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者

陈　然

一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走出单位办公大楼。院子里照例停着许多车子。门卫老张戴着袖章背着手在那里走来走去。如果是外单位的车子，老张会很凶地轰着人家。经人家摇下玻璃再三申告，他才放行，并指着一个方向让你沿着前进，稍有差池他又跳了起来。因此老张的那条戴了袖章的手臂总是伸得特别的直。但说实话，他对这门卫的作用还是有些怀疑的。他已接连在院子里丢了三辆自行车。并有两次都是锁在铁栏杆上的。开始丢的是在解放路买的那种旧车子。众所周知，那是专门卖旧自行车的地方，夫妻或兄弟形成偷卖一条龙的流水线。以至他再买旧车的时候，不禁拍拍坐垫，对卖方说，车是好车，只是过不了多久，它又会回到你这儿来啊!卖车的中年妇女发出了会心的微笑。那种微笑，就像你朝佛像前的水缸里丢硬币，眼看着硬币摇摇摆摆斜下去了，圆阔的水面也不过抿了一下嘴唇。当他刚把一辆旧车骑出感情来它又丢了之后，他终于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再买旧自行车了，正是人们贪小便宜的心理，喂养和促进了这一市场的发展。也就是说，人们越是频繁地光顾这里，丢的车会越多。如果大家不贪这个便宜，他们的车卖给谁呢?既然卖不出去，他们偷那么多车来干什么呢?所以此后他买了新车。为了防止新车被偷，他锁了两把锁。他在上下班的车流中，惊讶地发现几乎每一辆车子上都挂了至少两把锁，还有一辆电动车，居然挂了四把。他掏出钥匙。他已经看到他的自行车了。有一辆面包车头朝外屁股朝里挡住了大门，既不进来也不出去。奇怪，老张怎么不管了?不过不要紧，他可以侧着身子从车和大门的夹缝里挤出去。

正在这时候，忽然从面包车上走出几个人来，他们似乎对着手里的什么看了一眼，其中一个人还在打着手机。他们走过来对他说，禹漱敏，跟我们上车。

他说，你们是什么人?要我上车去干什么?

他们说，我们是老熟人了，我们看过你多次，只是你没注意到我们。

他说，可我真的记不起你们了，你们不说清楚，我是不会跟你们上车的。

他们说，上了车，你自然就知道了。

他想，他大概是遭到绑架了。电视和报纸上经常说，什么地方又发生了绑架案。可人家来绑架他干什么呢?不管那么多了，他掉头就跑，心想现在还来得及。

那几个人早就防着他这一手。一个人眼疾脚快，挡住了他的去路，另两个人架住他的胳膊，把他塞进车里。临上车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背着手站在那里的门卫老张，他想朝老张喊，可嘴也被人家捂住了。他注意到，大概是担心别人看不到臂膀上的红袖章，老张背着手站在那里时，还故意微微侧着身子。

二

他被按在车里一动不动。还好，嘴巴被放开了。他喊道，你们是谁?让我下去!没人理他。他的喊叫声很快在车里消失了。被坐垫和靠背上的海绵吸走了。他说，你们卑鄙!发动机嗡嗡地响着。他想用脑袋撞击车窗玻璃或顶盖，很快，脑袋也被摁住了。他挣扎着，转过头来咬那些按着他的手，结果换来的是一块抹布。他闻到了一股呛人的机油味。

车子停下时，他还在挣扎。抹布一拿开，他又开始了喊叫。他想，他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喊叫呢?犯罪分子之所以那么猖狂，就是因为敢喊敢叫的人太少了。对此，他早已作好了准备，随时准备反抗准备喊叫，不管是在公共汽车上看见小偷，还是在大街上看见有人在犯罪。他是公务员，不是小公务员；他是市民，而不是小市民。作为一个市民，他应该懂得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和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而不仅仅是每天晚上坐在那里看鸡毛蒜皮的都市现场节目或无聊的电视剧。

但他忽然停止了喊叫。他看到那几个抓住他的人，忽然变戏法似的拿出了一件蓝白相间带条纹的衣服。他们把他带下了车。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送到了精神病院，他们手里拿的是病员服。他已有一段时间没来这里了。那个人抓住他，扒他的衣服，想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换上病员服。

他忽然预感到了什么，又大喊大嚷起来，并且拔腿就跑。当然是跑不掉的。他的脑袋和四肢被重新按住。他们把他摁倒在医院大厅的一张长木凳上。两名穿白大褂的护士立即将他的手机、证件、通讯簿、钥匙等东西搜走。

他听到有人说，先给他打一针镇静剂。

他的脑袋被额头朝下下巴朝上摁着。从一个人的腿间，他看见另一个人穿着白大褂站在那里。那个人身材魁梧，为了看得清楚些，他又把脑袋动了动。他认出来了，那个人是医院里的涂荣广主任。

两只肘子压住了他后背。

一股冰冷的液体被推进他的血管里。

紧接着，他的衣服也被扒掉了。宽大的病员服像既成事实一样牢牢罩在他身上。

他说，我要见梁医生。

涂医生说，现在，我是你的主治医生。

他嚷道，谁说我有病?谁说我要你们治疗了?

涂医生说，你现在是一个病人，精神病人无责任能力，你说的话算不了数。

他说，我没病。

涂医生并不想跟他争辩什么，只是挥了挥手，接着，他被扭送到涂医生的办公室。他看到，斜对面的梁康蒙诊室关着门。

他说，是谁要把我关到这里来的?

这回，涂医生说话了。他说，我们是受你单位的委托，收治你的。

他睁大了眼睛：什么?单位?

涂医生拉开抽屉，拿出一份打印材料朝他晃了晃，并翻到最后一页让他看了看盖在上面的公章。

他吼道，这是诬蔑！

涂医生示意他身后的人让他坐下来。于是他感到自己的脊椎被猛然折了一下，他的腰和腿一弯，坐下来了。涂医生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纸和笔，开始提问。

姓名?

你知道。

严肃一点，我们这是在给你作初步鉴定，你不配合，只能说明你狂躁偏执。这是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状。

他瞪了一眼。但他忽然显出玩世不恭的神气来，有些嘲弄地打量着对方，说，那好吧，你大权在握，尽管问好了。

姓名?

禹漱敏。

年龄?

三十二。

职业?

公务员。

现供职于何单位?

省××局××科。

前段时间，你是否经常来我院就诊，怀疑自己出了精神方面的问题?

是的。

你是否觉得孤独，和环境格格不入?

是的。

他摆了一下脑袋。这是多年伏案形成的类似于职业病的习惯。坐在那里时间长了，就会用力摆一下头。

你是否觉得自己郁郁寡欢，精神萎靡不振?

是的。

最近是否经常失眠，头痛，记忆力下降，常做噩梦?

是的。

你是否怀疑别人在背后说你的坏话?

是的。

你是否产生过幻觉，仿佛听到了那些?

是的。

你是否越来越觉得和别人交往困难，或者说，根本不愿和人交往?

也许。

近来，你是否逐渐表现得有些不遵守纪律，迟到早退较多?

有一点。

是否感觉工作效率没有以前高?

不知道。

涂医生点点头，朝纸上写了点什么。过了一会儿，抬起头来接着问：近来，是否一方面对单位或其他事情兴趣减少，与人交谈时容易走神；另一方面又容易激动，会因小事痛苦流泪或无故高兴?

请问，什么是小事?

注意，是我在问你，不是你在问我。请回答。

伤及到人格和尊严的事是大事还是小事?

注意，请直接回答。

那我告诉你，有时候，我会因小事激动或流泪，比如一个卖菜的乡下老太婆挨了城管的打，或者一个人爱脸红，就被人怀疑是小偷。还有一次，我在去山里旅游的石阶上踩死了一只虫子，我一直为此内疚。那一年冬天，下着很大的雪，我在一家高级宾馆的酒楼里看见了一只悠然自得的蚊子，你说，要让那只蚊子安全过冬，要用多少能源维持那里的空调?你说，这些是小事还是大事?现在，你们无端说我得了精神病，这是大事还是小事?

这时，他才感觉出，自己的肩膀一直被人用力摁着。

涂医生说，那我问你，你是否承认自己得了精神病?

没有，梁医生跟我说过，一个知道怀疑自己精神出了问题的人，是没有精神病的。

那你现在怎么想?你是不是还以为自己没有精神病?

是的。

那我告诉你，不承认自己有病，正是精神病人的突出表现。每一本关于精神疾病方面的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书上?难道书上就没有错误么?

我再告诉你，你这是敏感多疑。属于精神病患者的性格改变。

荒唐，太荒唐了，照你这么说，每个人都可能是精神病。

你粗暴无礼，自私傲慢，同时出现了推理判断障碍和妄想观念。

你这个书呆子，反正我没病!

感知障碍。

去你妈的!

那我现在就把我们初步的鉴定结果告诉你，你患了躁狂型精神分裂症。

三

他被关进了医院的强制病区。刚开始，他整天大喊大叫，可每次折腾都是以一针冰冷的液体被强行推进他的静脉血管而结束。他不肯服药，会有人来撬开他的嘴巴。这些景象他以前在电影里看过，没想到现在应验在自己身上。他想，再这样下去，他真的要变成精神病了，那时，他向有关部门讨要说法都没有证据。人家会说，你看，你不已经是一个精神病人了么?就像小时候，看到巷子口有人算命，大家说，那个瞎子算得真准，说××和××要分手，没多久，他们就真的分了手。可他总是想，不是算命的准，而是××和××自己在心理上配合了那个算命的，让他的谶语变成了现实。所以他劝自己安静下来，不要让那个姓涂的自以为得计。

他开始装出配合的样子。强制区的病人，有的完全被绑在病床上，动弹不得。有个人不但大喊大叫，还见谁打谁。听说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以前在这里住过院，后来家里没有钱，治不起，让她回家休养，谁知在家里经常打人，有一次把她妈妈都打伤了。这次是因为她趁邻居出门时，用一把菜刀在邻居八岁的女儿脸上划了十几刀。现在她躺在那里，还嚷着给她刀，刀。他还看到一个人正在接受治疗，医生把他绑在那里，在他身上涂满了各种液体，有米汤，脏兮兮的柴油，墨水，染料，甚至还有臭烘烘的大粪。那个人嘶哑着喊道，让我死吧!可医生还在颇有耐性地把脏东西往他身上一层层地慢慢涂抹着。据说那个人有严重的洁癖，一天要无数次地洗手，洗澡，洗脚。有一次停了水，他就忽然犯了病，狂叫着要去找自来水公司的人拼命。禹漱敏猜想，这种疗法大概就是要让一个敏感的人变得麻木，有洁癖的人不再有洁癖，可一个人敏感和有洁癖真的完全是坏事么?照这样说来，屈原和陶渊明也是有精神病的，应该去接受一下电击或满罐疗法。精神病院的医生们是大多不会管有没有《离骚》和《归去来辞》的。至于那些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让他们变成“良民”呢?他笑了笑。他想他不能被绑住。他把药片含在嘴里，等护士转过身，忙吐在手心里，再想办法处理掉。刚开始护士的监督很严，为此他练就了一门把药片藏在舌头底下的本领。他的舌头轻盈灵活，每和他合作完成一回这样的恶作剧，都要让他张开嘴巴乘个凉什么的。他和它配合默契，心照不宣。他竟然从中找到了乐趣。又过了几天，他才被转移到普通病房。

在这里，要相对自由一些，可以在指定的地方散散步。听说还可以被探视。家里人肯定很着急了。岳父，妻子，女儿，哪一个离得开他呢?他们是否知道他被关在这里呢?他曾多次设想自己出了什么意外事故，把他们扔下，他们一个个都不知怎么办。比如说他突然失踪，或出了车祸，像好莱坞电影里一样，变成了幽灵，他能看到他们，他们却看不到他，甚至刚开始，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已是一个幽灵了。为此他不免自问，现在，他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幽灵呢?

