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男孩

东莞，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每年，都有数百万年轻人从乡村奔赴这里，在流水线边完成青春礼。他们是“农三代”，却早就断了和乡村相连的脐带；他们大多是改革开放后首批进城务工的淘金者后代，结束留守少年时期进入城市，却和父辈们一样是离群孤雁；这些90后的男孩女孩身处物欲爆炸的“追”时代，又正逢荷尔蒙躁动的青春期，看似波澜不惊的流水线上、整齐划一的工厂宿舍里，处处隐藏着戏剧化故事，那是旁人难以进入的隐秘世界，每个人都是主角，并沉浸其中。

曾卧底200天记录年轻女工生存现状的女作家丁燕再次深入东莞工厂，这一次她将聚焦工厂男孩。由于“女工细心、好管理”，东莞电子厂曾以女多男少闻名，而如今，随着经济发展和女性觉醒，一部分工厂渐渐面临女工难招、男多女少的境况。在这个工厂男孩的世界里，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回响着更为震耳的轰鸣声，不屑于锦衣夜行的90后们正以更浓烈的色彩迫不及待地登台。

一

岭南给人的感觉是十分具有冲击力的：太阳、光线、色彩、楼房、人群，一切都那样强烈，具有极端的美。那些随意生长的作物，已为人类提供了许多食品：香蕉、菠萝、芒果、荔枝。在这里，人们无须辛劳种植，反而要控制作物的生长，免得过于繁盛。事实上，正是这种极致繁盛，使这块土地上所进行的很多实验，都潜藏着一种危险——这种危险源自生产过剩。

现在的东莞樟木头电子厂，除了照常满植大王椰、香樟树，照常提供各类产品外，它的神话力量正遭遇瓦解。这里逐渐变成像公园那般的公共地带。只有车间——作为工厂的神秘标本——依旧维持着神秘，而其他附属部分，已有了旅游区纪念品商店的味道。

当你在这个岭南小镇逛了很久，欣赏到花园小区、被绿色植被覆盖的山峦、大型现代化超市、时装店、快餐厅时，却看不到工人聚居区。你当然知道它们就隐藏在那里——有那么多描述它们的文字——但当你第一眼见到它们时，仍会惊讶万分。置身其中，穿过一模一样的火柴盒宿舍楼，那涂着号码的封闭小房门，像一幕幕幻灯片影像，充满沧桑感。如此众多的人集中地生活在这样的地方，着实令你吃惊；但的确如此。这座由水泥化石构成的巨兽，好像到了夜晚，会自体繁殖，长出新部位，缓慢地移动起来。

宿舍属于今天，属于岭南，属于嬗变的中国。

从东莞市区到樟木头镇中心，像一级级走下台阶；从镇中心到工厂路，又像来到另一块大陆，遭遇另一段漂浮时空。工厂路只有唯一一条主干道，两侧除厂房宿舍，就是形状各异的农民房，天女散花般的招牌，尘土飞扬的货柜车。离开田野的农民，来到这个岭南小镇，在工厂路走来走去找工作，直到鞋底融化成麦芽糖，才等到进电子厂的机会。他会因对这个新城市的陌生，而选择住进宿舍。这个时间段大约是两年。住宿舍就像进入新兵训练营，从此，这个人便脱离了乡村生活的轨道。从昏暗氤氲的宿舍开始，打工者开启了他的受难之旅。从此，整个世界的构成元素被一小格一小格抽递换置，打工者努力让自己的颜色、气味、词语更趋近整幅背景，而不要孤零零、古怪怪地凸现出来。

宿舍的最大悲剧在于——它的全盛期，恰就是第一代打工者大举南迁的混乱期。那时，人来人往，拥挤在这个陈旧、便宜、粗糙的空间，每个人的气场都像敦煌壁画里的经变图，各有各讨生活的哀伤大历史，各有各一箩筐背井离乡的心酸家族史。而今，全盛期已过，第二代打工者更敏感多思，和当初像抛撒谷物般散落在东南的老一辈不同。第一代离开家乡跑到异乡，在陌生地仓皇讨生活，赤手空拳，来不及询问或追问，慢慢变成一脸黑斑，皮肤枯干如橘皮的老人；而第二代却不愿在一场封闭的梦里循环做梦，总想睁眼问个明白。

宿管阿坚高大帅气，忙得红头涨脑，却总是笑吟吟的，眼神浓黑精纯。

“奇怪得很，从2013年开始，男工比女工多。”他从《宿舍分配表》上获得了这个信息后，吓了一跳，像窥见谜中之谜，浑身一悚栗。

阿坚的办公室是平房顶头的那间，门口挂着“宿管”牌子。墙上小黑板的表格清晰显现2014年电子厂的男女比例——全厂3200人，住宿舍的2600人中，1600人是男工，900人是女工。阿坚感慨：“上世纪90年代，工厂的性别比例是八女比一男。”

城市需要工厂来提升GDP，而工厂运转则需要工人来当帮手，但此刻的电子厂，因女工难招，不得不大量招收男工。2013年是转折之年。这一年，女工构筑的阴性打工帝国，因大量男工涌入而面临坍塌。

进入宿管办公室的男工，顶着各类时尚发型，而阿坚却是最普通的黑色小平头（尽管他也是80后）。我问他为何发型如此“大众”，他将双手用力一拍，做了个摩擦手势：“管理者要以身作则哦！”

关于男工发型，阿坚有自己的观察：“1995～1996年出生的男工，最喜欢赶潮流，穿时髦衣服，搞新奇发型。”2010年，男工流行烫小卷；2011年是染黄色，半边长到遮住眼睛；2012年是两个鬓角短平，但剃上字母（ZY等）或各种符号（十字架等）；2013～2014年则是两侧剃平，中间高耸如草堆，脑门处是三角形。

我脱口而出：“莫西干头！”

但阿坚却是第一次听说“莫西干”。

哦，从印第安人中的莫西干族，到作家库柏的小说《最后一个莫西干人》，再到电影《最后一个莫西干人》，直至贝克汉姆的莫西干发型，“莫西干”已发生词义的基因突变。不间断地转化，转化，像驾控着一艘星舰迷航，直把印第安部落祭奠的精髓全部抽离，而只剩下脑袋顶上那几缕小卷毛。称自己为“莫西干”的是一代人，顶着“莫西干”发型的是另一代人。

阿坚讪讪一笑：“估计男工们也都不知道莫西干，只是看别人理，就跟风。”

于是，人像软体动物般栖身于过去词汇的贝壳中。人对可以藏身的居住地了如指掌，却并不知这屋子因何建起。于是，发型成了革命，像一股狂潮，席卷了所有青年男工；于是，电子厂不得不作出这样的规定：“男工不得染三种以上颜色的发型。”

