义，百折不回，他是少数几个我极其佩服的朋友之一。然而他甚至不敢让儿子的朋友们知道自己是一个官员（副科级），因为他看到，官员的女儿掉到长沙下水道里不幸溺亡，网络上竟几无惋惜之声，都在喊“活该”，就因为她父亲是官员。

前几年山西煤业大佬邢利斌陷入经营困境的时候，多少人在看热闹，在叫好，或者冷嘲热讽，但我没有参与，因为我读过哲夫写的纪实书籍《执政能力》，他曾真心实意不计回报耗资以亿计给老百姓办过很多大好事。

如果我们在内情和背景都不明朗的情况下就用“酣畅淋漓”的言语去伤害他人，尤其对象可能是好人，那是一种罪恶;如果一个社会被喜好“酣畅淋漓”的人所充斥，以至于以互相的言语伤害为能事，那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罪恶的社会，因为它会逼迫所有人都不敢做好人，对人性造成一种逆淘汰。

研究中国改革史的学者雪珥对我说过一句话：中国没有左右派，只有实干派和扯淡派。现实当中，因为实干的人往往不说话，所以扯淡派一直在持续伤害实干派，并以此为荣，博名获利，所以我对那些读起来很过瘾的文字从来都是保持高度警惕的，尽力避免被他们传染，进而跟着去伤害陌生人。

过去一段时间我时不时会思考一个问题：都说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风气差，“从根子上烂掉了”，但你打开网页或者微信，几乎每一篇文章、每一个跟评都在批判这种“烂”，那么逻辑上出问题了，所有说话的人都那么义正词严，一派清风，究竟谁“烂”？谁是坏人？

一堆人，在一起正儿八经开个会，或者随随便便聚在一起喝酒吹牛，也都口舌纷纭地说社会的“烂”，那就有意思了，坏人都不知在何处，在缥缈的“社会”，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远，照此而言，真该多喝几杯以示庆祝才对。

不得其解，后来我便想，也许不是真“烂”，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已经丧失了向陌生人释放善意的能力，坏人全是陌生人，倒过来就是“陌生人全是坏人”。

七八年前，在我居住的城市，因为治安不好，大街上有人问路，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躲开，并像看怪物一样看他一眼。我特意反其道而行，算是做个小实验。假的是有，有一光头问完路就开始兜售“幸运符”，自称某禅宗名刹的僧人。我便背诵了《心经》的前几句，让他接下一句，他目瞪口呆自然无趣而退。真的也有，有一蓬头垢面、操着外地口音、露着一口黄牙而且嘴角泡沫堆积的老人在街边问路，人们纷纷闪避，我则凑了上去，因为听不懂他的话，凑得很近，以至于一粒巨大的唾沫直接喷在我的嘴唇上。但我知道他的确是身在异乡不识路径，所以直到回答完毕、他道谢离开之后才掏出纸巾擦嘴。

实验证明最终什么也没有损失，我没有染上什么病，更没有被“腐烂”的社会所杀伤。社会的“烂”，其实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光说不做，它就真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