他后悔那次不该跟谭霞成吵架。或许，他真的有精神病，居然怀疑那件事跟妻子有关，居然怀疑她就是那个人。妻子是他以前的同事，那时，他们在同一所中学教书。他考上公务员后，妻子不服输，说，明年我也去考个公务员玩玩。第二年，她真的考上了。那时考公务员不像现在人这么多，听说今年的录取比例是五十比一。考上后，妻子洋洋得意。他请她和女儿吃了顿巴西烧烤。他还记得他向妻子求爱时的情景。那是学校为优秀教师组织的一次旅游，他们都去了。晚上，她忽然敲他的门，问能不能到他房间里来洗个澡，因为她那间房里满是人，他们在打牌，跟他同住一间房的人也打牌去了。她不喜欢打牌。他也不喜欢。他激动得手忙脚乱，心想，她这么信任他，至少，对他也是有好感的，不然谁会提出这么大胆的请求?在她洗完澡，脸上红扑扑湿漉漉地从洗澡间出来的时候，他就不失时机地邀请她去散步。在月色中和梧桐树下(那时，许多城市的街道两旁栽着的是法国梧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清一色的樟树)，他呼吸急促，忽然问她，我们这样，是不是已经是那方面的朋友了呢?她故意装糊涂：那方面是哪方面?他急了，说，就是说不是普通的朋友，而是……他看到她在笑，于是明白她其实早已懂了，他不禁勇敢地上前去抓住了她的手。

她上班的地方在市政府。前不久，市政府的一个领导被抓起来了。报纸上说得很明白，检察机关从那位领导的抽屉里搜出来了一本日记，上面不但记载了许多行贿受贿内容，还有他给情妇们买的许多贵重物品的清单。他仔细地看了报道，上面说日记里提到的身份暧昧的女人有数十个，其中有“唐××”、“刘××”、“周××”、“秦××”、“谭××”和“李××”。报纸上当然不会出现真名，但越这样，他就越觉得那个“谭××”是她。谭霞成上班时和那位领导只有一墙之隔，并且要经常向对方汇报工作。她是市政府大院里最活泼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其实就算不是最漂亮的，恐怕也难逃厄运。报纸上说那个家伙贪得无厌，好色成性，对于眼皮底下的猎物怎会轻易放过?

那天，主任忽然很热情地问他：你爱人好像姓谭吧?起先他没明白，后来看了报纸才反应过来。办公室订了这份报纸。而且整个大院里，每个科室都订了这份报纸。这一下，问题就严重了。他走到哪儿都感觉有人指指点点，甚至别人正在面对面说什么，一看到他，马上闭了嘴，等他转过身，又开始嘀咕。

他记起来，有一次，他把手从她衣领里探进去，忽然问她，如果你们领导勾引你，也像我这样把手插进你衣服里，你怎么办?她说，我会请他自重。说着，仿佛他的那只手果然变成了领导的手似的，她厌恶地皱了皱眉，把他的手打开了。他暗暗松了口气，但她那个打的动作，未免有些轻佻，所以他马上又问，如果他死皮赖脸呢，或者以工作为由要挟你呢?同时，他再次把自己的手当作她领导的手，重新从她的衣领里插了进去。她依然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手打开了。这次，她的动作让他比较满意。他想了想，又说，如果你们领导长得帅，又经常买你喜欢的东西送给你讨你的欢心呢?她抬起头，忽然说，那我就答应他。虽然她马上把紧绷的脸皮松开了，可他觉得，也许她刚才的玩笑并非完全是玩笑。就像有时候她问他喜不喜欢别的女人，他的回答也半真半假一样。

这样一想，类似的疑点就越来越多了，比如他们正在做爱，他会忽然发现她眼睛望着别处。她的拎包里经常会有莫名其妙的礼物出现，有时是一条项链，有时是一只玉坠，还有一次是一瓶高级进口香水。按道理，这些东西是要他陪她去买的。有时候，她会莫名其妙地激动。有时候，她推说单位上有应酬，回来得很晚。还有，她明明在发短信，看到他，马上就中止了。他听到她在打电话，可他一进门，她就把电话挂了。

那位领导被抓起来后，她单位上也闹翻了天，有一段时间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许多职员被有关部门叫去调查或谈话。紧接着是单位宿舍里，年轻或不怎么年轻的夫妻吵架越来越频繁。单位上的那张报纸，开始好像被谁故意放在极醒目的位置，等他后来去找，又怎么也找不着。他到报亭重新买了一份，带回家，放在茶几上，看她的反应。她瞄了一眼，果然不自在。又过了一会儿，她借抹茶几之机，做贼心虚地把它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篓。

他把一切看在眼里。他走过去，把报纸捡起来，重新打开。他说，还没看完呢。说着，翻到那篇新闻，装作刚刚看到的样子，惊讶地说，呀，是你们单位的呢。然后用缓慢的语速把文章朗读了一遍。

他说，你们领导，有那么多女人啊。

他说，也难怪，我要是他，也会这样的，手下漂亮女人那么多，他有权有钱，而那些女人，既要满足自己的物欲，又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刚好他两者都能提供嘛。

他说，说实话，我认为这件事，责任不完全在他，我倒挺同情他的，他被那些女人利用了，他成了她们满足物欲和虚荣心的工具。

他唠唠叨叨，一会儿旁敲侧击，一会儿指桑骂槐。她说你有完没完，他说没完。

他们吵了起来。

随着争吵的升级，他干脆说道，对，我觉得那个“谭××”就是你。

至此，那遮掩的东西完全撕破了，他们从热战转入冷战。

以前他是个很勤快的男人，下了班总是忙这忙那，他热爱美食，喜欢烹饪，厨房里是一把好手。以前，她每次下班推门进来，看到的是系着围裙、眼镜上蒙着一层雾气的他和桌上热腾腾的饭菜，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谈点彼此单位上的趣事，然后哈哈大笑。饭后，他们手拉着手沿着街道或公园的湖堤散步。可现在，一切都变了。家里不再热腾腾的。他们的表情很干燥，风一吹，冷漠的细屑掉下来，满屋子飘飞。

他也想到过报复。有一件事，就是她在饭桌上告诉他的，物价局的一个人，老婆被领导搞了，他想报复，但想来想去，也不知道怎么报复才好。后来他忽然想到了写匿名信。他把那个家伙的贪污受贿玩女人都写了，信寄出去后，什么反应也没有。他想找黑社会的人教训那个家伙一顿，他问别人，你知道黑社会的人在哪里吗?别人都摇头。他很奇怪，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事件，电视新闻里几乎天天有，可他就是找不到他们。他又去想勾引那个家伙的老婆来求得心理平衡，谁知人家根本看不上他。末了他只好故意到红灯区去染了病，然后他就像一个播种的人，幸灾乐祸地等待预想中的事情一步步发生。不久，他果然在性病医院里碰到了那个家伙。他对那个家伙笑了笑，那个家伙也仿佛认识他似的对他笑了笑。不过他还是很心疼，治这种病，毕竟要很多钱。这时他看见那个家伙叫医院里开了一张发票，并且金额比实际所花的还要高出许多。他没想到那个家伙不但没吃亏，反而还赚了一笔。

可是，他怎么能这样报复谭霞成呢?他不会那么傻。她是他妻子啊，他们相濡以沫，荣辱与共。这样下去，受伤害的只能是他们自己。他决定打破目前的局面。以前小吵小闹也是有的，但那是甜蜜的调味剂。每次争吵过后，彼此间的热烈倒增加了一倍。有时候为了追求这种热烈，他们还会故意制造一些争吵，现在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呢?他们都是对生活很负责的人。在这方面，他甚至是个急性子。如果她心里有什么疙瘩，他一定要给她解开。不然他比她还难受。打个比方，如果他打算跟她离婚，也一定要马上离成，好让对方和自己开始新的生活。他最怕彼此耗着。这么长时间，他和她都没有想到离婚，这说明他们并不想让事态进一步恶化。

那件事，他也想开了，即使真有那么回事，他也会原谅她的。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人人都有弱点。那是人性的弱点。说不定，那些项链香水什么的，是别人用来贿赂她的，她不好意思跟他讲。现在，什么地方没有贿赂呢?多多少少总是有一些的。她本身就是一个办事能力强的人。再者，换了一个角度想，假如那日记完全是该领导的虚构呢?他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出于某种病态心理，故意编造了那些日记，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样说来，把当事人的日记作为办案的重要证据，是合理的么?还不说日记也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相关部门在行使法律权力的时候，是否也践踏了法律本身呢?

他又开始思考那些形而上的问题。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又变得两眼放光旁若无人了。那天他忽然抓住她的手，问她，把日记作为犯罪证据，你不觉得有些荒唐么?

她把手抽了出去，不理他。

他说，我也很荒唐，居然被迷惑了。

他自我检讨着，忽然一句话触动了她什么地方，她终于笑了起来。

她说，你精神病啊!

什么?你也说我精神病?他胸口一紧。

她见他变了脸色，忙问他怎么回事。其实单位上的事，他很少跟她说，要说也是说轻松有趣的事。他跟主任之间的矛盾，还有他偷偷到精神病院去看过医生，他都没跟她说。他在网上查找相关知识。他把自己近来的身体和心理表现跟网上逐一比对，不禁大惊失色。这时他仍然笑了笑，说没什么，家里冷了这么长时间，忽然开了冻，我太激动了。他站起来，转过脸，眼里盈满泪水。

现在，谭霞成急成了什么样子呢?

四

他说，我要见梁康蒙医生，在你们医院里，我只信任他。

他以前偷偷来找的就是梁康蒙。他们很谈得来，几乎成了朋友。梁康蒙不认为他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他说，你自知力良好，并且求治心切，这不是精神病人的症状，当媒体在宣传这个时代很多人的精神出了问题时，很多人便都以为自己得了精神病，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病或集体病。他接着说，即使你患有精神病，我也不建议你住院吃药，既然是人们的生活出了问题，那首先要解决的是生活本身，比如河水被污染，你把鱼捞出来清理它体内的毒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终究还是要把它放回去，这样，它马上会被重新感染。药物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护士说，好啦好啦，我一定会把你的意见反映上去。

他皱了皱眉说，别用这种跟小孩子说话的口气跟我说话，告诉你，我没疯!

护士笑了起来。那种笑容，在他看来，也是讳莫如深或正中下怀的，仿佛他刚才的那些话，正好印证了他们的诊断，或者，又可以让他们给他一个新的病名。不知怎么的，他在念叨“病名”这个词的时候，他的意识中却是“罪名”。或许，在有的人看来，它们也的确相去不远，比如有人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一直想不通，孤独怎么可耻呢?难道在他们看来，孤独或不合群也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比如他们说，容易被小事激动也是精神病患者的典型症状，那么究竟什么是小事什么是大事?它们到底由谁说了算?他们大概是想每个人都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把每个人都修理成同一个模样吧?

因此他迫切地想见到梁医生，想跟他谈谈这方面的问题。也许，只有他才理解他。

那段时间，和梁医生交谈几次后，他心情轻松多了。并且在梁医生的指导下作了一些心理调试，效果很好。他和梁康蒙几乎成了朋友。至少，他在心里是把梁康蒙当朋友的。可精神病院也跟外面一样尔虞我诈。从梁医生的话中听出，他在这里并不开心。

他怀疑护士没把他的话当话，根本没把他的要求反映上去。在她们眼里，他是一个精神病人，谁会把精神病人的话当真呢?

