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沉醉的夜晚

阶层的鸿沟，像阴影般无处不在，深入骨髓。这是一个套中套的故事。“猎物”突然成了试探者，到底谁是猎物？谁是猎人？

一

我，夏秉秋，查丽丽。

我们三个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两年前，柏林自由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当时我们的关系如下：我和夏秉秋同时被邀请参加会议，夏秉秋是德籍华人，常居柏林，而我从上海坐德航经法兰克福转道柏林。我们素不相识。至于查丽丽，她是我十八岁以后的闺蜜，这样的关系已经延续了差不多另一个十八年。那一阵她正好在德国修最后的MBA课程，有个短暂的假期，于是她决定来柏林和我见面。当然，与此同时，也见到了同样素昧平生的夏秉秋。

就这样看起来，事情似乎是相当新奇而愉快的。毫无疑问，我和查丽丽都很喜欢夏秉秋，这位戴深色琥珀框架眼镜的中年人，消瘦，严肃，同时又拥有一种微妙肉感的幽默。他带我们在暴雨中的柏林博物馆岛转了两天，又在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前的广场享受了一下午咖啡时光。这两件事也可说虚荣，也可言着实快乐充实，单看你如何理解。反正我和查丽丽为此相当着迷。

为了较为精确地复述当年这段争风吃醋的风流韵事，我得把我和查丽丽，以及我们之间的联系再次简单介绍一下。我和查丽丽都出生于准工人阶级家庭，以我的资历和后来累积的人生经验，我猜测早年的查丽丽孤僻、内向，相貌清秀但略显平板。在成长过程中，我们都接受了还算不错的教育，在各自的领域有所发展；同时我们还热爱时尚，经常添置一些光鲜的衣物。凡此种种，都让我们的家庭背景在一些非熟人圈中显得有些神秘莫测，不好估量。在那个阶段，还有一方面我和查丽丽非常相似——对于比我们穷或者看起来比我们穷的那一类人，我们几乎完全不感兴趣。恰恰相反，我们所有的人生经历以及后来的努力，都是为了尽可能地远离他们……

当时我是上海一所二三流高校里的普通教师，之所以有机会去柏林参加那次会议，真正原因是系主任另有急事，当然，他平时打量我的时候，眼神里也常有一种不难猜测的异样……不管怎样，我完全就是个替代品，就连会议上我的席位卡也是匆匆赶就，其间还出了一个小小的差错。然而，无论如何，出席这样高朋满座、名流云集的会议，着实让我兴奋激动了一下。正是出于这种微妙的心态，我联系了在另一个城市里的查丽丽。

“我在柏林……开学术会议呢！”

我听到电话里自己那欢快雀跃的声音。

现在就要讲到我的另一个奇怪的爱好，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具有一种辨别声音的能力。其实事情本身远远没有这么玄妙，或许，只是我的听力较于常人要更敏锐一点……那些更细微的、被常人忽略了的东西，它们，在我的耳朵里，被有效地放大并识别了出来。确实，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我听到了电话那头传来的查丽丽的声音：

“是吗是吗，学术会议？有很多人参加吧……”

查丽丽的声音一直有一种向上飘浮的意味。她的声音和她现在的职业走向是一致的。她读MBA时向我借了一点钱。她很直率，这是她的好处。她坦坦荡荡地告诉我，对于她来说，修这个学位只不过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找个好工作。当然，运气好的话，在这个过程里，或许她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人。

查丽丽向柏林自由大学飞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着，与其说她来看我，不如讲，她暗暗觉得，在这个高规格会议的某个角落里，正暗暗地藏着那个“合适的人”。

这种小把戏小心思我也有，所以她即使不明说，我也完全明白。

开会的人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他们是专家、学者、教授……他们很有礼貌地向我打招呼，微笑，有点狐疑地看着我，再次微笑……最终，他们回到自己的圈子里去，把我孤独地甩到了一边。

夏秉秋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他陪我一起吃自助餐，在校园里散步，我拿着系主任发言稿代为朗读的前一天，他还特意交代了一些国际会议中必须注意的细节。你知道，这样一个人的出现无法不让我感觉温暖，甚至都有点涕泗横流的感觉了。

发言结束后，夏秉秋约我第二天下午去柏林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前的广场喝咖啡，而就在那个傍晚，查丽丽到了。

于是，第二天下午，我们三个人，不，还有另一位夏秉秋的朋友，那是一个下巴浑圆、脸色微红的中年人，和夏秉秋差不多年纪……夏秉秋含含糊糊地把他介绍给我们。此人姓葛，于是我们都唤他作葛先生。

葛先生话不多，好像有着什么心事。当然了，也有可能他只是要把说话的时空留给夏秉秋。夏秉秋一直在不停地说，而葛先生默默地喝着咖啡，偶尔停下来看一眼夏秉秋，微微笑一下。

他俩看起来交情不错，仿佛还挺默契似的。但很快，我和查丽丽的注意力就被夏秉秋见多识广、古怪精灵的谈话吸引过去了。

夏秉秋先是讲了一件与声音有关的轶事。他说，很多年前，他曾经在东德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遇到一位奇怪的男子。那人的工作是收集不同的人的声音。譬如说一连三个月不见雨水，他便要背着沉重的机器收集水务局官员的声音；或者是一连十天淫雨不止，此人又得背同样一部机器收录水务局或者是天文台的官员和木屋居民的声音。

因为夏秉秋讲到了声音，我觉得有趣，于是手肘撑在咖啡桌上，望向正滔滔不绝着的夏秉秋。

很显然，查丽丽也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她张大了嘴巴，像是要把夏秉秋一口吃下去似的。

而这时，夏秉秋突然话锋一转：

“对了，你们知道王道士的事吧？”他把头转向查丽丽，很快又朝我侧过来。

“王道士？”

“是的，就是敦煌那位王道士。”夏秉秋冲着我们挤挤眼睛，就如同一个偷藏了糖果的调皮小孩。

夏秉秋说，那位王道士，湖北麻城人，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后来还把敦煌珍贵的经卷卖给了外国人。故事的前半段大家都知道，关键在于后面那部分。按照夏秉秋掌握的材料，王道士后来没有那么多真经可卖，就开始伪造经卷，他使用了一种简单却又离奇的方法：用1、2这两个数字组成混乱的图案，这种上下左右、颠颠倒倒的组合，成功而完美地骗过了购买者以及观赏者的眼睛，直到几十年以后，才被研究者发现。

……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阳光明丽的柏林下午，从头到尾都笼罩在一种纠缠迷离而又有些诡异的氛围之中。显而易见，我和查丽丽都被夏秉秋迷住了。他在讲述一种我们没有经历过的生活，比我们的要宽，仿佛也比我们的要高很多。我们争先恐后地奔向那种东西，围住那种东西，就如同我们当年去高级商厦闲逛购物一样。我和查丽丽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眼睛里的光亮。

我们太相互了解了。

而那位葛先生，对了，我们差点完全忘掉了那位葛先生。他一直低头不语，比我们每个人都多喝一杯咖啡。直到夏秉秋口干舌燥、说话暂告一段落时，他才悠悠地说了几句话。

话虽不多，却着实让我们愣住了。

他表示的好像是这样的意思，说夏秉秋确实是经历丰富的人，不说其他，“他第一任妻子是阿根廷左派，第二任则是波兰的共产主义战士……”