怎么会——三种以上？

会。要从乡村人蜕变为城市人，便要进入一个痛苦万分的过程，恍如梦中脱去人皮，背叛自己的族裔，以一种悲剧化的状态，换脸、换血、换名字，慢慢熬煮成“另一个人种”。

男工众多，不仅引出发型管理的问题，更凸显诸多来自性别的矛盾。在非工厂区、非宿舍楼的居住环境中，男女差异性的鸿沟会遭到适度遮掩。你每天都能看到街道或办公室里，走动着干干净净、精神抖擞的男女，但如果这些人生活在宿舍楼内，他们的形象便会遭遇彻底颠覆。

男工宿舍像密室，填塞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地上堆着矿泉水瓶，顶部吊扇脏污生锈，毛巾滴水，运动鞋晒在牙缸旁，被褥揉成团。

在南方，男人们表示不满时，总会说一个字：屌。在北方，说的是：操。都异曲同工。在最激烈、最难忍、最不堪的时刻，这个字会脱口而出，频繁出现。这个字预示着男人们的共通性。阿坚总结90后男工的特点——赌博、喝酒、抽烟、打牌。有时甚至就在宿舍赌。

我不解：“这是种发泄方式？”

阿坚大笑：“男人并非压力大才这样，这是他们的天性。”

男工意味着麻烦、挑衅、悍勇、冲突和不可控。对工厂来说，女工是永远的宝石，年轻女工堪称钻石。然而，女孩们从乡村进入工厂，最多干两三年，等她们熟悉了街道、公交和男人后，便有了更多选择：售货员、洗脚妹、服务员、美容师、二奶……

女工们的手机大多经过精心装扮，贴上小挂件假钻石。手机替这些寒酸女人先珠光宝气起来。女人们的脸泼染着各自面前那方形画框里的蓝紫炫光，像一群脑壳内软组织被邪恶医生摘去的美少女，两腮瘦削，眼神安静。到处是一箩筐一箩筐的工厂版章子怡，而男工们却只能拈酸咧嘴——“她们不好追的哦”，“她们都有男友的哦”。

到达电子厂的90后男孩，其经历大致相仿——留守儿童（父母健在的人间孤儿），初中辍学（九年义务教育的截止点），到父母打工的城市打工（第二代之命运轮回）。所以，他们罕有乡村记忆。在厂里煎熬一两年后，像褪去罩衫般褪去胆怯，男孩们对光怪陆离的城市有所掌控，而来自外界的目光也不再是贬损和轻视，但他们的发展可能性依旧弱于女性——和家乡重男轻女恰恰相反。

他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在有些工厂，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活，女工每天比男工多拿十块钱！在家乡，他们习惯了将女性视为弱势群体，而当性别命运被翻转过来后，不啻为石破天惊。他们不服气，去质问，得到的回答是：不想干就走人！厂里要裁员，首先遭殃的定是青年男工。女性的耐心和坚韧恰好适合长时间安静坐在流水线旁，而男性汹涌的荷尔蒙反倒成了不利因素——大胆和冒险在工厂都被贴上了负面标签。

工厂当然喜欢要女工，阿坚则更喜欢管理男工——能“吼”住。而女工，不能只靠“吼”——她们更复杂。

电子厂的内部世界，并非像电视镜头所呈现得那么整齐划一，一旦进入，则意味着接受了某种准军事化的生活规则。男孩们掏出身份证，填表，培训，领工衣工鞋，有了宿舍和工牌后，开始进入车间上班。他们要立即随物赋形地融入所处的环境，其速度要比变色龙还快。之后，他们的生活，像扑克牌般拥有了两面完全不同的花色——一面城，一面乡。

工装是这座金属丛林的秘密符码。穿上工装的人，会即刻感觉自己变得萎缩起来，甚而缩得小于自己。一眼望去——通过深蓝马甲上不同颜色的滚边，便可知你在这座工厂帝国身处何级（红边是制造部门，黄边是间接部门，白边是客人）。“注意！”保安用程式化的声音不断提醒，“注意！”像这种类似的提醒接连进行几十次几百次后，服装的差异和人的差异之间，便建立起无法分离的关系。

这种人造关系深入到工人的潜意识。见到别的车间主管，也会敛声屏息；无须向临时工打招呼，那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对那些根本不用穿工装，在车间自由走动的人，最好不要用正眼与之对视，他们也许就是老板（浑身散发着至尊者的懒散）；还有一种穿便装的，却无须特别提防，只保持相对松弛便可（不过是访客）。结果，这种暗示关系深刻影响着工人们的心灵世界，不仅包括他们在厂期间，还包括离厂之后，乃至终身。

车间生活浓缩成两个字：纪律。纪律是确保产量质量的唯一法宝。纪律让每一项计划都得以实施，而每一项计划都摇摆在看似根本完不成，但通过各类冲杀令，最终在一场暴风骤雨般的侵袭下，怪诞地完成了。

宿舍生活可浓缩成另外两个字：疲惫。从车间走出的男男女女类同幽灵，形象模糊，双眼通红，带着红斑狼疮的一切病症。返回宿舍楼，穿过一片满是乱七八糟胳膊和大腿的长廊，推门进入后，热气、怪味像招摇的洪水，从七八个人身上散发出来。在葡萄藤般错织交缠的高低床的某一张，安放下身躯，睡觉，力图让各个零件重新达到均衡，以便能应付第二天的劳作。

此时此刻，床格外重要——它预示着休息不再只是自然行为，更裹挟着某种强迫。必须睡觉！必须睡着！睡觉像钻石切面，能衍生出许多不同面貌的故事。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传统完全背离，睡觉在电子厂是一种具有轻伤害的可怕行为。如果没睡好，第二天也许会被腐烂发酵的空气搞得昏天黑地，继而会装错货，会被拉长臭训，会被机器吃掉手指，会被重锤砸掉脚趾甲盖，等等。

阿坚拿出沓打印纸，轻声说：“日本人的管理……嗯……还是很细致的！”但他即刻补充：“不过中国和日本……你知道的……”那沓打印纸有十几页，内容从宿管员的姓名和照片开始，清晰地指出各项业务——管理宿舍空床位卫生，值日表作成，清洁工具确认，维修跟踪确认，员工是否乱扔垃圾、不洗澡、私拉电线、私自煮饭等，细致琐碎。

这些规定沿用这个日资厂的一贯风格——图片和文字互补。一张白纸被分为左右两边——左边是文字，右边是图片。有张图非常简单——床板上放着个吹风机，其文字是：“确认宿舍是否使用大功率电器及私拉乱接现象。若发现，对正在使用的大功率电器，没收并罚款五十元，不予退还。”