他又喊了起来。

这次，终于来了人。是涂医生。涂医生说，梁医生休假去了。

他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涂医生注视了他一会儿，说，梁医生会回来的，等他回来了，你一定会见到他。

他安静下来。他像一个病人那样安静了下来。在别人眼里，他肯定是这样的。忽然意识到这一点，他很害怕。他想再用吵闹和喊叫来表示他的反抗，但那样，他们会再次把他送到强制病房，进行捆绑、电击和注射。

他想，我还是装糊涂吧，就像他在单位上那样。此刻谭霞成一定在为他奔走，会尽快救他出去的。

虽然他在单位上尽量远离权力斗争的漩涡，可还是不知不觉被卷到了中心。都是靠笔杆子吃饭，在领导眼里，他和主任都不过是一支蘸了墨水的笔，这样，他和主任之间就存在比较关系，有比较关系就会成为竞争对手。即使他不想竞争，可主任会感到来自他这边的压力。他工作越努力，处境越危险。

那次，他出差刚回来，由于不习惯空调(大概，这也会成为他不合群或性格孤僻的证据)，感冒了。咳嗽和流鼻涕。后来头也痛起来了。那天中午，主任在沙发上睡着了，办公室其他几个人逛街去了。这段时间，由于在准备会议材料，主任也很辛苦，经常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眼睛熬出了血丝。他上了一下网，发了几封电子邮件。后来实在支撑不住了，想提前回家休息，看主任睡得那么熟，又不忍心叫醒，便悄悄收拾好桌子，走出门，又悄悄把门带上。已是下午三点，大楼里还静悄悄的。相对来说，下午上班，大家的时间观念不是那么强。回到家里，他取消了手机铃声就睡了。他怕刚睡着别人打电话来。晚上他也要开夜车赶写材料。一觉睡了两小时。醒来后，快五点了，女儿还没放学，谭霞成也快下班了。他洗了把脸，感觉舒服了很多。喝开水时，从公文包里拿出手机，见上面有两个未接电话和一条未读短信。他心内忐忑，摁键一看，两个未接电话都是办公室的。短信是主任发来的，写的是：禹漱敏，我对你这段时间的工作表现很不满意，从明天起，你不要来上班了，有情况你和局长解释。他脑袋嗡了一声。他不知道主任是否有权力叫他别上班。不过他还是发了个短信如实地解释了一下。主任没回他的短信。

那天晚上，他很久没有睡着，翻来覆去地想明天怎么跟局长解释。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尤其和领导面对面时，更是心慌气短。他写材料到半夜才睡，睡下不久又忙从床上爬起来。谭霞成问他干什么，他撒谎说，材料上还有个地方要补充一下。他把衣服紧了紧，在记事本上匆匆写下了这么几点作为明天谈话时的备忘：一，如实解释这次事件；二，刚调到这个科室时主任对他的提防和试探(现在，他必须谈到这点)；三，一年多来，在工作上自觉问心无愧：四，主任没有不要他上班的权力；五，既然主任提出不要他上班，他也恳求局长给他换一个岗位，不管干什么都行。

一到单位，他就去找局长。不用说，主任昨天已跟局长汇报过了。至于是怎么汇报的他也管不着。但一在局长面前的椅子上坐下来，他又结结巴巴不知说什么好。那张纸条就在上衣口袋里，进局长办公室之前他还掏出来看了几眼，可现在，他忽然都忘记了。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坐在那里憋了老半天，只说了一句，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这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事前明明觉得自己是有理的，被冤屈的，可一到局长面前，他又不自信了。他的腰往下弯，声音也低了下去。先前准备好的台词，一个字也说不出口。他很自责，局长对他那么好，可他老是给他添乱。或许，正是因为局长对他太好了，他才这样吧。他不是一个软骨头的人，可局长一对他好，他的骨头就软了，骨头一软，就显得自己理亏了。原先，他也跟一些知识分子一样，认为中国人没有原罪意识，但有一次在填年终考核表时，他忽然意识到中国人也是有原罪意识的。那样的表每年都要填，内容大同小异，“本年度本人政治思想好，坚决……积极……”先是自我鉴定，再是组织意见。从小学到大学，从毕业到退休，每次填都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其实谁也不把它当真，可谁也马虎不得，大概，这就是中国人的原罪吧。

局长肯定也认为是他理亏，宽容地说道，一个单位，没有良好的纪律是不行的，要团结，上下一条心，才能办好事。即使有矛盾，也可以互相沟通，消除矛盾和误会。和人沟通也很重要。你在这方面似乎做得不够。

他不想点头，可他还是点了头。或许是这样的。他不太会和别人沟通。有一次，主任就说他们交流太少。主任说，交流就是交心。可他讨厌这个恶俗的词。他把自己的心看管得太紧了，并不肯轻易地交出去。

局长继续说，你们之间的矛盾，我也知道一些，但凡事要先检查自己，对不对?你们年轻人，大多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毛病，要不要自我?要，但也要学会关心别人，有时候，作为下属，办公室的一些杂事，可抢着多干一些，比如擦地板啊，烧开水啊，来了客人倒杯茶水啊什么的。再比如，对方工作忙的时候，你也可以去问问他是不是要帮忙，诸如此类，等等。

他想争辩一下，比如，办公室的杂事他早就抢着干了，只是从没跟局长汇报过。至于局长的另一个建议，他不敢苟同，主任对他本来就有戒心，如果他这样问，不就印证了主任的想法吗?主任肯定会认为他是在窥伺他的权力和职位。

局长仿佛知道他的想法，接着说，当然，他不一定要，但你这样一问，人家就知道你也关心他，关系不就得到改善了吗?

他只好继续点头。

他想，幸亏他没把要求换岗位的事情提出来，不然，局长肯定会生气的。现在单位正在筹备开大会，你还在捣乱，这不是想拆局长的台吗?想到这里，他汗都出来了。

局长说，就这样吧，你去上班，以后注意点，我等会儿再跟你们主任交代一下。

他回到办公室，主任正在桌前写着什么。其他同事有的来了，有的还没来。他又把昨天的事情跟主任解释了一下。主任仿佛没长耳朵，理都没理他。他的火气忽然蹿上来了，说，你是一定要我离开这里了?主任说，你走嘛。他说，走就走。

主任说，走之前办一下移交。

主任说，我白养了你。

主任说，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还把我这个主任放在眼里吗?

本来，他是要马上冲出办公室的。但他最终还是坐了下来。主任那些荒谬绝伦的指责反倒让他镇静了。他想，我凭什么要走?我偏偏不走，气死你。既然局长叫我在这里，我就在这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说不定，他冲出办公室，正中主任下怀，他又可以到局长那里去告他的状。他打定主意，就是要让自己成为主任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想好了，从现在起，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他必须和主任有言语往来之外(他毕竟是下属，毕竟还有工作任务)，其他时候，他坚决不理他。反正主任经常到局长那里告他的状，那就让他告下去好了，他不怕。相比之下，他甚至还有某种优越感，就好像他们在决斗，主任的子弹已经打完了，他枪膛里还是满满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主任已经方寸大乱，说话都语无伦次了，比如，主任是老板还是家长，凭什么说他养他?他不是打工仔是公务员，就是打工仔现在也有劳动法保护，凭什么不让他上班?为什么他一定要跟主任交流思想?有时候，思想是不能交流也是没办法交流的。

他和主任之间的冷战就这样开始了。不，其实根本不是战。他从来没有战的意思。他只是不想跟主任说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仅此而已。如果主任是小人，他就是君子，如果主任一定要说自己是君子，那他就做小人，总行了吧?他马上尝到了不说话的快乐。以前主任老在他耳边唠唠叨叨的，不是说这个人不好，就是说那个人不行。或故意拿出一篇刚得到领导首肯的材料叫他过目，或摇头晃脑从电脑上念一段他儿子的作文，问他写得好不好。现在好了，耳根清净，心情舒畅。他感到从窗子边擦过去的太阳暖烘烘的，甚至连院子里的花香也闻到了。

主任想冷落他，是很容易的。他会把办公室变成临时会场。或瞒着他安排饭局。主任嘀嘀咕咕打完电话，办公室里的其他人用异样的目光望了他一眼，然后一个个心怀鬼胎鱼贯而出。他知道他们到外面吃饭去了，单位上有个小金库，有时候会到外面去吃吃饭唱唱歌，或到什么地方旅游一次。还可以报销一点的士费或买个照相机录音笔什么的。那些东西他从来没拿来用过。他不喜欢用公家的东西。大家都用的东西容易坏，如果坏在他手里怎么办?没必要占那个便宜。吃饭什么的他更无所谓。主任还会用小金库里的钱给大家发点劳务费，逢年过节发点福利。每次发那么一点小钱的时候，主任的神态好像在施舍。现在，主任即使偷偷发给别人不发给他，他也不在乎。

至于合不合群，他不怕。孤独和不合群，都是旁观的产物。子非鱼，怎知鱼之乐?怎知鱼不乐?倒是他心太软，有时候那么固执强硬，事后又自问是不是过分。他甚至只有故意强调或反复记起所受的屈辱，才能让自己坚持下去。

有一次，一篇报告必须经主任过目签字才能呈给局长。他早已把报告写好，但装出不急不缓的样子，并流露出直接送呈局长的意思。他看到，主任果真局促不安起来了。如果他这样做，那真是对主任极大的蔑视了。当然他没有那么做。因为他根本不想斗什么。他只是要故意折磨一下权力欲强的主任。等把主任的胃口吊得差不多了，他才把报告递上去。

他惊讶地发现，主任眼睛里竟流露出感激的神情。忽然间，他觉得主任很可怜。

但他强迫自己在心里重温那天所受的侮辱，才没因心软失去原则。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他，永远也不会跟主任这样的人在一起蝇营狗苟。不能否认，有时候主任会表示出和解的意思，露出了假惺惺的神气。但他不肯买账。那不过是主任因自己的权力之绳快缚不到他，便想把他拉近一些罢了。

他说，他很庆幸跟主任吵了这么一架。如果不吵这一架，他跟主任的关系还是那么不明不白。现在好了，泾渭分明，一刀两断，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解脱。

五

××精神病院，兹将我单位科员禹漱敏近来的精神卫生情况报告如下：

近阶段以来，被送人禹漱敏行为异常，按道理，作为国家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应该懂得遵守严格的作息时间，可是他逐渐表现得不遵守纪律，无故迟到早退，甚至不经请假就旷工的现象也屡次出现。精神易激动兴奋，易与人发生冲突，工作学习和其他活动注意力均不能集中，自控能力差，精神萎靡不振，对人冷淡、与人疏远、对亲人怀有敌意(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谈到)、少言寡语、独自呆坐，或无目的漫游，对同事的劝告不加理睬。行动越来越迟缓，在办公室里经常端坐一隅，纹丝不动，对其他人的进出毫不关心，甚至失去起码的礼貌。具有自恋人格倾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整天戴着耳机，尤其喜欢听贝多芬，对具有疯狂性的音乐有特殊兴趣。

被送人疑病观念很顽固，两月前，他屡屡外出，到精神病院还有其他医院作了各种检查，担心或相信自己患有某种疾病，希望得出患有疾病的结果。具有一定强迫观念，反复检查字是否写错，门窗有没有关好。据其妻子讲，在家里，他也会反复检查电灯、水龙头或煤气开关等。由于觉得手脏，床单脏，就反复洗手，要妻子洗床单。在单位，也经常看到他洗手。只要动身便是洗手，不然就不动身。或者怀疑自己刚说过的话或刚做过的事有错误，就反复多次地询问周围同事，求证自己的表现。他明知这样的行为没有必要，却不能控制，否则就会焦虑紧张，痛苦不堪。

被送人对各种事物兴趣减退，孤僻任性，沉默少语。与同事交谈时不注意倾听或很少回答，情绪多变，常因小事痛苦流泪或无故高兴。有严重的被迫害妄想，且伴有幻听，内容荒诞不经，常怀疑有人在背后议论或辱骂他，逐渐形成与周围完全对立的局面。近阶段以来，工作能力也大大下降，很简单的日常工作，他连起码的程序都忘了，比如材料的格式，科室里的程序，语法等等。在和同事的语言交流中，常常答非所问，言语支离破碎，语句缺乏联系。思维过程也很缓慢，以致影响言语速度。性格反常，无故发脾气，自语，自笑或无端恐惧。而且，其情感反应与环境非常不协调，与思维内容不配合，甚至出现情感倒错现象。比如单位拿了先进，明明是一件高兴的事，他却表现得忧心忡忡。我们省城被评上了全国文明卫生城市，他却冷嘲热讽。看到别人笑，他觉得刺耳。据谭某讲，他很反感她看电视剧、相声、同一首歌、挑战主持人、相约星期天等等收视率极高的节目，只希望她看新闻调查、社会纪录、法治在线等节目。被送人具有某种比较明显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他竟然说科学技术的进步毫无意义，说原始社会的人们也照样活得很快乐，说马克思当初对人类社会的阶段划分是完全错误的，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只有两种，那就是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说中国的历史书应该完全重写，不应该给秦始皇唐太宗朱元璋这样的人以大量的篇幅，不然会导致更多的权力崇拜，现在的很多宫廷电视剧就是证明，有许多亡国之君倒值得大写特写，他喜欢看外国足球不喜欢看中国足球，说很多人把体育和爱国混为一谈，说现在关于2008年奥运会谈得太多，以致他一听到福娃就想吐……

另，据同事们观察和与之交谈，发现其有比较明显的知觉障碍，有躯体不适感，如时常觉得头部沉重，脑子模糊不清，他曾跟同事说，这段时间，他感觉自己的头部好像和身体分开了。并且经常头痛、头晕、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失眠、做噩梦等。时常感到受了控制，要摆脱单位所有的纪律与规章制度。即使是大热天，也穿着厚衣服，戴着帽子，仿佛要把自己藏起来。另一方面，又常表现出被迫窒息，即使大风大雨，北风呼啸，他也要把窗子打开。极不习惯空调，认为空调有某种强迫意味。强迫他呼吸某种他不想呼吸到的气体。