夏秉秋轻轻地阻止了他，于是葛先生便没有把话再接着说下去。然而这样的事情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生活的半径，查丽丽张大嘴巴，发出一声干涩的“呵”。

而我，则清晰地听到了，从自己喉咙里冒出来的如同泉水般的“咕咕”声。

我不能判断葛先生所说的是真是假，很可能只是老熟人之间的调侃，没有确定意义的。也或许只是葛先生看到夏秉秋那天风头出尽，找点小插曲取笑取笑而已。

那天后来葛先生告辞先行，我注意到夏秉秋站起身，他们俩在树荫下窃窃私语了几句。还有一个细节，临走时，葛先生特意走过来问我们要了联系方式。根据女人的直觉，我认为他真正想要的是查丽丽而并非是我。当然，我并不在乎这个。我想，查丽丽也同样如此。

接下来，那个柏林的晚上，我、查丽丽、夏秉秋一起共进晚餐。

我们吃饭的地方在施普雷河边一家又窄又长的酒馆里，灯光昏暗，到处是啤酒杯叮叮当当的碰撞声。不知什么时候又下起了雨。我记得那天查丽丽喝了很多黑啤，我则显得有些莫名的忧郁。我在临河的窗口站了一会儿，远远能看到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尖顶。白天的时候我进去转了一下，黑乎乎的墙体上残留着弹孔，几乎还能闻到二战期间炮火的气味。它就像一个受伤的庞然大物，黑暗、破旧，我弄不明白，德国人为什么一直没有放弃它。

我站在饭店窗口的时候，可以不时听到查丽丽因为兴奋而发出的尖叫声。我的心情像天边的乌云一样变得阴沉起来。说真的，我有点后悔同意查丽丽来这里相会。这无疑是一个荒唐的决定。否则的话，与夏秉秋共进晚餐的将是我，仅仅是我。我和夏秉秋会延续着关于王道士的讨论，听着雨水发出的那种微弱的声音，它落入施普雷河里，然后消逝，然后，会有另一种东西清晰地伸展出来。

如果事情是那样的一种形状，我不会突然想到那个如同阴影般的教堂尖顶，我更不会如此烦恼而又无可奈何地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夏秉秋，这个男人，到底是对我，还是对我的朋友查丽丽更感兴趣一些？

不过，话又说回来，就当时来说，与其讲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如说只是一种微妙的感觉。说句实话，这种感觉，和我当年与查丽丽同逛商场，看到一件可心的物品，双方暗地较着劲，都企图占为己有，以此装扮自我，抬高身价，诸如此类，本质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查丽丽在柏林的停留时间是三天，就在她离开的前一天，我们约好三个人一起去犹太人博物馆参观。

我在旅店大堂徘徊着等待查丽丽和夏秉秋时，接到了上海学校打来的国际长途。大堂角落有一排陈列柜，我躲在其中一个后面，向事成归来的系主任汇报会议情况。正说着，楼梯上传来了沙沙的脚步声。磨砂玻璃的暗影里，查丽丽和夏秉秋，一前一后，缓缓走来。我一阵慌乱，不由得闹出了动静。

我仿佛看到查丽丽在和夏秉秋窃窃私语……我不能确定查丽丽是否把我的冒牌身份告诉了夏秉秋。虽然她并不彻底了解这次会议的前因后果，但作为一个替代品和冒牌货，我感觉后背有丝丝的寒意和莫名的恐惧。我匆匆挂断电话，夏秉秋和查丽丽已经来到面前。查丽丽有一种游离于主流世界之外的表情，夏秉秋则一如既往，他一手拿着雨伞，另一手挽着卡其色的棉质风衣。

他礼貌而俏皮地向我微笑。

我感到了忧郁。

那天的中午和下午，那种熟悉的忧郁就如同柏林的湿气，紧紧包裹着我。我甚至有一点小小的结巴，我知道，当我不太想说话或者突然退回内心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口齿不清的情况。声音在耳边有很响的回声，然而并不连贯。声音的发出和散播都有一种疼痛。我尽量地远离他们，走在他们前面，当夏秉秋和查丽丽参观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假装穿越庭院，踱步小径。我留出空间给他们，有时居然也有一种自虐的快感。

当天晚上，在冷冷的雨丝里，我假装热情地与查丽丽告别。

我和查丽丽拥抱，挤出非常多的离愁别绪的话。然后，我撑着下巴，异常痛苦地告诉夏秉秋和查丽丽，我的偏头疼又犯了，这是多年的旧病，每到阴雨连绵的时候，疼痛即如游丝……

会议已近尾声，四周到处可见拖着行李、互相挥手告别的面孔。有些面孔是熟悉的，在早餐桌上我们彼此颔首招呼；也有些面孔在当地的电视新闻和报纸上频频出现；阴差阳错，这几天我成为了其中的一分子，如同云中漫步……但现在，他们将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去，而我，则再次被孤独地甩到了一边。

查丽丽立刻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夏秉秋沉默地帮助她把行李放进后备厢。

车子沉闷地叫了几声才发动。我站在针尖般的雨丝里，陷入一种全然无力的糟糕情绪当中。

那天夏秉秋是午夜以后返回的。第二天，他往我房间打了电话，约我共进早餐。在往一块稍稍烤焦的面包上涂黄油的时候，他低声地、仿佛理所当然地对我说：“我觉得你很好，我们交往下去吧。”

我从柏林返程的那天，仍然下雨。夏秉秋早早赶来送我。

“学院的接送车今天没空……”夏秉秋拖着行李箱走在前面，回头淡淡地解释一句。

我们坐地铁辗转去机场。一路上我都在犹豫：要不要把真相告诉夏秉秋——我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讲师助理。我并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并且以后也不会再有资格参加类似的会议。我和他是两个世界里的人，这样的交集以后不会再有，我只是身份尴尬的替代品……

说，还是不说？

夏秉秋会因此看不起我吗？他知道点什么吗？查丽丽有没有给过他暗示？如果说了，我会失去夏秉秋吗？我一路心慌意乱，还不时观察着夏秉秋的脸色。他好像也在想着什么，神色闪烁不定。

地铁换乘的时候，夏秉秋接了一个电话。我听到他嘴里几次蹦出“查丽丽”的名字。再后来，他便转身背向我，匆匆几句，结束了那次通话。

夏秉秋解释说，电话是他的那位朋友打来的。就是前几天一起在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广场喝咖啡的那个，“葛先生问候你，也让你转达问候给查丽丽呢！”

夏秉秋表现出来的漫不经心、轻描淡写突然让我一阵轻松。我开始反省。或许，那刚刚过去的柏林一周本来就只是我内心的镜像，如同风吹过树梢的回声。夏秉秋其实根本就没对查丽丽感兴趣。事情的整个经过，只是查丽丽和我同时喜欢上了陌生的夏秉秋。对于我们来说，他来自一个新鲜而较高的所在。与此同时，夏秉秋则以一个成熟男人的狡黠与修养，让我们迷惑于施普雷河的阵阵涛声之中。

最后，他选择了我。

我一阵冲动，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夏秉秋。就在这时，地铁口出现了一个卖艺人，他靠墙站着，帽子放在地上，琴声悠扬。

