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浩然相识

孟广臣

浩然先生走了，尽管他卧床已有五六年之久，且不醒人事，但听到他逝世消息之后，仍然彻夜未眠。悲痛之余，许多往事便在脑子里一件件浮现出来。

一、一个不脱离群众的作家

我和浩然同志是在“文革”后期北京市召开的第一次创作会上相识的，至今算来已有三十多个年头了。浩然同志是个著作等身的大作家，我在农村基层工作，也喜欢写点东西，充其量是个业余作者，然而我俩却一见如故。在三十多年的交往中，我深深认识到浩然同志是一位不同于一般作家的作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脱离群众，始终与群众保持着血与肉的感情。他一生的愿望是：写农民，为农民而写。为了与农民保持联系，晚年他把家安在了河北三河市。他不愿长期居住在大城市有两个原因：一是离开了群众也就离开了生活源泉，没了生活源泉艺术就要枯竭。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心静，不使那些烦人的人际关系干扰他的创作情绪。正是因为他选择了与农村接近的小城镇定居，所以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晚年又出现了一个高峰，《苍生》可以算是他晚年的代表作。紧接着又写出《乐土》《源泉》《圆梦》三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截至到现在，他已经发表出版了1000多万字的东西。其中《艳阳天》被香港亚洲洲刊评为世界百部经典著作。一个生于农民家庭，童年时期又没有多读过书的人，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全靠自己的努力，被人喻为中国的高尔基，一点也不过分。

二、和浩然同志在一起的日子

1972年北京市农村组要求每县搞一篇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搞出来后要出版，便留下几个人编辑这本报告文学集。记得留下来的有胡里棠、张守仁、理由、陈祖芬，加上我一共五个人。那年秋天，浩然同志也到兴隆街51号来了，他不是搞报告文学的，是写第二部《金光大道》，在出版社住的就我们两个人，他住一个屋，我住一个屋。每天我们去街道里一个食堂吃饭，吃过饭一起出去遛弯。晚上有时他到我屋里，有时我到他屋里，我们一起呆了一个冬天，一个春天，一个夏天。这段时间里，我每写一篇小说，都拿给他看，听取他的意见。我的字不好看，也不好认，他说我的字像踏扁了的弹簧。尽管我的字不好认，他还是很认真地给看，看完了就谈他的意见。除看稿外，在互相交谈中，我知道了他是怎样努力学习文化的，又是怎样从一次次失败走向成功的，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更多的是他的精神、毅力。

浩然同志很关心我的创作，他总说我不往出喷，他认定我是有生活的，他希望我启开闸门，改变这种半死不活的状况。可我天生的太笨，写个千八百字的东西也需要一两天的时间，上句写不好，下句就写不下去。我对他说：“我不是不想喷，是喷不出来。只能是挤牙膏式的一点点往出挤。”浩然同志对我这种“挤牙膏”式的创作也很无奈。

三、躲江青

1975年夏，浩然同志从北京跑到延庆，他让我找个偏僻清净的地方，他说他要写点东西。通过当时县文化局局长贺武德，联系了山区大庄科村，这是个公社所在地。浩然同志住在公社卫生所后院的一排闲房子里，我住在公社教委腾出的一间宿舍。吃饭是在公社食堂，自己买饭票。后来闲谈时，我才知道，他来山里不单纯是为了写东西，主要是为躲江青。因为我们熟了，知心，他才敢说实话。他说江青这个同志太可怕了，总是召见他，每次召见他，还总是让跟她挨坐在一起。浩然怀着对毛主席的热爱，不愿意和这种人贴得太近。江青越是亲近他，他内心里越是有一种恐惧感。江青问他：浩然同志，你有什么要求吗?浩然知道江青有意要把他拉到政界里去，但是他不愿意做官，所以他坚定地回答说：我旁的要求没有，只要求领导给我一点时间，为人民多写点东西。