如此累赘的文字，在图片那里被浓缩成那个通体闪光的家伙——吹风机。当它单独摆在赤裸床板上时，像把超大号的手枪。此时此刻，它被定义为宿舍的“非法入侵者”。

我清晰记得有个90后男孩郑重宣告：“人在，发型在！”

这些十八九岁的孩子，背着双肩包，拖着拉杆箱，蹲在大榕树下等公交车，或在工厂区四处找工作时，一定不会忘了带上吹风机。每天冲凉后，搞头发是最耗时的大工程，可每个男孩都乐此不疲。发型像宫殿那金碧辉煌的屋顶，不能有一丝一毫差池。而用吹风机将丝丝缕缕的头发吹干，再秘密地让它们组合成各种形状，那样的魔术时刻，被男孩们视为“贵族享受”。而现在，吹风机赫然出现在图片中——要被没收！要被罚款！虽然其余不能使用的电器类还有电饭锅、电磁炉、热得快，然而，吹风机被禁用的痛，是最大的痛！

日本人的思维精确得像仪器：每周用湿抹布擦拭床板一次；每周用手敲打床板十下；每两个月用鸡毛掸清扫一次天花板；每天检查门、灯、水龙头、风扇、电源、电线、插头等是否安全……甚至，鞋子要摆放成一条线，不可超越地面上的标准线……

白纸上的每一个字，都体现出独属于日式的专注、偏执和天真。对日本人来说，一切都不可笑，一切都非黑即白。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形成了独属于他们的风格。他们期望良好的习惯如水滴，能穿透最坚硬的花岗岩。

我不知有多少人能做到“每周用手敲打床板十下……”而那些画面上的扫把、刷子、鞋子，并不让我感觉好笑，反而有种古怪的难受。这种强调一方面显示着耐心，另一方面也显示着偏见——无论新入职的人怎样，管理者都拿出最大耐心，循循善诱，视他们为幼儿园孩童。

当然，这些也是事实——有男工将橘子皮从窗口丢下；有女工将瓜子皮吐得满地；有山区男人不习惯每天冲凉，大热天臭烘烘进来，臭烘烘躺下，在深夜臭烘烘地打呼噜，而早晨漱口时从喉咙中发出臭烘烘吓死人的引擎巨响。故而，“每天都冲凉”也成为一则条款——冲吧，冲吧，不怕你浪费水，只要冲掉臭烘烘就好！

“管制刀具清查标准”如此规定：“每周保安和宿管员对宿舍进行清查，发现有员工私藏刀具，一律没收并交行政处理。对私藏刀具的员工要予以解雇！”

“真有动刀血拼的？”

我对男孩们那种灵魂出窍后的行为完全没有把握。

用工荒导致缺工，缺工便不得不大量招收男工，而男工多则促使厂内频发各类案件。春节后刚开工那段时间，电子厂几乎每天都发生丢手机事件。一连串恶性连锁事件的最下游，出现了寒光闪闪的刀具。从男工宿舍的角落，常能搜罗出各类长短刀具。据说，河南人和东北人打；河南人也和自己人打。各种械斗皆一样血腥暴力，但却各有各的目的。

原来，男工宿舍里不只有汗腥味和荷尔蒙味，还有浓重的血腥味；原来，工厂里的男人和工厂外的完全不同。主要的区别是——工厂里有一个“群”，不是“QQ群”，也不是“微信群”，而是现实的“兄弟群”。这些人年龄相仿，同吃同住同玩，故能一呼百应，同享暴力。

械斗时的男人们都变成了原始部落人，变成了快刀手、短刀王、飞刀人。他们出洞，把风，搜索，警告，攻击，流窜，在榕树的阴影下抚摸流血的伤口，闻着皮肤上的焦燎味，鼓突的喉头咽下口唾沫，慢慢地回忆刚才——就在刚才。那灵魂猛暴出窍的一瞬，挥臂舞刀朝挣扎的对手躯体做击打、抽插、踩跺之动作，非要对方脑浆迸裂骨肉纷飞而后快。那隐藏在施虐变态中的激爽快感，外人完全不能体会。

为什么总是男工好勇斗狠？除荷尔蒙催生暴力外还有什么解释？难道通过械斗，这些孔武者可将肉体受到的痛苦幻化成一种能量，缓解并释放掉？难道他们不知道，以如此原始方式戕害他人时，自己也暴露在空白T型台上，被无数灯光照射，浑身一览无余，每一条肌肉赤裸，也会极易受到伤害？

穿上工装准备上班的那一刻，像一部地狱景观的录像片被按了暂停，男孩们回过神来，急匆匆在交班时间赶到车间。进入大门的那瞬，满头大汗被空调冷风收杀，整个人变得格外清醒，对此前发生的冲动不免后悔，然而，事已至此，事已至此。

是的，这种械斗很难彻底肃清。

几乎所有的男孩都带着暴躁、语焉不详和跃动的孩子气，都有着永不驯服的野性活力；而几乎所有的女孩，都被裹覆在透明的襁褓中，既是婴儿又是妈妈，既习惯悲屈又擅长隐忍，像一颗充盈浆汁的蓝莓。男孩们总是身处极端，把自己推向断崖而无后路可退。像月亮牵引着潮汐，他们总是那样不可自控，潜藏在血管和骨髓中的怨憎，总让他们找茬大干一场。事毕，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一种被重力拉扯的疼痛。而歇息一段时日，那可怕的冲动因子又会再度聚集，剧烈演变，直至第二次爆发。而女孩们总能以柔克刚，以太极拳步伐战胜一切阻塞。

所以，工厂主对青年男工的态度极为冷淡。一旦有了女工，即刻找各种理由将这些任性的不驯服因子辞退掉。而男工地位远低于女工的处境，也让他们像地窖里的困兽。愤怒一点点聚集，一个偶然的火种，烈焰就会四面八方地灼烧起来。

十九岁的石依曲部是跟着姐夫来的，做的是“学生代表”——专门协助工厂管理和他一起来的近百名四川工，故而他对车间并不熟悉，只进去过两次。这男孩在解释自己的名字时，说“石头的石，一二三四的一”，即刻，被阿坚纠正为“单人旁，衣服的衣”。阿坚用厂里的统一标准来修正这个名字，而不理睬名字所有者自己的解释。于是，个人的“一”便被集体的“依”所替代。石依曲部满脸羞涩微笑，聆听着阿坚的教诲，是那种招之即来来之即笑的乖崽。