我和夏秉秋都站住了。

那是一个打扮干净利落的卖艺人，拉琴的时候神情专注，一曲完毕，微微欠身，依然表情淡然。

夏秉秋先走了上去，朝帽子里放了一张纸币。

我犹豫了一下，也跟了上去。

我跟上去的时候突然决定了一件事情。我决定暂时不对夏秉秋多说什么。在我和夏秉秋的感情没有得到稳定发展的时候，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我会因此失去夏秉秋，至少从此以后我会失去他的信任……而现在，我们一前一后，同时走向一个街头艺人，向他的帽子里优雅地扔下一张纸币，这样的时刻，我们是平等的。

我享受这种暂时的，虽然也有着危险的平等。

二

从柏林回上海后的第一个星期，系主任打了三个电话给我。系主任的声音音域偏低，有一种慵懒的深深的厌倦。接完第三个电话后，我去了一个近郊的度假酒店。酒店临湖，湖心有小岛。系主任在卫生间漱口的时候，我把窗帘拉开一道缝——远处的岛上飘着淡淡的烟雾，一艘摩托艇乘风破浪，像利剑般向我驶来……

“能给我说说……在柏林遇到的有意思的事吗？”

我离开酒店的时候，系主任仍然躺在套间那张巨大的床上。我一度以为他已经睡着了。披上外套系上围巾以后，我还走到床前看了他一眼。在凌乱复杂的被单下面，系主任俯身趴着，像孩子一样紧紧抱住一只枕头。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说话甚至能保持长久沉默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讨厌他。那是一个疲惫的男人，就像湖心小岛上随处可见的疲惫的野鸭群一样。

查丽丽也来过一两个电话。因为时差的缘故，电话里她的声音总是慢个半拍一拍，如同一种不易察觉的阴谋。她讲到德国的天气正在迅速变冷，街上的人裹着厚厚的衣服和围巾，都只露出半张脸；她还讲到她住在一座临湖的学生宿舍里，每周会去湖边散一次步。

“天冷了，水鸟也很少见了。”

从始至终，查丽丽都没有提到夏秉秋。而我，则小心翼翼地向查丽丽转达了葛先生的问候。就是那位和我们一起喝过咖啡，总是显得满腹心事的中年人……

“哦，是这样啊。”查丽丽淡淡地说。

反倒是夏秉秋很少来电话。我和他基本保持着每天一封邮件的频率。夏秉秋的信热烈、有趣而又忧伤……但我很少听到他的声音，有一次我在飞速奔驰的地铁里接到他的电话，声音时断时续，忽高忽低。我在车厢里焦急地踱步，甚至大声叫了起来：“什么？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所有的人都向我侧目。还有一次，我在梦里又一次听到那个低声的、理所当然的声音——“我觉得你很好，我们交往下去吧”……

诸如此类的情况再次让我陷入一种莫名的忧郁和烦躁之中。如果说在柏林，隔在我和夏秉秋之间的是查丽丽。那么现在，因为缺失他的声音，我忽然觉得，对于那个物化的可以触摸的夏秉秋，我变得完全没有把握起来。

在此期间，我跟着系主任出差几次。有一次，我们还去了东南亚旅游胜地参加一个小型会议。在出入海关，混杂在各种肤色的人群里时，在黄昏的沙滩上，听到一些比鸟语还要复杂的语言弥漫周围，那些古怪的大麻气味的香水……当机翼稍稍摇摆，如同一只忧伤而傲慢的大鸟庄严地冲入云霄，那样的时刻，我会突然浑身颤抖起来。与此同时，我觉得我所在的阶层也在慢慢上升……

且慢，这不正是我和查丽丽最初被夏秉秋所吸引的东西吗？但是现在，我闭上眼睛，再缓缓睁开来。

系主任正神秘地看着我。眼神里，一半是来自自身的深深的厌倦，另一半则是孩子抓住床边枕头似的迫切。

他的声音仍然是低沉的：

“你……喜欢这样的旅行吗？”

但是——夏秉秋到底在哪里呢？

大约在半年以后吧，有一天，我正在学校图书馆查阅一些资料。偶然抬头，一个和夏秉秋身形非常相似的影子在走廊里一晃而过。

我一愣，茫然中起身追寻而去。

真的是夏秉秋。但是，当他的声音和形体一起真实地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反倒有了一种极其不真实的感觉。

“你……怎么会……在这里？”

夏秉秋拖着一个巨大但略显陈旧的行李箱，风尘仆仆。走廊里人来人往，他们是我这个学校的专家、学者、教授、上司、同事、学生……他们中间，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我的，还有一个则是系主任近年来的竞争对手和死敌。他们在我和夏秉秋的身边陆续走过，视而不见，或者狐疑地看着我们……

“你……怎么……回来了？”

我抬头困惑地望向夏秉秋，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仿佛和我想象中的那个，有着相当多的不同似的。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夏秉秋断断续续地告诉我，这一次，他之所以暂时离开柏林自由大学，其实是为了完成一项比较特殊的议题，写一篇关于社会底层边缘人现状的研究论文。前一阶段，他已经基本完成了在柏林的田野调查，而在接下来的近一年时间里，他将要在我居住的这座城市继续进行这项研究。

“在这里？一年？”我有点惊讶于这个概念。

“是的，可能还会更长。”夏秉秋沉默地吃着盘子里的菜。

并且，夏秉秋继续告诉我，为了配合这样的研究，他要在这座城市里租住最简陋的房子，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自己做饭洗衣服，还有，“尽可能地和乞丐、妓女以及酒吧小弟们交朋友。”

我不知道当时自己脸上呈现出了什么样的表情。我只是死死地不敢相信地盯着夏秉秋的眼睛：

“你是说，和乞丐、妓女以及酒吧小弟们交朋友？”

“是的，走近他们，和他们交朋友。”夏秉秋回答得异常理所当然。

“为什么……有这个必要吗？”在我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飞速转过的是那些古怪的大麻气味的香水，如同一只忧伤而傲慢的大鸟般冲入云霄的巨大机翼，缓缓上升的生活……但是现在，夏秉秋却突然告诉我，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要在这个城市里租住最简陋的房子，过最为清贫的生活。他是疯了吗？

“为什么要这样？有这个必要吗？”我自言自语般地低声说道。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为系主任准备论文材料，那些纸张和书本上所描绘的东西，和他的生活从来就没有任何交集。

“是的，有这个必要，一定需要这样。”

“好吧。”我的声音低下来，喃喃道，“那我……应该做些什么？”

“你应该和我在一起，接近这些人，过最简单的生活。”夏秉秋说得斩钉截铁，就像半年以前，他告诉我，他觉得我很好，我们应该交往下去的那个语调。

很快，夏秉秋在城区比较偏僻的一处地方租了房子。白天的时候，我上班工作，晚上或者休息天，则和他一起去各个地铁通道、医院入口或者一些闹市街区。这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聚集的地方。我们很快就认识了几个足疗店里的按摩女和后街巷子里的酒吧小弟。只要一有时间，夏秉秋就会去找他们聊天。他保留一些录音或者做一点笔记。有几次，我和他一起走进昏昏沉沉、光线幽暗的按摩室，房间里突然安静了下来。两个女按摩师在那里，一个非常年轻，另一个稍稍年长些。年长的那个略带疲惫然而非常专业地问我们：“足疗，还是全身？”