被送人有强烈的灾难妄想。坐车担心出车祸。步行会担心楼上掉下玻璃，坐在屋子里担心天花板出现裂缝，怀疑跟每一个同事都有纠纷。据他妻子讲，他几乎每天都会幻想妻子或女儿出了严重的车祸，然后被自己的想象折磨得发抖，好像事情真的已经发生。另，被送人与家庭成员关系紧张，前阶段他一直怀疑妻子有外遇。事情的起因是谭某单位的领导因贪污被起诉，检察机关在该领导的办公室搜出了一本日记，上面除了领导的受贿记录，还有他的私生活的描写，比如跟哪些女人约会、送了对方什么贵重礼物等等。被送人便怀疑日记里的谭××就是他妻子，为此想出种种办法来试探，对妻子横加指责，进行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到目前为止，他的怀疑仍未消除，并扬言，他一定要报复他的妻子。这件事让他觉得很丢脸，心情压抑，郁郁寡欢。

被送人的躯体障碍也很明显，据观察，常有出汗、口干、胸闷、吞咽困难，腹泻或便秘等症状。有时候，他一天上好几次厕所，有时候则恰恰相反，上一次厕所要呆好久，且伴有呼吸急促，头昏出汗，四肢冰凉等症状。最长的一次，他在厕所里蹲了三十多分钟，而且什么都没拉出来，这是单位同事亲眼所见。他经常表现出胃肠不适，食欲下降，多次拒绝和单位同事就餐。睡眠障碍突出，该睡时头脑清醒，该醒时昏昏欲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送人有家族精神病史，其父在他五岁时，因精神分裂症自杀。并且据调查，其父曾犯重大罪行被判刑劳教，1978年，发病后保释就医，不久便服毒自杀。

至于有无阳痿、早泄、遗精等症状，因涉及个人隐私，待考。

综合以上诸种症状，我们认为被送人禹漱敏行为异常，情感、思维和知觉均出现大面积障碍，性格剧烈扭曲改变，类神经症状明显，已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同时，被送人具有固执的反治疗倾向，对自身精神活动的理解和判断发生了障碍，不能对自己的病态表现进行分析和批判，反而认为自己的病态知觉、思维、言语和行为正确，不肯承认自己有病。故现将其送至精神病院，请予以确诊和收治为荷，不胜感谢!

六

涂荣广处理完一个病人，才下班回家。这个病人从九岁开始喝酒，后来发展到每天喝烈性白酒不少于一斤。为了戒酒，指头都砍断了两根，可每戒一次，酒量又大了一分。以致骨瘦如柴，全身发颤，经常出现谵妄状态，这次他被几个子女强行送了过来。由于长期大量饮酒，慢性酒精中毒导致了精神障碍。

涂荣广给病人实施的是厌恶疗法。他摆出十二个玻璃杯子，在其中的九个杯子里装入烈性白酒，在另三个杯子里装入自来水，把它们随机摆放，然后让病人随意拿起一个杯子去闻，如闻到盛酒的杯子，就给他一次电击。他相信，经过几周的治疗，病人酗酒的恶习一定会得到有效的控制。

他只有上班的时候才感到快乐，下了班就有些烦。

回到家里，不出所料，老婆苏红果然还没回来。

他的耳朵里仿佛又掀起了一阵阵麻将的搓动声。山崩地裂。山呼海啸。

苏红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同事家打牌。

他们住的是苏红单位的改造房，市邮政局以前的集体宿舍。也就是说，他们家的楼上楼下都是邮递员。这种感觉很不舒服，好像他是被人托运或寄存的包裹。这样，他们吵架的时候，苏红就显得理直气壮了。她说，你不愿住就搬走。

可当初，这套房子，无疑也是他追求苏红的动力和筹码之一。是放在了他内心的天平上的。他是外地人，在异地工作不免有漂泊之感，农历每月初一十五，这个城市的人都会放鞭炮，他讨厌得要命，一听到鞭炮声，他那异乡人的感受就异常强烈。后来，他和苏红见面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们这里的人真讨厌，怎么每月初一十五都要放鞭炮。他的抱怨引起了苏红的共鸣。作为本地人，她也很讨厌这个陋习。因为这，她在有些场合都不愿承认自己是本地人。可他，直截了当地批判了他们的陋习，让她产生了好感。

但是她没想到他们在结婚后的第一个星期，他也像其他人那样，清早在门口放了一挂鞭炮。那天正是农历十五。

那挂鞭炮预示着他们的婚姻生活由各取所需和南辕北辙所带来的不幸。

他早就想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充斥着傲慢的邮政系统职工的地方。苏红是顶她妈的职进了这个系统的。楼道里常年弥漫着一种油漆的味道。奇怪，并没有什么油漆，可他闻到的就是这种味道。他在邮局见过他的邻居们，有的连简单的加减法都会算错。他们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这些人没什么别的追求，又有的是时间，下了班就互相串门打牌。苏红很快就上了瘾。由于经常熬夜，手背的皮肤便格外粗糙，不小心碰到她的手，会以为是一个老女人的手，他不禁被吓了一跳。不过他并没有提醒她注意护理之类。他曾想买一套房，但怕离婚时财产分割让苏红占了便宜。他是不会让苏红占便宜的。现在他的工资比苏红高得多。这几年，精神方面的疾病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原来，他小时候住的那条胡同里，那个整天说胡话的王阿姨和看到人就会把裤子脱下来的丑阿金，都是得了精神病的，如果是现在，都能治好。可那时候，谁会想到把他们也送到医院里去呢?从这方面说，社会真的是进步了。最可惜的是他的五舅，在大学里谈恋爱受了刺激，才读了一年就被学校劝退了。他不理解学校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对他五舅不是双重打击么?从大学回到家里，五舅整天都木讷地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作声，从早晨坐到晚，每晚九点半，准时睡觉。据说那是他和女朋友初次约会的时间。全家人都为他着急。五舅读的是师范大学，如果正常毕业，会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二舅有些门路，心想五舅这样坐下去不是个事，便找关系把他活动到郊区的一所中学当代课教师。学校对五舅也很照顾，只让他教些无关紧要的课，等于花钱养着他。但他没法维持课堂纪律，那些调皮无知的学生经常跟他唱对台戏，把他当猴耍，每上完一堂课，五舅都要气得浑身颤抖。没多久，他病得更重了，一天晚上，他悄悄走进了离学校不远的一口水塘。五舅给涂荣广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他被人从水塘里打捞出来，身子胀得像一头牛，脸色比平时更黑更紫。等他读了大学，才知道五舅原来是可以治好的，甚至治起来还很简单。可当时，连那么精明能干、跟各界人物都有交情、在什么地方都混得开的二舅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据说五舅是个数学天才，上课昏昏欲睡，从不听讲，但学校的每次数学竞赛他都参加，而且成绩总是全校第一。

没买房子，他就悄悄存私房钱。他和苏红是不会过长久的。因此从结婚时起，他就骗苏红，说他不能生孩子。对于一个医生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难。他不希望将来孩子会成为他们离婚的绊脚石。他是从结婚起就准备离婚的。为此他不惜破坏自己的形象，她讨厌什么，他就偏偏去做什么。他迟早是要买属于自己的房子的。现在，他已今非昔比，一口地道的本地话，比本地人更像本地人，何况他现在还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可这两年，房价天天在往上涨，他的钱在银行里一天天贬值，气得他直骂娘。要想阻止它们继续贬值，唯一的办法就是早点和苏红离婚。

他们不幸婚姻的源头，就在于他和苏红第一次做爱时，发现她不是处女。

从此，她在他眼里，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或更多的人。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有其他男人藏在她身后。他们接吻，其他的男人会探出脑袋偷看。他们做爱，其他男人也在旁边用力，有时候帮他，有时候帮她。她说你快点，可他却泄了气。

奇怪的是，苏红对此满不在乎，甚至还露出恬不知耻的神气。他不知道她为什么还那么理直气壮，好像她找了许多帮工，帮他扫平了前进的道路。

他曾旁敲侧击地向她打听，那个或那些男人是谁，可苏红根本不承认有其他男人的存在。对此，他很生气。如果她跟他讲出来，说不定他还会原谅她。可她坚持说没有。就好像门本来是锁得好好的，等他从外面回来，发现门开了，肯定是有人进去了，难道是风吹开了不成?她这不是把他当傻瓜吗?

看来他对她还所知甚少。他要进一步摸清她的底细。这对于他以后的生活很重要。他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过下去。这哪是结婚，简直是钻绿帽子，跳粪缸。

他开始向她的熟人或朋友巧妙打听。原来，她早在读初中时就跟人上了床，那时她才十四岁。怀了孕，差点被学校开除。后来又差点让两个脸上长粉刺的家伙动刀子。如果不是其中的一个后来在群殴中死掉了，另一个去当了兵，还轮不到他来娶她。他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他甚至怀疑那个介绍人都有销赃的嫌疑。

他有折磨她的法子。这时他才意识到，他是爱她的，可越爱她，便越不能爱她。他想他为什么这么命苦呢，想找个处女做老婆都扑了空。他在许多事情上都扑了空。填志愿，考研，恋爱。刚毕业时，他就被在大学里热恋了两年之久的女友耍了。那天中午他忽然回到他们临时租住的民房里，却发现她腿间夹着另一个男人。每次，他都要把苏红的内裤撕碎。他喜欢这种撕碎的感觉。反正已经破了，就让它破下去，破罐子破摔。他不能容忍别人动过他的东西。他要报复她。从卫生学的角度来说，那是一次不卫生的性交，不久之后，妇科病开始在苏红体内扎根，如果她想他接纳自己，她就必须接受这种不卫生的性交。她忍受着。闻到她体内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他露出了难以觉察的微笑，仿佛那是她应得的惩罚。他在以这种方式，来驱赶他对她的爱情。终于，他成功了，有一次，他刚把自己的衣服脱掉就把她推开了。他一路呕吐着奔向卫生间。

此后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

或许，说爱情依然是不准确的。当初，他真的是因为爱她才追求她的吗?他认为，爱情只在人的童稚状态中存在，一旦渗入了心机，就谈不上爱情了，只能说是异性间的互相利用和勾引。爱情犹如慈母，恋爱中的男女有如她怀中的孩子，等孩子长大，他们只能离慈母越来越远。谁还会像孩子那样欢笑和哭泣呢?那时，为了追她，他还是动了些脑子的。他先了解她的气味，再投其所好。他在她面前表现出了雄辩的天才。他大她几岁，知道怎么讨她的欢心。刚开始，女孩子是好幻想的，他就向她展示他的理想和抱负。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让她听得双颊绯红，心驰神往。她的面容看起来是那么纯洁无邪。可他不知道，这样单纯的女孩子也跟别的男人上过床，而且是为他所不齿的那类没什么文化的人。难怪，他那么容易把她弄到了手，原来她早已是开了封的酒，正在等着他这只勺子来舀她。本以为她中了他的计，到头来，却是他中了她的计。

前不久认识的一个朋友，说他创办了一家网站，专门给那些单身老板(号称钻石王老五)介绍异性朋友。网站没开通多久，竟火得不得了。应征的多是女大学生。有一个老板因妻子不是处女一直耿耿于怀，想找一个处女，但他在和几十个女大学生约会后都失望了，最后找了一个十六岁的高中生，双方看了照片，都很满意，就等着见面了。但那女生的哥哥忽然提醒妹妹，要老板在见面时提供一份体检证明，结果老板发现自己得了多种性病。

所以他对自己找一个处女做老婆不再抱信心。这方面的资源已遭到严重破坏。在一次开会时，他认识了市第一医院的内科主任陶彩铃。他们一见面就互相产生了好感。她说，请问涂医生，我有个精神问题该怎么解决?他问是什么问题，她说她结婚这么多年，在性生活上从来没有满足过，听别人谈及此事就烦躁不安。她说涂医生，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这是一个疯狂的女人。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一扫以前的萎靡之气，竟如下山之猛虎，把个陶彩铃弄得死去活来投胎重生。

跟陶彩铃在一块很轻松。他们到了一块，只干一件事，那就是脱衣服。一切都有条不紊，紧凑而有序。就像她的衣服，原本紧紧地绷在身上，但一解开扣子，相关部位便会美妙地弹跳出来。一个小巧玲珑的女人。她的身体无比地瘦小，也无比地饥渴。这种反差给了他很强烈的感受。他们甚至很少说话。即使要说什么，一个眼神就够了。她的牙齿和眼神闪闪发亮。哪怕是打电话，他们也是沉默多于语言的。仿佛只要把电话拨通，其他的事情只管交给空气好了。他们发短信，一个说“喂”，一个说“哎”。用的是语气助词。省略了的句子成分仿佛就是两人彼此的身体。