假若浩然同志是个官迷，跟江青提出自己的要求，弄个文化部长当当还是很容易的。可是如果当了部长，跟江青在一起的机会多了，到时候会有好多事说不清楚。不求当官，一心一意地当好人民的作家，这是浩然同志的明智之举。事后有好多熟悉他的同志无不赞扬他这种不为高官所动心的高贵品质。

那时候他家里打电话找他，先打到公社，公社转到教委会，我接了再去找他。不知怎么，报界他的一些好友也知道了他在大庄科，也打电话找他。接了几次，可能是他怕躲藏的地方被江青知道，便对我说：以后再有人来电话找我，你就说我不在这儿了，去哪儿了不知道。我照他说的回过几次电话，可是后来他的报界朋友竟直接找到大庄科来了。浩然觉得这个地方也不保险了，由县文化局局长贺武德联系就去了张家口、张北、康保，陪他一起去的有贺武德、刘国春和我。张北有个桦皮岭，当地有一首歌谣：天下十三省，冷不过桦皮岭。我们去的时候正是七月中旬，是去桦皮岭最好的季节。张北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想让浩然同志去那里玩一玩，浩然同意，于是我们坐上车就去了桦皮岭。坡很缓，车一直开到山顶，山上绿草如茵，山花烂漫，极目望去，空旷辽阔。那天浩然同志兴致很高。在这里可以放枪，县领导们放了几枪之后，便把手枪交给浩然，浩然一脚踩着岩石，很内行地放了两枪，枪声在辽阔空旷的草原上久久回荡。他扇披着袄，很有点八路军区干部的风度。

我们从康保又回到张北时，不知怎么，都患了红眼病，浩然和他的儿子秋川住进了张家口医院，边治疗，边继续躲江青。我们其他人都回了延庆。

四、都是种地的

浩然同志没有大作家的架子，他和任何一个业余作者都是平等相处。1995年我的一位朋友写了我的一篇文章，文章写好后，未经我看一遍，就寄到一家报社发表了。这位朋友在他写的那篇文章里有一句话把我和浩然、刘绍棠相提并论了，我看了以后，深感不安。

人贵有自知之明，浩然和刘绍棠都是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而我充其量也不过是工作在基层的业余作者，怎么能够和他们相比呢!为说明情况，我分别给浩然和刘绍棠写了信。两位同志很快就给我写了回信。绍棠的信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不必介意。浩然同志的信说：我们本来就是同时代的人，都是种地的，产量多的是农民，产量低的也是农民。你数十年扎根在火热的生活之中，勤勤恳恳，规规矩矩地写出大量鼓舞人的好作品，你付出的心血，对事业起到的作用并不比我们少和差，只是你不会自我吹嘘和推销，因而你不曾得到你应该得到的荣誉和地位，这本来是不公平的，文章作者说了句公道话，何必为此不安呢!

无论是作品的质量和数量，我和浩然同志比都有天壤之别，但是浩然同志平等对待朋友的态度，始终让我非常钦佩。我和浩然同志相识三十多年了，之所以保持着友情，恐怕与他的人品有很大的关系吧。

五、浩然和柳青

宋代邓牧有两句话说得好：“善誉人之人誉之，善毁人之人毁之。”我和浩然同志在闲谈的时候，从来听不到他贬过哪一位作家的作品，倒是常听他赞誉别人的作品。他最赞叹不止的是柳青的《创业史》。他在没有写《艳阳天》之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这辈子能达到《创业史》的水平就知足了。他的三部长篇巨著《艳阳天》问世之后，再谈到《创业史》，他仍是赞叹不止，他说：“如果《创业史》是一口井，我的艳阳天只能算是一条河而已。”