……

“她们不太说话啊？”走出按摩室后，我问夏秉秋道。

“今天……是的，今天她们说得少。”夏秉秋说。

“因为我是个女人吗？”我想了想，继续问道。

“可能是的……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夏秉秋沉吟了一下。

后来我就很少陪夏秉秋去那里。但大部分时间我会帮助他整理一些聊天录音和笔记。里面出现不同的声音，还有笑声。有一次我还听到一个非常嘶哑的男声，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掐住了喉咙……

“他是谁？”我按下了暂停键。

“一个动过喉癌手术的人。”夏秉秋凝神听了一下，告诉我说。

半个月后的一天，在巷尾的小酒吧里，夏秉秋指着一个临窗而坐、穿红黑格子T恤的矮个男人，低声和我耳语道，这个人，就是我在录音里听到过的那个“动过喉癌手术的人”。

“他怎么还在喝酒？”我盯着矮个男人面前摆着的几个小酒杯。

“他每周都会来两三次，每次都喝酒。”夏秉秋说。

“他……不怕死吗？”我觉察出我的声音有一丝异样。

“他已经靠近过一次了，有的人会更怕，有的人就再也不怕了。”夏秉秋回答得异常平静。

那个晚上后来的时间过得缓慢而奇怪。我和夏秉秋把桌子椅子搬到室外。月亮出奇的庞大而圆润，笼罩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当我抬头死死盯着它的时候，它仿佛越变越大，渐渐压迫下来，如同一颗神秘的小行星正向地球飞速逼近。夏秉秋大部分时间都沉默着，我则思绪跳荡，回忆起柏林施普雷河边的那个晚上……

隔了玻璃窗，我看着那个穿红黑格子T恤的男人——突然觉得，夏秉秋给我和他自己虚拟的这样的生活，多少还是蛮有意味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夏秉秋有过两次比较激烈的争执。

有一天下午，夏秉秋因事出门，让我去一家足疗店里取一盘录音带。一般来说，做那些录音或者笔记的时候，夏秉秋大多会象征性地支付一些费用。比如说，给酒吧小弟买杯酒，或者，由我给那些按摩女们捎带一点花哨的小礼物。几次下来，我和那些女孩子就慢慢熟了起来，其中有几个空下来，还会和我半真不假地聊会儿天。那天我带了几双黛青色的进口天鹅绒丝袜过去。里面还真有一个小姑娘叫小黛的，于是大家嘻嘻哈哈地让我先给她一双。

我走到小黛的按摩床那儿，坐下去，把丝袜放在枕头旁边。这时床垫动了一下，掉下来一样东西。

我顺手一摸，是一包避孕套。

在我给夏秉秋整理录音的时候，听到过这样一段。里面的女孩子说，有一些客人会约她出去，并且直接问她价钱。然后就是夏秉秋的声音，很专业的，然而也是引诱对方自然而然讲下去的，那你是去呢，还是不去呢？女孩子咯咯咯笑了起来，说，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

那段录音延续了很长时间，夏秉秋没有直截了当地问更尖锐的问题，于是整个谈话最后变成了朋友般的轻松愉快的聊天。

这或许也是调查的一个部分。但是现在，当我摸到那包避孕套的时候，整件事情突然变得暧昧可疑了起来。

整整两天，我的脸都阴沉着。其间还无事生非地和夏秉秋吵了一架。他似乎有些莫名其妙，但也基本不明就里。到了第三天，我把那盘录音带又翻了出来，从头开始听，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出现了这样几句对话：

“这样挣来的钱……你怎么花的？”夏秉秋的声音像在叹息。

“我有个男朋友，酗酒……医生说他戒不掉的……”女孩子的声音就如同一件很重的东西掉在了地上。“你这样挣钱，给他买酒？”虽然隔着时空的距离，我仍然可以想象当时夏秉秋那张有些变形的脸。

接下来，就没有声音了。

还有一次，晚饭以后我和夏秉秋四处闲逛。那天雨夹雪，天气阴冷。我们穿过几条陌生的巷子，继续前行。然后，在附近一处过街天桥上，我们兜兜转转，完全迷失了方向。

那个穿着整齐棉衣，背着双肩包的“乞丐”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他迎面向我们走来。就像所有萍水相逢的路人，他的步履比别人稍稍匆忙又稍稍犹疑一点。我不由得看了他一眼。

突然，他开口说话了：

“大姐，没有路费了，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

“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一惊。

“一天没有吃饭了，我……”他非常肯定地把话再次重复了一遍。

直到今天，我都无法解释这个“坚定”的“乞丐”给我带来的那种恐惧感。我本能地向前急走几步。果然，“乞丐”紧跟了上来。我再次加快脚步，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我在这个空无一人的过街天桥上奔跑起来，他也一定会紧随着奔跑起来的。

他真的来到了我的面前。

“大姐，饿啊，给点饭钱吧。”

我顿了下，竖起耳朵……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我高高地竖起耳朵，聆听着，辨别着。

随着距离的贴近，“乞丐”的声音愈发清晰起来。

“让我买碗面吧，就在拐角那里，一碗面，十块钱。”

这时，夏秉秋从后面跟了上来。我拉住他的手，又是一阵急走。在已经甩开一段足够安全的距离以后，我又回头望了一眼。“乞丐”仍然站在那里，一只手微微向前伸着，嘴唇翕张，他的眼神——在我的回忆里，他的眼神里既充满了茫然和失望，同时又有一种欲望落空时的愤怒和绝望。

我仍然有一种感觉，“乞丐”会追上来；甚至还有一种可能，他会追上来，把我或者夏秉秋狠狠地揍上一顿。

“他——是——骗——子！”我非常肯定地、一字一顿地告诉夏秉秋说。

“什么？你在说什么？”夏秉秋瞪大了眼睛。

“这个人……是个骗子！”我冲着夏秉秋大声喊了起来。

令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夏秉秋猛地甩开我的手。他生气了。我听到他呼呼喘气的声音，活像一只刚刚受了伤的幼兽。

“真的，他真的是骗子！”我连忙作着解释，仿佛不马上解释清楚，被认为骗子的将不是那个陌生人，而是我一样。

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柏林自由大学的背景，想到了那个名流云集、用典丰富的国际会议……所以，在向夏秉秋解释的时候，我决定用一个典故。因为我觉得夏秉秋肯定会理解、欣赏并且最终接受这个典故的。

我的解释可以用舒缓从容的方式陈列如下，但当时，我一定有些语无伦次甚至颠三倒四。

我的解释是这样的。我对夏秉秋说，这个人一定不是乞丐。因为在人的身上，即便五官和肤色都可以改变，但有一样东西是改变不了的，那就是人的口音……这时，我举出了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例子……其实我完全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但是，当时我是这样脱口而出的——我告诉夏秉秋，这是我硕士论文里的一小段。大致的意思是，奥威尔，这个一生都生活在矛盾中的人——伊顿毕业的无产者，反殖民主义的警察，中产阶级流浪汉，批评左派的左派……在这个人的一生里，最无奈最矛盾的一件事情是，奥威尔改不掉他的口音，英国“上层阶级的口音”。而真实的情况是，由于早年的创伤，奥威尔对上层阶级有着一种刻骨的仇恨和厌恶。他认为，并且真心想做的是去爱他的同胞，但是他做不到，即便他只是想要和他们随便交谈也做不到，因为他的口音出卖了他——他出身于上层阶级的边缘，而且受到这一阶级的教育。这件事是如此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他的血液，其最外在的表现就是，他改不掉他的口音。即便他一度去挑衅警察以便进监狱跟穷人一起过圣诞节，就连这样简单的事情他也做不到。因为警察立刻听出了他的口音，警察识破了他。

