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写诗证实了我的自由意志

李斌：你是从何时开始写诗的？为什么在众多表达方式里选择了诗歌？

甫跃成：这个要看以什么作为标准了。如果分了行就算诗，那得追溯到连现代诗都没怎么见过的初中作文课上。如果以拿出来给别人看不觉得难为情作为标准，那大约开始于2005年。

许多想法或事情，我觉得有必要记录下来，不记录太可惜了。诗歌在我这儿，并不是那么神圣，就是一个工具。凑巧的是，它正好是我唯一比较顺手的工具。侠客们有使刀的，使剑的；就记录方式而言，我是使用诗歌的。使什么不重要，学艺精了，都能成高手。

李斌：你的生活经历对你的诗歌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甫跃成：一个一直走运的人和一个一直不走运的人，面对同一件事情，看法大概是会不一样的。如果他们碰巧都写诗，我相信他们写的也应该是不一样的诗。我的生活经历肯定对我的诗歌写作有影响，但具体是何种影响，我自己未必能够察觉到。

我不喜欢过于唯美的、抒情的、理想化的和不食人间烟火的诗歌，也不确定这是否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毕竟我的生活不是我喜欢的诗歌那样，也不认为生活应当成为那个样子。当然，我也试着跳出自己的思维局限，努力反思自己为什么对于一件事情会这么想或这么做；同时，也去努力理解别人为什么会那么想或那么做。

李斌：你认为阅读与写作是什么关系？

甫跃成：人类的知识、学问和思想绝大多数都以书籍为载体。一个不阅读的人，他的认知水平和价值观大概率来源于他周围的熟人、同事或七大姑八大姨，再不然就是电影、电视和网络资讯。在我看来，阅读几乎是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深度认知的唯一手段。

一个写作者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借着荷尔蒙的冲劲儿有一段“才华横溢”的表现期；没有继续阅读的习惯，其学养的不足就会显现，这个阶段过了之后可能就写不下去了，如果要硬写下去，也往往是自我重复。每年在诗歌圈子里都会冒出几颗新星，但昙花一现的几乎占了多数，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我不能说昙花一现的根源都是学养不够，但至少可以说青春期的冲劲儿确实不能支持他们太久。

如果把年轻时靠文学才华的写作称为“早期风格”，成熟后靠扎实的学养展示出更高的文学才华的写作称为“晚期风格”，我觉得正是“晚期风格”撑起了人类文学的高度。“早期风格”美则美矣，至于高度大约不怎么能谈得上，而“晚期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大量深入的阅读。

李斌：你认为你的诗歌写作是一以贯之还是经过了什么样的变化？

甫跃成：上学那会儿，我觉得形式很重要，怎么表达也很重要。因为从古至今，诗歌的主题不外乎那些，主题都定了，剩下的不过是形式和表达的问题。因此，形式和表达不重要，那还有什么是重要的呢？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发现“主题不外乎那些”的说法本身就欠妥。比如六朝诗人和中唐诗人的主题就大不相同，诗人甲也许永远处理不了诗人乙的主题，而诗人丙的主题则可能是开创性的。不同时代的诗人和不同风格的诗人不仅是在相同的内容下比形式，更是将内容本身作为比拼的对象。由于认知上的变化，落实到我的写作中也自觉地有了相应的变化。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也许在旁人眼里，那就是毫无改变。

我现在觉得，一个写作者要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突破自我，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孙悟空再怎么七十二变，终究还是那只猴子。人可能一辈子也跳不出自己的“小牢笼”，但不管怎么说，努力尝试往外跳一跳总是好的。

李斌：诗歌在你人生中占什么样的位置？

甫跃成：我前面说过，我是使用诗歌的。诗歌在我这儿占的位置，类似于刀在刀客的人生中所占的位置。刀客未必日日耍刀，但是刀客之所以为刀客，则全是刀的缘故。

诗歌创作在我的生活中占比不大，但是它给了我一个身份。父母给了我儿子的身份，女儿给了我父亲的身份，单位给了我员工的身份……人的一生中，身份不可或缺，然而正因不可或缺，反倒时常被人忽略。这个时候，诗歌给我的身份就被凸显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成了我唯一值得一提的身份。

我写诗，这件事可有可无，并不是非做不可。正是写诗这件事可有可无，所以它不僅证实了我的自由意志，也让我显得不那么浑浑噩噩。

李斌：你喜欢什么样的诗歌？你认为什么样的诗是好诗？

甫跃成：我喜欢的诗歌各式各样，很难说它们可以归入某个共同的大类；如果一定要概括一下，能让我记住的诗都是好诗，我都喜欢。这是一个听起来不高、实际上很高的标准，那些没有鲜活内容和自身创见的诗，都会被历史淘汰。

李斌：在写作和阅读中令你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令你最愉悦的事是什么？

甫跃成：阅读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个层面，一种是思想层面受到的冲击；另一种，则来自表达层面。思想层面的好理解，对于表达层面来说就是我觉得很难说清楚的事情，别人三两下就说清楚了，而且历历如绘，宛在目前。比如“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能抓住细节己属不易，能用一句话描摹出穷形尽相更难得。又比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我没在广阔的水面上看过日出，但这句诗让我仿佛亲眼见到了一般。再比如“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等这些在中小学时背过的诗句，因太过熟悉，往往不太关注；仔细琢磨后，真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过去的诗人居然把许多难以说清楚的事情给说清楚了。