浩然同志赞赏柳青的作品，当然也更敬佩这位扎根农村，创作实力雄厚的老作家。十年动乱期间，这位老作家来北京看病，浩然知道了，就去看他。到了医院，见柳青同志在走廊里躺着，说医院里没床，不收住院。浩然同志很是辛酸，说这么大的一个作家，千里迢迢来北京看病，竟没人管，这怎么行呢!他对柳青说：“不行你就去找周总理吧！”陪同柳青来的同志在浩然同志的帮助下，给国务院打了电话，接电话的同志竟不知柳青是什么人。经过解释才报告了总理，周总理是很关心作家的，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柳青同志才得以住院治疗。

浩然同志之所以赢得很多人的心，主要是他尊重别人，而且也热心帮助别人。粉碎“四人帮”后，他在政治上处于低谷的时候，京郊好多业余作者都去他家里看他，安慰他。感情这种东西是用感情换来的，你付出的是火，得到的是比火还热的东西；你付出的是冰，得到的是比冰还冷的东西。

六、浩然和他的老伴

自从我认识浩然，他爱人身体就不好，常闹毛病。他爱人比他大几岁，年轻时候没有出去工作。已故的《北京文学》编辑部主任周艳如同志对老杨很赏识，说老杨说话很有逻辑性，语言也丰富，如果年轻时候出去工作，一定是一个很称职的干部。老杨为照看孩子，就一直没出去工作。

老杨身体不好，孩子们又小，浩然同志就得担负起一定的家务，常常是一边带孩子一边写作，他的好多中短篇都是带着孩子写出来的。有客人来访，得赶紧把孩子的尿盆踢到床下，以免影响“市容”，怕给客人留下不雅的印象。

农村里有句俗话：破锅烟灶火，炕上躺着个病老婆。是说这几样都是怄心的事。浩然最怕他爱人有病，他说，他从外边回到家，如果见他爱人精神很好，他的心里就像晴朗的天空，格外高兴。如果他爱人在床上躺着，哼哼呀呀，他心里就像一连几日的连阴天，烦躁得使人透不过气来。

但是浩然对他的爱人始终一往情深，从来没有过更换夫人的想法。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有人到我家去，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好像我的夫人不配我似的。我一见那样的眼神心里就有气，我爱人怎么了，是贫下中农，有什么不好!”这是在有成分论年代里说的，说明他和他爱人，不仅有爱情，还有阶级情。

浩然同志还告诉我一件事，听着也怪逗人的。这是前几年的事，浩然的夫人老杨总是有病，浩然同志创作任务又很繁重，当时在北京文联工作的姚欣同志跟他开玩笑说：“我给你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找一个女秘书，连给你抄稿件，带料理你的生活。”谁想这话后来让老杨知道了，老杨对这件事总是耿耿于怀，好几天都不理浩然，出来进去总是磨叨这一句话：“还想找个女秘书!”浩然又跟她解释不清，真是哭笑不得。

浩然同志和老伴始终相依为命。浩然同志每次外出参加活动，一般都是当天返回，他不放心他的老伴。

七、应了人家的事，怎能不去呢

1998年，平北抗战纪念馆想存点资料，即采访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干部、老农民，把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事迹、故事抢救出来(因为这部分人大多都已七八十岁了)，编成书，作为爱国主义的教材，教育后代。纪念馆馆长高德强同志找到我，我觉得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便欣然答应了。