“你回自己的家吧。”警察冲着他挤了挤眼睛，颇为轻佻地吹了声口哨……然后微笑着对他说。

“而现在”——我迫不及待地继续向夏秉秋解释着。

而现在，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听出了一种有别于乞丐的口音，我认出了这个人，即便他因为某种原因，解释自己已经一天或者两天没有进食；即便他在寒湿的粘着泥土的街道上，狼狈而踉跄地追随着我们，“让我买碗面吧”，他大声地毫不羞耻地朝我嚷着；即使这一切匪夷所思地发生、进展，我仍然可以不假思索地进行判断。

“他不是乞丐！他是骗子！你要相信我！”

我听到了自己歇斯底里的声音。因为我全然无法理解，就在我竭力作出解释的时候，有一种越来越深沉的阴郁却在夏秉秋脸上荡漾了开来。仿佛他正在默默审视着什么，仿佛我悄悄触动了什么，就像点燃了一支看似悄无声息的蜡烛，有什么东西在空气里弥漫开来。夏秉秋开始远离我，我再也抓不到他，有一种可怕的、狰狞的表情在他脸孔的侧面……但愿只是由于天气和路灯刺眼的缘故。

后来，那天晚上，夏秉秋最终给出的理由相当简单而又固执——如果遇到一个乞丐，你马上联想到“他是不是真的乞丐”，这样的人是可耻的。他甚至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细微但足以让人崩溃的“嗤”。

他这种莫名其妙的态度让我完全无法接受。

我们吵了起来。双方都毫不相让，气势汹汹。最后，夏秉秋突然抛出一句让我回味良久，但仍然不知道所以然的话。他停顿了一下，说：“奥威尔？真奇怪……这时候你提奥威尔干什么？”

那天晚上，夏秉秋没有跟我回公寓。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三

“乞丐”事件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和夏秉秋的关系进入了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为此，我特意安排了一次短途旅行，旖旎的景致，舒适的客栈，悠闲的假日时光……是啊，为什么要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那种虚拟的生活里呢？即便是为了那篇看似很有意义的研究论文，为什么要让我和夏秉秋的生活里充满了乞丐、妓女和酒吧小弟们的气息？充满了猜疑、臭味和越来越浓重的阴影？那个路遇的乞丐，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即便他是骗子，或者即便他不是骗子……他都只是夏秉秋即将完成的那篇论文里的一个棋子，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他和我们的生活都不会产生任何的交集……

忘了他吧。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我们去了一次南方，在雪山脚下的一个小庭院里，我们喝着红酒，吃着烧烤的食物……月亮慢慢地升起来，雪山的顶部在远处闪闪发光，空气里散发着食物和花朵混杂的气味，一切，重新回复到一个和谐而又平衡的状态。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个隐隐约约的疑虑又再次浮现上来。

要不要把真相告诉夏秉秋？关于那次会议，关于我真实的身份，我们是两个不同世界里的人……

我仍然选择了不说。至少是暂时不说。因为无论如何，如果我和盘托出，那种和谐与平衡又将会再次打破。我对自己说，或许可以再等一等，或许这件事情的本身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现在，当我们彼此相对，重新回到我们原来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沉默，将是最为珍贵与默契的礼物。

与此同时，我也稍稍留意到了一些细节。在那次旅行的时候，夏秉秋很少说话，仿佛也在想着什么心事。有一次，我突然抬头，发现他正凝视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这里很美吧？”我朝他微笑。站起来拥抱他。

“是的，很美，很好。”他也微笑。迎合着我的拥抱。

然而旅行归来，夏秉秋却变得愈发烦躁起来。

他迫不及待地回到他的论文里去，回到他虚拟出来的杂乱、拥挤和压力之中，他变得不修边幅，胡子拉碴，衣服好几天不洗……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埋首在一大堆资料与书籍当中，神情疲惫，眼圈通红。

“材料的准备快要完成了吧？”我小心翼翼地轻声问他。

他抬起头，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地看着我。

事情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夏秉秋的态度反而让我越来越不能理解。我们甚至开始经常性地争执，仅仅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有一次，我和夏秉秋去一家小饭店吃晚饭。我无意中抱怨道，希望他的论文进度能够加快，至少，能够完成早期的田野调查，进入后一阶段的文本创作之中。

“说实话，我还是不太喜欢和他们打交道……你知道，那不是我的生活。”喝了几杯黄酒，我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那道阴影突然之间又回到了他的脸上，说话的声音也再次变得冷冰冰的，“不喜欢和他们打交道……或许，他们也未必喜欢你。”

怎么会这样呢？夏秉秋提高了声音，颇为激动地说：“你知道那天，那两个女按摩师为什么不太说话吗？”

“按摩师？哪天？”我一脸迷茫地看着他。

“有一次，你和我一起去做的访谈。”

“是的，那是为什么呢？”

“不仅仅因为你是女人，还因为她们并不信任你……”

“不信任我？为什么不信任我？”

“因为根本上，你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夏秉秋斩钉截铁、一板一眼地说。

两个世界的人？我和她们？那我和夏秉秋是怎么回事？那夏秉秋和她们又是怎么回事？无数个疑问在我头脑里起起落落。与此同时，这种莫名其妙的冲突和争执，就像时有时无的雾霾般笼罩在我和夏秉秋周围。这些小事，小到我一度错以为只是夏秉秋酒醉以后的失态，他对我的挑衅、判断甚至批判——因为一般来说，第二天他总是会非常温柔或者幽默地向我道歉，一旦我欲求追问，他又常常避而不谈。他流露出一种介乎于恬静与害羞之间的表情，让我相信回复平静之后的他才是真实的，而隔天的一切完全都是假象……他自己都被自己吓住了，在不经意中，他被那一个隐藏在深处的“夏秉秋”吓住了。

当他被酒精或者某种类似于酒精的东西控制住的时候，他的声音里有种戏剧化的东西。就像迎着暴风雨直扑过去的圣人或者疯子。当我提高嗓门，站在临街的风口，雪花狡黠地在我面前躲躲闪闪，我冲着他大叫道：“他不是乞丐！他是骗子！他只是个骗子！”

诸如此类的，而那时，夏秉秋的声音和气势已经完全盖住了我。他肯定还说了一些其他的话，他在风雪中表达着他的气愤，这种气愤是如此强烈与真切，以至于我顿时产生一种荒唐可笑的感觉。我做出试图为此妥协的努力。我说，好吧好吧，他可能真不是骗子，根本就不是骗子……可是，可是这真有那么重要吗？

那些在城市里到处可见的乞丐啊……于是，在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里，逢到和夏秉秋出门散步，我就小心翼翼地择道而行。是的，我害怕再次遇到乞丐。当他们出其不意地来到面前，总是让人面临一种难以抉择的局面。心生犹疑，认为他们并非乞丐？冷漠并视而不见地走过去？无论如何，如果这样做了，心里是会不安的，万一这真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呢？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在面前晃过的乞丐都当成真的乞丐，心里仍然还是会感觉不适——那些狡黠的沉默的脸，他们到底说明了什么？