我在每次下笔前，要写什么心里早就有想法了，写作不过是把想法落实为文字的过程。可惜多数时候，落实为文字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要么想了十分，只写得出七分；要么想的是正北，写出来却成了西偏北。如果某首诗写出了所想的正北，我能为此兴奋大半天。

李斌：你对自己的诗歌写作有什么要求？

甫跃成：简单地说就一条，诗歌要有内核，把语言的外衣脱掉之后，还能剩下一些东西。具体说就是要先有想法后有诗，有事说事，没事闭嘴；千万不要像翻拍电视剧，把陈词滥调换成自己的话重说一遍。陈词滥调换一千个说法仍是陈词滥调，而扎实的内核才是一个诗人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就算包装得有些粗糙，但仍有希望为世界贡献一点儿新的东西。

李斌：你认为诗歌与其他文学或艺术门类有怎样的关系？

甫跃成：很难想象一个诗歌写得陈腐的人，小说可以写得先锋。某一文学或艺术行当的佼佼者换了别的行当，可能一时半会儿捡不起来，或者比较生疏；可一旦进入状态，我相信表现不会太差。这类似于武林高手，只要内功深厚，使用何种兵刃过招都有胜算；内功不行，即便手握倚天剑也白搭。我认为多数文学或艺术门类，都是作者思想的出口，以思想为枢纽，可以相互贯通起来。譬如表现主义，既有绘画的表现主义，也有文学的表现主义；绘画与文学的艺术门类不同，但是通过表现主义可以获得艺术的统一。

对诗人和作家进行跨艺术门类的观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比如鲁迅，不但小说和杂文写得好，学问也做得出色；王维的诗、画、音乐，无所不佳；李白传世的墨迹虽然罕见，但《上阳台帖》飞扬剽悍，与他的诗歌如出一辙；王羲之的书法《兰亭序》写得漂亮，作为文章的《兰亭集序》同样堪称佳作。很多大文人、大知识分子，当一个艺术门类容不下他们的才华时，就会外溢到别的艺术门类，在别的艺术门类中再次印证他们才华的优良质地。

李斌：你对以往的写作状态满意吗？什么样的状态会更令你满意？

甫跃成：不算满意，但还可以接受。我经常是写一段时间又停一段时间，长的时候停个一两年也曾有过。长期不写作，我会有一种焦虑感，但如果那段时间我一直保持着阅读，就会觉得时间也并没有浪费，焦虑感会减轻很多。

早些年我曾幻想找到一种批量生产诗歌的方式，就像习得一门技艺，一旦会了就越来越熟练，越来越轻松，想写多少就有多少，而且还能保证质量。事实上，我的想法又错了。每首诗歌都有其独特性，并不是对以往诗歌的简单重复；每新写一首，便是开始一份新的工作，即便上一首写得顺畅，也并不意味着这一首不会磕磕绊绊，半途而废。所以我总觉得自己是个新手，找不着“老师傅”的感觉。

我最满意的状态，就是把停下来的时间缩短一些，不至于连续几个月颗粒无收。

李斌：你的工作、生活状态与写诗有矛盾冲突吗？你是如何处理矛盾与冲突的？

甫跃成：我觉得最大的冲突是没有时间。我每天要工作，带孩子，做家务，忙完各种杂事一般就晚上十点多了。躺在床上想看会儿书，但一不小心就眯了过去，这一天就算过完了。我越来越理解为什么有些朋友和同事，在孩子长大了之后会空落落的，百无聊赖。因为带娃挤占了他们太多的时间，就算之前有什么兴趣爱好也差不多给挤没了，多年以后想重拾旧爱，已经很难。

其实这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毕竟现在的中年人都是这个状态。生活似乎本该如此，而我能做的就是像电影《千与千寻》里的小女孩，努力记住自己原本的名字，努力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读书，不要忘记写诗。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真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日子过得太舒坦了，少了跟外界的紧张感，反倒写不出来了呢？

李斌：你对诗歌写作有什么计划？你希望自己将来的诗歌写作往什么方向发展？

甫跃成：我不知道我将来的思考会有怎样的转变，也就无法计划将来会写怎样的诗歌。唯一的计划就是要坚持写作，别间断太久。

杜甫流传下来的诗有一千四百多首，李白有九百多首，王维有四百多首，李商隐有六百多首。一位诗人有几百首诗能留下來，完全足够支撑他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大诗人。如果我一生也创作几百首诗作，分摊到三十到五十年来写，其实也不用着急着每年写得太多，关键还是质量。

至于发展的方向，我希望还是能在内容上有所突破。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见到的，还是想到的，只要值得写，就放手去写；无论是什么主题，还是什么感悟，在内容上我都希望用诗歌清晰、准确、简洁地表达出来。（选自《星星·诗歌理论》2023年4期）