石依曲部一米六八，精瘦黧黑，脸庞窄细，五官精致。这男孩的眼睛如藏在大山深处的黑泉，美到摄魂，然而一张嘴，他说的每一个汉字都像被舌尖咬碎，破烂得不忍卒听。

进入电子厂对这个四川大山里的彝族男孩来说，不仅是进入了工业时代，还进入了一个被汉语命名的世界。他自认为的“一”被篡改后，他的名字已折损了原初的含义。他熟悉电子厂的过程，便是熟悉汉语的过程。每一个汉字对他，都是一次颠覆。他在陌生的语言丛林里行走，处处都是陷阱。

四川男工到来后的两个月，麻烦不断，惊险连连。两个男工在厂外小店偷东西，被扭送到附近派出所。看我惊诧，阿坚老练地微微一笑：“这种事儿，不能着急。”他举例说，之前厂里来过很多河南工，也是浑身毛病，但后来都变好了。

“驯化需要一个过程。”阿坚随口道出。

“驯化？”——我瞪大眼。

男工对电子厂出现的各类事物，皆充满好奇，如婴儿般无知。他们没见过灭火器，拿起来便乱捣鼓；没见过电脑，便用手在键盘上乱敲；每层宿舍楼内都有个管电的闸门，他们随便把闸门拉下，令整栋楼全部漆黑。“为什么这样干？”“想看看拉下闸门后会发生什么。”黑暗中，阿坚听到自己牙齿错位的咯吱声。

他们也许有“偷”的概念，但却认为偷盗算不得严重的事。有男工把食堂旁停放的自行车撬开，骑上就走。为什么？“自行车放在那里反正没人骑，我骑一下再放回去就好了。”原来，东西是可以共用的，而且用的时候无须给对方打招呼。

有三个男工去鞋柜偷手机：两个望风，一个作案。抓住后集体抵赖，异口同声地说“啥都没干”。阿坚瞪大眼睛：“监控上都有啊。”他们面面相觑，不知啥叫“监控”。把录像调出来后，看自己出现在电视里，大惊：“怎么把我们弄到电视上的？”问他们为什么偷，他们不承认那是“偷”——“柜子一拉就开了，手机自己掉了下来。”

“监控”这个词秘密地流传开来。“监控”不是电视，而是一种精神镇压，是让你不敢轻举妄动。再怎么精明算计，也经不住“监控”兜头一束光的照耀。

各种措施应有尽有，然而，小规模遭遇战还是防不胜防。阿坚的声调趋向绝望：“还有人放火！”原来是有个工人进入宿舍后，看到床上残留着的纸张等，便聚拢成堆，在地上点燃。等阿坚急匆匆赶来制止纵火犯时，他无辜辩解：“反正那些东西也没用了！”

一股巨大的愤怒让阿坚触电般吼了起来：“问题不是有用和无用，而是，怎么能在宿舍点火？”

对方的眼神无辜如羔羊：“我真的不想烧房子啊。”

阿坚只能无语。从骇得想暴跳到突然——突然，丢盔弃甲地笑起来。

头顶金黄卷发、身形瘦削的男子，在耳侧夹着根香烟，像要下地插秧的农民，或准备锯木头的工匠。他们随手将烟头丢在地上，却不踩灭火星。篮球场上，男工们在跳跃，女工们三两围观。那个梳马尾穿黑裙黑丝袜的女孩，指缝间闪着贼亮的光。

从墙报上可知，这个厂有各类社团：“羽毛球社、器乐社、乒乓球社、篮球社、舞蹈社、骑行社。”90后男工喜欢进大厂，觉得“人多好玩”“容易找对象”。但我还是看到了那句威严训诫——“不得勾肩搭背”。

从进入电子厂的那刻起，这个封闭空间所形成的场，一直都在强调纪律、规矩、制度。我虽然看到男工女工成群走过，却没有把这些身影落实到男人女人上。直到现在，从这句歇斯底里的喊话中，锋利狂狷的真相才赤裸而出——电子厂不仅有着关于工作、提升和发展的机会，更有跌宕的爱情。在这里，到处晃悠着求偶期的男女，到处是嘴角抿着骄傲或谦逊弧线的年轻个体。这些注定要相爱的男女，像脑中被置放了卫星定位系统的候鸟，毫无困难地在大迁徙的过程中找到另一个，然后，四目相对，被爱火闪电击中，上演一出出大红大绿的感情戏。

二

在中国西北，我曾居住在葡萄架下的庭院中。童年居所留给我的珍贵记忆，使我在第一次和宿舍劈面相逢时，目瞪口呆。宿舍楼每一层的布局都一模一样——单个的房间面对中间的走廊，两头是公用卫生间。

对这些楼房的理解需慢慢体会。若你仅仅只来过一次，或抱着参观者的心态，便很难有所发现。正是这些貌似普通的宿舍楼，让打工者有了最初的落脚点。他们从这里开始认识工厂，认识城市，认识另一个世界。对他们来说，这些楼宇是整个现代社会的缩影。在这里，他们穿上工装，通过新人培训，跌跌撞撞地变成工人，进入车间，开始工作；在这里，他们终结了乡村的田埂，而逐渐适应了现代化的流水线。这些普通的宿舍楼像一面面放大镜，能映照出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在我看来，最能体现南方工业化特征的，莫过于那些吊挂在宿舍阳台上的衣衫——密密麻麻，各式各样，一件挨一件，像从来都不曾取下，像一群有呼吸的鬼魂，像被戕害后的残破躯体。湿漉漉的衣衫不再是一件织物，而像供牌，令观者心生敬畏——它们在那样局促的空间里争抢着阳光，它们是主人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鬼魅衣衫不能长久盯视，盯得时间越长，越感觉荒谬。工厂并非童话世界。甚至整个工业化的进程，都可从这密如冬鸦的衣衫中获得古怪注释。成千上万的人如沙丁鱼，塞进这个狭小空间后，只泄露出这些衣衫，在高空奋力争抢呼吸。

宿舍鱼龙混杂，人员流动性大，所以，新工人进厂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要学会和众多陌生人相处。相处的第一要义，是要时时提防他人。厂门口贴着《宿舍防盗宣传十五条》：手机在充电时，一定要确认门已经关好、反锁；睡觉时，手机、现金不能放在枕边；不要当众数钱，钱财不露眼；不要取太多现金放在宿舍等。

家和宿舍的区别绝不仅仅止于一张床。躺在宿舍的第一天晚上，所有的人都会顿悟——这就是电子厂，这就是你要面对的生活。夜晚，你醒来，瞪大眼睛，在黑暗中辨认出天花板，耳边是不同睡姿的人发出的不同频率的喘息，如蚕吃桑叶。这里像医院的大型育婴室，像好莱坞的机器人坟场，像蜜蜂缩在蜂巢的孔格中，像花朵在月下喘息。喘息和喘息交汇，构成一个巨大的梦境。