于是，我拉着夏秉秋，我们绕过繁华的闹市，那些可疑的面孔常常出现在那里；我们也绕过人群密集的住宅街区，以及过于荒凉的近郊树林……我们绕过一切可能偶遇“他们”的场合以及时间，我们胆战心惊，我们草木皆兵。那些几乎无处不在的幽灵，是他们让我们防不胜防，仿佛，我和夏秉秋的爱情并不足以抵挡那些幽灵的侵袭，我们害怕他们，我们躲避他们，我们——

到底在躲避什么呢？

在那个冬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夏秉秋突然回了一次柏林。

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春下午，他匆匆忙忙地来学校阅览室找我，脸色比纸还要白。

“你怎么了？”在一棵快要凋谢的腊梅树下，我问他。

“我要回一次柏林。”他的眼睛望向别处。

“回柏林？为什么？”就在两三天前，夏秉秋还非常详尽地和我提及论文里的一个细节，并说想要尽快地完善它。

“我的一位朋友……出事了，你见过他，就在柏林……”

我的回忆像断片一样，带着闪闪烁烁的残缺在眼前晃过。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前的广场，一只落单的鸽子正在发呆。隐隐约约的另一个形象——下巴浑圆、脸色微红的中年人，他好像有什么心事，也在发呆。咖啡的香味。教堂的顶部，一轮快要落下去的太阳不动声色地看着我们。

“葛先生？”

夏秉秋皱着眉头，仿佛我脱口而出的这三个字，突然变成针尖，狠狠地扎了他一下。

“他……怎么了？”我犹犹豫豫地问他。

“死了。”

不知为什么，夏秉秋的声音就像不期而至的一场冷雨，让我猛地哆嗦了起来。

夏秉秋这一去就是整整十天时间，其间有七八天我几乎完全联系不上他。在好几个深夜，我突然惊醒过来。每个细胞都萌发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夏秉秋不会再回来了。从今往后，他将从我的生活里彻底消失，就像他毫无预感地出现那样……这种感觉是如此的不可琢磨但又难以消解，我起床，穿衣，在房间里无助地踱步，然而空寂的黑暗里到处有他，还有那种怪异的、我怎样都无法读解的眼神。

“我最好的朋友死了。”他的声音冷得像冰，软得像夜晚开放的棉花。

他的目光掠过我的头顶。他的脸上再次荡漾开那种越来越深沉的阴郁。像雾霾推开晴空，像那双无形的手再度介入到我和他之间。

天哪！那位神秘的葛先生，甚至曾经与我朝夕相处的夏秉秋，他们——到底是谁？

在那十来天无比漫长的时间里，有两件事情稍稍改变了我这种难以言说的心情。

首先是系主任。

自从和夏秉秋在一起后，我已经几次三番地回绝了与系主任共同出差的请求。那天中午，他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很忙？”电话里，他的声音短促而又跳跃，像从慵懒的湖水里偶尔冒出来的一朵浪花。

“嗯。”

“你打开窗，看看外面的天……”那种慵懒而厌倦的声音又回来了。我隐约觉得他可能正抱着一只枕头，或者，另一个什么女人。

我走到窗边。

“看到什么了吗？”

“没有。”窗外是一小片天。什么也没有，空空荡荡。

“总能看到鸟吧，随便什么鸟……”

我还是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空空荡荡。

但系主任的电话在此突然终结，他哈哈大笑一声，断然道：“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告诉你——就一婊子！”挂断得干脆利落。

我愣在那儿，过了好久，一阵爆笑从我的胸膛里倾泻出来。系主任的声音是如此陌生而滑稽，我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那天下午，突然一阵解脱似的，我莫名其妙地很是高兴了一会儿。

还有一位不速之客，是查丽丽。

开始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听出她的声音。或许因为她回到了我的城市，那个由于时差总是慢了半拍的声音变得触手可及，或许还有其他什么，总而言之，她的声音有种微妙的变化，一下子让我无法与施普雷河边那个阴湿绵延的雨夜联系在一起。有什么晃动的东西被牢牢钉住了。

不知为什么，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同时又令我有些不安起来。

查丽丽条理清晰地聊了聊自己的情况：修完了MBA，辗转几个地方，最后还是在柏林安顿了下来……听上去，查丽丽明显比以前更会说话了。她现在仿佛具有了一种能力，可以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用真正的语言表达出来，而不再使用声调丰富的感叹词和更为女性化的尖叫。她的温度也降了下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思忖她声音里的这一变化，有那么好几次，我没有及时回应她的对话。她淡淡地等待着……而以前她是如此敏感，一只小野猫哀伤的眼神都能让她写下一行诗句。

“这几年都好吗？”她打断话题，另起一行。

“好……”我正犹豫着要不要把夏秉秋的事情告诉她……

就在这时，她加快了说话的节奏。

“对了，有个人你还记得吗？”她的声音里带着小小的钩子，仿佛有个纤细的身体正向我探下身来。

“谁？”

“还记得那次在柏林吗……”她的声音开始变轻。

我的心忽然一阵乱跳。

“那次在柏林的时候，有个下午，我们一起在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前的广场喝咖啡……”

“……”

“那天我们是四个人，你、我、你的那位朋友夏先生，另外还有一位胖胖的中年人。”

“你说的是——葛先生？”我心里一惊。

我们两人同时停了下来。一片寂静。

查丽丽向我讲述了一个不太具有逻辑关系的故事。就在我离开柏林不久，葛先生突然找到了查丽丽住的地方。那是一个万物凋零衰败的季节，几乎每个周末的傍晚时分，葛先生都会在她经常散步的湖边等待……他裹着厚厚的衣服和围巾，只有两只眼睛露在外面……

“他……爱上……你了？”我犹犹豫豫地问道。

“我想是这样。”查丽丽的声音相当冷静。

“那后来呢？”

“后来我们交往了一阵，然而，我最终发现他其实只是个骗子。”

“骗子？”我皱起了眉头。

“是的，骗子。穷困潦倒，靠政府失业金生活。”

“但是，”我忍不住打断了她，“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他是骗子啊！”

“原先我以为，他起码应该是……”查丽丽尽力校正着说话的语气和节奏，“我以为他起码是个中产阶级。”

“但是不管怎样，他也并没有骗你。”我突然有些生起气来。

“他是个穷人——一个穷人，难道这和骗子有什么区别吗？”查丽丽回答得迟疑而又果断，以至于，在她的声音里，我分明可以看到一张因为诧异、困惑而显得有些变形的脸，而且，这张脸还在继续说着话：“算了，这件事情倒也没什么，反正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只是想说，那时候我们真是单纯啊，现在终于长大了。”她扬眉吐气般地长叹一声。

“可是，他死了。就在上个礼拜。”我冷冷地说。

那天后来我又和查丽丽聊了很久。不过人类的情感真是最为奇怪的东西，从最初的惊讶和叹息，查丽丽很快就过渡了。震惊的余波渐渐消逝之后，在于她，这个悲伤的结局甚至成为了一种证据——是啊，对于一个骗子来说，除了走向灭亡，还有什么更加自然有力的可能呢？

至于我，情况要愈发复杂些。葛先生，他到底是谁？一个穷人（这是显而易见的），夏秉秋心目中“最好的朋友”，一个“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好人”的人，以及查丽丽嘴里“潦倒不堪，靠骗政府失业金生活的骗子”……他们无疑是一个人，但他们，真的是一个人吗？