自从有了陶彩铃，他的生活不易觉察地出现了一些变化。他对生活、对苏红的憎恨比以前淡薄了许多。他和苏红彼此客客气气，相敬如宾。有时候，苏红实在忍耐不住，会嚎叫起来：涂荣广，你这个伪君子，你究竟要把人折磨到什么时候?老娘不就不是个处女吗，有什么了不得的，有本事你去弄几个处女，老娘也不管你，要不，我明天给你去介绍一个，或者在报纸上给你登个招聘广告，总行了吧?她上前来撕扯他，要跟他吵架，他也只是及时地闪开，掸掸衣服，继续看电视或翻报纸。苏红沉默下来，在一旁看着他，叹了口气，说，我知道，迟早有一天，你会把我送进你们那个精神病院的，求求你，让那一天快点来。仿佛是害怕真的有那么一天，她如惊弓之鸟，要等夜深人静，才悄悄溜回家来。并且每次还要一个女伴护送，等她安全进了屋，才让对方离开。

他没理会苏红的聒噪。如果苏红真的想进精神病院，他也没必要亲自动手。一个没有婚内性生活的女人(估计她现在婚外也未必有)，一个内分泌严重失调的女人。一个快要歇斯底里的女人。他不急。他在等待事物自己由量变到质变。时间是最好的酵母。就像他的同事梁康蒙，本来，他早就可以提醒他，近阶段他在精神上出现了一些反常，但他也不急。他总会看到他想看到的。

他四处察看了一下，他担心苏红已经回来，偷偷藏在什么地方，趁他没注意，悄悄潜到他身后，举起花瓶或张开剪刀……为此他经常移动花瓶的位置，或把剪刀藏起来，他老是把菜刀放在砧板的底下。他和苏红有各自的卧室。晚上，他把门打上保险，扣上搭链。因为有一次，他半夜起来小解，拉开门，发现苏红正站在门口，头发蓬松，两眼发赤，简直像个女鬼。他吓了一跳，苏红自己也失声尖叫。他们就这样相互提防，互相害怕。

见苏红的确没回来，他才脱了外套，换上家常衣服，他用电热杯给自己烧了开水，扔了点茶叶在里面。每次他都是自己烧水喝。他呷了口茶，想了想单位上的事。很早，他就在努力改善自己和单位上老同志之间的关系。他越来越觉得，那帮老家伙还是不能得罪的，他们就像狗尾巴草，你去踩，它们就会弄你一身，越拍越多，怎么也拍不掉，还真的散发出一股臭味。但如果你把它们拿在手上，它们就会成为你的武器，你可以用它们来对付敌人。这就是那帮老家伙的妙用。以前他没领悟到这一点，结果他们集体反对他排斥他，联名上书或写匿名信，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结果，弄得他差点功亏一篑。现在，他处处打老同志的招牌，维护老同志的利益，为老同志着想，瞧，情况出现了可喜的变化。这次，他又利用了一下他们，把院长搞得焦头烂额。用不了多久，院长就会被咬烂搞臭的，那时，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取院长而代之了。

然后他躺在沙发里翻报纸。他喜欢看本地新闻。有时候，上面有一些病例和线索。很多人，都没意识到自己或身边的人患有精神病，作为医生，他有必要提醒和督促他们。他的这种治病救人的精神还被报纸报道过。当然，那是为了配合宣传而花钱做的软广告。现在的医疗广告越做越精彩，都是以记叙文的形式出现的。有什么办法呢?目前，除了像妇幼保健院这样的国家重视定向医院是全额拨款，其他医院都是少量拨款、多数自筹。精神病院作为特种疾病医院，在经营体制上跟普通医院并没有区别，他们也要自己挣钱吃饭。报纸上，头一张照片是院长，第二张照片就是他。他正在门诊。经他做思想工作，有十多位精神病人的家属主动把患者送到医院诊治。

今天他很高兴。那个叫禹漱敏的家伙终于被送到医院里来了。如果不是碍于梁康蒙的情面，他早就插手了。说实话，他对梁康蒙近来的状态十分不满。梁康蒙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走向了某个极端。他反对药物，反对强制收治精神病人。他认为应该让病人处于一种自由散漫、任其自然的状态，说什么这种强制收治行为本身就会对病人产生极其有害的心理暗示，让病人产生恐惧感，并说绝大部分精神病人对别人并没什么妨碍，进行一些心理按摩就会自愈，强制收治侵犯了病人的个人权益。这简直可笑。试问，如果病人万一做出疯狂的举动，谁负责?最近，社会上经常有杀人狂魔出现，就是因为这些人的精神疾病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治。再说，精神病人是否算一个合格的公民?如果不合格，就不能用普通的公民的标准要求他们，他们也就不配享有普通公民的个人权利。当然，不可否认，梁康蒙说的那种情况也有，但任何事，都有个孰轻孰重的问题，有个大和小、多和少的问题，梁康蒙关心的是极少数人的利益，而忽视了大多数人的权利，这是对还是错呢?答案是明摆着的。谁都明白少数服从多数的道理，梁康蒙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不知道他真是个书呆子，还是故意刁难别有用心?一个人，干吗老是标榜和潮流保持距离，装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认为自己有多了不起?或许，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问题，并且古往今来，这种问题还很普遍。这是一种受了刺激而导致的精神障碍。哪怕是历史上一些很有名的人。不管你是名人还是伟人，不等于你精神就一定健康没有问题。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梁康蒙那些所谓的奇谈怪论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是精神至上，人不能沦为金钱的奴隶等等。这种腔调，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过了，可事实证明，那是错误的。在梁康蒙看来，医院强制收治病人完全是为了赚钱。他怎么不想想，治病救人也是劳动，付出了劳动就应该拿报酬，这又有什么错呢?梁的观点很荒谬。他似乎要从根本上抹杀医生和病人的区别，抹杀病人和健康人的区别，抹杀精神病患者和正常人的区别。这是极其幼稚的。谁都能一眼看出的事实，他却在苦苦思索和求证。这真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梁康蒙和这个叫禹漱敏的家伙为什么谈得那么开心，就因为他们是一路货色。事情就是这样，一个正常人和一个精神病人不能正常交谈，但一个病人和另一个病人却往往谈得很投机。面对彼此词语或句子间巨大的跳跃和空白，他们竟然如履平地或视而不见。

什么是精神病人，简单地说，就是和普通人、正常人、大多数人不一样的人。哪怕他是天才，其实天才往往也是有病的。他一向是这么看的。精神病人的显著标志是，他们从来也不肯承认自己有病。一个人，如果别人认为他有病，而自己不肯承认，那么他十有八九已经有病了。这是屡试不爽颠扑不破的真理。他们的大脑已被损坏，怎么知道自己有病呢?就像一只灯泡断了钨丝一样，是不可能用来照明的。不过要补充说明的是，一个人很有可能同时患上几种精神疾病，那么他们有时候会承认自己有病并希望别人接受这一点，有时候却表现得完全相反。

下班前，他再次仔细看了那份关于禹漱敏的病情报告。据此看来，这个人的疾病就很复杂，既有精神分裂症的表现，又有抑郁症或其他类精神症状。报告写得挺有文采的，不愧是耍笔杆子的人弄出来的。虽然落款处的公章盖得比较模糊，似可值得商榷，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它盖的不是单位公章而是部门公章，但只要公章里有红五角星，就表明它具有法律效力。

这几天，一个叫谭霞成的女人不断地来医院要人。她是禹漱敏的老婆。这个女人很泼辣，在医院里叫叫嚷嚷的，看上去不是那么好对付，她一会儿来找他，一会儿去找院长，甚至还威胁说要把此事诉诸媒体，让媒体来曝光。他才不吃她这一套。他把禹漱敏单位送来的病情报告和鉴定申请给她看。程序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个护士也劝她，说，医院向来就是这样，只要有单位的公章，医院就会收治，不一定要征得家属的同意。当然，如果家属主动把病人送来，医院更加欢迎。这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对病人、对和平稳定的社会高度负责。谁把病人送来，医院就对谁负责。禹漱敏是单位送来的，医院就对其单位负责，这个女人要想探视，必须征得禹漱敏所在单位的同意。这不是捉迷藏，这是规章制度。

他起身上了一下洗手间。前不久，他看了一则新闻，说有个医生破天荒地利用神经疗法来给一个人戒烟。也就是说，用外科手术打开病人的颅脑，找到那根嗜烟神经，再把它结扎或切除。他觉得这种方式很好。那天，他到旁边的戒毒中心去聊天，他们说也正在研究用这种疗法帮助患者戒毒。他想，如果把这种方法应用到精神疾病的治疗上，说不定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许多因药物或心理疗法解决不了的难题会迎刃而解。

如果准备得充分，说不定可以在这个禹漱敏身上试试。

这时他收到了陶彩铃一条短信，上面只有一个字：喂。

七

关于我院患者禹漱敏的三份精神测试问卷：

A

1．你是否过分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担心自己患有某种疾病?

2．你是否对现状不满?

3．你是否跟朋友或同事无法进行正常的情感交流?

4．你的联想是否散漫零乱，不着边际?

5．你是否对自己以往的言行感到内疚和悔恨，比如担心说错了话、举止不当，得罪了人等等?

6．你是否无端沉迷于脱离现实的幻想中，自语，自笑或无端恐惧?

7．你是否有突如其来的不寻常或不自然的举动?

8．你是否过分自信乃至自负，确信自己具有不寻常的才能，跟别人不一样?

9．你是否感到心境抑郁、悲伤、沮丧?

10．你是否对同事或朋友怀着仇恨、敌对和蔑视心理?

11．你是否经常怀疑同事在背后说你坏话?

12．你是否出现过幻觉，常听到了别人的议论或感觉别人对你指指点点?

13．有时候，你是否动作迟缓、言语减少，坐在那里发呆?

14．当领导检查工作时，你是否不合作或有对立情绪?

15．是否经常出现情感反应与环境非常不协调，与思维内容不配合，甚至情感倒错现象?比如明明别人都在高兴，你却感到忧伤，别人都在难过，你却暗暗高兴?

16．你是否对各种事物兴趣减退，漠不关心?

17．你是否常因小事痛苦流泪或无故高兴，易激动和兴奋?

18．你是否有定向障碍，比如方向感不强，健忘，跟一个人明明见过面，却怎么也想不起对方是谁?

B

1．你是否经常闷闷不乐，情绪低沉?

2．你是否觉得一天之中，早晨的情绪最差?

3．你是否想哭或容易流眼泪?

4．你是否经常失眠，做噩梦?

5．你是否觉得自己的食欲没有以前强烈?

6．与异性密切接触时，感觉是否没有以前那样愉快?

7．是否觉得体重在减轻?

8．你是否有便秘的苦恼?

9．你是否感到心跳比以前快了，甚至出现心悸?

10．你是否容易感到疲倦，浑身没劲?

11．你是否感觉头脑没有以前清楚，反应迟钝了?

12．在单位上，你是否有能力下降的感觉，觉得以前经常做的事情现在有困难?

13．你是否经常感到不安而不能平静?

14．你是否对未来感到灰心绝望?

15．你是否无故发脾气，不能自控?

16．你是否优柔寡断?

17．你是否很自卑，常觉得自己是个无用的人?

18．你是否觉得自己的生活空虚无聊，毫无意义?

19．你是否认为如果自己死了，别人就会生活得好些?

20．你是否有阳痿、早泄、遗精等症状?

C

1．最近，你是否觉得比以前更容易紧张或着急?

2．你是否无缘无故地感到害怕?

3．你是否容易烦躁、害羞和脸红?

4．你是否觉得自己不能忍受，可能要发疯?

5．你是否有强烈的灾难妄想，会担心突然发生地震，坐车担心出车祸，在大街上行走会担心楼上掉下玻璃等等?

6．你是否具有一定强迫观念，老担心门没关紧，水龙头没关上，反复洗手等等?

7．你是否因为头痛、颈痛和背痛而苦恼?

8．你是否容易感到乏力和衰弱?

9．你父母是否有过精神病史?

10．你是否经常有不安全感，爱与别人争辩、抗议而不易接受批评?

11．你是否自尊心过强，处处要求别人重视，易感委屈与受轻视，情绪易激动，易生愤怒情绪?

12．你是否经常有晕倒似的感觉?

13．你是否感到吸气、呼气不容易，手脚麻木、有刺痛感?

14．你是否觉得别人的笑声刺耳，也希望别人跟你一样痛苦不堪?

15．你是否常有出汗、口干、胸闷、吞咽困难，腹泻或便秘等症状?

16．你是否时常感到受了控制，比如即使大风大雨，北风呼啸，也要把窗子打开，或极不习惯空调，认为空调在强迫你呼吸某种你根本不想呼吸到的气体?

17．你是否敏感多疑，孤僻任性，我行我素?