男工宿舍的窗户正对着工厂路。这栋楼的正面，看起来和这条欣欣向荣的街上的其他房子一模一样：乳白色瓷砖、铁艺阳台护栏、长方形玻璃窗。若不是阳台上晒着密麻麻长裤长衫白袜，外人根本不知那是宿舍楼。

深夜九点半进入男工宿舍，对我不啻为一种挑战。况且，这些宿舍是随机推开的，事先并无任何安排。所以我和男工们的第一眼对视，双方都瞪大眼，都心跳怦怦。我直愣愣地站在门口，感觉屋里的人脸廓极深，肤色暗沉，个个机警多疑，目光深邃抽象。

在男工宿舍的访谈，总让我感到不安。我该怎么描述这种不安呢？那是种非常奇怪、非常诡异的交谈。在那个阻绝了自然光源的空间里，所有对象都像从注塑机里掉出来的产品那样，稳稳地，一件嵌一件地坐在床沿边，疲色尽露。有时我甚至觉得，对方的话我根本没听见。我太慌张了。我完全无法做到彻底淡然，彻底局外，而只能硬着头皮闯进去，坐下来。

他们的父母曾从家族照片中漂流脱离，而当他们结束留守少年时期进入城市，却和父辈们一样是离群孤雁，荒凉伏踞，身心空荡。现在，面对我，他们总是不偏不倚，只陈述事实，而不作任何结论。我像闯入生产梦境的锅炉机房，总如鲠在喉，想突兀询问一连串“为什么？为什么？”但又不得不把疑云嚼碎，吞入肚腩。我不敢多问，怕伤害了他们敏感而疼痛的神经。事实上，他们偶尔会流露出不快，像被硬生生撬开的扇贝，内部的柔韧被撕裂了。

我慢慢发现，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有另一个隐秘世界，他们随时可以退缩进去，而外人真的很难进入。但当时在宿舍，我并没有明显地察觉，好像那时，沟通渠道貌似顺畅。然而，退缩、拒绝、躲闪、隐瞒——这些字眼在90后男工处都得到了验证。他们只选他们说得出口的，更多的事实，则埋藏在冰山之下。

A326是间没有桌子的宿舍，甚至没有纸箱或椅子。五张高低床靠墙摆开，吊扇下的地带空空荡荡。东西怎么放？塞到柜子里呗。零碎的小件就摊在床上。所幸，男工的东西比女工少。

十七岁的王杰来自河南，一张蜡白脸，女孩般标致，帅气长袖衫，美目焦距涣散，神情阴郁，一股韩国味。当发现我注目他时，这个赤艳妖厉的少年，翻出个白眼。他进电子厂才一周，在制造部当作业员，干打螺丝和组装的活。其实，他去年已在这里干过半年。他知道这里要“站立干活”，他也不想来，可又没找到别的活。上个月再来时，他带来了同学邵新磊。

仅此而已，他懒得多说。

他那十七岁的面孔上叠印了太多绝望，好像此前他曾置身暗夜，被什么惊吓到，让他以一种和年龄不相称的漠然示人，言语枯槁。他变成了他所见到过的那些男人的复制品，他们无一例外，都有双冷漠的眼。

邵新磊和王杰是“黑白配”——个子矮小，头发浓密，脸庞黝黑，五官刚硬，十指粗短。邵新磊是第一次进厂，拘谨忸怩。他也十七岁，却异常老相。来电子厂之前的一年多，他在北京朝阳门卖糖葫芦。

邵新磊用干巴巴的语调描述的北京，和升国旗的北京没什么关系。那是个遥远而陌生的成人世界。那六个和他一起卖糖葫芦的，都是他的亲戚舅舅、小姨、大姨等。女人们制作，男人们叫卖，每天工作12个小时。

他说，卖糖葫芦的人是北京最忙的人。每天早出晚归，不厌其烦地叫卖，不厌其烦地找零钱。邵新磊在朝阳门自然看到了很多古怪男女，但那些顾客对他如过眼烟云，他在伟大首都所体验到的，只是煎熬、煎熬、再煎熬。

他父亲四十二，母亲四十一。父母总是吵架，而他完全不能理解成年男人对自己女人的躁烦不耐，亦不能理解男人可以将女人长时间丢在家中不管不问。最初，父母是一起出门打工。现在，父亲在县城跑车，母亲在村里种地，照顾八岁的弟弟。他初二时便辍学，但并不遗憾，“村里和我一起玩的男孩到了初一初二就都不上了”，“老师讲的听不懂”，“父母想让我上，但我自己不上了”。于是，他选择了去北京卖糖葫芦。熬了一年多，他向母亲抱怨，“太累了”。

电子厂站着上班是累，可卖糖葫芦更累。都是早出晚归干活，可是卖糖葫芦——“还要喊！”直喊得口干舌燥。忙碌一天，捏着零碎毛票回到小屋，舅舅姨姨们直通通射来的目光，像铁杵利剑，能把五脏六腑捣烂，令他咽不下米粒。有时卖得不好，他索性不回来吃饭。饥一顿饱一顿，让他不仅仇恨糖葫芦，还有北京，“那地方不是人待的”。

现在，他是“身累心不累”，只需把分配的活做好即可，下班后可完全放松。北京是阴暗的，而现在，电子厂明快得像台球桌上的碰撞声。他知道干多少活拿多少钱，他能控制这个局面。他吃饭无须看别人脸色。

他的手机是“小霸王”，六百元。他羞涩低头：“唉，一个杂牌子哦。”他每天吃饭要花十五元，有时会喝瓶冰红茶。在北京，他学会了抽烟，也学会了抽烟时如何点火和骂粗口。在那个干冷的北方城市，到处都起粉起屑，他一个冬天都在咳嗽，持续地咳嗽。到了春天，他变成了个小老头。

他没有女朋友。王杰也没有。不是不想找，是还没找到。“慢慢找，总能找到的”。邵新磊觉得女人就像木头，摸着摸着，“木头舒服了，人也舒服了”。尽管这种爱太缺乏诗意，太过生物化，但这个十七岁男孩渴望抚摸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烟头明灭中，他的脑额叶里充满各种情色可能。

朱小文十九岁，湖南湘西人，中等个，敦实，油嘴滑舌，一个老江湖。他两个月前来到电子厂，之前在东莞塘厦镇做焊锡。他父亲在佛山工厂，母亲在老家种地。父母在他五岁时离家打工。爷爷奶奶年龄大了后，母亲回了老家。他是独生子，小学毕业后就到外面闯，年纪轻轻就认识了“外面的世界”。现在如果有事，他会给母亲打电话，上个月还寄去了一千元。