还有一个更为自私并且略显阴暗的理由。其实，我并没有真的那么介意夏秉秋的那位朋友，我甚至也并没有那么介意查丽丽。仅仅以一个偷窥者的角度，整个通话过程，我都沉浸在窥探、震惊、同情以及窃喜的复杂情绪里。最终自私的感受完全占了上风——我如释重负。几年前的那场风流韵事最终沦为捕风捉影。以柏林的那个下午作为起点，就像当年我和查丽丽去高级商厦闲逛购物，我们争先恐后地奔向那种东西，围住那种东西……而现在，是我，最终收获了夏秉秋。

是的，我和查丽丽当时共同的猎物——夏秉秋，他现在在哪里？

四

当我再次在机场接机口见到夏秉秋时，他的脸上重又显现出温柔、恬静以及害羞的表情。他远远地向我微笑，像是刚刚穿过暴风雨的中心，再度归来。

夏秉秋轻轻地拥抱我。我们走出通道、人群，上车。他一直沉默着，甚至没有提及任何关于葬礼的事情。我注意到他的手里抓着一本书，书皮陈旧，还略有点卷页。是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

不管怎样，我的夏秉秋终于回来了。我把一条毛毯盖上他的膝盖，长长地舒了口气。车窗外，是飞速变动的街景和行人，是此起彼伏的真真假假的声音。我突然记起，有一次，我和夏秉秋在柏林街头散步，前面的路段被封锁了，远远能听到人群的骚动，抗议的人们愤怒地砸玻璃、叫喊、跺脚，警笛则刺耳得让我失去了对所有声音的判断。哪里都不太平。而现在，我的夏秉秋回来了，我得胜的猎物，我的爱人……这些都不重要，只有我身边的这个人是真实的。我紧紧地、紧紧地抓住他的手，他的胳膊，他的衣角，我紧紧地试图抓住我能抓住的一切，仿佛，以这样的姿势，我才能稍稍感到一点安宁。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夏秉秋继续着他的田野调查。他变得愈发沉默寡言，整天埋首在出租屋里整理资料，而所剩不多的一些录音和笔记，则大多由我穿梭在出租屋和按摩室、偏僻的小酒吧或者车站候车室的角落里得以完成。一切重又变得有序而安宁，仿佛一种新的秩序正在慢慢生成。有一次，我从学校阅览室走出来，暴雨初止，万物清新，几只小鸟在枝头跳跃，发出一种几乎让我想哭的、亮得透明的声音。我在栏杆处站住，平整呼吸。至少，有一件事情还是让我感到欣慰的——不管世事怎样无常，我和夏秉秋的爱情正在渐渐接近开花结果。在每次争吵的间歇中，在暴风雨和宁静的交替中，我觉得自己开始慢慢走近夏秉秋的内心世界；与此同时，我自身也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在夏秉秋的影响下，我的眼睛和耳朵开始向不同的方向张望和倾听。

就在从学校阅览室到夏秉秋出租屋的途中，和几年前相比，我惊讶地发现，现在，我可以听见不同的声音，看见更多的事物。一个醉汉在街边幸福的呕吐声；一个公司高级职员走在下班的路上，他的脚步里有死神的声音；一个妓女心里唱着真正属于爱情的歌；突然，有两个年轻女子向我走来，走路的样子、说话的声音都像极了几年前的查丽丽和我。我心生好奇，慢慢跟进。天哪！她们谈论的事情是那样貌似小资、实则平庸！她们的伤感是如此浅薄，她们的忧郁是那么可笑！爱情？她们懂得爱情吗！爱情，就是爱情的罗曼史？

我慌不择路地离开她们，逃将出来。心中万分地羞愧。

幸好，夏秉秋在前方遥遥地指引我。幸好，我们彼此相遇，我将紧紧地依偎着他，抓紧他，而与此同时，他也将引领我……并且，我深信，我们将会幸福。

春天真的来了。我感到一种脱胎换骨般的欣喜。浓浓春天的黄昏时节，空气里有一种让人不得不眷恋的尘世的气味。我仰起头，陶醉与贪婪地呼吸着。

就在这样一个春天的夜晚，我们去了最常去的一家酒吧。

唯一的不同，这次我们不是采访者，我们是最平常的客人。夏秉秋的田野调查已经正式接近尾声，我们马上要回复正常的生活秩序……那种久违的气味和声音……那天我从衣柜里翻出久已闲置的小礼服，化了淡妆。我给自己喷了点古怪的大麻气味的香水，那是有一次和系主任出差时，在机场免税店买的。

一个新来的小伙子接待了我们。他穿一身黑色衣服，干瘦，但极有精神，眼睛烁烁有光。

他显然不认识作为常客的我们……他的声音坚决而清脆，这让我稍稍犹豫了一下，在这个声音里，有什么东西与众不同……我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是什么呢？

但很快，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轻轻滑过去了。我和夏秉秋找了个临窗的位置，窗外是长长的河堤，空气闷热而湿润，仿佛潮潮的能拧出水来。我不由得回想起几年前施普雷河边的那家小酒馆，那个雨夜，还有莫名其妙的关于王道士的传说。生活是多么奇妙啊！

那真是一个甜蜜的、春风荡漾的夜晚。可不，过了一会儿，河边竟然也起了轻雾。春风沉醉的夜晚，一小片乌云停在天边，树叶沙沙作响，到处是啤酒杯叮叮当当的碰撞声。我沉浸在内心的喜悦之中，心想，如果能够模拟出施普雷河边的轻浪，那么，时空几乎就是在这里完美地重叠了。

那晚我和夏秉秋都喝了不少酒。夏秉秋默不作声。而神秘的微笑和快乐则始终洋溢在我脸上。后来，我拿起手机，开始记录这个美妙的夏夜。

我拍下那条沉默的河堤。

天边那片雨云构成的不同图案。

两个夜归的路人从窗前走过，稍作停顿，他们朝里面张望了一下，很快走开了。就连这样的小事也仿佛告诉了我生活的真谛。我拍下他们的背影，庆幸自己终于不仅仅是一个浅尝辄止的过客，我打开了一扇窗，自然有理由会看到更多。

就在这时，沉默已久的夏秉秋推了推我的手臂。

他指指河堤边、树影下的一张长凳。隐隐约约的，上面躺着一个人，手臂直直地垂落下来。

就这样看上去，那是一个疲劳的人，可能就是这家酒吧的服务生，工作了整整一天，现在，找了个空隙，偷偷溜出去打个盹。

我拍下了那个长凳上的黑影，以及那条直直垂落下来的疲劳的手臂。

他是一个劳动者，一个穷人，一个出现在我相机下的令我感动的符号。

过了会儿，情况有了小小的变化。一位穿T恤的女孩子出现在长凳附近。她在接电话，背对着长凳上的人影——或许，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那个人影。那条疲劳的手臂在她身后直直地垂落下来……她看上去也像邻近什么地方的打工者，从我的镜头那里望过去，仿佛，躺在长凳上的那个人正梦见她。但很显然，她的梦想不会是他……

我隐约听到些声音，好像夏秉秋又要了一杯啤酒。而我，正忙着拍照，我记得自己含含糊糊地向那个穿黑衣服的服务生做了个手势。我觉得自己已经有点喝多了，我确实已经喝多了，镜头里的人物和事件有了虚晃一枪的质感。但至少那时我还是清醒的，我必须在夏秉秋喝多以前保持我的清醒——这已经是我一向以来的习惯——我不记得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手势，但内心的本能告诉我，当时，我应该是说了“不”的，我拒绝了再要一杯的可能性。