18．你是否喜欢情感用事，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爱幻想及夸大虚构事实情节?

19．你是否经常失眠，紧张性头痛，头胀，头重，该睡觉时头脑清醒，该清醒时却昏昏欲睡?

20．你是否对自身精神活动的理解和判断发生了障碍，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病?

八

整整一上午，禹漱敏像是被老师关在教室里做作业的学生。虽然他曾是那么地喜欢学习和考试。涂荣广正在对他进行精神测试。

他说，如果一个人有病，他的答案又怎么会是有效答案?

涂医生说，这不是你考虑的事情。

填到最后一项时，他有些嘲讽地抬起头来，问涂医生：我有病吗?

涂医生反问他：你说呢?

他忽然毛骨悚然，意识到他什么也不能写。或者说，无论他写什么，结果都是一样的。

九

他猜想，谭霞成大概正在发了疯般地找人。找医生，找领导，找其他的社会关系。不用说，谁也帮不上忙或不会帮忙。她再泼辣能干也没用，因为她不了解真相，就好像她手里有厉害的武器，可不知道对手是谁。他后悔以前没把单位上的事情告诉她一些，这样她就会作好充分准备，免得被人推诿和戏弄。想到她无辜和四处碰壁的样子，他十分难受。他的手机被医院“保管”起来了，他想打电话，护士说医院有规定，病人是不能随便往外打电话的。他想说他不是病人，末了还是什么都没说。他不想再陷入那种无聊的循环论证。

既来之则安之。在这里尤其不能有过激行为。所有过激行为都会被认为是犯了病的表现，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强制措施在那里等着你：捆绑、针剂、药物、电击。他对自己说，禹漱敏，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精神病，那你就给我保持镇定，不管怎么样，先把自己弄出去再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配合他们，自己做自己的地下党。既然医生说，病人缺乏自知力，那么病人的胡言乱语、点头或摇头，怎么又被当作了确切表达呢?这里面的逻辑实在是太荒谬了。他们在用你虚妄的证词来证明你虚妄的疾病。你说你有病，那好，留下来治疗吧；你说你没病，他们会说，这正是精神病患者的典型症状，越是有病的，便越说自己没病。这是强盗逻辑。你说这个人的精神出了问题，是依据你的标准，你认为他不快乐，可他真的这么认为吗?一个沿着大街乱走、甚至不穿衣服、在寒风中唱歌的疯子，真的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痛苦吗?不，他不但不痛苦，或许还很快乐。因为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疯子也是一个强加的观念。所谓的疯子，是因为他跟别人不一样。谁又能否认，或许在疯子的世界里，别人都疯了，只有他自己没疯呢?但一个社会，往往需要的就是和别人一样的人，而不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人。这才是许多人判断疯子的标准，就好像有人说，当你意识到自己身体上某个部位的存在的时候，那么它很可能就已经出现了问题。这话听起来多么有哲理。有句话怎么说，他人即地狱。或许这倒说到了根本上。当然，有人说，说这句话的人也是一个疯子。因为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但没有谁敢说出来，可是他说出来了，所以他就是疯子。可谁又不是疯子呢?甚至有时候，这个世界完全是由疯子在操作运转。疯子的话被当作圭臬和至理名言屡见不鲜。一个疯子杀了人会被抓起来，可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也是疯子(谁也不能保证他不是疯子)，如果他发动了一场战争，谁又来制裁他?如果大多数人都疯了，那么就只有少数人没疯。如果大多数人都没疯，那么就只有极少数人在发疯了。多数与少数，真的是判断疯狂与否的标准吗……没有确切答案。他无法取舍。他摆了一下脑袋。他觉得自己的样子有些陌生。左边是悬崖，右边是深渊。看来，只要有人想把你送进精神病院，你就决无逃出去的可能。他唯一的办法是佯装中计，再想办法逃脱。

或许，观察和了解一下精神病院的生活并没有坏处。他当中学老师的时候，曾对人说过，他最想做的是医生。可他既没有把教师做下去，也没有改行当医生，他做了公务员，现在又被关进了精神医院。他要当公务员，不是小公务员，可他还是成了一个小公务员。就像许多人并不想做小市民，结果还是成了小市民。他对一些地方很感兴趣，比如监狱，比如精神病院。他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了解了这两个地方，就可以了解全部的社会。他没法进监狱，精神病院的大门却被他一脚踩进来了。

他先看到了一个老是要跳楼的人。那个人对跳楼似乎上了瘾，他总想趁人不注意爬到楼顶上去。他认为在他跳下去的时候，翅膀自然会从体内伸展出来。他可以像小鸟一样在天空翱翔。他砸玻璃，砸门。他讨厌所有的门和窗户。他的指尖陷进门框里，鲜血淋漓。他彻夜号叫，很快被送回强制区。还有一个人，看不得开关样的东西，看到便要上去拧一下。是开的他要关上，是关的他要拧开。对此他很固执。听说他曾把房子里的管道煤气打开，差点引发一场火灾。他说，有一天，他茅塞顿开，心想，只有把煤气打开，才不用担心它是否已关上。据说他还是个作家。看来，这家精神病院里，住的都不是普通的人。或许，许多人因为和别人一样，反而不容易出精神方面的问题吧。一个大学教授，因在校内张贴小字报、静坐、绝食，被单位送了进来。一个大学生因同性恋被家人送了进来。一个维权的女工，在和厂方发生冲突后，已是第六次被关进这里。一个报社的编辑，却是自己要求来治疗的。他曾在头版头条中，弄错了市委书记的名字，把“铎”字误成了“怪”字，没校对出来，使得报社总编引咎辞职。他当然也没什么好下场。现在，他经常坐在那里自言自语。他一把抓过禹漱敏的手，说，我总觉得，“呆在那里”的“呆”，还是要改为“等待”的“待”，报纸上还是不出现“痴呆”的“呆”字为好，免得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再比如“抚摸”和“抚摩”，前面的“摸”看上去是否像个流氓?至于把“稀奇”改为“希奇”，是因为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希奇”排在“稀奇”一词前面，这牵涉到排名先后的问题。他蘸口水在地上写了一个“长”字，说，这个字我怎么越看越不像?还有那个“学习”的“习”字，弯着腰，显得很谦虚，但他的嘴里却同时叼着两根香烟，这个形象不太好。至于“我们”的“们”，我看也有问题，一个人靠在门上，就表示好多人?是不是其他人都在屋子里，只派一个人来站岗放哨?他们是否在从事非法活动，比如传销或法轮功什么的?

对面的房间里，住了一个老头子。老头子怎么也不肯穿病员服，趁护士不小心，就要奇迹般地从什么地方翻出一套类似于警服的保安制服来。这是医院特许他家人送来的，因为一穿上制服，老头就很听话，叫他吃药就吃药，叫他打针他就挽袖子或褪裤子，而如果不让他穿制服，他就暴跳如雷。现在他穿上保安制服，赶快站到病房的大门口去指挥他想象中的交通了。跟他住在一起的，是一个处级干部。处级干部什么都好，就是喜欢随地大小便。开始是在单位的卫生间里，无论是大便小便也不肯用水冲，甚至连那扇小木门也不肯关上。后来发展到偷偷在单位、公园或广场的草地上大小便。如果单位组织旅游，他一定要作好充分准备，在野地里拉个够。为此他多次被罚款或受过其他处罚，可他毫不在乎。

住在旁边病房里的，是两个青年人。一个是做油漆的民工，给人家装修房子，可包工头总是发现刚买的油漆第二天就莫名其妙地少了许多。开始他以为是谁偷出去卖钱了，这种事情在装修的民工那里并不少见。他暗暗监督了几回，也没发现民工偷油漆出来的迹象。有一次他趁人不备突然用钥匙开门闯了进去，惊讶地发现那位民工正赤身裸体，全身涂满了油漆。另一个还是个在校高中生，他一到学校门口或进教室，就感到头晕、恶心、腹痛，回到家中，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他父母希望快点把他治好，好让他去参加明年的高考。

现在，禹漱敏在看着护士给他打针，看着他吃药。有几次，他还是不得不把药片吞下去了。他的静脉血管好像张开了大口，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冰冷的针头。当冰冷的液体被推进他的血管，他感到一阵清凉。但马上，他又害怕起来。他想，假如那些药物真的在他体内发挥了作用，比如对付偏执暴躁的，可以让病人变得安静，但如果不是病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会不会让他过于安静乃至死寂，让他患上另一种疾病比如幽闭症呢?抗幻想的药会不会把他的想象力完全杀死?抗木呆的药会不会让他忽然多动好动口若悬河了呢?抗强迫症的药会不会让他对什么都漠不关心呢?还有，他究竟出不出去，也是一个难题。不出去，肯定不行。可出去了，也难保不会弄假成真，难道别人不会认为他是真的得了精神病，经过医院的治疗，才康复出院的么?就好像一张白纸，已经被染黑了，谁相信它以前是白的呢?到那时，他真的说不清楚了。他最好是像他看到过的那些耍赖的人，被人无端打倒在地，明明可以爬起来，可就是赖在地上不肯起来。

但他怎么会成为一个耍赖的人呢?难道他真的要被逼成一个耍赖的人么?

想到这里，他不禁大汗淋漓。他真的很着急了。即使他把药片藏在舌头底下，可它们似乎也在和他捉迷藏，一转眼，就不见了踪影。药物仍在源源不断地输进体内，他想他现在的思维和动作，是他自己的，还是药物的?是他的自主意识，还是药物在发挥作用?仿佛他在前面奔跑，药物在后面穷追不舍。为了躲开它们的追赶，有时候，他会故意跟它们捉迷藏，本来要这样做，但就在他感觉快被药物赶上时，他却忽然改变了方向，沿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跑了下去。这件事很有趣，每当他捉弄了一回药物，就开心地大笑起来。

这时，另一个人从强制病区转到他的病房里来了。

十

那个人说，我已经是第四次来这里了。第一次，我在这里住了八天，第二次，我呆了半个月，第三次，我被关了两个多月，你说，这一次，我会呆多久?

那个人说，你知道是谁把我送进来的吗?跟你说，是我老婆。这几年，我做生意赚了些钱，她想把我送进精神病院，然后好独吞那些财产。这个女人，对财富的占有欲非常强烈。说起金钱，她的眼睛会放出光来。就像说到美食她便面若桃花嘴唇发亮一样。说实话，我很喜欢她的这种充满了活力的样子。有一段时间，我开着车，带她吃遍了全城和附近乡村的特色小吃。城里的饭店再高级，都是一个味，那味道都是由烹饪学校教出来的，是由味精和各种作料堆叠起来的，但乡下的东西好吃，全是原料本来的味道，菜根是菜根的味道，菜叶是菜叶的味道。这是她总结出来的。我不得不承认她说得很有道理。她是看起来很能干的那种女人，小巧玲珑，风风火火，热情开朗，直爽泼辣，单位上、邻里间没一个人不说她好，连我公司的员工也都夸她。但那一天，我正在公司里，忽然来了穿白大褂的两男一女，闯进我办公室，把我摔倒在地捆绑了起来。不，我已经记不清这到底是第一次还是后面几次被他们抓来时的情景了。以至现在，我一看到穿白衣服的人便浑身发抖。

他们把我架到了楼下的一辆面包车上，直接把我拉到了精神病院，刚开始，我都没想到是她。我最先以为是绑架，看到车上的人都穿着白大褂，我又以为是她的哪一个同事想跟我开玩笑。这似乎可以从他们的回答得到证明，我问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他们笑着说带我去体检。我也笑了起来，故意装出很配合的样子。几天前看报纸，上面说现在有的人活得无聊，就玩出假装绑架或被警察抓走的游戏，让当事人虚惊一场。直到看见“××精神病院”几个字我才感觉不对头，她跟这里的人又不熟。我开始怀疑是有人想报复我。可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谁跟我有深仇大恨。虽然在生意上跟一些人有过一些小摩擦，但在我看来，都早已化解了。直到在医院里，我才如梦初醒，医生说，我老婆给他们出具了详细的病情报告，并且有市第一人民医院精神病专科的诊断书。我根本没在那里看过病。或者说，从小到大，我的身体一直好得很，只有一次，因严重流感在附近的诊所吊了瓶盐水，老婆要我去她们医院我都没去，嫌她们那里麻烦。其他，我基本上没进过医院的门(向我老婆求爱时除外，那时，我经常到她单位去给她献花，因为她说有一个同事追她追得很紧，我要用我独特的方式打败他)。我大吵大嚷，不用说，我被摁住绑在凳子上，打了针。后来我找个机会给我弟弟打了电话(你不知道怎么打吧?等会儿我教你)，弟弟来接我出院，可医院拒绝了。他们说，他们要对病人负责，对家属负责，谁送病人进来，谁才有权把他接走。可我是病人吗?我根本不是病人啊!几天后，还是机会好，弟弟才带着我从医院跑了出来。