卢开元十七岁，四川达州人，长相周正，性情温和。看我进来，他把吊在床沿边的袜子收起，又让赤着上身的朱小文披上衣服，沉稳细致。此前，他在深圳一家五金厂干数控，也是站着上班，所以到这里并没有不习惯，只是这里是大厂，“小厂轻松，大厂好玩”。

卢开元的父亲在内蒙古打工，母亲在老家种地，照顾还在上小学的弟弟。他初中毕业后想上高中，但分数不高，只能去一般高中，技校又不想读，于是便放弃求学。“出来混一下也好”，“认识一下社会”。他感觉在电子厂工作，和寄宿学校差不多。但合同期满后，他不想再做工了，想回家学个手艺。

这四个男孩虽长相各异，来自不同地区，但共性是明显的——皆为90后，父母皆四十岁上下，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在家操持家务；皆未能上高中；皆抽烟；皆有手机。这些90后男孩是第二代打工者的主力。他们的命运和父母辈不同，甚至和他们的弟弟妹妹们也不同。

他们出门，喜欢到有老乡或熟人的厂里，像一串螃蟹，一个带一个，互相勾连。王杰和邵新磊是老乡；朱小文有老乡在电子厂；卢开元的叔叔在电子厂旁的工业园做事，是叔叔叫他来的。“让我自己找，我是找不到这里的”。原来，电子厂三千人之间，不仅仅是单纯的同事关系，而是老乡、亲戚、熟人等关系的重合。

夜里，工厂路的网吧、台球、小餐厅里，总是攒聚着一个个男孩。他们崇尚《古惑仔》里的义气，有他们自己的“江湖”。躺在宿舍的床上，他们用聊女人来打发时间。他们聊女人的小腿弧线，狐媚眼神，裙底风光，还聊她们的性欲指数。

邵新磊的床上放着两个廉价小音箱，他喜欢听伍佰的《挪威的森林》，罗百吉的《黄昏》，蒙面哥的《一亿个伤心的理由》。朱小文喜欢DJ音乐，他打开一曲《为爱痴狂》，节奏强劲，又禁不住从床上跳下，在地上旋舞。卢开元钟情慢节奏，他喜欢的歌手叫庄心妍。听说我“从没听过”，则瞪大眼睛，“这个明星出来一年多了哦！”又补充，“我和我老乡都喜欢！”“她的歌很好听哦！”他并非单独喜欢这个歌手，而是，“喜欢慢拍的歌”，“最好是关于爱情的”，“一听猛烈的DJ就会感觉烦”。

他们无须按月给家里寄钱。朱小文给母亲寄去一千元，并非家里急用，而是觉得多余的钱放在身边不安全。他们都不用为房子费心，每个人的老家，父母都倾其所有盖起楼房，为他们娶亲考虑。他们虽都在外打工，但总觉得这是临时行为，总在不断地寻找出路。他们并不排斥重返老家。如果老家发展了，工作机会多，工资也不低的话，返乡并不可耻。

“追时代”频频出现在他们口中，好像这个现成的时代，需要用“追”才能赶得上，而他们确实是在努力地“追”。先从外形上“追”：衣着、发型、说话的腔调，都从电影、电视、周围的人那里模仿；还从态度上“追”：他们很少紧张、愤慨、焦虑，更崇尚自由、轻松、愉快。“挣钱当然重要，可太受气了也不行。”好男孩卢开元说。

他们最最紧要去“追”的，当然是——“马子”（女孩）。

朱小文是“四人帮”中的老江湖。老江湖总是滴水不漏，绝不会把失望、担忧、疑惑漏给你看。老江湖给你看的，都是他最得意的东西。他坦言，瞄一眼女孩，便能报出她75C或80D的胸罩号。他还能看出里面有无加海绵衬垫，并能根据大小判断其性欲高低。他坦言自己有“马子”，是在惠州打工时认识的——他和她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她就坐在他身旁，他便展开追求攻势。

“泡妞谁不会啊！”他的嗓音磁性放电，一副如鱼得水的模样。

他说为了追“马子”，他一个月花了七千多。

“那你总共有多少钱？”

“两万！”他毫不讳言。

他说他十二三岁就知道“泡妞的事”，很早就通晓如何和女孩搭讪。他懂得对女孩怎样低下腰身极尽讨好之能事，爱抚、哄诱、拍马屁。他会讲笑话和小故事，具有男工中鲜见的喜剧天分。

“追‘马子的那个月”，他带女孩去KTV唱歌，爬山算命，酒吧蹦迪，洗脚按摩，又买衣服买花买玩具。“溜冰场的啤酒贵死了，要八九块一瓶！”但溜冰却不贵，一个人才八元，而“往吧台上一坐就要花钱”。他最讨厌逛服装店，“每一次都花五六百”，“一共去了四次”，他像受到枪击的老虎般发出呻吟，“再多去几次，老子就破产了”！

两万元是他在老家当粉刷工攒的。

“粉刷工这么挣钱？”

他瞥了我一眼：“干工地很挣钱的。”

初中毕业后，他跟着叔叔干了两年粉刷工，练就了一身技艺。他说，2011年在工地上干活，小工一天一百八，大工两百八；粉刷工按平方计算，一平米三元。手脚快的工人一天能刷120平方米，稳挣三百六。再多干点，四百没问题。

然而，朱小文的两万元仅是诱饵，在“追马子”的工程里，能说会道才是真正的利器。他的舌头弥补了他的全部缺陷，倒好像是在施舍女孩，你不跟他混不让他吃豆腐，你就不配活在这繁花簇放的世上。他在情场上练就的这套功夫使他屡战屡胜。

另一个要“追”的，是时尚、潮流。

“我朋友挣钱很容易，三个月就换一辆摩托车，新款一出来就换。”

“啊？摩托车不便宜啊！”

他解释：“追时代哦！”

他说：“90后的想法我知道，至于00后的嘛，我就不知道了哦！”朱小文知道，骑上新款摩托车，载上长发长腿美女，在暗夜的街上疾驰而过，那种快乐并不虚妄，而是能用掌心实实在在捏住的。

90后的男孩要享受生活，不会锦衣夜行，他们要的是大鸣大放，他们要把更多的爱留给自己。这些男孩大多是留守儿童，是父母健全的孤儿。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貌似有亲人存在，实则举目无亲。所以，他们更依赖的是自己。现在，青春就是他们的资本。他们吃自己的资本，就像吃冰激凌一样顺嘴。

所以，朱小文理解90后——换辆新款摩托车不叫换车，叫“追时代”。

而朱小文自己并不喜欢摩托车，他喜欢手机。现在，他正在为怎么“追”而苦恼：“有钱的用苹果，没钱的用垃圾！”“垃圾男人用垃圾手机！”“5S不贵，颜色好……”“6S贵啊，但款型我不喜欢！”“最后，可能还是买5S吧！”“唉，我朋友都拿5S！”……