我把杯中剩下的酒一饮而尽，带着酒醺欣赏着今晚的组照——底层的劳动者和穷人。他们的生活与梦想。我已经看到他们了，非但看到了他们，而且把他们永远地留在了我的相册里。我要和夏秉秋一样，做一个永远站在鸡蛋那边的人。

而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的。那个黑衣小伙子，端着两大杯啤酒，拖着疲惫的步伐，坚定地向我们走来。

“你们的酒。”他说。

我愣了一下，迟疑地说：“我……没要酒。”

“你要了，他一杯，你一杯。”小伙子再次重复着他清脆而坚决的声音。

我再次愣了一下。旁边已经有两个客人回头望着我们。小伙子是新来的，他不认识我。我突然一个激灵，想起他声音里那种与众不同的东西，那种东西意味着什么呢？固执。我遇到了一个固执的人，他有可能让我丢脸。现在，我有两种解决方式——一是妥协，承认那杯我若隐若现中感觉到从没要过的酒；另一种则是坚持，我确实没有要过那杯酒，这样的坚持或许能够保留我的尊严，或许仍然是丢脸。如果，小伙子的声音可以轻一点，保留在只有我和他，即便还有夏秉秋三个人可以听见的范围里……如果是那样，我想我会选择妥协的。但是，但是——我突然生起气来——一个新来的毛头小伙子，他凭什么和我，一个店里的常客，一个有身份的人（我下意识地拢了拢头发，扯了下小礼服的衣角），一个或许根本就没做错什么的人较起劲来！

他？凭什么？

我决定坚持。

“我没有要这杯酒。”我换了一种非常严肃的口气，并且稍稍提高了嗓门。

“你要了。”他说得肯定、简洁。

“我没要，我告诉你，你帮我把酒退掉。”

“我不能退掉酒。”

“你必须退掉。”在严肃的同时，我的声音已经在渐渐拔高。更多的人回头看着我们，看着一个衣着时髦、喷着高级香水的女人，正为了一杯几十块钱的啤酒，在和年轻的酒保吵得不亦乐乎。这本身就是一件无聊至极的事情。奇怪的是，夏秉秋一直沉默着，虽然我多么希望他能帮我，至少作为我的一个证人。

但是，他没有。

我只能继续坚持。

“叫你们老板来。”我把那杯啤酒向外推了推，它危险地倾斜了下，泼出几滴酒来。

“他回家了。”小伙子仍然保持着冷静。

我内心有什么东西失去了控制，突然大叫一声：“你给我退掉！”

他像被什么东西突然重重击打了一下，声音低了下来，喃喃地说：“退了我得赔……我赔不起。”

我忘了那天的事情究竟是怎么收场的，我气得浑身颤抖，拔腿就走。我猜想夏秉秋后来付掉了那杯酒钱，我以为他会很快追上来，抚慰我几句，起码让我忘掉这件倒霉的事情……但是，没有。

我在沉默的河堤那里站了很久，尴尬和愤怒让我浑身冒出汗来。天边的那片雨云已经飘走了，雾气散掉，万物恢复了它们原来的样貌。

在桥边，我整整等了半个小时——可能更久，也可能只是很短一段时间。终于，夏秉秋慢慢地走过来了。

“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我没有错！你明明知道的！”像疯子一样，我高声叫了起来。我好像还随手捡起一块小石子，朝着夏秉秋的方向，或者只是平静乏味的河面上扔了过去。

“你是错的。”夏秉秋的声音出奇地平静，但同时也像他的脸色一般阴沉。

“我没有错！错的是他！”愤怒，以及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控制了我，我已经不是为了这件事本身而愤怒……但是，我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那种拒我于千里之外的表情再次出现在他的脸上。这一次，就像夜色那么黑，那么浓。

“你能分辨人的口音？你真能分辨人的口音？”夏秉秋的声音很轻，仿佛自言自语，但仍然掷地有声。

我突然被吓住了。因为这一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夏秉秋没有和我吵架，他好像再也不愿意和我吵架了。他变得理智、克制，同时冷酷。我打了个冷战，直觉告诉我，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要发生了。

“难道——难道你一直没有分辨出我的声音吗？”夏秉秋在一张石凳上坐了下来，他的声音是往下沉的。我怎么也打捞不起来。

“我是个穷人……我一直就是个穷人。我根本就不是什么柏林自由大学的教授，我真实的身份，只是当时被雇用的一个临时助理，以及我那位可怜的朋友“葛先生”的合伙人——我们开一家小公司，仅够糊口的。而就在不久以前，我们彻底破产了……我一直就觉得奇怪，你和你那位矫揉造作的朋友，怎么从来就听不出我的口音呢？穷人的口音？”夏秉秋说得激昂而冲动，仿佛为所说的事情感到骄傲似的。

我像尸体一样僵在那里。他的声音像刀。割破了我的骄傲、我的一切，也同时让我和他的爱情流出了鲜血。

他还在接着往下说：“我来找你，是希望通过时间让你改变。那些田野调查，你一直以为是我虚拟的生活，但它们其实最接近我的生活……我一度以为我成功了，改变了你，可是今天晚上……”

“你走吧。”他说。

我在河堤上慢慢走远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天哪！我和夏秉秋本来就是同一世界的人，两个身份尴尬的替代品……可是……我仍然带着一丝侥幸。或许，像以前的很多次一样，我和夏秉秋还会再次和好。我们还会小心翼翼地拥抱，亲吻，不敢正视对方的眼睛，重新成为两个刚刚穿过风暴眼的幸存者。像以前的很多次一样，我们再度成为恋人，只是那份冰凉之感还在什么地方存在着。像一根藏在皮肤底下的针。大部分时候是平静的。还有些时候，我能听到一种声音，如同冰山在春阳的照耀下，徐徐地缓解、消融。有一些细微的不经意的咔咔声，清脆而又温柔。

在我的回忆里，最好的时候，我和夏秉秋会一起竖起耳朵，静静地心怀畏惧地聆听这种声音。

但这一次，有什么地方真的不一样了。因为，或许，从开始到现在，夏秉秋一直都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反感，或者说，那种更深更为微妙的骨子里的憎恨。

让我惊奇的是，这种东西，竟然与爱情也没有关联。它存在于爱情——这种雾气腾腾的物质的外面……

我不敢深想下去。在内心的寒意最终上升并令我彻底绝望之前，我拼尽最后的气力，在空无一人的河堤上狂奔起来。

2016年1月4日三稿

作者简介： 朱文颖，女，生于上海，中国“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代表性作家之一，近年介入艺术策展和批评领域。著有长篇小说《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戴女士与蓝》《高跟鞋》《水姻缘》，中短篇作品《繁华》《浮生》《重瞳》《花杀》《哈瓦那》等，有小说随笔集多部。小说入选多种选刊选本，并有部分英文、法文、日文、俄文、韩文、德文、意大利文译本。曾获国内多种文学奖项。部分作品被馆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并多次入选夏威夷大学纯文学刊物MANOA“环太平洋地区最有潜力的青年作家作品专辑”。其作品在同辈作家中独树一帜，被中国评论界誉为“江南那古老绚烂精致纤细的文化气脉在她身上获得了新的延展”。现任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原载《作家》2016年第2期

原刊责编 王小王

本刊责编 黑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