在我住院期间，我老婆还来看过我一次，当着别人的面，她对我可好了，她用瓦罐送来了鸡汤，坐在那里亲自给我削苹果，并安慰我要我好好治疗，争取早日出去。你瞧，她多会演戏啊。如果我把鸡汤打翻，她马上大呼小叫说我犯了病。我发现，我越想向医院证明自己正常，结果是，在他们看来，我越不正常了。如果我想早点出去，不应该想着怎么表现正常，而应该装傻，装傻就是最好的表现。只有这样，医生才会相信我已经痊愈，让我出院。而我老婆每次来，总是故意刺激我，让我跟她吵架，制造出我又发病的假象，一次次让我出院的梦想破灭。后来我也学乖了，不大喊大叫了。护士总是说，“乖，听话，吃药，睡觉。”于是我就乖，听话，吃药，睡觉。回家后，我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谁知她竟笑着说，不为什么，老公，我就觉得这样好玩。你说气人不气人!这一次，我还真的相信她了。的确，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一直相处得很好，从未红过脸、吵过架，她没理由不要我、想除掉我而后快啊。

有人说，男人在女人面前最大的毛病就是轻信，真的很有道理。她开始找理由故意跟我吵架。有一天晚上，都九点多了，她又找由头跟我吵了起来，我很生气，就推了她，谁知她竟打电话报了案。我以为是报了案，心想不怕，警察也不会乱抓人的。不久有人敲门，她马上跑过去把门打开，谁知忽然闯进来三个医生，我认出他们是哪里的了，我有些慌神，他们二话没说把我按倒，用手铐把我的手和脚交叉铐起来。就这样，我第二次进了精神病院。

这一次，我的问题似乎更严重了。她说我近阶段情绪不稳定，在家里乱砸东西，酗酒骂人打人，以致她晚上都不敢睡觉，整夜开着灯，并且还有街坊邻居们的证词。我忽然明白过来，我又中了她的计了。难怪这段时间，她老是把灯开着不关，拿拖把柄把家里的东西敲得乒乓响，我问她干什么，她说家里有老鼠，她在赶老鼠，我还奇怪，家里从来没老鼠，防盗门和纱窗都是严严实实的，老鼠怎么进得来?还有几次，她失手打破了茶杯。她把打破的茶杯捡起来又摔了几下。我还提醒过她，这么晚，别影响邻居们休息。我把这些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医生，可他们根本不听。是啊，他们怎么会听一个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呢?想到这一点，我火气上撞，又不理智起来，他们很快又把我送进了强制病房。

第二次是我老婆把我领出来的。她依然又好好表演了一番。给我送鸡汤，跟我的主治医生拉关系，希望我得到最好的治疗。当着病房里其他人的面，拥抱我，亲我。我知道我不能推开她。说不定她就是想让我推开她，好延长我住院的时间。我识破了她的诡计，因此她在拥抱我的时候，恨不得把我窒息。望着眼前的这个女人，我又爱又恨。现在，我似乎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了。她以为，是钱让我变坏了，她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钱抓在自己手里，不然她就夜不能寐。以前她老是说道，男人有钱就变坏，当时我还没开公司，还没有发财，可自从我下海经商后，她就怀疑我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你知道，有时候生意上的应酬是免不了的，要请对方喝喝茶、跳跳舞，就是按摩也是有的，有什么办法，对方就是这么暗示的，你不办，生意就做不成，那些人要么是做领导的，要么是生意伙伴，你怎么能得罪呢?可我跟你说，我真的没干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就是有时候请别人去按摩，我也是不进里间的，我装作进去了，等他们全进去了，我又跑出来，坐在外面等他们一个个心满意足地出来，我再上前去买单。他们很奇怪，说你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我只好装作很尴尬的样子笑了笑，他们马上明白过来，也笑了笑。他们以为我在那方面不行。按道理，这对一个男人来说也是奇耻大辱，可我忍下来了。我这个人，如果说有什么突出的优点的话，我认为就是能忍。被人误解就误解吧，而且我发现，对方见我是一个有重大缺陷的男人，很高兴，跟我签单或订合同的时候便特别爽快，好像给了我莫大的施舍。我每次从外面回来，老婆都要盘问我，她很在乎一些细节。她以特有的职业敏感，在我脸上、身上闻来闻去，仔细检查有没有形迹可疑的头发或其他。我换下的内裤，她也要举到灯下细看。她说，一旦发现我做了坏事，她就要把我剪了。你知道它的宾语是什么。为了吓唬我，有时候她还故意买几把张小泉牌的剪刀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不过我当时都把它们当作了一种特殊的调情手段。我喜欢看她那有些吃醋的样子，她生起气来，脸庞是那么生动可爱。

我想知道她现在怎么解释。那天，我靠在沙发上，一边用小勺子搅动杯里的咖啡，一边望着她。可她什么解释也没有，把卧室的门咚地一声关上睡觉去了。那天，我家里其他人也来了，弟弟，姐姐，妈妈，可他们也没有办法。我过去敲门，她把门反锁上了，我听到她在里面哭。这样，我的心又变软了。

那天晚上，我就主动跟她在一起了。她趴在我怀里，睡得特别香。有时候，似乎还睁开眼，朝我腼腆地笑了一笑。我被弄糊涂了。一时间，我不敢确定白天发生的那些事是不是真的。我希望它是噩梦。我开始怀疑，以前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是不是我的幻觉。可我的嘴巴里，散发着药的气味。我还在外衣口袋里摸到了一只药瓶子，上面写着：盐酸氯丙嗪，抗焦虑药，一般口服量12．5～50mg／次，2次／日。肌内注射，25～50mg／次。治疗精神病宜从小剂量开始，轻症300mg／日，重症600～800mg／日，好转后逐渐减用维持量(50～100mg／日)。拒服药者用50～100mg／次，加于25％葡萄糖溶液20ml内，缓慢静脉注射。这是护士在给我打针的时候，我偷偷藏在口袋里的。我只能怀疑现在是幻觉。我感觉从她体内刮出了一股寒风，我不禁打了个冷战。这个女人，像是一口深井，看起来风平浪静，可我知道，一旦失脚坠下去，就永远也爬不出来了。

为此我找到公证人偷偷立了份遗嘱，说如果我万一出了意外，我的财产分成三份，一份留给我母亲，一份给我老婆(我本不想给她，但又一想，一夜夫妻百日恩，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爱她的)，另一份捐献给慈善事业。我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可他说，如果我被证明患有精神疾病，那么这份遗嘱是无效的，因为精神病人是无责任能力的人。

街坊邻居，开始有人对我指指点点，说我有神经病。我从对面走来，他们会纷纷避开或故意视而不见，如果我跟他们擦肩而过，他们会很紧张地盯着我的手，生怕我会忽然掏出什么东西来袭击他们。他们越这样，我就越频繁地从家里进进出出，我不坐车，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正常的，对他们没有任何威胁。可我越是这样，他们就越认为我不正常了。因为我以前是很少步行的，出门就要上车。公司里的员工看我的眼神也怪怪的。我一个命令要下好几次他们才有所动作，他们看着我说，是真的吗?或：您想好了，是不是真的这么做?我生气了，我把他们从我办公室赶了出去，或扣掉他们当月的奖金。不过第二天我又平静了，把他们的奖金恢复过来。以前，我可是个温和的人，对下属很好。谁知他们下次向我汇报工作的时候，在门外犹犹豫豫，半天不敢敲门。我听到他们在背后议论我反复无常。有一个家伙为了试探我，居然当着我的面把我办公桌上的一盒高级香烟塞进了自己的口袋，要命的是我想命令他拿出来可我说不出口，只好装作没看到。这件事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其他职员也纷纷效仿，把办公室的东西据为己有。我怕太严厉他们一下子走光，那我的公司也就垮了，我只好忍气吞声。他们更加疯狂了。我的财务开始把公司的资金转移到他自己的账户上。我以前的几个得力干将开始出卖公司的情报。这些我不怕，我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以后可以追回或起诉。我生意上的竞争对手派人来试探我，我也乐得装个糊涂。但要命的是，许多生意伙伴也纷纷背离了我，这可是釜底抽薪，一下子让我四面楚歌。我的生意一落千丈。不过我也忽然想开了，我老婆不是想得到我的财产么，那好，我就让她知道会有什么在等着她。她以为她会抓到一头大象呢，她伸出手，慢慢靠近，再猛然一扑，可抓到的不是大象而是一只老鼠，那多有意思(也许她刚开始还不信，以为手里的老鼠不过是大象的尾巴呢)。再说，没有了钱，她也就不会那么出手阔绰、频繁地把我送到精神病院来了。

现在我知道，她是一定要把我送到这里来的。也许不是为了钱，或是怕我在外面搞女人，而是因为我这个人在她眼里完全是多余的。可是，她怎么会视我为多余呢?我猜想，她的这个计划肯定很深，很长，说不定她为此精心准备、策划了好多年。可是，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说实话，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她的目的。或许，她的目的就是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你看，我绕来绕去的，把自己都绕糊涂了。由于服用了大量药物，我的胃出血了，全身疼痛，酸软，经常头疼，睡眠不好。意识也有些不清楚了。我怀疑，这样下去，我迟早会真的被他们折磨成精神病的，那我老婆的目的就达到了，她可以永远把我关在这里了。因此，在我被医院完全变疯前，我要反抗。

我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既然我呆在一口深不可测的井边，迟早有一天，我会掉进里面去的，现在逃跑还来得及。我向法院起诉，提出了离婚。她果然对法官说我有精神病，这样问题就复杂起来，法院必须先鉴定我是否有精神病，而法院的鉴定又是以我先前的病史为基础的，经我多方奔走活动，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才作出结论，说我目前没有精神病，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以前或以后有没有并不知道。他们说，有一种精神病是间歇性的。我申请他们鉴定我以前病历的真伪，可他们以那份病历作为依据，驳回了我的申诉，你看事情就是这样古怪。就像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个人向上级主管部门举报自己所在的单位，可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在举报材料上批了个字，说，请原单位处理。这不太可怕了吗?不但没解决问题，还把举报人给暴露了，让他没完没了地遭受打击。我的离婚的想法被暴露后，我老婆对我的折磨果然变本加厉了。我和她之间最后的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也被撕掉了。总之她已经和我不共戴天，再也不肯跟我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了，不但如此，她还要把我送到这里，好独占那幢大房子。

来，倒点水给我。谢谢。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胸口憋闷，喘不过气来。开始我以为仅仅是一条疯狗在后面追我，想咬我，现在我才发现，不是狗在追赶我，而是我早已置身于它黑暗的肚子里面了，它的胃液正在慢慢地把我消化。我无处可逃，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变得坚硬一些，难消化一些。