他终于卸下老江湖面具，露出难得一见的软弱：“追苹果是追不上的哦！”

看来，什么都吓不倒90后，除了“苹果”。新款苹果一上市，90后就像在城里亲戚家做客被怠慢了，只能忍耐着，不敢发一丝丝小火。虽然在心底里，连渣滓都泛了起来。他们骄傲自尊，生怕自己成为潮流之外的那个人。那个被咬了一口的小苹果，让他们晚上睡觉时，肌肉像拉满的弓，心窝子里戳了一千把箭。

他感慨电子厂的工作就是一个字：累。除了中午休息一小时可以坐一坐，只要在车间，都要站着。一天熬下来，腰酸腿疼。他有些发慌，感觉像是被锁在一栋所有通道都关闭的大楼里，虽然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窗户，但却走不出去。也许到了该离开这个巨大潜水艇的时刻了。所以，他准备和女友一起回老家，再干粉刷工。但他却不会结婚，他意味深长地道：“还早哦！”

当我称A211为“驻马店宿舍”时，三个男孩都笑了。

这个尘螨密布的隐遁密宅里共有十张床，住了八个人，六个来自驻马店。

赖高强说他二十几岁时，我反问：“二十几？”他略显尴尬，顿了顿，坦言道：“我不记得身份证是哪一年的。”看我瞪大眼，他承认：“我拿的是别人的身份证。”

他只有十六岁，根本不像成年人，一米六的个头，巴掌大的小脸上一双细长眼，若穿上校服，也只能坐在教室第一排。他是一个半月前来到电子厂的。发工资时只拿到一千多，还没舍得花。他原来在东莞长安镇模具厂做工，那里工作时间长，但可以坐。现在，他要慢慢习惯站立式工作。他哥哥二十二岁，也住这间宿舍。他和哥哥现在“手上都没钱”，所以，要老老实实待在厂里，攒点钱再说。

赖高强让我想起邵新磊——都精瘦如小老头，但赖高强身上有股要搅得生活惶惶不安的戾气。他眨巴着眼睛说女人时，有种难掩的污浊感。邵新磊却没他那样厚颜，目光怯怯低垂，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无，一块空白，一片影子。

和赖高强不同，刘文闯确实如他所说的“二十三岁”——身高一米八，黑衬衫，黑长裤，黑短发，算得上“黑马王子”。他习惯性地绞扭双手，两撇眉毛浓得不近人情，眼睛像蓬乱草檐下的灯，再亮都显得昏暗。他的眉毛和眼睛很不相配，像是在抬杠。他曾在深圳公明电子厂干过半年，后又回驻马店两年，一个半月前来到这家电子厂。

在老家，他干的是打零工的活，现在想来，那个活既“自由”又“工资高”。他干搬运，一天挣三四百是常事。但他又嘿嘿一笑，“有的重活干不了！”像扛大包，他怎么都不会干。他主要在火车站卸啤酒。他说四川女人和云南女人有劲，河南男人和河南女人都没劲。他不隶属哪个公司，只要卸货单位有需要，就打电话给他，活多时他再召集同伙。他叹气，“打工不是长活”，“在厂里不能干一辈子”，所以他想去“学点技术”。而他所谓的技术，就是开车。他喜欢开车，但苦于没驾照。他想进驾校正规学习，再弄个车搞运输。

李京洲大脑袋大肚腩，像个松皱胖大孩童。他们三个人以前不认识，但都通过一家劳务公司进厂，在“新人培训”时认识，又分配到同一间宿舍。和赖高强、刘文闯不同，李京洲此前从未进过厂。他刚满十八岁，初中毕业后，在上海“玩过一段时间”——和父亲一起做大理石装修。他选择进厂，是为了“出来玩一下”，“看看大世界”。可是，工厂生活让他发现，“还没跟着老爸自由”。那时，他们“有活就干，没活就玩”。进厂后发现，“这里规矩太多”，“不好玩”。

赖高强锐声大笑：“他说的不好玩就是还没找到女朋友啊。”

赖高强才十六岁，却显得比李京洲更有社会经验。似乎，“进过厂”就是不一样。一旦懂了工厂的秘密，便有了另一个观察世界的角度，便会撇嘴嘲讽，觉得自己“醒”，别人“蠢”。

李京洲只是讪笑，并不否认。他感慨这里“河南人太多了”。街边那些小摊贩，“一说话就是河南口音”，于是，他总是买饼吃，不仅因为快餐没油水，还因为能听到家乡话，“有种亲切感”。他一天不吃饼就像犯毒瘾，睡不好觉。他说自己是“犯饼瘾”。

李京洲回忆起某次寿宴上吃到的肉饼——那肉！那饼！他断言自己还可再吃下三五个。当他说“肉饼”时，一切关于那次饕餮的精细、丰繁的感受，都真真切切地回来了。

不，他不喜欢“外地女孩”，他更倾心“老家的”。他希望在饼摊前碰到个来自驻马店的女孩，四目相对，从初恋到热恋，再回老家结婚，再一起返回来打工——这就是他的“完美人生”。

“找个南方人，她要天天吃米怎么办？”而且，“春节为回谁家还要吵架”。李京洲的思虑是实际的。

所以，他天天去吃饼，希望碰到口味一致的家乡女孩。

三个人中最成熟者当数刘文闯。他说，“在厂里也能找到女朋友，但没合适的结婚对象。”他认为女孩最好二十岁出头，“更靠谱”，如果十七八，“找她也只是玩玩”。

十七八和二十出头有什么差别？

刘文闯用锐利眼锋把我一扫：“差别大了！”

当他定下主攻人群的年龄段后，却发现，厂里虽熙熙攘攘有上千女工，但每一个都和自己“离得那么远”。如果贸然搭讪，效果不好，自己也会没面子。所以他一直没找到女友。现在，他最不喜欢过的就是星期天。“除了睡觉还是睡觉”，要不就是“几个大老爷们儿出去玩”，没什么意思。睡得昏昏沉沉，意识无法集中，脑子里像有个锥子一直在戳啊戳的。还有，总是健忘。昨天发生的事，见过的人，轰一下什么都不记得了，像电脑中了病毒般不转了。

我被这种戏剧性的自我描述感染着，不禁说，“你可以主动一点啊”，而他却说，“我对爱情害怕了。”

刘文闯突然变得一脸正色，坦率承认：“其实，我算是已经结过婚的人了。”