这个工作上马后，我们召开了两次会，第二次会我打电话给浩然，特邀他参加，因为准备让他为此书写序。浩然同志没有推辞。那次来，我见他精神很好，虽然说话语言有些障碍，但四肢活动自如。这对于一个患过脑血栓，而且又重犯过一次的人来说，恢复得总算不错了。第二年我们编的这本《海坨风云》出版了第一本，8月15日即抗日战争胜利54周年的日子，平北抗战纪念馆准备召开一次抗日战争胜利座谈会暨《海坨风云》研讨会。我又打电话请浩然同志来参加。谁想在来的头天晚上他突然感到左胳膊半截麻木，这显然是血栓的症状。第二天，他老伴，还有三河市文联秘书长王保森同志都不主张他来延庆参加会议，说给他们挂个电话，就说病了，不能参加会议了。浩然同志说：“没事的，只是半只胳膊麻木，别处也没什么反应，去吧，答应了人家的事怎能不去呢。”他还是坚持来参加了我们的会。不过这次来，大家都感到他的精神远不如去年来的那次好，大家自然也都被他带病参加会议的精神所感动。京郊日报副刊部主任刘晓川同志、文艺评论家吴涛同志都在会上对他的人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浩然同志带病参加会议，使我想起另外一件感动我的事。那是1996年，我们县在城南建造了一个人工湖，为了提高湖的知名度，需要请些名人签字，我便领着县水利局的同志到三河市请浩然签字。那时候浩然住在三河市招待所里院小平房里，我们进了屋，浩然的爱人老杨在客厅里站着，老杨认识我，知道我是找浩然，她说：“浩然病了，大夫让他绝对卧床休息。”我还以为是住进了医院呢，正要问，就听里屋(浩然的写作室兼卧室)浩然问：“是老孟吗?进来吧。”于是我赶紧推门进去。浩然同志在床上躺着，他告诉了我他的病情：血压高，头晕，动一动就全身出汗。我说你一定要听大夫的话，好好卧床休息。浩然说：“你让我写的那幅字在外屋搁着，那幅字写了好几次，总是不遂心，好不容易有一幅字写得自己满意些，写好之后一看，短一个字，只好又重写。”那幅字是给水利局办名人字画展览用的，事先在电话上联系好了的。还有个折子需要他当下写两句话，签个字。我跟他说明了这个来意，让他躺着随便写两句话就行。可浩然同志非要起来写，我说大夫让你静卧，还是别起来吧。他说：“没事。”说着就挣扎着起来，走路腿都直打颤。我扶着他坐在写字台前，他用钢笔工工正正地写了两句话，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我又扶他躺在床上。就这一个过程，他出了通身的汗。我深感不安了。跟我一起来的一位水利局的同志也深受感动，说：“浩然同志太好了，病成那样，还挣扎着起来给签字。”

八、君子之交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是浩然同志帮我出的，并亲自写了序言。第三部小说集还是他给作的序。有人问我：浩然帮你出小说集，你给他送过多少礼?我回答说：“一分钱的礼没送过，一顿饭也没请过，一杯水也没喝过。”那人觉得不可思议。

当今社会，求人办事，请客送礼已成了一种时尚，不光政界、商界，就连过去一直被称之为净土的军界，教育界也都兴起了这种不正之风，此风在政法界表现得尤为严重。当然，文学界也不是真空，有人为了发稿子，请客送礼的现象也有。但文学毕竟是一种高雅层次的事业，从事文学事业的编辑、作家，他们和业余作者的交往就绝大多数而言还是纯净的。在我接触的编辑中如田藏身、王保春、李风翔、刘晓川，还有已故的周艳茹、赵尊党等，都没有喝过我一口水，却都给我发过不少稿子。著名作家浩然、刘恒，都帮我出过小说集子，他们也都没有吃过我一顿饭，但我们确确实实都是互有好感的朋友。唐朝大诗人李白在《赠友人》一诗中有这样两句：“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我和浩然同志是这样，和刘恒同志是这样，和文学界很多相识的朋友都是这样。愿天下所有的朋友都是这样。

浩然同志走了，浩然是位好同志，他的心紧紧贴着农民的心，他的脉搏始终连着农民的脉搏。他的笔，一生都在为农民而写。他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但从不把自己摆在一个高高的位置上。他是一位专业作家，却把培养业余作者视为己任。他知道，满足农民的文化需要，光靠几个专业作家是不够的，必须培养大批的业余作家，为此，他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文艺绿化工程”。没有一个大的视野，大的思想境界，是很难做到的。浩然同志的逝世，虽然对乡土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他给我们留下的作品和“文艺绿化”精神，却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浩然同志，你的老朋友在这里给你送行了，请你走好。

责任编辑 黑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