可以说，第三次进精神病院，完全是我自愿的。我想，既然逃不出去，就不妨跟他们玩玩游戏。我开始故意折磨她，真的装出发疯的样子来吓她。我到她单位上大吵大闹，说她在外面有别的男人。我故意跟踪她。我故意在她来月经的时候强行跟她做爱。你知道，她是一个医生，当初，她正是利用自己当医生的便利条件和专业知识，伪造了我的病历，还捏造了我患有精神病的事实，然后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意激怒我，让别人觉得我真的有精神病。医生都很注意卫生，现在我这样做，简直比拿刀杀她还让她难受。有一天晚上，我打了一个花脸偷偷站在她房门口，她半夜小解时吓了一跳。果然，她又给精神病院打电话。唯一让我想不通的是，这个电话似乎打迟了一些，按道理，她早就该打了。不过我也不愿想那么多了。总之，这次我是十分乐意进精神医院的。除了她，我还要和那帮医生开开玩笑。我偷偷在衣服里藏了一把早已准备好的小锯条。我想，有了它，我在精神病院里的生活就变得有乐趣了。我要求单独住一间病房。我很“乖”。只要我“听话”，我老婆也舍得花钱。前两次，医生跟警察差不多，这次也好多了，即使是警察，也是维和警察了。我的积极表现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但等医生和护士离开病房，我就开始行动了。我用锯条悄悄锯着窗子上的钢筋，每天锯一点点，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些描述革命者越狱的连环画一样。这种在地下的感觉让我觉得很过瘾。锯好后，我又把毛巾晾在那里，把它遮住。我早已观察好了，只要我把钢筋锯开，就可以趁门卫不备从那里逃出去。每天还有人不断地被送进来。只要听到那些叫声，就知道又有人被送进来了。有一个老头子，骂骂咧咧的，他的几个儿子和女儿为了占他的房子，居然把他送到这里来了。还有一个人，因认为自己的小孩不聪明，就把小孩掐死了。所以，这里的怪事最多了，呆的时间长了就会觉得很好玩。每天清早，病房对面的食堂里会传来电动机的响声，我知道那是食堂在抽水，把自来水抽到屋顶上的水塔里去，这是我最欢迎的时刻，我闻鸡起舞赶快行动，这时锯窗子的声音大一点也不要紧。有时候，我还故意跟医生或护士捉捉迷藏，听到他们开门，我就躲到门背后或钻到床底下，刚开始，他们被吓坏了，以为我逃跑了。被他们找到，我就笑嘻嘻地举着手爬出来。他们也笑了起来。我为他们增添了乐趣。虽然后来他们一进门就会到门背后或床底下找我(总有一天，他们会扑空的)，但我还是继续把这个游戏玩下去。可惜我不会飞檐走壁，不然我真的爬到天花板上去，他们大概怎么也想不到我爬到天花板上去了。每过一天，我就在门后悄悄刻上一划，一个正字有了，又一个正字有了，那时我住3号房，不信你可以到那里去看看，保证那些字还在。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刻到十三个正字还差一横的时候(它像一个倒着的“止”字，这是在暗示我停止“刻字”，可以迈开脚步逃跑了)，需要锯开的地方，都被我锯好了。这段时间，即使我老婆像以前那样到医院里来表演，我也故意不配合她，显得很烦躁，让她暗暗高兴。有一次，我甚至还甩了她一个耳光。虽然我为此又挨了一次电击。

我从那里逃了出来。我没有回家。我从弟弟那里拿了钱，在外面租房子住。我的游戏并没有完，它还在继续。我知道，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找到我，把我重新抓回去的。在那段难得的自由时光里，我随时都在等待他们的到来，准备着他们破门而入。只有这样，我才占了主动。因此我每次出门前都要在桌上留一张字条，说我去了某某地方，叫他们在这里等我，我大概有多久就会回来。我还写了日记。我把日记也放在桌子上，上面写我每天做了什么，从外面回来，我就赶快把刚才的经历写了上去。我不能再让他们玩弄我于股掌之上，恰恰相反，我要牵着他们的鼻子走。

不出所料，大概半个月后，我哼着歌曲从外面回来，刚推门进去(其实我知道他们已经躲在门背后，我看到门锁已被破坏，但我并没有转身就跑)，他们就扭住了我。我最开心的，是他们相信我，真的在屋子里等我。他们相信我的话，这不说明我没有精神病么?所以在临出门的时候，我对他们说，请你们别急，让我把日记写完。可这些人素质太差了，居然连这一点小小的要求，都没有答应。我记得以前看外国电影，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警方在追捕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正在和一个女人成其好事，那警方会很有耐心地等他把事做完。这些人怎么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呢?太让我失望了。

俗话说，事不过三，我已经跑了三回，现在累了，要休息一段时间再跟他们玩。现在我呆在这里真的很开心，你看，那个护士小姐的小腿多迷人啊，还有她的胸部。跟你说，我老婆也有这样迷人的小腿和高耸的胸部。奇怪，如果把她们当作我老婆，我就一点也不害怕了。

对了，还忘了告诉你我的名字，我叫刘幸福，我老婆叫陶彩铃。

十一

他对刘幸福说，你猜我刚才去了哪里?告诉你，我刚才回家了，可是到了家门口，我才发现我没有钥匙。这样我就上不了楼。我躲在楼道外面等。等里面的人出来或外面的人进去。我等啊等。我很冷。我往外走了几步，想看看我家的灯光，随着仰望角度的减小，我还真的看到我家的灯光了。我一看就知道，那灯光非我们家莫属。那盏××牌吊灯还是我从灯具店买来亲手装上去的。我恨不得沿水管爬上去看看妻子和女儿在干什么。不用说，妻子还在为我的事情奔波。她是不是已经变老了?那天，我终于看到了她。我像个孩子似的哭了。她说她正在找律师起诉我们单位和医院，我叫她别起诉了，把我放出去就行了。她说，不起诉医院怎么会放你出去呢?我说，法院判这个官司，还是得以医院的精神鉴定作依据，可医院会出具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么?只要有人给你做精神鉴定，多少都会鉴定点精神病出来，就好像一个人只要有身体，那么他的身体多少会有些问题，没有大的问题，也会有小的问题，比如牙疼、皮炎什么的，同样的道理，只要你有精神意识，他们就会说你有精神病，会说你有焦虑、狂躁、抑郁或强迫倾向，你越反抗，你的症状就越明显。她说，那怎么办，难道你要让他们关你一辈子么?我说，我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看得出来，她对我很失望。她想不到我这么快就放弃了抗争。我还想说点什么，可我的意识忽然一片模糊。我要说的话，全部沉陷到那模糊中去了，就像一艘轮船在阴暗冰冷的大西洋上失踪。我冷漠地转过头，朝病房里走去。我忽然头痛欲裂，不想跟她说话了。等我的头痛好了一点点，清醒过来的时候再去找她，她已经走了。我趴在铁格子上。有个人手里拿着什么向我走来，我很害怕，马上松了手。

我多么想看到我女儿啊。我后悔买房子时，把楼层买高了。我喜欢住在高一点的地方。爬楼我不怕。我怕潮湿，吵闹，和邻里纠缠不清。我想，楼层越高，这些就会越少。可我没想到，这样我想看到女儿就几乎不可能了。我这不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我只好又回到楼道口这边来。当初，忽然住进楼道口有防盗门的房子，我们不禁受宠若惊，以为从此固若金汤万无一失了。我等啊等。都说等待时，时间是最漫长的。本来，时间就是人类杜撰出来的。哪里有什么时间呢?它在哪里?你拿给我看看。自从有了时间，人就被自己逼疯了。时间就像作文本上的格子，人一定要把自己写到格子里去才安心。

终于，我听到楼道里有了动静。我激动起来，我想我马上可以回家了。想到家，我的眼泪马上流了下来。我蹲在那里，等他们下楼来开门。我听出来那是一男一女。可他们挨挨擦擦的，很久都没有下来，偶尔还听到他们在拥抱和叭叭地接吻。他们拥抱的时候，涤纶衣服发出了摩擦的呼啸声。我往旁边躲了躲。看见人家的私生活总是不好意思的。好半天，他们才到铁门边。那个女人高跟鞋的橐橐声让我的心忽然提了起来。果然，我听到她说：女儿在我爸那边，马上要被送回来，下次你来早一点，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多呆一会儿了。

我一听惊呆了，你知道了吧，那正是我妻子……

十二

护理区的病人似乎多起来了。据说，有十多个人本来是可以出去的，但他们的家属或单位却没有来接。有的已经呆了一年多了。这个问题弄得医院焦头烂额。跟家属联系，家属说，家里正在搬迁，没多余的房子给他们住。跟单位打电话，单位说没钱，或者说那个人已经被除了名，不是单位上的人了。还有的干脆说单位已经倒闭了。

医院里出现了奇怪的混乱局面。有时候，护士几乎分不清哪些是已经痊愈的病人，哪些病人还需要继续治疗。而且他们还在不断地互相转换，一会儿，这个人症状平稳，但马上又变得狂躁不安了。病人像被炒剩饭一样炒来炒去。

因为种种原因，院长决定提前退休。接替他的是涂荣广。

涂荣广担任院长后，雷厉风行，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创新。护理区的病房，由原来的三十多间，扩展到现在的五十多间。他的神经疗法还在准备当中。理论上的，技术上的。一旦条件成熟，他就要试验实施了。他仔细研究了禹漱敏的病历，又看了他的脑部扫描图，准备到时候让他先试一试。

禹漱敏经常坐在那里自言自语：你是否与人疏远、对亲人怀有敌意，常因小事痛苦流泪或无故高兴?是否孤独敏感，常沉迷于脱离现实的幻想中，自语，自笑或无端恐惧?我没病，别碰我!你们滚远点!我不是生气。我没有生气。我没有狂躁。我知道，一狂躁你们又要电击，打镇静剂。我没有狂躁。我感叹号都没有用一个。你看到我的感叹号了?它在哪里，你们捉来让我看看。我说了，我没病。不，我说没病你们就会说我有病，那我还是说有病，我有病，总行了吧?他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把手指伸进喉咙。剧烈的生理反射使得喉咙弹跳起来。他在那里干呕着。没多久，他就要重复一下这个动作。他的指头湿漉漉的。

刘幸福说，哎，快来看，刚才过去的那个女人好像是我老婆，是不是他们把她也抓进来了?

禹漱敏说，你老婆肯定是来救你出去的。

刘幸福说，不要，我不要，把我救出去，她和我又要没完没了地吵架。

禹漱敏说，那你快躲起来。

刘幸福就躲了起来。

他们吱吱笑着，在窗下抱作一团，滚到了一块。

这天，走廊里好多人在走动。又来了一个病人。禹漱敏把头伸出去一望，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他想了一会儿，忽然窜到新来的病人面前，握住他的手，亲热地说，主任，你也来了?!

十三

×年×月×日，一位叫谭霞成的市民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把××精神病院和省××局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对其丈夫禹漱敏重新作精神鉴定，判定两被告侵权并赔偿精神损失人民币一元整。经谭霞成多方奔走和必要的疏通后，法院委托××精神病院对禹漱敏重新作了精神鉴定，结论是禹漱敏患有偏执性精神病未治愈。但原告的代理律师认为，××精神病院本来就是本案的被告之一，又作有关本案的关键性鉴定，显然违反了法律程序。正在这时，主审法官的手机响了，他接了一个电话，再继续审理此案。犹豫片刻，他认为原告代理律师的反驳有效。法官最终裁决，××精神病院立即放人，禹漱敏原所在单位当初送治手续不完整，应立即恢复其名誉和工作，安排其正常上班。

×月×日，禹漱敏从精神病院回到了家里。

原载《红岩》2008年第2期

原刊责编 越儿

本刊责编 关圣力

陈然，男，1968年生，江西湖口人。已发表中短篇小说二百多万字。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幸福的轮子》（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长篇小说《2003年的日常生活》等。作品多次被转载并入选多种年选。现供职于江西省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本刊曾选发其中篇小说《晕眩》。

创作谈：自救之途

陈然

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怀疑自己得了精神病。

我知道，这种病，在很多作家身上都存在过。甚至有统计数据表明，绝大多数作家都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某种精神疾病倾向。

当然，我的苦恼是“一地鸡毛”式的，不值一提。然而，这些“鸡毛”足可以令人窒息。

的确是悲哀。

我在精神病院门口徘徊。那里特别的肃静。巷道两旁没有任何人间烟火，像是这座城市的盲肠。正常的世界在对它严阵以待。

什么？正常？是啊，当一个人拥有了这种疾病，便会被称为“不正常”。

那么，什么是正常呢？这个标准掌握在谁手里？有人会说，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它代表着大多数人的观点。问题是，既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又怎能保证它有资格代表大多数人？即使他们能代表，但又假如他们和大多数人一道都处在失控状态，那么到底谁又是不正常的一方呢？

这样的悖论大概只有上帝说得清楚（我曾经呆过的一个地方，老领导每次都要颤巍巍地把校样上有关“上帝”、“教堂”等字眼删去，以显示自己的纯洁）。我想说的是，作家既然是精神产品的创造者，精神出点问题也是很“正常”的，常在河边走啊。对于他们来说，精神永远是他们的前线，是炮火首先落下的地方。

与精神疾病相关的表述里，有这么一条：如果你怀疑自己有精神病，你就不是；如果你不承认，那你很可能就是了。

看到这里，我吓出一身冷汗。我赶紧逃离了精神病院。我想，如果有人把我抓住，问我是不是精神病，我该怎么回答呢？如果有人强行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我怎么辩白得了呢？因为“真理”掌握在他们手中。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因为文学，我们受伤，可也因为文学，我们的伤口得到了舔治。”所以我庆幸自己手里有一支笔，它完全可以是我自己的。即使启蒙成了神话，拯救也越来越逍遥，但文学至少可以让我自救。

回头看看最近写的东西，竟然大部分与精神疾病有关。如果我是一个战地记者，首先奔赴的，肯定是前线。看到了伤员，疗救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搽清凉油（也叫万金油），以清凉的感觉（其实据说它既明亮又温暖）来掩盖疼痛；一种是毫不犹豫地揭开伤口，找到里面的弹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