原来，刘文闯曾在二十一岁时和一个十九岁女孩相爱，育有一子，但没领结婚证。之后，那女孩离家出走，原因是，他们几乎“每天都吵架”。他抱怨那恶女之行径：总会为一些生活琐事生闷气，“怎么哄都哄不好”。他叹息，“我们吵架时我天天盼着她走，她真走了，我两天没吃没睡。”他实在不懂女人，不懂女孩那如苔藓植物复叶般细碎的心思。她总是忽喜忽忧，时而微笑，时而蹙眉。

他的前女友长得不算美——大骨架，长手长脚，黑皮肤。但和他在一起，别人总说他俩是一家人。

“你还爱她？”

他露出惊惶之色，像突然被人弃之荒野。

“问题不在这儿，”他陷入忧伤，“你也知道的，娃娃总是哭着找妈。而且……”他开始字斟句酌，“那个人，总是打她……”

即便这样，那傻女人也不回头。也许，他的前女友非但不傻反而聪明，早以敏锐之眼看透他，断定他无用，空有一副好皮囊。她对他的绝望应该是逐级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比上一阶段更难忍受。最终，绝情离去。

刘文闯狠狠盯着女友离开的背影，目光的力度和它所含的诅咒可以变成两枚大钉子，把女人的肩膀钉在门框上。只要她不走，他就有指望。他从来没像那一刻那样充满恶毒祈愿——愿这个女人离开自己后倒霉得落花流水。听说她挨打，他又万箭穿心。他若早早洞悉她的去意，定不会跟她缠辩赌气。天啊！他们总是吵架！为什么吵他完全不记得，却总是以怨怼收场。

哦，其实，后来她打过电话，“喂”字里的喑哑浮胀，即便相隔十万八千里也难逃他耳目。但他接听后对方便不再讲话，任凭分秒流逝。他熬不过她，说，“好啦这是长途电话，可以啦。”

他的意思是：你可以回家啦。

而她却可恶地挂断了电话，冲突毫无和解。

后来他才明白，她打电话是为了告别。原本她是一只风筝，那电话挂了后，风筝线便彻底断开。她走后，他的心田长出萋萋荒草，除了寂寞，还是寂寞。

那个已两岁的小男孩呢？他被母亲遗弃后，在村子里晃荡，是父亲额头的红字。做父亲的在老家待不住，更别提找对象。媒人为他抱屈，说“真的不好再找啦”。

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在哪里？他归结为：“她太爱玩。”

他想南下打工，在厂里再找个女友带回家，可进厂后才发现，二十岁以上的女人很难找。可是跟小女生——“我只是玩玩她”，因为——“她们什么都不懂”，“不成熟”，“不是过日子的人”。在他看来，成人世界和少女世界之间有条古老鸿沟，很难理解对方。小女生爱幻想好夸张，根本不具备妻子素质，而他已没有耐心，一点点等待，一点点培养。他想找适合结婚的女子，却又悲惨地发现，人家早已名花有主。

刘文闯是个奇怪的人，和A326的朱小文完全不同——朱小文是个彻底的老江湖，而刘文闯总喜欢使用轻浮字词，可他说出它们时，表情一点也不油滑，语调甚至苍凉。从本性上来讲，他是个认真而刻板的人——难道，这就是他和前女友分手的原因？其实，从目送女友离去到现在，他的自尊心倒毙后一直没有还阳，他一直是个偃旗息鼓的病人。

晚餐时的饭堂人潮涌动，沸腾着一种不知要发生什么事的欢闹，像揭开蒸笼大盖，一切都在腴软白烟中变形。据说此前，第一第二饭堂最高峰时，能容纳一万人就餐。现在人少了，但一日三餐算下来，也有五六千人。我夹在队伍里向前漫游时，感觉各种气味烈火燎原地搅拌后，在脸上胶结为一层面膜，挥之不去。

一回头，身后脸庞甚为熟悉，努力搜寻，居然是——“邵新磊”！

穿了工装的他显得比在宿舍还单薄，简直就是一片薄木板。问他“宿舍的人是不是都下班了”，他摇头，紧绷的脸庞躲藏进暗影，岔开话题不愿多谈，“哦，我们不在一条线上”。他一个人下班后就来到了饭堂。我说我请客，他摇头，抢在我付现金前，把饭卡往卡机上一刷。等我端着餐盘逡巡时，他已倏然不见，我根本无法把他从一千多张膨胀变形的面团脸中找出。

六元快餐是黄豆炖猪蹄、青菜豆干、煎鸡蛋、蛋花汤。菜量虽不少，但缺少油水，也没有滋味。若仔细品咂，倒像是有股铁铲味。送回餐盘时，看到饭堂内的桌上摆着一片圆鼓鼓的馒头，斗胆询问：“多少钱一个？”

“五毛！”

啊！在这个冬天不下雪的地方，居然能吃到馒头！我四处张望，希望能看到李京洲。然而，没有。他还是固执地去厂门外买饼？

此刻，正是晚餐的酣畅时分，满室热雾，恍惚迷离。饭堂里的六台电视同时打开，有人看新闻，有人看环球地理，有人看韩剧，更多的人在看武打片。电视里模糊人形液态流动，提棍的提棍，舞刀的舞刀，观众们大笑。对决时刻，男主角迤逦出镜，狂风暴雨挥击痛殴，直打得对方哭喊窜逃。观众们癫狂嘶喊，肾上腺素高涨：“打他！”“揍他！”“扁他！”

屏幕不断变化的青光，让观众的脸庞亦变幻莫测，有一种超现实之感。而我居然又看到了邵新磊！

那男孩脆薄如苏打饼干，坐在拐角，手握冰红茶，餐盘里塞满烟蒂。灯光下他的形体线条柔和，但却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让他像株暗室角落的植物盆栽，显得和这世界格格不入。在这个松弛的片刻，他的眼睛大睁，嘴角下弯，扯出一丝微笑。

离开热烘烘的饭菜味，离开他人身体辐射出的热度，我梦游般走出饭堂。站在B栋女工楼下抬头时，青灰色天空被大王椰切割成一块一块。我突然感觉，这锯齿般四分五裂的天空，无论怎样细致拼合，那些碎片都黏合不起来；那些碎片和碎片之间的空隙处，都埋藏着一股诡异的死静。

时间会把一切磨损侵蚀殆尽，任何东西都不能永远延续。一切都会消失，人、动物、风景、记忆、齿轮自动运转的社会、蜂巢般的城市。而我试图把在电子厂目睹到的一切写下来的念头，多么虚妄；然而，我却止不住要这么做。每日凌晨，我都用手指敲打键盘，试图用文字挽留下那些我曾见过的鲜活之人。他们举手投足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蛛网中的一个结，都互相说明，互相依赖，而与21世纪的某些重大事件相互关联。

原载《天涯》2016年第2期

本刊责编 杜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