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关于《出京记》

荆永鸣

我总是不能给自己的小说起出个好题目，已发表过的作品，大都在标题上动用过编辑的智慧。这一个中篇也不例外，稿子交给《十月》的时候叫《堕胎》，从责编到主编都觉得这名字不是太好，建议改为《出京记》。这么一改，我觉得小说便显得端庄、含蓄，也大气得多了。

但《出京记》却不是一个大气的故事。它写的是小人物小事，庸常、琐屑，甚至狗撕羊皮，一地鸡毛。我喜欢这些鸡毛蒜皮，是因为它们轻盈灵动，足够精彩。几个平凡的小人物，卖力地演绎着他们的食色本性和人生，那些活灵活现的个性与细节，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奇妙意外，都极大地调动着我的创作兴致。

只是，我写下的文字并不快乐。一个女孩从乡下闯入都市，又从都市回到出发的原点。小说伤感地讲述了这个女孩在城市里的心路历程、情感经历和她的拼搏、挣扎与放弃。青春的消弭，可以归咎于时间的流逝，一个善良的女孩，在城市里先后两次打掉自己腹内的胎儿，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都应该是悲剧。

批评家喜欢在文本的背面寻找话语。一些文学大师则强调小说并不仅仅是讲述一个故事。卡尔维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甚至说过，让他感兴趣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东西，而是他“要写的东西之外的一切东西”。这种精辟的经验之谈耐人寻味，值得深思。

那么，《出京记》“之外的东西”是什么呢？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只专注人物和故事，对于小说的“言外之意”并不十分明晰。现在想想，却仍然有些糊涂。这篇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但由于身份不同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隔膜，却是那么的不可调和，那么的难以逾越——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让我费解的是，这种本该早就被摒弃的世俗观念，却像埋伏在当下城市肌体中的脉搏，依然跳动得那么强烈，甚至于异常亢奋——也许，我说的绝不仅仅是一场失败的婚姻。

感谢《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选中了《出京记》。不管读者是不是喜欢，能让更多的人读到自己的作品，这毫无疑问，是每个写作者都该感到荣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